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终,赵文博医生被吊销了执照,他亲手递给我丈夫的那张银行卡,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赵文博医生被吊销了执照,他亲手递给我丈夫的那张银行卡,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手术台上那句冰冷的“别全切了”到这一天,整整过去了八个月。八个月里,我像一个活在噩梦里的人,反复咀嚼着那份被当成猎物的屈辱。
丈夫高建军从最初的不信,到后来的愤怒,再到陪我一起布下这张网,我们几乎耗尽了半生的积蓄和心力。没人知道,一个普通家庭要推倒一堵看似坚不可摧的白色高墙,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但一切,都得从那个阳光好得有些刺眼的午后说起,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听着头顶那盏巨大的无影灯发出轻微的嗡鸣。
第1章 无影灯下的耳语
“别紧张,林女士,就是个很常见的子宫肌瘤切除术,睡一觉就好了。”麻醉师的声音很温和,像是在哄一个小孩。
我叫林岚,今年三十八岁。我努力朝他笑了笑,眼角的余光瞥见丈夫高建军和读高二的儿子高远就站在手术室门外,他们的身影隔着磨砂玻璃,模糊成两个焦虑的轮廓。
高建军是个老实本分的工程师,我们结婚快二十年,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但很安稳。为了我这个手术,他跑前跑后,把我们不多的积蓄拿了出来,还特意托关系,挂了这家三甲医院妇科最有名的专家——赵文博医生的号。
赵医生看上去四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权威感。第一次门诊,他拿着我的B超单,指着上面的阴影,用一种近乎完美的耐心解释了肌瘤的位置、大小,以及手术的必要性。
“放心吧,高先生,”他拍着建军的肩膀,语气诚恳,“嫂子这个情况,微创就能解决,保证做得干干净净,不留后患。你们把人交给我,就放一百个心。”
就是这句话,让我们一家人彻底放下了心。建军甚至在私下里跟我说:“这钱花得值,你看人家大专家,一点架子都没有,说话就让人踏实。”
此刻,麻醉剂顺着输液管缓缓注入我的静脉,一股凉意从手背蔓延至全身。我的眼皮越来越沉,意识开始像退潮的海水,一点点远离身体。周围护士和器械的碰撞声,也变得遥远而模糊。
就在我即将彻底沉睡过去的前一秒,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一个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是赵文博医生。
我虽然睁不开眼,但能感觉到他走到了我的身边,身上那股淡淡的消毒水混合着烟草的味道,和他在诊室里时一模一样。
“赵主任,可以开始了。”一个年轻的声音说。
“嗯。”赵文博的声音很平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似乎在翻看我的病历,纸张发出哗啦的声响。
然后,就是那句将我从混沌边缘猛地拽回来的话。
“待会儿切的时候注意点,”赵文博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在这寂静的手术室里,却像一道惊雷劈进我即将消散的意识里,“别全切了,留一点根。看她家这情况,半年后她还得再送钱来。”
另一个年轻医生似乎愣了一下,迟疑地问:“赵主任,这……不太好吧?不是说要根除吗?”
“你懂什么?”赵文博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和轻蔑,“这叫长线生意。做干净了,我们喝西北风去?按我说的做,出了事我担着。”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瞬间停止了跳动。
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麻醉带来的睡意被这股刺骨的寒意驱散得一干二净。我的意识无比清晰,但身体却不听使唤,像被钉死在这张冰冷的手术台上,连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
我想尖叫,想挣扎着坐起来,想指着那张戴着口罩的脸,问他为什么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成他可以反复收割的庄稼。
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只能“听”着。听着冰冷的器械在我身上划开皮肉的声音,听着他们像讨论一件物品一样讨论着我的身体,我的病灶,以及我那被他们精心算计好的未来。
那盏巨大的无影灯,此刻在我眼中,不再是带来光明和希望的象征,而像一只冷漠、巨大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注视着我的无助和绝望。
时间从未如此漫长。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我的灵魂仿佛脱离了肉体,飘在半空中,冷冷地看着这一切。看着那个叫赵文博的魔鬼,用精湛的医术,在我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那颗炸弹,不仅是残留的病灶,更是一颗名为“背叛”的种子。它将在我未来的日子里,生根、发芽,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不知过了多久,手术结束了。
“手术很顺利,”我听见赵文博对门外的建军说,声音又恢复了那种温和与权威,“肌瘤已经成功切除,好好休养就行。”
建军连声说着“谢谢赵主任,您辛苦了”,那声音里充满了感激和如释重负。
我被护士推回病房,麻药的后劲涌了上来,强烈的眩晕和恶心感让我无法思考。建军和儿子围在我的床边,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关切。
“岚岚,感觉怎么样?”建军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掌温暖而粗糙。
我张了张嘴,想把手术台上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他。可是,那几个字就像鱼刺一样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
我说什么?
