摘要：客厅的八仙桌上，瓜子花生堆成了小山，旁边泡好的毛峰茶叶已经换了三道水，却连一个茶杯都没被人端起过。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尴尬的、凝固的寂静，像一场下了三天三夜却没落下一滴雨的阴天。我妈在厨房和院子之间来回踱步，每走一趟，都重重地叹一口气，那叹息声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
这是我们回到安徽老家的第三天，也是我们三个，陈静、林琳、肖雨，彻底沦为全村笑柄的第三天。
客厅的八仙桌上，瓜子花生堆成了小山，旁边泡好的毛峰茶叶已经换了三道水，却连一个茶杯都没被人端起过。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尴尬的、凝固的寂静，像一场下了三天三夜却没落下一滴雨的阴天。我妈在厨房和院子之间来回踱步，每走一趟，都重重地叹一口气，那叹息声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刮着我的耳膜。
“静啊，要不……妈再去给你王婶打个电话？”我妈终于忍不住，搓着围裙，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抬起头，看着她布满焦虑的脸，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妈，别打了。王婶的电话估计都被打烂了，她真有心，早就上门了。”
坐在我对面的林琳，那个在幼儿园里能把一群小魔王哄得服服帖帖的姑娘，此刻正把一张纸巾揉成了咸菜干，眼圈红红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到底差在哪儿了？在合肥，好歹也是有正经工作，自己能养活自己的独立女性吧？怎么一回到这村里，就跟货架上过了期的罐头似的，连个问价的都没有？”
旁边一直沉默着玩手机的肖雨，一个在广告公司做设计的酷女孩，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不是罐头过期了，是这儿的买家，只买得起白菜萝卜。咱们这种包装精美、价格不菲的罐头，人家看一眼价签就走了。”
肖雨的话一针见血，却也扎得我们三个心口生疼。
事情要从半个月前说起。我们三个是发小，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后来又相约考到合肥读大学，毕业后都留在了那里。我做会计，林琳是幼师，肖雨是设计师。年近三十，我们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婚恋的僵局。在城市里，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人，谈过几场不咸不淡的恋爱，但总觉得缺点什么。父母们在电话里日复一日地催促，说大城市的女婿不靠谱，还是老家知根知底的好。
终于，在一次视频通话里，我妈激动地告诉我，村里好几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男孩都从外地回来了，准备在家乡发展。她说：“你们赶紧请个年假回来一趟，我托了八百遍王媒婆，让她给你们好好张罗张罗。你们三个条件这么好，回来还不是随便挑？”
于是，我们带着一种既荒诞又期待的心情，真的请了假，打包行李，回到了这个生养我们的皖南小村。我们以为，这会是一场热闹的、充满选择的相亲盛宴。我们甚至在回来的路上开玩笑，说要不要搞个打分制，看看谁能最先“脱单”。
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回来的第一天，家里门庭若市。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们都来看热闹，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个遍，嘴里啧啧称赞：“哎哟，还是大城市养人，瞧这皮肤，这身段！”“大学生就是不一样，有气质！”那架势，仿佛我们是什么稀世珍宝。我妈和林琳、肖雨的妈妈们，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光彩，热情地散着烟，分着糖。
我们三个被按在客厅里，像三件待售的商品，微笑着接受所有人的检阅。王媒婆也来了，她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对我们妈说：“嫂子你放心，你家闺女这条件，还有琳琳和小雨，我保管给你们找全村最出挑的小伙子！等着吧，明天开始，我这门槛都得被踏破了！”
我们信了。
第二天，太阳升起又落下，除了几只觅食的麻雀，王媒婆家的门槛连根毛都没掉。
第三天，也就是今天，依旧是死水一潭。
村子不大，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我们三个“城里姑娘”回村相亲，三天无人问津的事，已经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头号谈资。我甚至能想象到，那些大妈们聚在村口的大槐树下，一边择菜一边撇着嘴议论：“还大学生呢，有什么用？眼光高，没人要！”
那种无形的压力，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们困在家里，连出门散步的勇气都没有了。
“都怪我，都怪我……”我妈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抹眼泪，“是我把你们叫回来的，让你们跟着我一起丢人。我以为……我以为……”
我走过去，蹲下身，握住她粗糙的手，心里一阵发酸。我知道她以为的是什么。在她那一代人的观念里，女儿有文化、有工作、长得不差，就应该是婚恋市场上的“硬通货”。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时代变了，规则也变了。
