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二，说句公道话

摘要：长时间没有更新，原因很简单，在全力写抗美援朝的第二卷。以我现在的精力、脑力和眼力，只能做一件事，所以我肯定选择写书，每天精力肯定是不济的，眼睛肯定是疲劳的，自己都可以感觉到脑细胞飞速死亡，实在没有精力在写书之余再来更新。

长时间没有更新，原因很简单，在全力写抗美援朝的第二卷。以我现在的精力、脑力和眼力，只能做一件事，所以我肯定选择写书，每天精力肯定是不济的，眼睛肯定是疲劳的，自己都可以感觉到脑细胞飞速死亡，实在没有精力在写书之余再来更新。

目前第二卷写了13万字多，年底写完，可能性是有的。

这篇文章也是因为写书过程中的一点感触。这段时间一直在写志愿军的后勤问题，篇幅很大，目前来看，可能后面的几卷里不可能再这么详细的讲后勤问题了，所以在第二卷里尽可能的写的清楚一点。

关于后勤问题，每天写得甚是心酸难过，常常不自觉热泪盈眶。这也是这篇短文的由来。

讲到志愿军后勤，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高岗“五虎上将”中排名第二的张明远。

张明远，历史上长期是华北的干部，1947年冀热辽划给东北，才变成东北干部。按道理山头上应该划到刘少奇、彭真这条线上。实际上，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彭真等人有些工作关系的原因，高岗在某些问题上又总是对他“留一手”。高岗曾对张秀山说过：“明远为人正派，原则性强，工作以外的事，不要和他谈。”所以他对高岗的许多事情知之甚少。高岗在反省时说，张明远从不在他面前议论刘少奇。

张明远怎么就变成“五虎上将”了呢？我个人的浅见还是跟时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有关。

1954年3月下旬，周总理奉了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要求深入揭发高岗的问题。他特意带知情人马洪和安志文来参加会议。“一跳声名裂”作为联络员一同到达。

东北高干会于1954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举行，参加者与东北党政军群一级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以及 “与高、饶问题有关”的一些人；会议主席团由东北局常委和各省市委书记组成；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周总理于3月27日作了报告，第二天即回北京。罗瑞卿留下继续参加会议。

林枫，是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的秘书。抗战胜利后，林枫和张秀山率干部团前往东北，被任命为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那时，熟悉军史的大家都知道，关于东北的方针，时任东北局书记彭真和林彪、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之间有分歧，后来中央采纳了林彪等人的正确意见，任命林彪党政军一手抓。在这场争论中，林枫自然是支持彭真的。后来张秀山说：林枫狠狠地踩了我们一脚，报复我们。

高岗长期主政东北，在高干会上做检讨的人相当多，但最后过不了关的就五个人，后来被称为“五虎将”。这个提法是红三军团出身的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恒提出的。

后来，“五虎将”之一的赵德尊说：

“东北高干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到我家，很同情地与我谈话，让我如实地把与高岗的事情讲清楚。我当时看他很亲切，就把我到北京时高岗向我说的对刘少奇的三点不同看法说了，也说了在高岗休假期间我们在杭州吃饭的事情。但周桓过后就在大会上作了揭发，说我在北京捎回来了高岗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高岗对我说的三点不同看法。”“周桓在大会上揭发我们时用了‘五虎上将’这个名称。”

对这一提法，“一跳声名裂”和林枫相当欣赏，去北京汇报请示后，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于是传播开来。

林枫当时也做了检讨，自然顺利过关。会议决议还写道：“这些同志……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

周总理去东北时带上了马洪和安志文，“五虎将”之一的郭峰后来说：“当年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检讨的不止我们五个人。周总理从北京把马洪和安志文带来参加会议，就是让他们也在会上检讨。但是，虽然在会上检讨的人不少，但最后过不了关的就是我们五个人。周桓就是在我们进行第二轮检讨时，在揭发赵德尊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周桓这样一提，大部分人都附和，这样，‘五虎上将’虽然不是法定用语，但却成了习惯用语。”

“安志文能过关与他哥哥安子文事先与他通气也有一定关系，他在会上的检讨揭发比较深刻，但马洪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