说你们千恩万谢的大专家,是个只认钱的屠夫?说他故意没给我做干净,就等着我半年后再来送钱?
建军会信吗?他会不会觉得,这是我麻药没过,产生了幻觉?
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儿子那张担忧的小脸,我把话又咽了回去。
不,现在不能说。我没有任何证据,说出来,只会被当成一个笑话,一个疯子。
我必须冷静。
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但眼角,却有滚烫的泪水,无声地滑落,浸湿了洁白的枕套。
那个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的病床上,暖洋洋的。可我却感觉自己像是坠入了一个无底的冰窟,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那句“别全切了”,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回响。
第2章 裂痕
术后的恢复期漫长而磨人。
伤口的疼痛,麻药后遗症带来的恶心,都比不上心里的那根刺。它日夜不停地扎着我,让我食不下咽,夜不能寐。
建军以为我是因为手术元气大伤,变着法地给我做好吃的。他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笨拙地学着上网查菜谱,给我炖各种补汤。骨头汤、鲫鱼汤、乌鸡汤……厨房里整日飘着浓郁的香气,可我闻着,却一阵阵地反胃。
“怎么又吃这么点?”他端着一碗汤,眉头拧成了疙瘩,“医生说了,要多补充营养,伤口才好得快。你这样怎么行?”
我摇摇头,实在没有胃口。
“建军,”我放下勺子,看着他,“你说……一个医生,有没有可能……为了让病人再来做手术,故意不把病灶切干净?”
我问得小心翼翼,像是在试探水温。
建军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烧糊涂了?说什么胡话呢?咱们找的可是赵主任,全市最好的专家。人家犯得着为咱们这点钱,砸自己的招牌吗?”
他把我的话当成了一个荒唐的笑话,一个病人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
“再说了,手术记录、病理报告,那都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人家还能作假不成?”他把汤碗又往我面前推了推,“快喝了,别胡思乱想了。等你身体好了,咱们请赵主任吃个饭,好好感谢人家。”
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是啊,在所有人眼里,赵文博都是那个德艺双馨的好医生。我的怀疑,在这样一座金字招牌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甚至有些可笑。
我没有再争辩,默默地把那碗汤喝了下去。汤很烫,暖意顺着食道滑进胃里,却驱不散心底的寒冷。
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有时候,电视里播放医患纠纷的新闻,我会死死地盯着屏幕,指甲深深地掐进掌心。有时候,半夜会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梦里全是手术台上那盏巨大的无影灯,和赵文博那双隐藏在口罩后面、冰冷而算计的眼睛。
建军起初还耐心地安慰我,说这是术后抑郁,很正常,过段时间就好了。可时间一长,他的耐心也被消磨殆尽。
一次,他又因为我没吃饭跟我吵了起来。
“林岚,你到底想怎么样?”他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火气,“自从你做完手术,就整天阴阳怪气的。饭不好好吃,话也不好好说,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我什么样子?”我猛地抬起头,积压了多日的委屈和恐惧瞬间爆发了,“高建军,我在手术台上,差点被人当成猪宰了,你还让我跟个没事人一样,吃好喝好?我做不到!”
“你又来了!”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麻药没过听岔了的一句话,你至于记到现在吗?林岚,你能不能现实一点?赵主任是什么人?我们托了多少关系才挂上他的号!人家图我们什么?图我们那点手术费?你知不知道他一台手术多少钱?”
“钱!钱!你脑子里就只有钱!”我歇斯底里地喊道,“在你眼里,他的名声比我的命还重要,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建军也提高了音量,“我是让你相信科学,相信医生!不是让你像个一样天天疑神与鬼!”
“……”我喃喃地重复着这三个字,眼泪决堤而下。
原来,在他心里,我已经成了一个。
那一刻,我感觉无比的孤独。我的丈夫,我最亲近的枕边人,他站在了我的对立面。他选择相信那个只见过几次面的“权威”,也不愿意相信与他同床共枕了近二十年的妻子。
这场争吵最终以我的嚎啕大哭和建军的摔门而出告终。
儿子高远从房间里跑出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他还是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承担这些,只能擦干眼泪,勉强对他笑了笑:“没事,爸妈就是……有点小分歧。”
高远抿着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拿了纸巾递给我。
从那天起,我和建军之间像是隔了一堵无形的墙。我们不再争吵,但也几乎不再交流。他按时上下班,按时给我做饭,却不再问我今天心情好不好。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合租客,客气,疏离。
我知道,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无法理解我的恐惧,无法共情我的痛苦。在他的世界里,逻辑和常识是天平,而我的感受,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砝码。
出院后第一次复查,是建军陪我去的。
又是在那个熟悉的诊室,赵文博依旧是那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仔细地看了我的检查报告,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恢复得不错,”他说,“林女士,你的身体素质很好。伤口愈合得也快。”
他说话的时候,眼神清澈而坦荡,没有一丝一毫的闪躲。如果不是我亲耳听见,我几乎要以为手术台上的一切真的只是一场幻觉。
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强大到令人不寒而栗。
“赵主任,”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您确定……都切干净了吗?不会复发吧?”