“妈，不怪你。跟我们也没关系。”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理智，“这里面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林琳吸了吸鼻子，也站起来说：“对，阿姨，不怪你。我们自己也想回来看个究竟。现在这样，总得弄个明白吧？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人看扁了。”
肖雨收起手机，镜片后的眼睛闪着一丝锐利的光：“与其在这儿瞎猜，不如主动出击。我倒要看看，这村里的男人，是都成仙了，还是怎么了。”
我们三个对视一眼，一种久违的、属于少女时代的“同仇敌忾”油然而生。我们决定，不能再坐以待毙。
我们的第一个突破口，是我堂弟大伟。他比我小两岁，高中毕业后就在外面打工，去年也回了村里，在镇上的一个工厂上班。他为人老实，跟我关系一直不错。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约他晚上来家里吃饭。我妈一听，立马来了精神，风风火火地钻进厨房，杀鸡宰鱼，准备做一桌好菜。她大概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大伟能带来什么好消息，或者，他本人就是个潜在的“资源”。
晚上，大伟提着一箱牛奶准时到了。他看到我们三个，黝黑的脸上泛起一丝不自然的红色，局促地喊了声“静姐，琳琳姐，小雨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妈和我爸旁敲侧击地问了半天，大伟都只是憨憨地笑着，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就埋头猛吃。我爸妈被我们三个用眼神请回了房间看电视，客厅里只剩下我们四个人。
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
“大伟，跟姐说句实话，”我给他满上一杯啤酒，开门见山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王媒婆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是村里的小伙子们……都看不上我们？”
大伟端起酒杯，一口气喝了大半，然后重重地把杯子顿在桌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姐，你们可千万别误会。不是看不上，是……是不敢。”他挠了挠头，似乎在组织语言，“你们三个，在咱们村里，那都是天上的人物。大学生，在合肥有工作，一个月工资比我们一年挣得都多。谁敢高攀啊？”
“这算什么理由？”林琳忍不住插话，“我们又没说要找个多有钱的，谈得来不就行了吗？我们自己能挣钱，不需要男人养。”
大伟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满是无奈和现实的沧桑。“姐，你们不懂。在村里，结婚不是两个人谈得来就行。男人要是挣得没女人多，那是要被戳脊梁骨的，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再说了，结婚……那是要花钱的。”
他掰着手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现在村里娶个媳妇，彩礼起步价十八万八，这还不算三金。县城里必须有套房，哪怕是付个首付，也得三四十万。车子，再怎么差也得是十万左右的代步车。婚礼办下来，又是好几万。这一套下来，没有七八十万，连想都别想。”
我们三个都沉默了。这些数字，像一块块巨石，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在城市里生活，虽然知道老家的彩礼高，但从没想过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家这样的，我爸妈一辈子种地，能攒几个钱？我自己一个月工资四千块，不吃不喝，十年也攒不够一个首付。”大伟的声音低沉下去，“村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多的是。出去打工，看着风光，其实也剩不下几个钱。回来呢，工作不好找，工资也低。面对这天价的彩礼和房子，除了绝望，还能有啥？”
“所以……”肖雨冷静地问，“你们的选择就是，不结了？”
“不然呢？”大伟又灌了一口酒，眼睛有点红，“娶不起，干脆就不娶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挣点钱自己花花，打打游戏，看看直播，不也挺好？我们管这个叫‘躺平’。不是不想奋斗，是奋斗了也看不到希望，那还不如躺平了舒服。”
“躺平……”我咀嚼着这个词，心里五味杂陈。我一直以为，这是网络上一些年轻人的自嘲，没想到，它已经成为我们家乡这些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那王媒婆呢？”我追问，“她为什么不来？哪怕是来说明一下情况也好啊。”
“她敢来吗？”大伟冷笑一声，“前几年，她给村西头的二柱子说媒，女方家要了二十万彩礼，二柱子家砸锅卖铁凑够了。结果呢，那姑娘嫁过来不到半年，就嫌二柱子没本事，跟人跑了。二柱子家钱也没了，人也没了，他妈气得住了院。从那以后，王媒婆再也不敢接这种‘高难度’的活儿了。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城里人’，万一说成了，以后有点什么矛盾，人家姑娘拍拍屁股回城里了，这烂摊子谁收拾？媒婆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原来如此。
我们不是没人要，而是没人敢要。我们被高高地供在了一个名为“优秀”的神坛上，下面的人只敢仰望，不敢靠近。因为靠近的代价，是他们倾家荡产也付不起的。而我们自己，却傻傻地以为，只要我们愿意走下神坛，就能融入他们。
那一晚，大伟走了之后，我们三个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谁也没有说话。晚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也吹散了我们最后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愤怒吗？好像有一点。气那些男人的不争气，气这种用金钱衡量一切的恶俗风气。
