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谁能想到，一块夹在黄土里的壁画，会让人重新审视好几百年的历史裂缝。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谁能想到，一块夹在黄土里的壁画，会让人重新审视好几百年的历史裂缝。
那地方在陕西蒲城县，墓主身份不详，但时间大约是元代。
壁画上，一群人穿着左衽的衣服，动作平静，神情安然。
可只要稍微懂点老礼制的，看到“左衽”两个字心里就会一紧——那可是胡人习俗。
意思很明确：哪怕身在汉地，这些人早就不穿汉服了。
这事儿要是搁在唐初，可能也没人太在意。
可到了元末，那已经意味着一种深层的文化割裂。
中原礼俗、汉人传统，在某些地方已经不再是主流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得从好几百年前说起。
唐朝后期，北方战乱频繁。
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河北、山西一带实际上脱离了中央控制。
后来五代十国轮番坐庄，北边更是成了胡人政权的地盘。
契丹人在燕云十六州站稳了脚，女真人接着往南压，蒙古人再一统江山，北地汉人几乎没喘过气来。
结果就是，几代人下来，北方汉人不再说汉话、不再穿汉服，起名叫“虎林赤”“耶律德实”这些，家里祖宗还供着“老赵家的皇帝”，心里却早就不认了。
再看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经济飞速发展，文化也自成体系。
那时候的士人几乎天天都在忧国忧民，搞理学、讲道统，认定自己才是正统的延续。
可说到底，南北之间已经不是一个世界了。
更麻烦的是，宋朝自己也没处理好这事儿。
北宋丢了燕云十六州，南宋干脆丢了整个华北。
赵构当政那会儿，直接退到长江以南，不仅没想着收复北方，还对那边的汉人爱理不理。
结果，很多原本忠于宋的北人，干脆跟着契丹、女真人混了。
有个姓翟的家族，原本是幽州汉人。
到了辽代第二代，孩子们已经开始用契丹名字了。
再往后，连蒙古名都上了。
一个家族三代，名字从“翟某”变成“耶律赤鲁”，再变成“虎林赤”，这变化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毕竟，名字这种东西，藏着的是认同感。
等元朝统一全国时，表面上是“大一统”，可骨子里南北分裂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朝廷照旧按金朝、南宋那一套来管理地方，南方归南方集团，北方归北方集团。
蒙古人干脆把行政职能外包，色目人、旧官僚、地方豪强各自为政。
说是统一，其实各玩各的。
那时候，南人叫北人“番儿”，北人眼里南人是“蛮子”。
苏辙出使辽国回来后，看到北地遗民穿着胡服、说着契丹话，气得在奏章里连骂三天：“这是哪门子的汉人？”
可也没办法。
直到朱元璋的出现，这局面才开始松动。
这个人出身实在太低了。
小时候当过和尚，后来混过草寇，靠着一股狠劲和一套整人的本事，一步步打到南京称帝。
他的成功不靠出身、不靠门第，靠的是对局势的判断——尤其是对南北关系的拿捏。
他一上来就知道，真想统一，不是打下来就完了，得把人心收回来。
他在登基诏书里写得特别清楚：“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这意思很明显：元朝也算正统。
可话锋一转，又说自己“恢复中华”。
这两句话看起来矛盾，其实是他在给南北都一个台阶下。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推行黄册制度，清查户籍、土地、人口。
这不是单纯的行政改革，而是把南北各地的社会结构重新梳理一遍。
谁是地主、谁是自耕农、谁家有几亩田，统统要登记在案。
对一个刚打完仗的国家来说，这种“数据化”管理，简直是超前。
再就是搞服制。
他对服饰这事儿特别上心，不光写进法令里，还亲自过问细节。
北方那些穿胡服的地方，他派人一一查访、监督整改。
甚至在陕西蒲城县那种偏远地区，都能看到服饰从“左衽”改回“右衽”的过程。
一切看起来很琐碎，但其实是文化认同的重建。
他还花了不少精力在科举制度上，尤其是北方士子的待遇。
他知道，南方的书香门第太多，北方的读书人根本竞争不过。
于是他专门设立名额，鼓励北方人读书、考官、当官。
这样一来，北地汉人重新进入主流系统。
最关键的，是迁都北京。
朱棣时期做的这件事，表面上是为了军事防御，其实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考量。
那时候的南方早就成了经济中心，北京在北方设都，不只是为了守边，更是为了告诉北方人：你们是国家的一部分，不是边缘。
这一步走得很稳。
从此之后，北京成了国家政治中心，一直到今天。
明代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对西南的彻底整合。
以前那些地方像云南、西藏、贵州、四川边地，基本都是割据状态。
明朝派军、设卫、建府，花了几十年才把这些地方真正归进国家体系里。
细节说不上惊天动地，但一步步走得很扎实。
到了明末，南北虽然差异还在，但已经很难再像宋金、辽宋时期那样彻底撕裂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北人“番儿”了。
参考资料：
顾诚，《南明史》，中华书局，1997年。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李治安，《辽代汉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王桧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2005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来源：日出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