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蔡孝乾在台湾活到74岁病故，没被处死，也没有像很多受害者那样被彻底清算；与此同时，吴石等人在台北被押上刑场，成了白色恐怖里最沉重的一页。这个结果摆在最前面，事实就这样：一个被指认为叛徒的人安然度过余生，而为信仰丧命的人却被埋在乱葬岗，名字消失好几年。

蔡孝乾在台湾活到74岁病故，没被处死，也没有像很多受害者那样被彻底清算；与此同时，吴石等人在台北被押上刑场，成了白色恐怖里最沉重的一页。这个结果摆在最前面，事实就这样：一个被指认为叛徒的人安然度过余生，而为信仰丧命的人却被埋在乱葬岗，名字消失好几年。

说回头先交代他来头。蔡孝乾不是个路人甲，他是台籍共产党里完成过长征的人，从瑞金到延安一路走过来，党内对他有期待。抗战结束后，他被派回台湾去重建组织，手底下的地面网络到1949年已经算得上规模化，能动员不少群众，那时候有人盘算把组织做大，省工委的架子也形成了。这样的人，在战乱年代自然成了别人重点盯防的对象。

出事不是一天两天，一系列抓捕把这事儿推向深渊。1949年下半年开始，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因为办《光明报》被捕，特务从报纸、代号里抽丝剥茧，把视线转向省工委。高雄那边的劳运负责人李汾后来叛变，供出了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在刑讯下交代了藏身地，特务等了几个月，1950年1月29日把蔡抓到。

第一次被押走后，他还有机会跑掉。这段很像电影桥段：先是找人送饺子，吃完人家松了口气，一周后又提出去一家叫波丽露的餐厅吃牛排，就趁机溜掉了。逃跑后他在乡下藏着，但乡下生活环境又不适应他，不到两个月，被捕回去——地点是在嘉义的一家西餐厅。逃了又被抓，这一回真成了转折点。

第二次被捕之后，事情彻底变味。狱中他提出要和他16岁的妻妹马雯娟同住一间牢房，狱方同意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把掌握的资料都交了出来。那些小册子上仅写了“吴次长”三个字，这个简短线索直接指向了潜伏在国防部的吴石。按他提供的名单，特务展开大清查，牵连出大约1800个人，其中超过1100人被判死刑或处决，400多人被长期关押。数据冷冰冰，但后面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户家庭、一条人生道路被截断。

吴石的案子尤其沉重。他在国防部是参谋次长，军衔中将，代号“密使一号”，掌握的东西不是小打小闹，像台湾战区的防御部署、舟山封锁方案这样的重要情报都在他手里。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等人在台北马场町被押上刑场。临刑前，有人告诉吴石舟山已解放，他只是微微一笑，然后把还能交出的情报交给组织。后面那些冒险赴台的潜伏者，很多以他的牺牲为警示继续尝试恢复网络，但在白色恐怖和情治系统的压制下，活下来的少得可怜。到1958年，所有赴台的潜伏人员，存活率低于5%。

蔡孝乾被拿到国民党这边后，处境看似反差很大：他没有被处决，反而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在保密局、情报局等单位任职，写《自白书》，参与编写《台湾共党叛乱史》这类对外材料。国民党方面把他当作样板、情报来源来利用，同时也想通过他宣示威慑效果。但表面风光下有盯梢，蒋介石日记里有“可用而不可全信”这样的字眼，命令人对他的言行每月汇报。换句话说，他虽然被用，但始终在别人的视线和控制之下，生活和行动都被管着。

国际局势也影响了清算的可能性。1950年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海后，海上通道几乎被封死，原本的渡海计划受到严重限制，很多派到台湾去的援助和支持短时间被卡住。接下来想要做清算的人手一时接触不到，情报链断掉，想要把蔡拉回去做什么都困难。那些还在操作的人，对蔡的具体行踪摸不清，清算就只能停留在愿望里。

1951年台大医院的病历里记载，蔡长期承受精神压力，诊断为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病房里有人提过他会哼台语歌《高山青》。到了晚年，他的生活看上去更像普通人，死时遗下的东西不是机密文件，而是菜谱和餐厅消费单据。有些人后来说，这些正常生活的痕迹可能是特务故意布置的伪装，用来让外界觉得他过得平常，便于监控。这话是人们的说法，不是政府的官方说法，但在那个年代，类似安排并不罕见。

伍石等人的下场和蔡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被处决的人骨灰被埋在乱葬岗，名字被抹去好些年，直到过了二十三年才被追认烈士。蔡孝乾在1982年离世，带着“叛徒”的标签结束了生命。事情的每一个节点都有具体的人和物，抓捕、供词、判决、监控，都留下了档案和证词，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一样，都被历史的机器推动着各自的轨迹。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