我们委屈吗？当然有。我们努力读书，认真工作，把自己活成了闪闪发光的样子，却在家乡的婚恋市场上，被贴上了“娶不起”的标签，成了一个笑话。
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悲哀。我们看到了那些“躺平”男生背后的挣扎和无奈，也看到了像我们父母那辈人被传统观念裹挟的焦虑。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阵痛。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新旧观念的剧烈碰撞，把我们所有人都卷了进去。
“我们明天走吧。”过了很久，肖雨轻声说。
“嗯。”林琳应了一声，声音里没有了哭腔，只有一种释然的疲惫。
我点点头：“走吧。这里……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了。”
或许，家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回不去了。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理上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生活和婚姻的理解，已经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产生了无法逾越的代沟。
第二天，我们跟父母摊牌了。
我妈听完我们的决定，没有再哭，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默默地去给我们收拾行李。她的背影，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那么萧索和落寞。我知道，她不是不理解，只是不愿意接受。她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小村庄里，遵循着这里的生存法则，她无法想象，女儿们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临走前，我把我卡里的一笔钱转给了我爸。“爸，妈，这些钱你们留着。别总想着给我们攒嫁妆，对自己好一点。我和琳琳、小雨，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我爸眼圈红了，一个劲地摆手，我硬是把手机塞给了他。
我们三个拖着行李箱，走在村里那条熟悉又陌生的水泥路上。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村口的大槐树下，果然聚着一群大妈。她们看到我们，议论声戛然而止，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那眼神里，有好奇，有同情，更多的，是一种我们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们没有躲闪，而是挺直了腰杆，微笑着从她们面前走过。
就在我们即将走出村口的时候，王媒婆骑着一辆电动车，从我们身后追了上来。
她停在我们面前，脸上堆着尴尬的笑：“静啊，你们这……这是要走了？”
“是啊，王婶，”我平静地回答，“城里公司忙，假请不了那么久。”
“哎，这事儿……都怪婶儿没本事。”王媒婆搓着手，一脸的为难，“不是你们不好，实在是……实在是现在的年轻人，唉……”
“我们明白，王婶。”林琳抢着说，她的笑容灿烂得像雨后的太阳，“我们不怪你。也麻烦你跟村里人说一声，我们不是没人要，是我们现在……还不想嫁。”
肖雨推了推眼镜，补充了一句：“对。我们想找的，是能跟我们并肩站在一起的队友，而不是一个需要我们弯下腰去扶贫的买家。如果找不到，我们自己也能活成一支队伍。”
说完，我们三个相视一笑，拉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停在路口的网约车。
坐上车，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我们三天来的压抑、委屈、愤怒，仿佛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
林琳打开手机，放了一首我们大学时最爱听的歌。激昂的旋律在小小的车厢里回荡，我们三个，谁也没有说话，却都跟着轻轻哼唱起来。
我忽然觉得，这次回乡相亲，虽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却也让我们看清了很多东西。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与故乡的隔阂，也照出了我们自身的成长和坚韧。
我们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婚姻来证明自身价值的小女孩了。我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朋友，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更有自由选择的底气。婚姻，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那个小小的村庄，承载了我们的童年，却再也装不下我们的未来。我们感激它给予我们生命，但我们也要勇敢地和它的某些陈旧观念告别。
车子驶上高速，窗外的天空一片蔚蓝。我给林琳和肖雨分别递过去一块口香糖，笑着说：“回去以后，好好工作，努力挣钱。等攒够了钱，我们三个合伙，去环游世界怎么样？”
“好！”林琳和肖雨异口同声地回答，眼睛里闪着光。
那一刻，我无比确定，有没有媒婆上门，有没有男人敢娶，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彼此，拥有选择的权利，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我们的世界，很大，远不止那个回不去的小村庄。
来源：心动之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