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两天，在肖某董某莹事件的官方通报之后，又一个事件开始在网络发酵了。网传是公务员家庭出身的演员黄杨钿甜被指佩戴高价饰品，被网民怀疑其家庭财富来源有问题，尤其是其父亲由公务员辞职下海经商涉及诸多疑点，由此引发网络热议。

这两天，在肖某董某莹事件的官方通报之后，又一个事件开始在网络发酵了。网传是公务员家庭出身的演员黄杨钿甜被指佩戴高价饰品，被网民怀疑其家庭财富来源有问题，尤其是其父亲由公务员辞职下海经商涉及诸多疑点，由此引发网络热议。

事情简要概括如下面截图：

最新的情况是，媒体致电雅安市纪委监委电话举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相关政府部门正在处理此事。

从当下网民关注焦点和事件涉及各方的回应情况看，此事存在较多的风险点和难点。

一、此事应对和回应的难点何在？

事件在发生之初，就陷入了困境。因为面对网民的强大压力，地方相关部门和黄杨钿甜及其家庭成员都开始了“自证清白”，但是一旦陷入“自证陷阱”，对网民是缺乏说服力的。

比如，黄杨钿甜说耳环是复刻品、是借用母亲的；其所属演艺公司也发出辟谣声明；其父亲、也就是网传曾为公务员、后又辞职下海的当事人，发长文解释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力图证明网民怀疑其涉嫌“发地震财”后辞职下海并非事实；地方税务局等部门也紧急启动工作程序调查等。

但是这些声明，都属于“自证清白”内容，在网民看来都是疑点重重的、难以采信的。黄杨钿甜及其家庭，和网民属于冲突双方，这种关系是对立的，自己说自己没问题，网民认为不过是自我维护、本能反驳。“自证清白”本身就是一种心理陷阱，本来说服力就不大。

地方相关部门看起来是第三方，其调查结果应该不是“自证清白”吧？恰恰相反，网民会倾向于认为地方和演员家庭肯定有所“勾结”，声明不过是勾结的证明。在今天地方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公信力危机之后，本来说什么就缺乏公信力，现在又出面为“老同事”作证，网民不会采信。更何况，从地方各部门的调查结果看，懒懒洋洋、逻辑松弛、缺乏关键证据，看起来就是压力之下的应付敷衍之举。

此外，随着演员各种家庭隐私被曝光，各种细节似乎都在证实网民猜测。比如，其弟出生于计划生育二胎政策出台之前，涉嫌违规；其父姓杨、其母姓司、本人随奶奶姓黄，这种混乱的做法，被网民解读为逃避世人耳目、“三代还宗”以传承宗族财富，更显财富来源可疑；网传其母名下1.8亿深圳湾别墅（链接到许家印）、疫情期间注册生物公司（链接到疫苗生意）、演员本人在童星时候替换其他演员戏份等。黑料越来越多，疑点也越来越大。

事件处理的难点还在于，即便缺乏明显证据，网民怀疑其父公务员出身背景导致财富来源不正的猜疑，是一种群众监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网民猜测，你可以说是“阴谋论”，但是你很难说是谣言，并且由于网民数量较大，这又构成了一定的网络“潜舆论”，也就是普遍的怀疑和猜测。这种网络现象本身就是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没有任何人、任何部门能够消除或者明令禁止这种网络不信任。古人就已经指出这种现象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能疏导和引导，而不能禁止。这种网络不信任现象，就是要倒逼各方出面回应调查，并给出关键的证据，来证实或者证伪。

再从此前类似事件的处理结果看，往往预后不佳。因为很难给出关键证据，来证实或者证伪。你即便拿出自认的关键证据，但是网民又不会采信。从此前深圳“北海鲶鱼”事件、上海“阿里献血事件”等事件的进展和通报结果看，几乎都陷入这种公信力沼泽地。此事大概率会和上述几个案例一样，倒逼地方党委政府继续给出说法，然后网民又予以否决，导致事件走入窄胡同。

