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晚年住在莱蒙湖边的小屋，行动不便，出不了远门，199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国。尽管身体受限，她一直盯着国内的变化不放，钱和精力都还往国内搭桥：在国内设立了一个以她姓氏命名的青年翻译奖，扶持了不少新人。人们记得她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更记得她把大半生用来向外面
她在瑞士去世，享年96岁。
她晚年住在莱蒙湖边的小屋，行动不便，出不了远门，199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国。尽管身体受限，她一直盯着国内的变化不放，钱和精力都还往国内搭桥：在国内设立了一个以她姓氏命名的青年翻译奖，扶持了不少新人。人们记得她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更记得她把大半生用来向外面介绍中国的努力。
把她一生梳理开来，可以看到几条清晰的主线：跨文化身份、医学出身但投身写作、战争年代的现场经历、几段曲折的婚姻，还有长期在外交文化交流线上来回奔走。当别人还在讨论她“立场”时，她自己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我是中国人。名号、护照、国籍可以变，但内心的认同没变。这句话伴随她多次面对外界质疑时出现，也成了她坚持不退的底气来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她在对外交流上最忙的阶段。那会儿有人把她请去做特使，去法国、印度，还有不少机会与外国政要对话。她和丈夫陆文星多次往返中国，为修复中印关系出过力，也在推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参与了具体工作。1972年她为毛泽东写了一本英文传记，这本书在西方引发了强烈反响，媒体批评声很大，她甚至被列进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所谓“黑名单”。对这些外界的指责，她的回应始终很直接：我就是中国人，立场不会变。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痛的一刻，讲到这儿常常会掉眼泪，这份真情后来在她的传记里反复出现，成了别人写她时必提的细节。
1956年那次回国影响深远。她带着陆文星去了中南海，见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小时的会谈没有任何官腔，像平常人家里坐着聊天那样，周总理谈中西交往的难题，说到哪儿就深入讲到哪儿。她当时说愿意做中西之间的桥梁。会谈后周总理还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她把周恩来放在心里很特殊的位置。回去以后，她继续写作，用英文、法文把中国的面貌介绍给西方读者，试图用自己的笔触拉近两个世界的距离。
她的个人感情线也不简单，充满戏剧性。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她遇到英国《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伊恩·莫里森，两人短暂热烈，但朝鲜战争改变了很多事，莫里森被卷入前线，她把这段经历写进小说《瑰宝》，这书在英国卖得不错，后来拍成电影还拿了好几个奥斯卡奖项。为了身份和护照的实际需要，1952年她和英国出版商康柏结婚，改名伊丽莎白·康柏，拿了英国国籍，婚姻没维持太久。后来在印度度假时遇到一个当地向导，她给他起了中文名字陆文星，他后来成了她第三任丈夫，陪着她四处跑，支持她的写作和行程，两人相处比较稳定。
再往前看，她当医生的训练背景很重要。1917年生在河南信阳，父亲周映彤是早年去比利时留学回来的铁路和采矿工程师，母亲玛格丽特来自比利时一个有名门第。那个年代，父母的中西结合在中国比较少见，家里既要融入中国环境又带着欧洲生活方式，这种混合身份让她从小处于既特别又孤立的位置。家里白天说中文、写毛笔字，下午去修道院学校学法语，早饭像欧洲人吃、午饭像中国人那样吃。父母希望孩子将来回欧洲生活，但她固执地认定自己是中国人，一定要把汉语学好。
她十五岁就把未来想清楚了，目标是当医生。最开始在北京协和医院当打字员攒学费，1933年进了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5年争取到去布鲁塞尔大学学医的机会。那几年她既在学术上刻苦，也开始在公共场合发声。七七事变后，她在比利时和法国为中国抗战做了大量演讲，几个月跑了上百个集会，不少场合她是代表中国讲故事、讲遭遇。到1942年，她把在战地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处女作《目的地重庆》，在美国出版后反响不错，让西方读者看到不一样的中国。1948年取得医生资格，曾在皇家自由医院做住院医生，但她并没有选择在英国长期安顿。看着国内局势，她觉得自己不能光在国外“享清福”，就回到国内投入紧张又粗糙的工作。战争时期她在成都当助产士，医院和战地是她生活的大部分场景，写作成了她把这些经历讲出来的方式。
她的婚姻生活也把她的人生推向不同方向。第一任丈夫唐保黄是军人，婚后期待她当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但她追求独立，两人逐渐分歧。唐在1947年战死东北，她当时没有回国参加葬礼，理由是要备考毕业考试。她后来回忆那段婚姻，说是“令人窒息的十年”。这些个人经历被她写进小说和回忆录，成了读者了解她的窗口。
关于她和西方的关系，外界评价分歧很大。有的人觉得她把自传和现代中国史混在一起，写出了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也有人批评她过于亲华。街头曾有人当面辱骂她，她的回答很干脆：如果十亿中国人都喜欢她，几个人不理解她又算什么。对她来说，身份不是空话，她把“我是中国人”当作行动准则去做事——去翻译、去写书、去当中外交流的联络人、为青年翻译设奖项，这些都不是口号式的表示，而是具体的投入。
在外交和文化交流的场合，她并不总是站在最前面当发言人，更常见的是在后面做那些看起来不起眼却有效的事：推动学术交流的项目、资助年轻翻译、为中国的故事找西方的渠道。1970年代她的写作和活动频繁引来争议，西方媒体指责她太偏向中国，但她并没有因此停笔。她的书在海外传播开来，影响了一批想了解中国的读者。面对质疑，她的态度是那种“我做我该做的事”的冷静，而不是激烈的辩护。
关于她在中法建交、中印关系修复上的角色，外界给她的定位各有不同。有人说她是纽带，有人说她只是参与者。事实里，确实有不少细节显示她曾作为私人或半官方渠道参与过调解和推动工作。她和陆文星回国多次，和国内一些高层人物有直接接触，这些见面和对话都成为她后来写作和发声的素材来源。她的那本毛泽东传记在1972年出版后引发的反响，既带来了批评，也让她的名字在国际上更为人所知。
晚年她坚持关心中国，但身体让她不得不减少出行。1997年之后就没再回去，不过她通过书籍、翻译奖和与国内年轻人的联系继续影响着新一代。她在莱蒙湖边的日子是安静的，门口可能有来访的学者和翻译新人，或者收到来自中国的书稿和感谢信。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依然被人记住，不只是作为一个外语作者或文化桥梁，更因为她那种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方式，成为许多人讨论过去一段历史时的一个活标本。
来源：聪颖青山hlF2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