建军在旁边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角,示意我别多事。
赵文博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他扶了扶金丝眼镜,语气笃定地说:“当然。我主刀的手术,你放心。病理报告也显示是良性的,只要你按时复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基本不会有问题的。”
他把“基本”两个字咬得很轻,像一片羽毛,轻轻地落下,却在我心里砸出了一个深坑。
我死死地攥着拳头,指甲陷进肉里,用疼痛来维持最后的理智。
我真想把手里的报告单砸到他那张伪善的脸上,可我知道,我不能。我没有证据。我现在任何过激的举动,都只会被当成是无理取闹。
走出诊室,建军松了一口气。
“你看,我就说你多心了吧?”他语气轻松地说,“人家赵主任都说没问题了,这下你总该放心了。”
我没有回答他。
我只是回过头,深深地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诊室门。门上挂着“赵文博 主任医师”的牌子,在走廊的灯光下,泛着冰冷的光。
放心?
不。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
第3章 一碗黑色的药
日子在一种压抑的平静中一天天过去。
我的身体在恢复,但心里的伤口却在不断溃烂。我和建军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家里像个低气压中心,连儿子高远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手术室里的那段对话。赵文博那张脸,在黑暗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狰狞。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开始在网上疯狂地搜索关于子宫肌瘤、关于医疗纠纷的帖子。我加入了好几个病友群,每天看她们聊天。我想知道,我的经历,到底是不是个例。
群里的大多数人都在分享治疗经验,互相加油打气,一片祥和。但偶尔,也会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起,自己的手术明明很成功,为什么不到一年又复发了?
每当看到这样的帖子,我的心就会猛地一揪。
我试探着在一个帖子里回复:“会不会是医生当初就没给切干净?”
很快,就有人回复我:“别瞎说,医生都是专业的,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就是,别在这制造焦虑了,我们已经够可怜了。”
我的话,像一颗扔进水里的石子,只激起了一圈小小的涟漪,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大多数人,都和我丈夫一样,选择无条件地相信医生的权威。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就像一个人掉进了深井,我拼命地向上呼喊,告诉上面的人井里有鬼,可他们只当我是在说胡话,甚至还想把井盖给盖上。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
按照医嘱,我需要去医院做第二次复查。这一次,我没让建军陪我。我们的关系已经僵到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不想再自取其辱。
我一个人挂了号,坐在B超室门口等候。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的手心全是汗。
躺在检查床上,感受着冰冷的探头在小腹上移动,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我死死地盯着屏幕,虽然什么也看不懂,但我的眼睛却一眨不眨,生怕错过什么。
“医生,”我紧张地问,“怎么样?”
给我做B超的是个很年轻的女医生,她皱着眉头,在屏幕上反复移动着探头,标记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语气有些迟疑:“你之前是在我们医院做的手术吗?”
“是啊,赵文博主任给做的。”我特意强调了赵文博的名字。
女医生“哦”了一声,没再说话,只是专注地操作着仪器。她的沉默,让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大。
“医生,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复发了?”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她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拿起纸巾帮我擦掉耦合剂,语气很官方:“具体情况你拿着报告去问你的主治医生吧,我们只负责做检查。”
她越是这样,我越是肯定,出事了。
我拿着那张还带着温度的B超报告单,手抖得几乎抓不住。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去看上面的结论。
那一行行打印出来的黑色小字,像一把把尖刀,刺进我的眼睛里。
“子宫肌壁间可见多个低回声结节,较大者约1.5cm x 1.2cm,边界尚清。”
多个!
还不到三个月,竟然长出了多个!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浑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空,我扶着墙,才勉强没有瘫倒在地。
不是幻觉。
赵文博说的话,都是真的。他真的在我身体里,留下了罪恶的种子,并且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生根、发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B超室的。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嘈杂的声音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我像一个游魂,麻木地走着,手里死死地攥着那张报告单。
它就是证据!
我冲动地想直接拿着报告去砸开赵文博的门,质问他,然后去医务科闹,去卫生局告他!
