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那种办完了一件大事的调子。

银行的短信提示音，像一根冰冷的针，扎进我的耳膜。

那声音很轻，却在瞬间抽空了我周围所有的空气。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串数字，20000.00。

不多不少，小数点后面两个零，清清楚楚，仿佛在嘲笑我。

我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那种办完了一件大事的调子。

“收到了吧？两万块钱。”

我握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指甲深深陷进掌心，带来一阵尖锐的痛感。

“嗯。”我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

“那就好。”我妈说，“你弟那边，我们给了他一百九十八万，他准备用这笔钱在市区买套婚房，再弄个小生意，你当姐姐的，也替他高兴吧。”

替他高兴？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那栋别墅，是我外公留下的。

房产证上，是我妈和我共同的名字。

卖掉它，是我妈提出来的。她说，房子太老了，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卖了，换成钱，对我和弟弟都好。

我同意了。

我以为的“都好”，是公平。

原来，在她的世界里，公平是这样计算的。

二百万，分给我两万。

剩下的，全是弟弟的。

电话那头，我妈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弟弟的未来，语气里满是憧憬和骄傲，像一个园丁在炫耀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而我，大概就是花园角落里，那棵被遗忘的，自生自灭的野草。

“你没什么事我就挂了啊，还得去帮你弟看家具。”

“妈。”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被砂纸打磨过，“为什么？”

为什么是两万？

这个数字像个笑话，一个精心设计的侮辱。

电话那头的声音顿了一下，随即变得有些不耐烦。

“什么为什么？你是姐姐，让着点弟弟不是应该的吗？你一个女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你现在工作稳定，自己也能过得很好。你弟不一样，他要结婚，要养家，压力大。”

她的声音理直气壮，仿佛在陈述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

我工作稳定。

是啊，我一个月工资六千，在这座城市里，除去房租和基本开销，每个月能攒下的钱，少得可怜。

我过得很好。

是啊，我每天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坐上一整天，晚上回到那个三十平米的出租屋，对着一盏孤灯。

这就是她眼里的“很好”。

而弟弟，三十岁的人了，工作换了十几个，没一个超过半年，至今赋闲在家，吃穿用度全靠父母。

他压力大。

我挂了电话。

没有争吵，没有哭闹。

心底那片海，在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海啸后，反而诡异地平静下来。

一片死寂。

我请了一天假，没有回那个逼仄的出租屋，而是坐上了去往郊区的公交车。

我想再去看看那栋别墅。

或者说，那栋别墅的废墟。

车子摇摇晃晃，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慢慢变成了低矮的平房，最后，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和绿树。

空气里，开始弥漫起青草和泥土混合的味道。

这是我熟悉的味道。

是童年的味道。

那栋别墅，就坐落在这样一片宁静里。

我远远地就看到了它。

白色的墙壁已经斑驳，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像一件布满褶皱的旧衣裳。

院子里的那棵巨大的香樟树，依旧枝繁叶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我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在树下荡秋千。

爸爸用粗麻绳给我做了一个简易的秋千，每次他用力一推，我就感觉自己能飞起来，能碰到天上的云。

弟弟总是在下面仰着头看我，流着口水，吵着也要玩。

可他太小了，妈妈总是不许。

于是，他就会气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直到妈妈从屋里拿出麦芽糖来哄他。

麦芽糖，永远是他的。

秋千，永远是我的。

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妈妈爱我们的方式。

一人一种，不多不少。

别墅的大门被一把巨大的新锁锁住了，上面贴着封条。

我绕着院子的栅栏走，木质的栅栏很多地方都已经腐朽，轻轻一碰，就往下掉木屑。

我看到院子角落里，我亲手种下的那片月季。

没人打理，它们却野蛮地生长着，开出大朵大朵深红色的花，像一颗颗凝固的血滴。

高三那年，我压力很大，整晚整晚地失眠。

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偏方，说用月季花瓣泡脚可以安神。

于是，她就带着我，在这片荒地上，一株一株地种下了这些月季。

夏天的午后，阳光毒辣，她戴着草帽，穿着长袖，汗水浸透了她的衣衫，一滴一滴落在泥土里。

我问她，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一边翻着土，一边头也不回地说，傻孩子，我不对你好，对谁好？

