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并没有让所有欧洲国家裹足不前。仅仅两年后,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恭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为名,派遣使团来华为乾隆皇帝庆祝,成为鸦片战争前最后一个被中国皇帝正式接见的真正的欧洲外交使团。
1795年,被遗忘的荷兰访华使团与一段中西相遇史
✪ [美]欧阳泰 上海财经大学/埃默里大学
✪ [译]张孝铎 史政类图书编辑、译者
【导读】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惨遭失败,欧洲舆论一片哗然,这也几乎塑造了我们对帝制时期访华使团的全部记忆。
然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并没有让所有欧洲国家裹足不前。仅仅两年后,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恭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为名,派遣使团来华为乾隆皇帝庆祝,成为鸦片战争前最后一个被中国皇帝正式接见的真正的欧洲外交使团。
一个是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贸易强国——荷兰,一个是正值康乾盛世的文明古国——清朝。他们的相遇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何相隔仅两年,英国使团和荷兰使团出访的结果迥然相异?又为何荷兰使团这段圆满的出访会被曲解,甚至隐于尘嚣?
《最后的使团》通过讲述荷兰使团旅途中的奇闻异景,欧阳泰融微观史叙事与宏大历史思考为一体,对外交史中传统的“文化冲突论”进行了反思,不再把18世纪末的中西交往简单归结为“开放”与“封闭”、“进步”与“落后”的文明冲突。
以下内容摘自《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一书结语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拟。
▍“朝贡体系”是中国衰落的根源?
我并不是要表明荷兰使团的出使大获成功。事实上,尽管使团受到热情款待,但很难说它取得了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它没有改善荷兰人在广州的处境,也没有帮助荷兰人扭转与英国人竞争的颓势。原因很简单,荷兰共和国已不复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破产消失。荷兰的时运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好转,但彼时乾隆皇帝早已去世,继位者嘉庆帝正实行激烈的改革,应对一连串生态危机和军事危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从长远来看,这次出使是否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因为已经没有长远的未来了。
关键在于,荷兰使团与通常的中欧互动叙事——文化冲突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之强烈,让对此有深入了解的学者也无法完全理解使团在其时代背景下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荷兰人满足于一次不提出具体要求也不进行谈判的出使,这是完全没道理的,因此他们以为这是一场失败。
然而,今天我们的标准叙事正在改变。在西方外交秩序中,各民族国家由其驻在他国首都的外交官代表,建立联盟,缔结协议;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很难想象西方外交秩序胜利轨迹之外的路径。但现在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传统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或许比西方模式更具优势。例如,康灿雄就认为,等级制下的“朝贡体系”带来的结果比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和平、更稳定,西方这一体系是以法律上平等的国家之间脆弱的平衡为基础的。布兰德利·沃马克则认为,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往往是稳定与和平的,因为它们促进了共存:“底线是相互(但不平等的)尊重。”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学家认为,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比西方模式更可取,因为它是基于一种和谐的理想:中国被视为“理应安定一统的天下的中心”。
在历史学科中,标准模式也受到了质疑,其中最重要的模式是“朝贡体系”,这是在美国建立中国研究的先驱费正清根据费正清及其合著者——特别是邓嗣禹——的说法,“朝贡体系”是中国用来组织其外交关系的一套话语和实践。(他们也将这套制度称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其基本思想是,中国被认为文化上优越于“四方诸夷”,这些“蛮夷”可能自然而然地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劣势,并向天朝靠拢,以寻求文明的好处。他们这样做时,自然会认识到中原君主是天地之间最高的调停者(共主),并跪拜在他面前,献上贡品——通常是他们的方物。共主会回赠精美的物品,并正式册封他们本土的国王或首领。费正清提出,这种“朝贡体系”是儒家秩序的一种地缘政治表达。就像子女尊重父母、父母关心子女一样,各藩属国国王应该尊重皇帝,皇帝应该关心各藩属国国王。费正清认为,驱动周边诸国的并不一定是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它们参与这个体系是出于贸易目的,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坚持将朝贡作为商业往来的条件。
他认为朝贡体系对中国不利,因为它鼓励了中国的排他性,致使其未能做好准备面对现代世界。由于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直接经验和了解极为有限,中国无法适应。因此,“朝贡体系”是中国衰落的根源。这种观点与吧龙和其他英国作家的观点非常相似:中国的问题是傲慢、缺乏开放性、无法适应变化。费正清接受了这样的英国观点。
▍对华外交,幻想充当了润滑剂?