但是无论如何，地方和相关部门必须要重视网民这种心理，进行实实在在的调出通报，这本身是职责所系，也是维护公信力的必需做法。

二、如何看待类似多发现象？一种“挤兑白条”现象

其实类似黄杨钿甜引发网民普遍怀疑的现象，近年来已经出现很多。它往往是由年轻人的炫富引发网民关注，然后引出“二代”“三代”的撕裂性话题，再引出背后的体制内领导干部问题，接着“阴谋论”等不信任心理满天飞。地方和相关部门认真严肃调查，拿出事件通报，又遭遇网民不采信。

由于类似事件高发，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意味着背后具有社会根源。我的看法是，类似事件之所以近年来爆发频繁，在于它是网民群体拿着一直以来的“共同致富”“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承诺和社会承诺，带着一大堆这种承诺的“白条”，来集中向政策和社会要个说法，导致了网络出现“挤兑”的混乱现象。

所谓“挤兑”，是指当银行客户感受到某种风险之后，就集中赶到银行门口要提取存款，从而导致银行门口拥挤、银行出现现金流动性危机的现象。挤兑现象常常是流言、传言、谣言导致的，也常常成为重大新闻。本文所说的“白条挤兑”，是指网民感到“共同致富”存在风险，就纷纷要求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兑现诺言，从而引爆舆情危机的现象。无论是当下的黄杨钿甜事件，还是此前已经爆发的各种“二代”“三代”现象，是挤兑现象的导火索，挤兑现象反过来又引爆了更多的类似舆情事件。

数十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和宣传的主题，常常是围绕“共同富裕”的集体理想而进行的，它塑造了一种社会共识，并成为群体的信仰，那就是在领导干部和少数典型、少数能人的带领下，再通过集体的劳动，推动社会渐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允许生产力要素集中到少数能人手里，他们会率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渐渐实现共同进步和普遍富裕，从而实现社会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上到下就在这种群体信仰的引领和照耀之下，全民努力拼搏，推动中国发展巨轮，从蹒跚起步到飞速发展，从一穷二白到家底丰厚，并终于在2010年成为世界GDP第二大国。

中国物质财富从量变到质变的大爆发，还伴随着爱国激情的大爆发。从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战略，到2016年特朗普首次上台，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企业进行极限施压，由此激发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人们再次确认了民族认同和群体认同，强化了内部凝聚力，也形成了安全强大的意识形态壁垒。

问题在于，从国家层面看，一个强大的中国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鸦片战争以来数代中国人站起来、强起来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了。但从个体层面看，个体的感受却极其复杂，处于数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点。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理念核心体现的“共同富裕”，就此慢慢成为网络话题。

个体感受低迷，源于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心理失落、价值迷惘和获得感降低：

社会发展的代价之一，就是高考文凭的含金量在迅速走低，大学文凭改变命运“点石成金”的功能大大降低，个体奋斗和垂直流动的出路堵塞，奋斗价值和劳动价值首次遭遇怀疑，“寒门难再出贵子”观念悄然出现，“阶层固化”加剧社会焦虑，并在“二代”炫富现象频发后引发众怒。这种众怒已经化作对于群体理想的拷问和逼问，成为显著的网络心理。并在疫情爆发后，居家受困导致群体心理如同深海怒涛，网络事件动辄发展成为重大撕裂舆情，再加司马南等少数意见领袖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强烈质疑引发网民跟随，对于集体信仰的拷问从网络舆情、网络潜舆论，终于成为显著的网络舆论，中央在2021年8月重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际是对于这种网民诉求的严肃回应。

但是意外因素出现，导致事情急转直下。在疫情三年之后，人们期待中的经济“报复性反弹”并未出现，反倒是经济突然陷入低谷，数十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就此遭遇紧急刹车，习惯了线性发展的百姓，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堪说猝不及防。这种大降速乃至失速，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中国人首次遭遇的一次社会心理危机。它导致社会心态更为失衡，更多涉及到社会公平、阶层分化、社会撕裂的舆情爆发了，并强化了一种敏感的社会心理，任何事情一旦涉及这种因素，就会一举爆发，成为类似的撕裂型、拷问型的舆情，每一次都留下群体灰色记忆，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网民群体的不信任感增强了。

