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出关后，李运昌受大委屈，说他本位主义，聂老总说了公道话！

摘要：1945年9月的锦州车站，还残留着关东军匆忙撤退后留下的焦糊味。一列闷罐车嘎吱停稳，从车厢跳下来的不是日本士兵，而是一身尘土的冀热辽部队先遣人员。站台上，李运昌翻开作战日记，第一行字写得利落——“必须抢在冬天前拿到枪”。东北这片黑土地对即将展开的较量毫无保留，

1945年9月的锦州车站，还残留着关东军匆忙撤退后留下的焦糊味。一列闷罐车嘎吱停稳，从车厢跳下来的不是日本士兵，而是一身尘土的冀热辽部队先遣人员。站台上，李运昌翻开作战日记，第一行字写得利落——“必须抢在冬天前拿到枪”。东北这片黑土地对即将展开的较量毫无保留，谁手里攥住武器，谁就能立足。

沈阳先动了。10月初，曾克林率16军分区先到沈阳，苏军卫戍部借给他一座军火库。这里的库存令人咋舌：山一样叠放的步枪、两排火炮、弹药木箱排到院墙外。曾克林打了三个昼夜的车，把2万条步枪、千余挺机枪和百余门火炮运出了仓库。消息飞速传向关内：东北有枪，还是新枪。

同一时间，延安根据地各部正按中央指示北上。一些指挥员犹豫——长途行军若一点重武器也不带，真要路上起波折怎么办？于是多数部队把迫击炮和轻机枪留在背包旁，只舍得卸下大口径。以至后来不少官兵笑着说：“咱们是蹬着胶鞋去讨债，债主家却忽然关门了。”

11月中旬，西方多家通讯社登出消息：“苏军向中共移交大批武器”。各方压力随之而来，苏军迅速收回仓库，没有留给中共部队回旋余地。彭真与伍修权已在抵辽途中，得到的还是原先“能武装十万人”的口头保证。电令已发，形势却瞬息生变，先后抵达东北的延安、山东、新四军部队只好赤手空拳等待接装，怨气随冰霜共同在松花江面弥漫。

正因为手里尚存余枪，李运昌成了众矢之的。“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质疑像雪片扑面而来。本位主义的帽子一旦扣下，便由流言撑着越压越实。可实际情况并非外界想的那样轻松——冀热辽军区在三四个月内把原有一万三千人扩编到十一万人，作战、建制、补给三线拉开，没有枪寸步难行。

为了活用存枪，他先把热河部队武装起来。杨思禄拿到了2700条步枪、70挺机枪；黄永胜部补进100挺机枪、1200条步枪；文年生那边也接收了2800余条步枪。再拉几趟车到锦州，仓库里还能翻出整箱子弹药。按计划，这批弹药与部分火炮要留给黄克诚、梁兴初的队伍。然而山海关外道路延误，电报迟到半天，人不到枪却不能再等。另一边，热东部队催要武器的电报已打到军区指挥所，只好先行调拨。等到新四军三师赶来，留下的只有弹药。师部明里客气，暗里不满，文件资料夹上好几份“李运昌拒绝支援”的汇报。

“枪真就这么分完了？”有参谋忍不住问。李运昌抬头淡淡一句：“先保证能打仗，再谈公平。”短短十个字，外人听着冷硬，背后却是眼见敌伪与土匪串联、国军随时进城、各地迫切自保的多线压力。试想一下，如果分兵未动而枪先空仓，谁来守山海关，谁来扼锦州、沈阳？

1946年初春，清查小组风风火火进驻冀热辽军区。账册、移交单、弹药编码一项不漏，足足查了半个月。结论写得干瘪，却足够准确——“未发现李运昌徇私，但分配有失均衡”。流言没有平息，倒像摁住浮木的石块再度掀浪。紧接着，黄克诚部在吉林线吃了亏，更有人把失败归咎“缺武器”，又一次把矛头指向冀热辽。

同年5月，晋察冀军区机关到东北交接。聂荣臻看完资料后，特意在干部会议上提了两句：“仓库被收回，人家手里也就那点家底。不能一股脑怪李运昌。”一句“人家”，顿时让场面静下来。聂老总的公道话没有豪言壮语，却起到止血效果。多数干部心里明白，此刻团结比分摊责任更急迫。

值得一提的是，冀热辽军区总计缴获日伪枪支近十万支，用于扩编不过数万。余下的，除东北各部拿走，还通过海路、陆路分两批送回山东解放区，为华东野战军后的反攻储下火力。弹药消耗量随战事滚动，直到1947年秋，冀东、热河乃至辽西的补给仍离不开那批“关东军遗产”。倘若当年仓促局势中缺少这道血源，很多战役走向未必还是后来那般模样。

今天读档案会发现，沟通不畅、信息折叠和战场节奏的错位，几乎是当时所有矛盾的催化剂。讽刺的是，指责中出现最多的“本位主义”恰恰与冀热辽扩编速度直接冲突——若真只顾自己，又怎会把三分之二的武器调往他部？站在兵员与弹药缺口面前，任何决定都可能被误读。只是战争里的决定，很少有回头再改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