可理智又把我拉了回来。
他会怎么说?他可以说这是正常的术后复发,可以把责任推到我的体质上。肌瘤复发率本来就不低,我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他是“故意”的。
我只会像一个跳梁小丑,被他用专业术语和伪善的笑容,轻易地打发掉。
不能就这么去。我需要更确凿的证据,需要一个万全的计划。
回到家,建军还没下班,儿子也还在上学。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把自己摔在沙发上,任由绝望将我吞噬。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响了,是建军回来了。
他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又看到我手里的报告单,脸色一变:“复查结果出来了?怎么样?”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张被我捏得皱巴巴的报告单递给了他。
他接过去,逐字逐句地看。他的眉头越锁越紧,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他是个工程师,虽然不懂医学,但“多个结节”这几个字,他还是看得懂的。
“怎么会这样?”他喃喃自语,脸上满是震惊和不解,“赵主任不是说……都切干净了吗?”
“是啊,他说切干净了。”我冷笑一声,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他还说,半年后,我得再来送钱。”
建军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这一次,他的眼神里,不再是敷衍和不耐烦,而是惊疑和动摇。
那张B超报告单,像一块巨石,终于在他那堵坚固的“信任”之墙上,砸开了一道裂缝。
“你说的……手术台上听到的话……都是真的?”他艰涩地开口。
“我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看着他,眼泪无声地流下来,“高建军,我才是那个和你过了二十年的人,为什么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我?”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脸上满是懊悔和自责。他走过来,笨拙地想抱抱我,我却下意识地躲开了。
心里的伤,不是一个拥抱就能抚平的。
那天晚上,我们一夜没睡。
我们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从第一次门诊,到手术,再到复查。每一个细节,赵文博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
当所有的碎片拼凑在一起,一个可怕的真相浮出水面。
赵文博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我根治。他温和的态度,耐心的讲解,全都是为了获取我们的信任,把我们一步步引入他精心设计的陷阱。
“王八蛋!”建军一拳砸在桌子上,手背瞬间红了一片,“我当初真是瞎了眼,还把他当活菩萨!”
愤怒过后,是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现在怎么办?”建军问我,这个一向有主见的男人,此刻也乱了方寸,“去找他对质?去医院闹?”
“没用的。”我摇摇头,经过一下午的冷静,我的思路反而清晰了起来,“我们没有直接证据。他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那……就这么算了?”建军不甘心地说。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我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他不是想让我半年后再去送钱吗?好,那我就如他所愿。”
建军不解地看着我。
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要拿到他故意害我的证据。我要让他,为他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
从那天起,我开始执行我的计划。
我不再像之前那样愁眉苦脸,而是主动地“调理”身体。我从一个老中医那里,弄来了一堆黑乎乎的汤药,每天在家里熬。
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建军闻着就皱眉头:“这东西能管用吗?”
“不管用也得喝。”我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努力自救。我试过了所有办法,但还是不行,最后只能再去找赵文博。”
我要做的,就是演一场戏。演给赵文博看,也演给所有人看。
那碗黑色的药,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可我每次都逼着自己,一滴不剩地喝下去。
因为我知道,这碗药,不是喝给我自己治病的。
它是浇灌我心中仇恨的毒药,也是未来,射向赵文博的那支,最致命的箭。
第4章 鱼儿上钩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我成了半个“中医专家”。
我每天捧着各种养生和中医典籍看,还在朋友圈里分享各种“抗肌瘤食疗方”,配上我熬的中药图片,文字写得情真意切:“西医不行,就试试老祖宗的智慧。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它!”
我把自己的朋友圈设置成对所有人可见。我知道,以赵文博的谨慎,他或许会通过某种方式关注我的动态。我就是要让他看到我的“挣扎”和“无知”,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拿捏的、愚昧的家庭妇女。
建军成了我最忠实的“观众”和“配角”。他不再质疑我,而是全力配合我。他会故意在电话里和同事“抱怨”,说我自从复发后就迷上了中医,天天在家熬些没用的汤药,花了不少冤枉钱。
我们就像两个蹩脚的演员,在自己家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草台班子,日复一日地上演着这出戏。
儿子高远似乎也察觉到了家里的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大咧咧,而是变得沉默了许多。有一次,他放学回家,看到我正在喝那碗黑乎乎的药,眉头皱得紧紧的。
“妈,”他犹豫了半天,还是开口了,“这东西真的有用吗?要不……我们换家医院再看看吧?去北京,去上海,肯定有办法的。”
我看着儿子担忧的脸,心里一暖,也有些心酸。我摸了摸他的头,说:“妈有分寸,你别担心,好好学习就行。”
我不能告诉他真相。他还太小,我不想让这些肮脏的事情,过早地污染他干净的世界。
时间很快就到了六个月后的复查日期。
这一次,我特意又挂了赵文博的号。走进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得飞快,手心里全是冷汗。
赵文博看到我,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随即又换上了那副悲天悯人的表情。
“林女士,你怎么来了?是来复查的吗?”