而且这种网络舆情导致的后果是，地方和相关部门深陷“塔西佗陷阱”，网民将调查真相的希望更多寄托于中央、央媒、纪委等少数享有更大公信力的主体身上，这一份重托无疑加大了责任，也导致劳动的加剧，以及效率的走低。无论是从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种群体的“信托”，并不会推动治理的优化和社会的发展。

这要求我们，必须要跳出对于舆情个案的片面关注，站在经济规律、中美竞争的时代制高点上，聚焦于中国网民的心理发展史，尤其是疫情爆发前后的网民心理变化、变迁历程，以更好、更精准地理解网络舆情爆发的根源，并由此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也由此理解，为何说类似类型的网络舆情是一种“白条挤兑”现象？它的心理学原理是“爱之深，责之切”，舆情的背后是网民对于中国奋斗历程的群体回顾，对于“共同富裕”的集体理想重新审视，以及对于劳动情感和社会价值观的强调。只不过是在今天特殊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压力之下，又在社会出现对于财富和民主的合理追求的时代，人们开始关注“我的那一份”是否被公平分配？这种诉求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应该予以满足的，但是由于贫富悬殊加剧，在少数人炫富的刺激下，又没有获得合适的心理补偿，群体情绪由此大爆发，人们开始愤怒拷问“共同富裕”的理想如何实现？这种拷问，是压力，也是信任，更是责任，这就要求在热点舆情的应对中，必须更多地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回应和关怀这种社会心理。

如果对于当下频发爆发的拷问型舆情，仅仅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对，那么我们将陷入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永远奔波于一个又一个舆情战场，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而且舆情治理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网民不信任心理反倒越来越浓厚，努力失去价值，反倒导致舆情应对的总体效果大滑坡。

这提示我们，在认真对待每一个舆情热点、实事求是地回应网民诉求、维护社会公平和公信力之外，尚需我们高屋建瓴，从更高的层面、更大的视野来进行社会舆论的引导、社会心理的重塑。

三、如何应对类似拷问型的网络舆情？

应对类似拷问型的网络舆情，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干预。从价值层面来说，要提升社会文化审美水平，推动国民整体素养的提升；从物质层面来说，需要重视每一个热点舆情，认真调查，回应网民诉求，以沟通交流推动达成更多社会共识。

从价值层面，要从国家舆论宣传、经济建设和法治公平等方面进行建设和改善优化。

1、舆论宣传。

我此前在文章《农夫山泉危机：大众传播的成功导致了“双刃剑”效应》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曾经的传统宣传，意外导致了一种特殊的“双刃剑”社会风险。

具体而言，就是过去的宣传常常在弘扬爱国主义的时候，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变化，又加入了对于美日等敌对势力的负面宣传，导致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一直都是一体两面、爱恨交织的。一面是对于家国之深爱，另一面是对美日的怨怒。这在当下美日勾结抱团，联手对于中国实施战略压制的时候，网民新仇旧恨，一起爆发。与此同时，中国发展步入深水区，面临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的多重复杂选项，只能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但是在此关键时刻，愤怒网民对于国际资本、资本背后的少数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出现情绪反弹，他们噤若寒蝉，或者出国远走，难免影响经济发展。由此导致“双刃剑”效应。

这提醒我们，舆论宣传，实在是国之大事，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必须以科学长远的眼光来设置考察指标，从国家发展、国际传播形象、国民文化素养等高度来观此“国之大者”，需要尊重传播规律、研判舆论结晶，敬畏文化心理后果，坚持长远发展和短期目标分层次进行。如果仅仅服务于短期目标，一旦形势有变，可能会遭遇此前宣传的“反噬”，妨害可持续发展成果。当下国际风云又恰恰波谲云诡，各种力量快速分化组合，短期的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更可能成为“回旋镖”，伤害宣传话语。尤其在中央公信力越来越高的形势下，网民对于舆论宣传抱以高度信任，紧随宣传动向，此时要防范再次出现上述“双刃剑”效应。