那片月季，后来开得特别好。

整个夏天，我的房间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花香。

我的失眠，也真的好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爱的证明。

可现在，我站在这片无人问津的花丛前，只觉得无比讽刺。

原来，所有的好，都是有标价的。

而我的标价，是两万块。

我在别墅外站了很久，直到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晚风吹来，带着一丝凉意。

我好像听到别墅里面，传来了一声幽幽的叹息。

是风声吧。

我这样告诉自己。

房子已经卖了，这里，再也不是我的家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过得浑浑噩噩。

工作，吃饭，睡觉。

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麻木地重复着每天的动作。

我没有再联系父母，他们也没有联系我。

我们之间，仿佛被那一百九十六万的差额，划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弟弟在朋友圈里晒了新房的合同，还有他和未婚妻的亲密合影。

照片上，他笑得春风得意。

我默默地给他点了个赞，然后，屏蔽了他的朋友圈。

我不想看到他的幸福。

因为他的幸福，是用我的痛苦换来的。

这不公平。

我知道这不公平。

可我又能怎么样呢？

去找他们大吵一架？质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偏心？

我做不到。

从小到大，我都是那个“懂事”的女儿。

不哭，不闹，不给家里添麻烦。

我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委屈，都默默地咽进肚子里，然后用一个微笑，告诉所有人，我很好。

可是，这一次，我好像有点消化不良了。

那些委屈，像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堵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

周五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温和而礼貌。

“您好，请问是陈小姐吗？”

“我是，您是？”

“我是买下您家那栋别墅的业主，我姓林。”

我的心，猛地一沉。

买家？

他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难道是房子出了什么问题？

“林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我的声音有些发紧。

“是这样的，陈小姐。我在整理别墅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您亲自过来处理一下。”

“东西？”我愣住了，“什么东西？”

“电话里不太方便说，您看您明天有时间吗？我们见一面，您就知道了。”

他的语气很诚恳，不像是开玩笑。

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那栋老房子里，除了回忆，还能有什么东西？

第二天，我按照约定，再次来到了别墅。

林先生，也就是新房主，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他大概五十岁左右，穿着一身休闲装，看起来很儒雅。

他看到我，温和地笑了笑，打开了那把崭新的大锁。

“陈小姐，请进吧。”

我跟着他，走进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房子里的家具，大部分都已经被搬空了，显得空旷而冷清。

阳光从没有窗帘的窗户里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

我闻到了一股老房子的味道。

那是木头、灰尘和时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请了工人来打扫，准备重新装修一下。”林先生说，“他们是在清理顶楼的阁楼时，发现那个东西的。”

阁楼。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阁楼是外公的书房，他去世后，那里就一直被锁着，堆放着一些我们不再使用的旧物。

我小时候很怕那个阁楼，总觉得里面黑漆漆的，藏着什么怪物。

妈妈也从来不让我上去。

她说，上面都是灰，没什么好玩的。

林先生带着我，踩着嘎吱作响的木质楼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我从未踏足过的神秘之地。

阁楼的门虚掩着，门上那把生了锈的铜锁，已经被撬开了，孤零零地挂在门上。

林先生推开门。

一股陈腐的霉味，扑面而来。

阁楼里很暗，只有一扇小小的天窗，透进一丝微弱的光。

我看到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东西。

蒙着白布的旧家具，一摞一摞的旧书，还有几个落满灰尘的木箱子。

林先生指了指墙角的一个箱子。

“就是那个。”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樟木箱子，上面雕刻着简单的花纹，因为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变得暗沉。

箱子没有上锁。

我走过去，蹲下身，轻轻地打开了它。

箱子里，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珠宝，也没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古董。

只有一沓厚厚的信，和几个陈旧的笔记本。

信封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娟秀而熟悉。

是妈妈的字。

我的手，开始微微颤抖。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抽出了里面的信纸。

信的开头，写着“亲爱的医生”。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

那些信，是妈妈写给一个血液病专家的。

信里，她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着一个问题。

“医生，我儿子的病，真的没有办法根治了吗？”

“医生，那种进口的靶向药，是不是真的能控制住病情？”

“医生，只要能救我儿子，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儿子？

弟弟？

弟弟有病？

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

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几个笔记本上。

我颤抖着手，翻开了第一个笔记本。

第一页，写着一行字。

“小宇，三岁，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小宇，是我弟弟的小名。

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决堤而出。

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弟弟每一次的检查结果，每一次的治疗方案，每一次的病情反复。

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那些触目惊心的化验单数据，像一把把尖刀，狠狠地刺进我的心脏。