今天,历史学家对“朝贡体系”模式持谨慎态度。这种从接受到不安的态度转变在费正清一位学生非凡的学术生涯中便有迹可循。卫思韩20世纪60年代在哈佛跟随费正清学习。尽管费正清关注的是1800年后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卫思韩还是决定在他门下研究1800年以前清朝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起初,卫思韩认为“朝贡体系”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他在两篇论述清朝外交关系的重要文章中大量引用了它。他的核心问题很简单:如果外交文化存在如此深刻的冲突,那么在西方力量占主导之前,西方和中国的政治家到底是如何交往的?他的回答是,幻想为双方的互动充当了润滑剂。欧洲人执着于一种幻想,即对华外交可能像在西方那样,通过一系列会议和谈判就贸易或其他事项达成协议和条约。因此,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其使节在朝贡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身就使他们成了皇权的正统性证明。清朝领袖也抱有幻想,认为西方使节接受了他们在“朝贡体系”中的角色,他们叩头就是肯定了该体系的原则,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和天子的地位,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他们才勉强接受礼仪上的要求——这往往才是实际情况。与费正清一样,卫思韩认为双方自欺欺人的做法是危险的,尤其对中国而言:“对礼仪的关注,以及因此产生的对表象的关注,造就了一种危险的、对幻想的依赖,而这会成为中国外交政策里长期存在的缺陷。”
但卫思韩是一位谨慎的历史学家,非常注重丰富的文献资料来源。他逐渐感到,双方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般受到幻想的束缚,于是对“朝贡体系”思想越发大失所望。在漫长的暮年,他彻底放弃了费正清的模式。他宣称,它是一场“毁灭性的失败”,需要被取代。他四处寻找替代方案,与其他历史学家交换意见,其中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担忧。
这当中最著名的是何伟亚,他对马戛尔尼使团的开创性研究表明,与其说英国的失败缘于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与帝国之间的冲突有关。何伟亚在他具有惊人独创性的工作中指出,像费正清这样的学者过于依赖英国视角。他认为,只有在讲述英国人的说法同时,也讲述清朝的说法,这才是公平的。诚然,清廷确实采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但清朝的宾礼话语体系和实践必须从他们本国的角度来审视。宾礼帮助清朝统治者在礼仪活动的空间中精心调和与众多藩主的互动,这有助于维护复杂的统治系统,将多种政治结构编织成绵延长久但不断变化的形态。他尤其欣赏清朝统治者的方式,他们不局限于中国的礼仪体系,将皇帝作为沟通天人之际的最高媒介,还与其他礼仪和信仰体系合作,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佛教的“普遍王权”,蒙古—突厥的可汗制度,以及回部的首领体系。他赞赏清朝的“包容性政治”(“差序包容”,politics of inclusion)。
其他多位历史学家也通过不同的范式批判性地探讨了“朝贡体系”的概念。其中一些人关注清朝的中亚特征,认为朝贡体系话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作用于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的不同区域和诸多邻国。其他历史学家则表明,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被“朝贡体系”的话语所束缚,而是有能力根据情势进行调整,改变他们的目标、手段和理想,有时会通过与西方国际关系十分接近的方式与他国交往。
这并不意味所有历史学家都抛弃了“朝贡体系”这个术语,甚至连何伟亚也认为它仍是有用的。一些人认为,“朝贡体系”或“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两种表述可以视作一种“语言游戏”和一套话语体系,为不同使用者的不同目的服务。有些人使用“朝贡体系”这个术语的方式与费正清截然不同,例如,认为它是将东亚世界接合成一种文化和经济单元的一系列外交和经济实践,其中较小的卫星国“朝贡体系”完全反映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其他人则强调小国运用“朝贡体系”的方式,显示出它们如何调整它,从而使其适应本国的地缘政治目标。
还有些学者表明,即使在东亚内部,“朝贡体系”也存在争议,有些国家看似接受了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低下的角色,实际上却对这种称臣纳贡的位置提出异议或故意利用其模糊的含义。
