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天，李建军和张振华的黑色轿车开进村口时，我正蹲在田埂上，给新栽的秧苗拔草。他们西装革履，我满身泥泞，我们之间，隔着四十年的光阴和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那一天，李建军和张振华的黑色轿车开进村口时，我正蹲在田埂上，给新栽的秧苗拔草。他们西装革履，我满身泥泞，我们之间，隔着四十年的光阴和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四十年前，我们是三个穿着破棉袄，在征兵处门口拍着胸脯，说要一起干出个名堂来的毛头小子。我们曾在一个被窝里取暖，分食一个冻硬的馒头，对着漫天繁星发誓，苟富贵，勿相忘。

四十年后，名堂他们干出来了。一个成了不大不小的局长，一个成了远近闻名的老总。他们的名字，偶尔会出现在县里的报纸上。而我，陈卫国，像一颗被风吹回原地的种子，在部队待了十几年，转业到县城工厂干了十几年，最后还是回到了这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一半是尊敬，毕竟是老兵；另一半，是藏不住的惋惜。他们觉得，陈卫国混得不行，跟另外两个没法比。

我知道他们怎么想，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忍不住会想，是不是真的走错了。直到那天，他们的车停在我面前，我才慢慢开始明白，我们三个人这四十年，到底各自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而这一切，都得从四十年前那个飘着雪的冬天说起。

第1章 三个臭皮匠

一九八零年的冬天，格外的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我们村，叫陈家湾，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那时候，最大的出路，就是去当兵。

我和李建军、张振华，是村里穿一条裤子长大的铁哥们。我们三家挨着，我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建军爹是生产队会计，振华家最苦，爹走得早，娘一个人拉扯他长大。

征兵的消息是村支书用大喇叭喊出来的。那天我们仨正缩在牛棚里，偷生产队的干草烤红薯。喇叭一响，振华第一个蹦了起来，眼睛里冒着火一样的光。

“我要去当兵！”他把一个烫手的红薯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在村里刨一辈子土，有啥出息？我得让我娘过上好日子！”

李建军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用线绳绑着腿的破眼镜，慢悠悠地说：“当兵好，有津贴，转业了还能安排工作，是铁饭碗。”他说话总是这样，四平八稳，像他爹打算盘，一是一，二是二。

我没他们想得那么远。我就是觉得，三个好兄弟，要走就一起走。我拍着胸脯说：“算我一个！咱们三个臭皮匠，到部队里，也能顶个诸葛亮！”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跑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找了三块石头，磕头拜了把子。振华性子最烈，他划破了手指，把血滴进一碗酒里。建军有点犹豫，他怕疼，也怕不卫生。我笑着抢过振华手里的小刀，也在自己指头上划了一下，说：“建军，你文化人，就不用了，你作证。我，陈卫国，他，张振华，还有你，李建军，今天对着这棵老槐树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后谁要是混出头了，得拉兄弟一把！”

建军看着我们俩渗血的手指，郑重地点了点头：“一定。”

那碗混着我们俩血的劣质白酒，辣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心里却烧得滚烫。我觉得，我们仨的命，从那一刻起，就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去县里体检那天，我们是走着去的。几十里山路，天不亮就出发。振华娘给他煮了十几个鸡蛋，他揣在怀里，一路都舍不得吃，捂得热乎乎的。到了县城，他把鸡蛋掏出来，一人分了几个，说：“快吃，吃了有力气，体检肯定过！”

我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还有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心里清楚，这身军装对他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根稻草。

我们三个都顺利通过了体检。消息传回村里，三家都跟过年一样。我爹那天破天荒地没板着脸，还拿出他珍藏了多年的药酒，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小盅。他拍着我的肩膀，话不多，就一句：“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陈家丢人。”

建军爹拉着建军的手，嘱咐了半天，中心思想就是要多看书，多学习，别光知道使蛮力。

最让人心酸的是振华娘。她把家里唯一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杀了，请我们俩过去吃饭。饭桌上，她一个劲地给我们夹菜，嘴里念叨着：“我们家振华，性子直，脾气冲，到了部队，还要靠你们两个兄弟多照顾。”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振华梗着脖子，大声说：“娘，你哭啥！我是去当兵，是光荣的事！等我将来提了干，把您接到城里去享福！”