因此，在当下网络舆情爆发频繁、拷问型舆情增加社会撕裂风险的时候，舆论宣传更需要立足长远发展、尊重社会规律，从提升国民总体素养、提升文化审美水平、塑造国家形象、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更高水平的国家舆论宣传和信息传播。很显然，只有整体上提升国民文化审美水平，推动更多科学理性的社会共识的达成，才能确保网络出现清朗空间，降低网民群体的情绪化、非理性的网络行为，在战略层面、方法论角度来降低网络舆情的爆发频次，实现社会平稳的可持续发展局面，大大压缩网络上那些极端的观念思潮的生存空间。

出现于杭州的“铁头”事件和南京的“战马行动”，主流社会看到的是荒谬，少数网民看到的是爱国，背后的根源不仅在于撕裂，更在于很多网民知识素养偏低，未能跟上时代脚步，再加网络舆论引导出现偏差，由此极端言论思潮蚕食网络心理。

2、经济建设。

在舆论宣传之外，影响网络舆情爆发的主要因素，依然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近年来，通过对于城市舆情、文旅舆情的考察，我的发现是，真正影响网络舆论的最大因素，是成长性。就是说，只要区域和城市经济社会持续成长，一直向前发展，区域和城市的网络形象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即便爆发负面舆情，也能快速被新发展形势所掩盖。

只要中国社会持续发展，持续深入推动改革开放，网络舆情就将是可控的，其烈度和后果都是可以被发展本身所吸收的。发展从来都是颠簸的，颠簸释放了内部张力，也夯实了内力，没有颠簸的发展，反倒是个熵增的过程，容易出现离心力。网络舆情的爆发，就是常伴发展的颠簸因素。

就业是当下最大的民生工程。尤其在人工智能可能淘汰人工岗位的当下，推动经济发展，拓展就业渠道，将人工智能尽快落地为产业机会、就业机会，是当下面临的重任。

3、法治公平。

法治的极端重要性，近年来已经渐渐被社会各方认识到。近年来出现的报复社会的极端事件，常常和法律审判产生强关联。法律和道德人心的关系，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相互吸引的潮汐关系，彼此牵制，又彼此诱发。法治意识强一点，道德色彩就弱一点，社会更为现代理性；反之，泛道德化一旦抬头，舆情爆发更为频繁激烈。地方法治不彰，道德也好不到哪里去。

高层认识到了法治对于道德和治理的重要性，接连出台很多政策文件，防范“一案结而百案生”，力推解决法律引发的道德风险和治理风险。在最近的一起普法节目引发的“行人相撞案”舆情中，由于和“扶不扶”等风险舆情开始有所联系，相关方面强力介入，推动事件向反转方向发展，就是一个明证。此外，根据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不久前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被列入最高院发布的参考案例，也显示典型案件的判例受到高度重视。

一个经济持续发展、法治建设公正公平、舆论引导科学理性的社会，网络舆情的爆发频度和烈度，会出现显著的改善。

当然，上述是在价值层面、在“道”的层面提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物质层面、在“术”的层面，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舆情热点，通过调研和通报，和网民形成良性互动。就以近日的黄杨钿甜事件来说，在各方发声之后，相关部门不能因为网民质疑而放弃努力，依然需要严肃对待，调查研究，以可信说法取信于民。黄杨钿甜父亲从公务员离职的更多细节、其注册公司的来龙去脉，都需要严肃的细节证明。这不仅是一个演员及其家庭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公信力的问题。

即便网民对此怀疑、吐槽，但是不能因此止步，较之网民的沉默和冷峙，我们更欢迎高声的质疑和激烈的批评，因为交流沟通的本身，就是良性的互动。交流互动会推动社会治理走在健康的道路上。再加上在经济、文化和法治等方面的社会努力，舆情时代或许会大大缩短。

来源：鹰眼热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