“是啊,赵主任。”我装出一副愁苦的样子,把最新的B超单递了过去,“这半年来,我一直觉得不舒服。吃了好多中药调理,也没什么用。今天来一查,结果……更严重了。”
赵文博拿起报告单,仔细地看着。他的手指在“多个结节,较大者已达3.2cm x 2.8cm”那行字上,不易察觉地停顿了一下。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半年来,我根本没喝什么有用的中药,肌瘤自然是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在生长。
他放下报告单,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镜片后的眼睛里充满了“惋惜”和“同情”。
“哎,怎么会这样呢?”他摇着头,语气沉重,“林女士,我早就跟你说过,中医调理这些,都是辅助手段,不能当饭吃的。你这体质太特殊了,属于易复发体质。现在这个情况……有点麻烦了。”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精准地踩在了我预设的剧本上。
“那……那怎么办啊,赵主任?”我慌张地问,声音里带着哭腔,演技堪比影后,“是不是……是不是又要手术了?”
“目前来看,手术是最好的选择。”他点点头,表情严肃,“而且不能再拖了。这次,必须要做得彻底一点,可能……需要全切子宫,才能永绝后患。”
全切子宫。
他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愣住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为了他那点“长线生意”,他竟然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就要摘除一个女人的重要器官。
我的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但我脸上依旧保持着惊恐和无助。
“全切……”我声音颤抖,“赵主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还不到四十岁啊……”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他安抚道,眼神里充满了“无奈”,“但为了你的健康,这是最稳妥的方案。你放心,这个手术对我来说,是常规手术,很安全。你和家属商量一下,尽快做决定吧。”
从诊室出来,我的腿都是软的。
不是吓的,是气的。
建军在外面等着我,看到我的脸色,就知道情况不妙。我把赵文博的话跟他复述了一遍。
“!”建军气得浑身发抖,一拳砸在医院走廊的墙上,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别激动,”我拉住他,“他已经上钩了。我们最关键的一步,要来了。”
回到家,我们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直接的录音证据很难获取,像赵文博这种老狐狸,绝不会在诊室里说任何出格的话。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自己露出马脚。
“他图的是什么?是钱。”我冷静地分析道,“第一次手术,我们规规矩矩交了费。这一次,他建议全切,手术费和住院费只会更高。如果我们表现出经济上的困难,他会不会……想别的办法?”
建军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引他私下交易?”
“对。”我点点头,“只有在私下里,他才会放松警惕。”
计划定好后,第二天,建军一个人去了医院。
他没有挂号,而是算准了赵文博下班的时间,在他去停车场的路上“偶遇”了他。
根据我们事前的排练,建军一看到赵文博,就满脸愁容地迎了上去,手里还提着一个水果篮。
“赵主任,您辛苦了。”建军把水果篮递过去,“昨天我爱人回去,把情况跟我说了。我们这……实在是……唉!”
赵文博没有接水果篮,只是客气地摆了摆手:“高先生,有话直说。”
“赵主任,”建军搓着手,一脸为难地说,“您也知道,我们就是个普通工薪家庭。上次手术,就已经把家底掏得差不多了。这次又要全切,费用肯定更高。我们实在是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了。您看……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赵文博沉默了片刻,镜片后的眼睛打量着建军。
建军按照我的嘱咐,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脚上的皮鞋也有些开胶,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为钱发愁的中年男人。
“医院的规定,我也没办法。”赵文博叹了口气,面露难色,“费用是死的,少一分都不行。”
建军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就在建军准备“失望”离开的时候,赵文博突然又开口了:“不过……”
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有些进口的耗材和药物,如果……不走医院的账,或许能省下一笔。但是这个操作起来有风险,也比较麻烦。”
建军立刻抓住了救命稻草:“赵主任,您是说……?”
“你懂就行。”赵文博打断了他,看了看四周,“这样吧,你留个电话。等我回去帮你问问看,看能省多少。有了消息,我再联系你。”
“哎,好,好!太谢谢您了赵主任!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建军激动得语无伦次,连忙报上了自己的手机号。
看着赵文博驾车离去,建军站在原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知道,鱼儿,已经咬住了钩。
晚上,建军把白天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我们两个人都很兴奋,但又很紧张。这就像在走钢丝,一步都不能错。
我们买了一个小型的录音笔,可以别在衣领上的那种。建军每天都带在身上,手机也调成了通话自动录音模式。
我们在家里反复演练,模拟赵文博可能会说的话,以及建军应该如何应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语气,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既要表现出对钱的渴望,又不能显得太急切,以免引起对方的怀疑。
等待是漫长的。
整整一个星期,赵文博都没有联系我们。
我和建军的心都悬着。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不是他起了疑心?