那一顿饭，我们吃得五味杂陈。那份沉甸甸的托付和期望，比我们背上的行囊还要重。

离开村子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老槐树下，挤满了人。我们胸戴大红花，心里既激动又忐忑。振华娘拉着振华的手，不肯放。建军爹还在不厌其烦地叮嘱。我爹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抽着烟，眼神复杂。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们三个扒着车窗，看着陈家湾，看着那棵老槐树，在视野里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

振华突然哭了，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终于忍不住的嚎啕大哭。建军的眼圈也红了，他转过头去，假装看窗外的风景。我搂住振华的肩膀，使劲拍了拍，说：“哭啥！从今天起，咱们就是解放军了！好日子，在后头呢！”

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的意气风发。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闯不过的关。我们以为，我们会像三条并行的轨道，朝着同一个光明的未来，永远延伸下去。

可我们都忘了，轨道总会有分岔的时候。

第2章 分岔的路口

新兵连的日子，苦得能嚼出黄连水来。但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再苦的日子也咂摸出一点甜味来。紧急集合，我鞋带系得慢，建军和振华就一人拽我一只胳膊，把我拖出宿舍；练队列，振华左右不分，我和建军就在他左右手上偷偷做记号；晚上熄灯后，我们蒙在被子里，悄悄分享白天听来的趣闻，憧憬着未来的军旅生涯。

我们是新兵连里出了名的“陈家湾三驾马车”，干什么都在一起，受罚也一起。连长都拿我们没办法，最后干脆任命建军当了我们班的副班长，让他管着我和振华。

建军确实有当干部的料。他脑子活，爱学习，内务永远是标兵，理论考核次次拿第一。他不像振华那么冲动，也不像我这么随遇而安。他有自己的规划，每天晚上熄灯后，别人都睡了，他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

振华呢，是一把好枪。他身上有股不服输的狠劲，训练起来像头小老虎。五公里越野，他能咬着牙冲在最前面；射击考核，他的成绩永远是优秀。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训练场上，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提干，要出人头地。

而我，陈卫国，夹在他们俩中间，显得有些平庸。我体力比不上振华，脑子没建军灵光。但我踏实，肯干，班长让干啥就干啥，从不偷懒耍滑。战友们都说我人缘好，是个老好人。那时候，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兄弟们一个有脑，一个有力，我呢，就在中间帮衬着，我们仨，一个都不能少。

新兵连结束后，我们迎来了第一次分离。建军因为综合素质突出，被选去参加军校的预备选拔，去了师部。振华因为军事技能过硬，被分到了侦察连，那是全团最苦最累的单位。而我，被分到了后勤处，成了一名汽车兵。

分开的前一晚，我们三个又凑到了一起。这次没有酒，只有部队食堂发的几个苹果。

建军把他的那本《毛主席语录》送给了我，扉页上写着：“卫国，革命道路长，我们共勉。”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性子稳，开车最合适。到了后勤处，好好干，也是为部队做贡献。”

振华把他的武装带擦得锃亮，递给我说：“卫国，这个给你。我到了侦察连，有新的。你以后跑长途，系上这个，能护腰。别忘了，咱们是兄弟，以后要常联系。”

我看着他们俩，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没什么好东西送他们，就把我娘给我纳的两双鞋垫，一人分了一双。我说：“这是我娘做的，穿着舒服，吸汗。你们以后训练、学习，别亏了脚。”

那个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陈家湾的老槐树，聊各自的未来。建军说他要争取考上军校，当一名指挥官。振华说他要在侦察连干出名堂，拿个三等功，给娘长脸。我笑着说，那我就开着车，以后你们当了大官，我给你们当司机。

我们都笑了，笑得那么真诚，那么充满希望。我们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分开，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后来的日子，我们开始沿着各自的轨道，加速向前。

建军果然不负众望，顺利考上了军校。他每隔一两个月就会给我和振华写信，信里都是些鼓励我们学习的话，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领导的口气。

振华在侦察连，真是把命都豁出去了。他参加了好几次大型军事演习，身上添了不少伤疤，也立了两次三等功。他提了班长，后来又被破格提拔为排长。他的信很短，总是报喜不报忧，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勿念，一切都好。”