有时,一个国家可能派出了一名地位对等的使节,却按照以中国为中心的论调受到接待,从而产生挫败感。有时,一个国家可能会坚决不允许其使臣被称为“贡使”,正如葡萄牙人在1752年所做的那样:他们在澳门张贴告示,宣称葡萄牙使团并不是来“进贡的”,但他们在首都所受的接待仍然是按传统的“朝贡”话语框架安排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双方都允许此种模棱两可的状态继续存在。
但这种模糊性不应被理解为幻想。有意的模糊是维持朝贡体系框架和东亚外交秩序稳定的关键之一。例如,德川幕府抵制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坚持认为日本既不低人一等,也不是中国的藩属。那么,清廷与德川幕府如何交往呢?通过间接迂回的变通办法——“静默外交”,让各自的臣民能够进行贸易,甚至允许一些高层次的交流。与此同时,幕府试图以其驻地为中心,建立自己的“朝贡体系”。国内各地藩主被要求每年前往江户朝见(参觐交代),荷兰人也要如此。幕府试图将琉球人和朝鲜人也纳入这种“朝贡体系”的安排之中,但琉球和朝鲜派往日本的使臣采取了模糊的处理方式。例如,朝鲜人确曾出使江户,但他们坚持认为两国最多也只是平等关系。问题在于,朝鲜在以清廷为中心的秩序中接受了藩属地位,这意味着,说朝鲜与日本地位平等就是说日本地位低于清朝,而这是幕府无法接受的。因此,他们通过伪造、虚构尊称等方式来巧妙处理两国关系。模糊性在朝鲜和日本的关系中至关重要。
这样的安排奏效了。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亚体系保持了稳定和相对和平。或许,幻想是有用的。这是卫思韩晚年得出的结论。他写道,人们不应该像他曾经所做的那样,贬低外交关系中的幻想,因为“调整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场面是真正的政治艺术”。
▍跪拜叩头之礼,是否意味着屈服?
然而,在1795年,无论是荷兰还是清廷,似乎都不需要借助于幻想。德胜、范罢览以及他们的上司理解并接受了东亚外交的原则。他们明白,向皇帝或幕府进献礼物并行跪拜叩头之礼,并不像在欧洲文化背景下那样意味着屈服或支配的关系。叩头这一姿态所显示的,不仅是对个人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宇宙秩序的尊崇。实际上,叩头正是在积极维护这种秩序,正如皇帝向上天和祖先叩头,有助于彰显世间的和平一样。不必担心这样做会形成国家间的等级制度,这反而有助于建立一个和平、仁慈的世界。正如布兰德利·沃马克所指出的,接受在东亚背景的差序格局中处于较低的位置并不意味着失去尊重。相互尊重是东亚差序格局运行的关键,而礼仪则是维护尊重、保护弱势一方和明确强者责任的关键。
荷兰人明白这一点。德胜和范罢览认为向北京叩头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其他欧洲人未必持相同看法,因此他们对荷兰人的默许做出了负面的描述。范罢览的一位法国熟人就曾写道:“当他跪下来,臀部以优美的方式上下晃动时,所有官员都在场……他赢得了当局的赞赏,但据说他练习了六个月。”
欧洲的情况在发生变化。19世纪上半叶,早期现代外交的灵活性催生了一个行事更加一致、更具普遍性的新时代,职业外交官以我们以为现代的方式代表他们的君主。正如克里斯蒂安·温德勒所言,这是外交实践的“鞍形期”。即便如此,欧洲国家(或代表它们的国家)直到19世纪晚期才能单方面强制推行其外交准则:外交是跨文化的接触,外交实践和规范在多元环境中不断演变,是特定互动和妥协的结果。英国人处于这种变化的前沿,开始坚持建立一种基于自身利益进行交往的理性主权国家新秩序。直到最近,学者们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过去,也能看到一个不同的未来,这是荷兰遣使这类事件值得重新审视的原因之一。它有助于展现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欧洲模式尚未普及、“文化冲突”尚未被预设为必然的世界。这里涉及的文化比英国主导的叙述所说的要灵活得多、容易渗透得多。率先对荷兰和英国使团进行细致比较的帕特里夏·奥尼尔提出,如果联省共和国没有垮台,荷兰人可能会指引出通往未来的另一条道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语境下与中国建立关系。”我们无从得知她的看法是对是错,但很明显,荷兰人比英国人更愿意适应其他方式,至少在东亚如此。荷兰人已经这样做了将近两个世纪,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们还将继续在日本的朝觐之旅。因此,1795年的使团确实指向了中西方关系的另一种模式。
但我认为,这也让我们想到了其他事情:外交并不总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它也可以是维护关系的一种方式。在东亚,遣使不是为了谈判,而是为了纪念和庆祝:庆祝新的一年,祝贺新的皇帝、国王或将军,纪念逝者,等等。尽管有时会派遣使臣进行具体的谈判,但理想情况下,使臣不应该只是为了达成交易而来,就像我们不喜欢无事不登门的朋友一样。理想情况下,外交是建立和维护关系。