就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第七天晚上,建军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建军看了我一眼,按下了免提和录音键。
电话那头,传来了赵文博那熟悉的声音,他似乎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
“喂,是高先生吗?我是赵文博。”
“哎,赵主任!是我!”建军的声音适时地带上了一丝惊喜。
“我帮你问了,”赵文博的声音压得很低,听筒里传来呼呼的风声,“手术费加大大小小的费用,走正常流程大概要五万多。如果……你想省点钱,可以私下给我三万。剩下的,我来想办法。你看怎么样?”
三万。
他轻描淡写地,就要把三万块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我死死地捂住嘴巴,才没有让自己骂出声来。
建军强压着怒火,用我们排练好的语气,带着一丝贪小便宜的欣喜和犹豫,说:“三万?能省两万多啊……那,那敢情好!就是……赵主任,这个……安全吗?”
“我做的手术,你还不放心?”赵文博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悦,“你要是信不过我,就还走正常流程。我就是看你们家不容易,才帮你这个忙。”
“信得过,信得过!当然信得过!”建军连忙说,“那……钱我怎么给您?”
“别用手机转账,银行能查到记录。”赵文博显然是老手,十分谨慎,“你准备好现金,或者……办一张不记名的银行卡。手术前一天,到医院后面的花园找我。”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电话这头,我和建军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
录音,我们拿到了。
第5章 图穷匕见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建军都在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
我们把那段关键的通话录音,连同我第一次手术前后的所有病历、检查报告,都复印了多份。建军还特意去买了一个新的录音笔,比之前的更小,更隐蔽。
决战的地点,定在了赵文博指定的医院后花园。
时间,是第二次手术的前一天下午。
那天,建军按照赵文博的要求,去银行办了一张不记名的储蓄卡,往里面存了三万块钱。他把卡放进一个信封里,贴身收好。
下午三点,建军提前到了医院后花园。他选了一个靠近假山的石凳坐下,那里比较僻静,不容易被人打扰。他打开了口袋里的录音笔,然后拿出手机,假装在看新闻。
我没有去。我怕我一看到赵文博那张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毁了整个计划。我一个人在家里,坐立不安,不停地看时间。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大约三点半,建军发来一条信息:“他来了。”
我的心立刻揪了起来。
根据建军事后的描述,赵文博是一个人来的。他没有穿白大褂,而是一身休闲装,看上去就像个来公园散步的普通市民。他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其他人后,才径直朝建军走来。
“东西带来了吗?”他开门见山地问。
“带来了,带来了。”建军连忙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递了过去,“赵主任,这里面是一张卡,密码写在纸上了,是六个8。您……您点点?”
赵文博没有接,而是示意建军把信封放在石凳上。
“高先生,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赵文博看着他,镜片后的眼神显得格外“真诚”,“我帮你,纯粹是出于同情。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出了这个门,我就不认了。明白吗?”
“明白,明白。”建军点头哈腰,把一个老实巴交、感恩戴德的病人家属形象,演得淋漓尽致。
赵文博这才拿起那个信封,掂了掂,没有当场打开,而是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行了,”他站起身,准备离开,“明天早上八点,让你爱人准时到手术室门口。我会安排好的。”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建军突然叫住了他。
“赵主任,请等一下。”
建军的声音,不再是之前的卑微和讨好,而是变得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冷意。
赵文博愣了一下,回过头,有些不解地看着他。
建军缓缓地站起身,他的身材比赵文博高大,此刻站在他面前,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赵主任,”建军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妻子林岚,半年前的那次手术,也是您主刀的吧?”
赵文博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是啊,怎么了?”
“那次手术,您是不是故意没有切干净?”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安静的花园里轰然炸响。
赵文博的瞳孔猛地一缩,脸上的从容和镇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厉声说道:“你胡说什么!我听不懂!”
“听不懂?”建军冷笑一声,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那个小小的录音笔,“这里面,有你亲口承认的录音。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连同你口袋里那张三万块钱的卡,一起交给医院纪委,或者直接捅给媒体,会怎么样?”
赵文博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他死死地盯着建军手里的录音笔,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引以为傲的冷静和伪装,在铁证面前,被击得粉碎。
“你……你们……”他指着建军,手指都在颤抖,“你们算计我!”
“彼此彼此。”建军的语气里充满了厌恶,“跟你这种把病人当生意做的比起来,我们这点‘算计’,又算得了什么?赵文博!”
建军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出了他的名字。
花园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许久,赵文博才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他摘下眼镜,疲惫地捏了捏鼻梁,声音嘶哑地说:“你们想怎么样?”
“我们不想怎么样。”建军说,“我们只想讨回一个公道。我妻子因为你,这半年来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她差点就得了抑郁症!你毁掉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安宁!”