而我，在后勤处，成了一名熟练的驾驶员。我开着那辆老旧的“解放”卡车，奔驰在祖国各地的公路上。我见过南方的秀美山川，也见过北国的冰天雪地。我的生活，就像我车轮下的路，平坦，但也单调。我没有建军的智慧，也没有振华的勇猛，我只是在我的岗位上，日复一日，恪尽职守。

我们之间的联系，渐渐从信件变成了偶尔的电话。建军的电话，总是很忙，匆匆几句就挂了，谈的都是大形势，大道理。振华的电话，带着一股子豪气，说他又带兵拿了什么比武第一，说他又喝倒了几个兄弟。

我呢，总是那个倾听者。听建军讲他的宏图大志，听振华吹他的英雄事迹。有时候，挂了电话，我会一个人坐在驾驶室里，点上一根烟，看着窗外的星空发呆。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了。

这种感觉，在一次探亲假后，变得尤为明显。

那是我当兵的第五年，我们三个约好了一起回家。在陈家湾的老槐树下，我们再次相聚。建军穿着笔挺的军校制服，戴着学员肩章，说话引经据典，村里人都围着他，满脸羡慕。振华穿着作训服，胸前挂着军功章，整个人像一把出鞘的利剑，精神抖擞。

而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在他们身边，像个陪衬。

振华娘拉着振华的手，笑得合不拢嘴。建军爹则考问似的，跟建军探讨起了国家大事。只有我爹，还是老样子，递给我一根烟，问我：“在部队，还习惯吧？”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又聚在一起喝酒。振华喝高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卫国，你别看我现在是个排长，可我这都是拿命换来的！你不知道，有一次演习，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建军打断他：“振华，说这些干什么。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卫国在后勤岗位上，保障了我们的战斗力，同样光荣。”

我听着他们的话，心里不是滋味。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已经被固定在了那个“保障者”和“被照顾者”的角色上。我们曾经是平等的兄弟，但现在，一道无形的屏障，已经悄然立在了我们中间。

那晚，我喝了很多酒。我没有说我的苦闷，没有说我一个人在漫长的运输路上的孤独，也没有说我在风雪中修车的艰辛。我只是笑着，听着，附和着。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我们是兄弟，我应该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高兴。

可是，那条分岔的路口，我们终究是回不去了。

第3章 尘埃与星辰

时间是条不回头的河，推着我们每个人向前。

又过了几年，建军从军校毕业，分到了一个不错的机关单位，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他结婚了，对象是机关里的一个干事，也是城里人，知书达理。婚礼我没能去，因为正在执行一次紧急运输任务，在高原上跑了半个多月。我给他寄了攒下来的三百块钱，那是我当时差不多半年的津贴。他后来给我回信，说心意领了，但钱不能要，让我留着自己用。信里还夹着一张他和新娘的合照，郎才女貌，笑得特别灿烂。

振华也提了副连长，后来又升了连长。他在部队里谈了个对象，是驻地的卫生员，一个爽朗的农村姑娘。他的婚礼，我赶上了。我请了假，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婚礼办得很热闹，战友们闹得很凶。振华那天喝得酩酊大醉，抱着我和建军（建军也专程赶来了），哭得像个孩子。他说：“我张振华，终于成家了！我娘，以后有人照顾了！”

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成家立业，前程似锦，我心里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但高兴之余，也有一丝说不出的落寞。我已经快三十了，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在后勤处，接触的女同志少，我又是个嘴笨的，不会讨姑娘欢心。家里也托人介绍过几个，但姑娘一听我是个常年在外跑车的汽车兵，就都打了退堂鼓。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迷茫的时期。我常常一个人在夜里开车，看着前方被车灯照亮的一小块路面，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没有惊心动魄，也没有波澜壮阔，就像这 endless 的公路，一直开下去，不知道尽头在哪里。

转机发生在我三十二岁那年。部队精简整编，我们这些兵龄长、没多少上升空间的老兵，面临着转业。建军和振华都给我打来电话。

建军在电话里说：“卫国，我已经帮你打听了。你转业回来，可以安排到县运输公司，继续开车，工作稳定，待遇也不错。你嫂子也认识人，到时候看看能不能给你介绍个好对象。”他的语气，充满了关怀，但也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安排。