这并不是说使臣和东道主皆非别有用心。在日本,荷兰人明白他们在帮助幕府家族合法化方面要扮演一定角色,而幕府则将外国使团作为向其臣民宣扬自身合法性的手段。同样,在1794年,清廷渴望接待德胜,因为他的到来显示了清室以及皇帝本人的魅力已蔓延至整个世界。至于荷兰人,他们的动机是与清朝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展示比英国人更佳的形象。他们还希望利用此次访问来改善广州的局面。
但是,派遣1795年使团的荷兰官员明白,谈生意、获利益不应该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他们满足于派遣一支“礼节性使团”。
▍荷兰使团:寒暄式外交的一次实践
礼节性使团,这个想法在许多学者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一个西方国家——哪怕一个代表国家的组织,怎么可能浪费时间和财富在这样一件毫无用处的事情上?然而,荷兰领导人非常清楚礼节有多么重要,特别是在东亚。向幕府将军叩头,然后维持唯一获准在日本从事贸易的西方人的地位。向皇帝叩头,然后让他想到荷兰人与清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英国人也知道礼节的重要性,马戛尔尼使团的表面目的正是“补充和调和”。但是,他的指令和举动则表明,他的主要目标是把事情办妥。正如何伟亚所展示的,马戛尔尼仅仅将此次访问的礼节性部分视为过程的前半段,后半段就是生意时间。当谈判开始时,他就能够取得——他希望如此——自由通商的权利,并在中国沿海获得常住地。生意时间从未到来。对清廷来说,遣使的意义在于礼尚往来:筵宴、表演、火戏。最终,马戛尔尼坚持要讨论他荒诞不经的要求,这令人恼火,以至于皇帝和军机处决定将他撵出京城,并在他惹出祸事之前尽快将他打发回自己的国家。英国人不断要求和索取,就像一个坏朋友。
人类学家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在思考语言的众多用途时,着迷于看似平平无奇的惯用语,比如“你今天怎么样?”或“天气不错,对吧?”。这些话语并没有实现任何明显的信息共享或表述功能,但它们似乎非常重要。他认为,它们的目的是维持“联合的纽带”,创造“社会交往的氛围”。他感到它们需要一个名称,于是他发明了“寒暄交谈”一词,以此来强调它们通过某种社交情感或其他方式“将听者与说话者绑在一起”的作用。
或许,我们可以使用“寒暄式外交”来指代具有类似功能的外交行为:在国家之间建立联系纽带或制造交往的氛围。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外交的理念是以应酬交际为导向的。各国使节前来庆祝、道贺、纪念。这并不是说东亚国家没有进行其他类型的外交活动。在东亚的使团也可以实现常见的工具主义目标:通商、情报搜集和结盟。在东亚,外交活动有时以非常西方的方式进行。同样,在西方,外交官也参与应酬式外交,送上贺词,参加庆祝活动,赠送社交礼品。西方和东亚的外交文化各自包含了多种元素。
重点在于,理想形式下的东亚外交突出了寒暄交际。遣使最重要的目的是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某种群体。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用描述家庭关系的词语来形容这些关系,中国是父亲或兄长,其他国家是孩子或幼弟。外交是儒家的“礼”在国际层面上的表达。万邦同心,天下一家。
大多数派遣使节前往中国的国家都明白,外交并非只是讨价还价、换取让步和签署条约。正如卫思韩晚年所写,遣使访华的亚洲国家展现出“一种政治艺术,其重点不同于欧洲外交,不在于通过谈判达成可履行的承诺——至少在原则上如此——而在于维护一种交流和互动的制度,双方都认同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并且能够在情况变化时做出调整”。
1795年的荷兰使团是寒暄式外交的一次实践,它有助于我们对中西方的外交互动形成新的认识:这不是一场冲突,而是一种彼此满意的互动。我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倾向于从战略、自身利益、权力和支配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是有益的;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和生活中还有更多东西:相互关联的喜悦,活着的喜悦,对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本身的喜悦。