我看到了妈妈的字迹，在那些记录的旁边，写满了各种各样标注。

“今天小宇又发烧了，一直说胡话，我好害怕。”

“医生说，病情控制得还不错，谢天谢地。”

“靶向药的副作用太大了，小宇吃不下饭，瘦了很多，我看着心疼。”

“今天又交了五万块的医药费，家里的积蓄快要空了。”

一笔一划，都浸透了她的焦虑，她的恐惧，她的绝望。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从小到大，妈妈对弟弟的偏爱，是那么的明目张胆。

因为在他身上，寄托着她全部的希望和恐惧。

他每一次的呼吸，每一次的心跳，都牵动着她的整个世界。

而我，那个健康的我，懂事的我，在她眼里，是可以被忽略的。

不是不爱，而是没有精力去爱。

我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上面记录着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

医生说，弟弟的病情，有恶化的趋势，建议进行骨髓移植。

下面，是妈妈用红笔写下的一行字。

“配型成功，费用预计一百五十万。”

日期，是三个月前。

也就是她提出要卖掉别墅的时候。

原来是这样。

原来，那一百九十八万，不是给弟弟买婚房的，是给他买命的。

而我，那个被分了两万块的我，那个以为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我，像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抱着那个箱子，坐在阁楼冰冷的地上，放声大哭。

我哭我这些年所受的委屈，哭我自以为是的悲伤。

我哭我竟然对家里的这场巨大灾难，一无所知。

我像一个局外人，冷漠地看着我的亲人，在深渊里苦苦挣扎。

而我，还在为那点可怜的自尊心，顾影自怜。

林先生默默地递给我一张纸巾，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陪着我。

等我哭够了，他才轻轻地叹了口气。

“陈小姐，我很抱歉。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擦干眼泪，对他摇了摇头。

“不，林先生，我应该谢谢您。如果不是您，我可能一辈子，都会活在怨恨里。”

我把那些信和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回箱子里，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个箱子，比任何东西都重。

里面装着的，是一个母亲全部的爱和痛苦，是一个家庭隐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

我走出别墅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那棵香樟树，在阳光下，绿得耀眼。

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正盛。

原来，这个我以为早已抛弃了我的地方，一直都在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家的秘密。

我回到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两万块钱，转回给了我妈。

然后，我把我卡里所有的积蓄，五万块，也一并转了过去。

我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妈，钱我不要。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弟弟治病。”

信息发出去后，石沉大海。

我没有等到她的回复。

我也没有再打电话过去追问。

我知道，她现在肯定没有心情理我。

或者说，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

这个被她刻意隐瞒了二十多年的秘密，就这样被赤裸裸地揭开，对她来说，一定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第二天，我去了医院。

我在血液科的病房外，看到了妈妈。

她憔adece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背影佝偻，头发比我记忆中白了好多。

她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桶，眼神空洞地望着病房的门，像一尊望夫石。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

她感觉到了身边有人，缓缓地转过头。

当她看到是我的时候，浑身一震，眼神里充满了惊慌和躲闪。

她下意识地想把手里的保温桶藏到身后去。

“你……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我来看看弟弟。”我说。

我的目光，越过她，看向病房的玻璃窗。

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弟弟。

他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脸色苍白，嘴唇干裂，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和我朋友圈里那个神采飞扬的样子，判若两人。

他的未婚妻，正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他喝粥。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

“他……怎么样了？”我问。

妈妈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医生说，情况不太好，感染了。移植手术，可能要推迟。”

她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

我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她冰冷的手。

“妈，别怕，会好起来的。”

我的手，刚碰到她，她就像触电一样，猛地缩了回去。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

有愧疚，有痛苦，还有一丝……怨恨？

“你都知道了？”她问。

我点了点头。

“是林先生告诉我的。”

她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最后，她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愣住了。

“你为什么要知道？你安安稳稳地过你自己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回来搅这趟浑水？”

她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声音也拔高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骗了你，心里很得意？你是不是在看我们的笑话？”

我看着她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看着她眼里的那份戒备和敌意，突然觉得很悲哀。

原来，在她心里，我竟然是这样的人。

“妈，我没有。”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我只是想回来看看，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帮忙？”她冷笑一声，“你能帮什么？你能拿出一百多万的手术费吗？你不能！你只会在这里，给我们添乱！”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在怨我。

她只是太害怕了，太绝望了，所以她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

而我，恰好撞在了枪口上。

“妈，对不起。”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弟弟病得这么重。对不起，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你们身边。”