振华的电话更直接：“哥们，回来！运输公司有啥好的，天天吸尾气。我跟我们这边一个战友说好了，他家在县里开了个建材厂，你去给他管车队，比在运输公司挣得多！娶媳妇的钱，哥给你包了！”

我握着电话，心里暖暖的，但又觉得有点憋屈。他们都想帮我，都想拉我一把。但在他们的规划里，我的人生，似乎只能围绕着“开车”这两个字打转。他们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安排。

可他们不知道，我开了十几年车，已经开够了。我厌倦了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厌倦了驾驶室里孤独的滋味。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陈卫国，你这辈子，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

我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我没有选择去运输公司，也没有去振华战友的建材厂。我选择了县里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机械厂。

理由很简单，机械厂招的是维修工。我想学一门手艺。我不想再开车了，我想让自己的手，能踏踏实实地创造点什么东西。

建军知道后，在电话里第一次对我发了火：“陈卫国，你是不是傻？机械厂那个烂摊子，工资都发不出来，你去干什么？运输公司是铁饭碗，你不要，你非要去捡个泥饭碗？”

振华也急了：“哥们，你是不是跟我客气？你要是觉得去我战友那没面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你别犯糊涂啊！”

我没有过多解释。我只是说：“建军，振华，谢谢你们。但这次，我想自己选一次。”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知道，我这个决定，在他们看来，是多么的不明智，甚至是愚蠢。他们是天上的星辰，前途璀璨，而我，甘愿做地上的尘埃，回归平凡。

在机械厂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苦。厂子效益不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师傅们都懒懒散散地混日子。但我没有。我一头扎进了油腻腻的车间，跟着厂里唯一一个还愿意干活的王师傅，从最基础的钳工、焊工学起。

我的手上，很快就布满了伤口和老茧。那双手，曾经紧握方向盘，穿越过祖国的大好河山；现在，它握着扳手和焊枪，和冰冷的钢铁打交道。我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浑身沾满了油污，但我的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用部队里学到的那股子钻研劲头，很快就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那些被老师傅们判定为“报废”的旧机器，我能想办法把它们修好。厂里接不到大活，我就跟着王师傅，去外面接一些私活，修理农用机械，给小作坊做一些简单的零件。

生活虽然清贫，但我过得有滋味。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妻子，秀兰。她是厂里食堂的帮厨，一个朴实善良的女人。她不嫌我穷，不嫌我身上总有洗不掉的机油味。她总是在我下班后，给我留一碗热腾腾的饭菜。

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办酒席，只是请了几个要好的工友吃了顿饭。建军和振华知道了，都给我寄来了钱，这次我没有退回去。我知道，这是他们作为兄弟的一份心意。

有了家，我的干劲更足了。后来，国企改革，机械厂彻底倒闭了。我用转业费和这些年攒下的一点钱，在县城边上，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农机修理铺。

我的铺子，生意不算好，但也不差。十里八乡的农民，家里的拖拉机、收割机坏了，都爱来找我。我收费公道，手艺好，从不坑人。大家都叫我“陈师傅”，或者“陈老兵”。

这些年里，建军的官越做越大，从科长到副局长，最后成了局长。振华也抓住了机遇，从部队转业后，下了海，搞起了建筑工程，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

我们之间的差距，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我们偶尔也会聚一聚，但每次都感觉很别扭。他们谈论的是政策、项目、股票，我插不上嘴。我谈论的是柴油机的构造、哪个牌子的轴承耐用，他们也听不懂。

饭桌上，他们总是抢着买单，然后塞给我各种高档的烟酒，说：“卫国，别跟我们客气，拿着。”那感觉，不像兄弟，倒像是……一种施舍。

我渐渐地，开始躲着他们。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因为我不想我们之间那份纯粹的兄弟情，被这些世俗的东西腐蚀掉。

我以为，我们的生活，就会这样，在各自的轨道上，渐行渐远，直到再也看不到彼此。

第44章 老槐树下的争吵

直到去年，县里搞“美丽乡村”建设，我们陈家湾被选为了试点。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湖面，也把我、建军和振华，重新卷到了一起。