荷兰宾客在紫禁城和圆明园受到盛情欢迎,不仅因为他们叩头的举动强化了王朝秩序,而且因为让这些充满异域情调的外来者加入节日庆典本身就充满乐趣。请他们观赏冰嬉,鼓励他们和满洲健将一起滑冰。邀请他们参加夜晚的诗会,看灯笼在雪中闪烁。带他们欣赏私密的表演,在自家的厨房为他们准备最可口的食物。领着他们参观皇室最美丽的后寝区。欢迎他们,不仅仅因为你是皇帝,你的慷慨举世闻名,也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季节,享受天下各族人民朝见的纷繁热闹,以及他们的民族服装、语言和不同风俗。
使臣们,请你们泰然处之。也许你们会纳闷,为什么和皇帝的首次见面是在寒风凛冽的户外。也许你们不明白,为什么满族滑冰手要猛摔在地。也许你的双脚冻僵了。也许你们厌烦了被早早吵醒,坐在颠簸的大车上四处奔波。也许不能坐椅子只能坐垫子让你痛苦难挨。
不要紧,配合下去,你会开始理解的。没错,这里与欧洲有天壤之别,但生活的美妙之处不就在于,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体验和别样的风景?
《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
作者:[美]欧阳泰(Tonio Andrade)
译者:张孝铎
书号:978-7-5217-7735-2
定价:88.00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出版时间:2025年9月
【内容简介】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惨遭失败,欧洲舆论一片哗然。然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并没有让所有欧洲国家裹足不前。仅仅两年后,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恭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为名,派遣使团来华为乾隆皇帝庆祝,成为鸦片战争前最后一个被中国皇帝正式接见的真正的欧洲外交使团。
一个是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贸易强国——荷兰,一个是正值康乾盛世的文明古国——清朝。他们的相遇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何相隔仅两年,英国使团和荷兰使团出访的结果迥然相异?又为何荷兰使团这段圆满的出访会被曲解,甚至隐于尘嚣?
作者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了颇具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发掘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被遮蔽的丰富纹理。通过讲述荷兰使团旅途中的奇闻异景,欧阳泰融微观史叙事与宏大历史思考为一体,对外交史中传统的“文化冲突论”进行了反思,不再把18世纪末的中西交往简单归结为“开放”与“封闭”、“进步”与“落后”的文明冲突。
1795年荷兰使团的访华之旅为全面看待18世纪的中国和中西方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帮助我们果决地突破“文化冲突”叙事,为眺望18世纪末的中国和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作者简介】
欧阳泰(Tonio Andrade),美国汉学家,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耶鲁大学博士,师承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欧洲史专家帕克(Geoffrey Parker)。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史、东亚史、社会史以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尤其对中国军事史、中西交流史、明清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关系史等有深入研究。著有《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等。
【目录】
序言 文化冲突?
第 1 章 中 心
第 2 章 中国迷
第 3 章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第 4 章 三角洲
第 5 章 广 州
第 6 章 前路茫茫
第 7 章 穿越御路:船行南方
第 8 章 步入寒冬
第 9 章 北 京
第 10 章 冰 嬉
第 11 章 备受荣宠的客人
第 12 章 新 年
第 13 章 紫光阁 考终命 游寺院
第 14 章 圆明园
第 15 章 上元节
第 16 章 再见,北京
第 17 章 取道直隶和山东
第 18 章 航向春天:走运河,下江南
第 19 章 浙江和江西
第 20 章 前途未卜
结语 备受争议的使团与中西方关系史
来源:文化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