我的道歉，似乎让她愣了一下。

她眼里的激动，慢慢褪去，取而代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哀伤。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操劳而变得粗糙的手，喃喃自语。

“不怪你，都怪我。是我，是我没用，生下他，却不能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我，是我自私，为了给他治病，掏空了家底，还卖了你外公的房子。”

“是我，是我对不起你。你也是我的女儿，我却……我却……”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发出了压抑的呜咽声。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了。

我只觉得心疼。

心疼这个为了儿子，耗尽了自己一生的女人。

我伸出手，把她揽进怀里，像小时候她哄我睡觉那样，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妈，不怪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

她在我的怀里，哭了很久很久。

仿佛要把这二十多年来，积压在心底所有的痛苦和委p屈，都一次性哭出来。

等她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扶着她，在长椅上重新坐好。

“妈，钱的事情，你别担心。”我说，“别墅的钱，先用着。不够的话，我们再想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她苦笑了一下，“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你爸那点退休金，也是杯水车薪。”

“总会有办法的。”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一家人。

当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那是希望的光。

从那天起，我搬回了家。

那个曾经让我觉得充满压抑和不公的地方，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港湾。

爸爸比我想象中，要苍老许多。

他的背，不再挺直，两鬓也添了许多白发。

看到我回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给我下了一碗我最爱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面条上，卧着两个金黄的荷包蛋。

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吃着面，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碗里。

爸爸就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眼神里，满是疼爱和愧疚。

“孩子，是爸对不起你。”他说。

我摇了摇头，说，爸，你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家里的气氛，依旧沉重。

但和以前那种死气沉沉的压抑不同，现在，多了一丝凝聚力。

我们开始一起想办法。

我把我这些年工作攒下的设计稿，都整理了出来，试着去联系一些以前的客户，看有没有能接的私活。

爸爸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邮票和字画，说，实在不行，就把这些老东西都卖了。

妈妈开始学着在网上做一些手工品，串珠子，织毛衣，虽然一个也卖不了几块钱，但她却做得很认真。

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家，尽一份力。

弟弟的未婚妻，小雅，是个好姑娘。

在知道弟弟的病情后，她非但没有离开，反而辞掉了工作，一心一意地在医院照顾他。

我妈私下里找她谈过一次，让她走，说我们家不能拖累她。

小雅哭着说，阿姨，我爱的是小宇这个人，不管他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他。

我看着这个比我小几岁的女孩，心里充满了敬佩。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人性的善与恶，会被无限放大。

我很庆幸，我们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善。

林先生，那个买下别墅的新房主，在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后，特意来看望了一次。

他不仅给我们送来了慰问品，还留下了一个厚厚的信封。

他说，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让我们务必收下。

我们推辞了很久，他却执意要给。

他说，那栋房子，他很喜欢。他觉得，能住进一栋充满爱的房子里，是一种福气。他希望，这份福气，也能传递给我们。

我们最终，还是收下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自尊，而是希望。

日子，就在这种忙碌而又充满希望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

弟弟的感染，终于控制住了。

医生说，可以准备进行移植手术了。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守在弟弟的病床前。

他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

灯光下，他的睫毛，长长的，像两把小刷子。

我看着他，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想起他跟在我屁股后面，一声一声地叫着“姐姐”。

想起他把自己的零食，偷偷塞到我的书包里。

想起我们一起在香樟树下，埋下了一个装满秘密的铁盒子。

我一直以为，是妈妈的偏心，让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淡。

现在我才明白，不是的。

是我们都长大了，有了各自的生活，各自的烦恼，所以，我们渐行渐渐远。

但是，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一直都在。

它就像那棵香樟树的根，深深地扎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论我们走多远，都无法割舍。

我正想着，弟弟的眼皮，动了一下。

他醒了。

他看到我，有些意外。

“姐，你怎么在这？”他的声音，还有些虚弱。

“我睡不着，过来看看你。”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了一句。

“姐，对不起。”

我愣住了。

“对不起什么？”

“房子的事，对不起。我那时候，太不懂事了。”

我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

“傻瓜，说什么呢。一家人，不说这些。”

“姐，我听妈说了，你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他的眼圈，有些红，“等我病好了，我一定加倍还给你。”

“我不要你还。”我说，“我只要你，好好地活着。”

“健健康康地，活着。”

他看着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姐，你放心，我一定会的。”