“钱……钱我可以退给你们。”赵文博急切地说,“双倍,三倍都行!只要你们把东西给我,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到了这个时候,他想的,还是用钱来解决问题。
“晚了。”建军摇摇头,眼神决绝,“有些错,不是用钱就能弥补的。你该庆幸,我今天只是来跟你挑明,而不是直接把你送进去。因为我妻子说,她不想用一个罪犯的钱,来治自己的病。”
说完,建军不再看他,转身就走。
“站住!”赵文博在他身后声嘶力竭地喊道,“高建军,你别把事做绝了!你就不怕我报复吗?在这个医院,在这个城市,我的人脉不是你能想象的!”
建军停下脚步,回过头,脸上露出一丝怜悯的表情。
“赵文博,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他说,“你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你这身白大褂,和你头上的光环。一旦这些东西没了,你什么都不是。而我们,只是想过安稳日子的普通人,我们光脚的,还怕你这个穿鞋的?”
建军走了,留下赵文博一个人,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把他的人影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滑稽又可悲的小丑。
那天晚上,建军回到家,把录音笔放在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打完了一场恶战。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手还是忍不住地发抖。
“都结束了?”我问。
“嗯,结束了。”他点点头,握住我的手,“岚岚,我们赢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这半年来所有的委屈、愤怒、恐惧,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尽情地流淌。
这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一种释放。一种把压在心头的大石头,终于搬开的释放。
第二天,我们没有去医院做手术。
而是带着所有的证据,走进了医院纪委办公室的大门。
第6章 白墙之内的回响
我们走进纪委办公室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张的主任。他五十多岁,头发有些花白,表情严肃。
建军把我们准备好的材料,一份份地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我前后两次手术的全部病历、B超报告单、那段关键的通话录音,以及建军和赵文博在后花园对话的全程录音。
张主任拿起材料,一份份看得非常仔细。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他的眉头,随着内容的深入,越皱越紧。当他戴上耳机,听完那两段录音后,他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
他摘下耳机,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
“简直是骇人听闻!”他看着我们,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这是我们医院的耻辱!是整个医生队伍的败类!”
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我能感觉到,这位张主任,是一位正直的、有原则的领导。我们没有找错人。
“高先生,林女士,”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依旧严肃,“我代表医院,向你们郑重道歉。请你们相信,这绝对是个别医生的个人行为,我们院方绝不姑息,一定会严肃处理,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接下来的事情,就进入了官方调查程序。
医院成立了专项调查组,赵文博被立即停职,接受调查。
起初,赵文博还想狡辩,声称录音是伪造的,是我们对治疗效果不满,故意陷害他。但当调查组拿出那张存有三万块钱的银行卡,以及银行监控拍下建军办卡、赵文博在ATM机查询余额的视频时,他彻底崩溃了。
他所有的心理防线,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土崩瓦解。
他承认了。
承认了他在我的第一次手术中,故意没有将肌瘤完全切除。承认了他为了牟取私利,诱导我进行不必要的二次手术,甚至企图摘除我的子宫。
调查还发现,我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在过去的几年里,他用类似的手法,在至少五位病人身上,重复着同样的罪恶。只是那些病人,要么没有察觉,要么察觉了,却因为缺乏证据,或者害怕麻烦,而选择了沉默。
而我,是第一个,把他拉下马的人。
消息传出后,整个医院都震动了。那些曾经和赵文博称兄道弟的同事,都对他避之不及。他从一个人人敬仰的专家教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过街老鼠。
最终的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赵文博被医院开除,并被吊销了医师执业证书。这意味着,他这辈子,都不能再当医生了。同时,他因为涉嫌医疗欺诈和敲诈勒索,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医院方面,也给了我们相应的赔偿。院长亲自出面,向我们鞠躬道歉,并承诺,会为我安排最好的专家,免费进行后续的治疗。
事情到这里,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们拿回了公道,坏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可是,我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拿到赔偿金的那天,我和建军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无言。那张薄薄的银行卡,在我口袋里,却感觉有千斤重。
“建军,”我轻声说,“我不想用这笔钱。”
建军停下脚步,看着我。
“我知道。”他说,“那就存起来,给高远当大学学费吧。这是我们……应得的。”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之前看的那些中医典籍,和我熬药的那个砂锅,全都扔进了垃圾桶。
看着那些东西,我就会想起那段压抑、黑暗的日子。想起自己像个演员一样,每天小心翼翼地伪装。
晚上,高远放学回家,看到家里的气氛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我和建军也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说话,他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吃饭的时候,他给我夹了一筷子菜,小声说:“妈,你最近……好像开心多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
是啊,这半年来,我们亏欠孩子太多了。
建军把事情的始末,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告诉了高远。他没有说太多肮脏的细节,只是告诉他,我们遇到了一个坏人,但最后,我们用智慧和勇气,战胜了他。
高远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超乎他年龄的成熟和坚定。