手术很成功。

弟弟在无菌舱里，待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是我们全家人，最难熬，也最充满希望的一个月。

我们每天，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用电话，和他说几句话。

每一次，他都会笑着告诉我们，他很好，让我们不要担心。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们。

移植后的排异反应，是非常痛苦的。

但他一次都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

这个曾经被我们保护得很好的大男孩，在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担当。

一个月后，弟弟从无菌舱里出来了。

虽然还是很虚弱，但他的各项指标，都在慢慢恢复正常。

医生说，只要后期好好调养，定期复查，就不会有大问题。

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

我们一家人，还有小雅，一起去接他。

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弟弟仰起头，闭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说，自由的空气，真好。

是啊，真好。

没有什么，比健康和自由，更重要。

为了庆祝弟弟康复，我们决定，回那栋别墅看看。

我提前联系了林先生，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我们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

别墅已经被林先生重新装修过了，白色的墙壁，明亮的落地窗，看起来焕然一新。

但院子里的那棵香樟树，和那片月季花，他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他说，这是这栋房子的灵魂。

我们一家人，坐在香樟树下。

爸爸和林先生，在下棋。

妈妈和小雅，在聊着家常。

我和弟弟，并排坐着，谁也没有说话。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微风轻轻地吹过脸颊。

我闻到了空气中，淡淡的香樟树的味道，和浓郁的月季花香。

一切，都那么安静，那么美好。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埋在树下的那个铁盒子。

“你还记得吗？”我问弟弟。

“记得什么？”

“我们埋在这里的秘密。”

他想了想，眼睛一亮。

“记得！当然记得！”

我们找来铲子，在记忆中的那个位置，挖了起来。

很快，就挖到了那个已经生了锈的铁盒子。

我们打开它。

里面，是两张小纸条。

一张，是我写的。

上面写着：我希望，弟弟永远都不要长大，这样，他就可以永远陪我玩了。

另一张，是弟弟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上面写着：我希望，姐姐永远都不要嫁人，这样，她就可以永远保护我了。

我们看着那两张已经泛黄的纸条，相视一笑。

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原来，在那个最纯真的年纪，我们都曾用自己最笨拙的方式，深爱着对方。

只是后来，我们都忘了。

我转过头，看到妈妈正看着我们，眼角带笑，眼底，却闪着泪光。

她走过来，从身后，抱住了我们。

“好孩子，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阳光下，我们三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感觉，那些曾经在我们之间存在的隔阂，误解，怨恨，都在这个拥抱里，融化了。

我们失去了一栋房子，却找回了一个家。

我想，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划算的买卖了。

后来，弟弟和小雅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

婚礼上，弟弟拉着我的手，对所有人说，这是我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穿着西装，英挺帅气的样子，看着他对面的小雅，穿着洁白的婚纱，笑靥如花。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

再后来，弟弟用他康复后做小生意赚的第一笔钱，给我家的老房子，做了一次彻底的翻新。

他亲自设计，亲自监工，把那个曾经阴暗潮湿的小屋，变成了一个宽敞明亮，充满阳光的地方。

他说，姐，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有落地窗的画室吗？我给你建好了。

我站在那个洒满阳光的画室里，看着窗外那片被妈妈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小花园，突然觉得，我好像拥有了全世界。

我没有住进别墅，但我拥有了一个比别墅，更温暖的家。

我没有得到那一百九十八万，但我得到了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

那就是，家人的爱，和被爱的能力。

生活，还在继续。

我们依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但我知道，我们再也不会害怕了。

因为，我们一家人，会永远站在一起，共同面对。

就像那棵老香樟树，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它的根，都始终紧紧地，盘踞在一起。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两万块钱。

它像一个引子，拉开了一场家庭风暴的序幕。

但它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那个尘封了二十多年的秘密，让我们有机会，去重新审视，去理解，去拥抱彼此。

所以，我不恨它。

甚至，有点感谢它。

因为它让我明白，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而爱，有时候，会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计较，不是去怨恨。

而是，去倾听，去感受，去相信。

相信在那些看似不公的表象之下，一定隐藏着一份，深沉而笨拙的爱。

就像我妈妈，她用尽了自己的一生，去守护一个秘密，去守护一个家。

她不是不爱我。

她只是，爱得太用力，太沉重了。

而我，现在终于，读懂了这份爱。

并且，学会了用同样的方式，去回应它。

这就够了。

来源：无恼人房产那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