“妈,”他说,“你是我心里的英雄。”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烟消云散了。
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值了。我不仅为自己讨回了公道,也给我的孩子,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关于正义,关于底线,关于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不公时,应该有的态度和勇气。
后来,我接受了医院安排的第二次手术。
主刀医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女教授,姓王。手术前,她握着我的手,非常诚恳地说:“林女士,请你放心。过去的事情,是我们行业的伤疤,但请你不要因此对所有的医生都失去信心。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得起身上这件白大褂。”
我相信她。
因为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真诚和悲悯。那是一种,我从未在赵文博眼中看到过的东西。
手术很成功,这一次,是真的“干干净净,不留后患”。
出院那天,阳光正好。
建军来接我,高远也请了假,一家三口,走在医院的林荫道上。
我抬头看着透过树叶缝隙洒下的斑驳光影,感觉自己像是重获新生。
这场持续了八个月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它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但这道疤痕,也时刻提醒着我,永远不要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永远不要向不公和邪恶低头。
因为,光明或许会迟到,但它从不会缺席。只要你愿意,为它去推开那一扇窗。
第7章 阳光下的疤痕
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建军的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他下班后不再是抱着手机刷视频,而是会主动和我聊聊公司里的趣事,问问我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我们之间那堵无形的墙,在共同经历了一场风暴后,彻底消失了。
高远也像变了个人,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打球玩游戏的半大孩子。他学习更用功了,还主动承担了很多家务。他说,他以后想学法律,当个律师,去帮助那些像我们一样,被不公对待的普通人。
我看着他伏案苦读的背影,心里既欣慰,又有些感慨。一场灾难,有时候也能催生出意想不到的成长。
我的身体在一天天康复,小腹上那道新的疤痕,也从最初的狰狞红色,慢慢变成了淡粉色。每天洗澡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它,像一道浅浅的印记,刻在我的皮肤上。
我不再回避它,也不再憎恶它。
它是我战斗过的勋章。
有一次,我和建军去逛商场,在电视上看到了关于赵文博案件的后续报道。他最终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画面里,他穿着囚服,头发花白,被法警押着,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专家教授,如今形容枯槁,眼神里一片死寂。
我停下脚步,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建军握住我的手,轻声问:“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摇摇头,笑了笑,“就是觉得,人生真奇妙。半年前,他还是那个可以决定我身体里该留什么、该切什么的人。现在,他连自己的自由都决定不了了。”
“他那是咎由自取。”建军的语气里没有丝毫同情。
我们没有再讨论这个话题,转身走进了。
日子就这样,平淡而安稳地过着。那场风波,像一块被投入湖心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也渐渐平息,湖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
我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多了一层审慎的考量。我依然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大多数人是善良的,但我更明白,在善良的底色上,也潜藏着无法预知的灰色与黑暗。保护好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也变得更爱自己了。以前,我总是把家庭、丈夫、孩子放在第一位,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总是被排在最后。但现在,我会给自己买喜欢的衣服,会去报瑜伽班,会一个人去看一场想看的电影。
我开始明白,一个女人,首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妻子和母亲。只有先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抵御来自外界的风雨。
一年后的秋天,我们全家去了一趟远途旅行。
我们爬了山,看了海。站在山顶,看着云卷云舒,远处的城市像积木一样渺小,我感觉自己的心胸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
晚上,我们住在海边的民宿。听着窗外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我和建军躺在床上,聊了很久。
“岚岚,”他突然很认真地看着我,“对不起。”
我知道他为什么道歉。
“事情都过去了。”我说。
“不,过不去。”他摇摇头,眼神里满是愧疚,“我一想起当初,你那么无助,我却不相信你,还说你是……我就想抽自己。”
“那时候,换做是我,可能也会有那样的反应。”我平静地说,“我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都会敬畏权威,都会有思维的惯性。我不怪你。”
真的不怪了。
当一切尘埃落定,回头再看,我甚至有些感谢那段经历。它像一场高烧,烧掉了我生活中那些看似安稳,实则脆弱的假象,也烧掉了我们彼此之间,那些因岁月而滋生的麻木和隔阂。
它让我们看清了彼此,也看清了自己。
“以后,我再也不会了。”建军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像是在许下一个郑重的承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你说的,我都信。”
我笑了,眼眶有些湿润。
窗外,月光如水,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
我知道,我小腹上的那道疤痕,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消失。
但我也知道,我心里的那道伤口,在爱与信任的阳光下,已经彻底愈合了。它长出了新的血肉,变得比以前,更坚韧,也更有力量。
生活,还要继续。未来或许还会有别的风浪,但这一次,我不再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边,有愿意与我并肩作战的家人。而我的内心,也已经拥有了乘风破浪的勇气。这就够了。
来源:优雅清泉一点号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