项目的主管单位，正好是建军所在的局。而项目的承建方，经过一番招标，落到了振华的公司头上。这个结果，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振华的公司实力雄厚，中标是凭本事。但我们三个人，因为这个项目，时隔多年，再次产生了紧密的交集。

振华成了我们村的贵人。他开着豪车回来，身后跟着一群工程师和设计师。他承诺要给村里修路，建文化广场，还要把我们村打造成一个旅游度假村。村里人都沸腾了，觉得好日子要来了。

我也为村子高兴。但当我看到那份规划图纸时，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在规划图上，村口的位置，被设计成了一个开阔的停车场和游客中心。而那个位置上，矗立着的，是我们村几百年的老槐树。那棵我们小时候爬过、发过誓、每次离家和回家都会第一眼看到的老槐树。

我找到振华，指着图纸问他：“振华，这棵树，你们打算怎么办？”

振华正在跟村支书谈笑风生，他看了一眼图纸，满不在乎地说：“一棵树嘛，砍了就是。那地方得平整出来，不然停车场不够大，游客的车停哪？”

“砍了？”我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你知道这棵树对我们村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我们陈家湾的根！”

振华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卫国，你这思想太落后了。要发展，就得有取舍。一棵树，能换来全村人的富裕，这笔账，划算！”

村支书也在一旁帮腔：“是啊，卫国，张总是为我们村好。你别犯倔。”

我看着振华那张意气风发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我压着火气说：“路可以修得窄一点，停车场可以往旁边挪一挪，办法总是有的。这棵树，不能砍。”

振华的脸色也沉了下来：“卫国，这是经过专家设计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别在这给我添乱行不行？我这是在给家乡做好事！”

“好事？”我冷笑一声，“把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毁了，叫做好事？”

我们的争吵，引来了不少村民围观。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我说的对，老槐树是风水树，不能动。但更多的人，被振华描绘的蓝图迷住了眼，觉得我是在挡他们的财路。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晚上给建军打了个电话。我想，他作为主管领导，总能说句公道话。

电话接通后，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建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开口了，语气一如既往的沉稳：“卫国，我理解你的心情。那棵树，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在下面玩。但是，你要从大局出发。这个项目对陈家湾的发展至关重要，不能因为一棵树，就影响了整个工程的进度。振华也是一片好心。”

“大局？”我感觉一股血冲上了头顶，“建军，在你眼里，什么是大局？是那些冰冷的图纸和数据，还是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的情感和记忆？”

“卫杜，你冷静一点。”建军的声音开始变得严肃，“你现在不是在部队，不能凭意气用事。这件事，要相信政府，相信专业的规划。我会跟振华说，让他做好村民的安抚工作，该补偿的补偿到位。”

“补偿？有些东西，是钱能补偿的吗？”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以为你跟振华不一样，我以为你能理解我！”

“我就是因为理解你，才劝你不要钻牛角尖。”建军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无奈，“卫国，你回村里这么多年，思想怎么一点都没进步？你不能总活在过去。人要往前看，村子也要往前发展。”

“进步？”我惨笑一声，“是不是在你们眼里，像你们一样住高楼，开小车，才叫进步？我守着这片土地，守着这些念想，就是落后，就是钻牛角尖？”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建军叹了口气：“我们说不到一块去。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电话挂断了。我握着手机，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只觉得一阵刺骨的寒冷。

四十年的兄弟，我们曾经在一个被窝里取暖，发誓有难同当。可现在，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站在高处，指点江山，规划着“大局”和“未来”。而我，这个蹲在泥土里的人，连同我所珍视的一切，都成了他们宏伟蓝图上，可以被轻易抹去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

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回到这个村子，守着这份清贫和宁静，到底值不值得。

第5章 一碗蛋炒饭

老槐树的事，让我在村里成了个孤家寡人。

振华的公司开始施工，推土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他派人挨家挨户做工作，许诺了高额的青苗补偿款，还答应等旅游村建成后，优先安排村民就业。大部分村民都动心了，看我的眼神，也从原来的同情，变成了埋怨和疏远。他们觉得，是我陈卫国，在挡着大家发财。

连我媳妇秀兰都劝我：“卫国，要不……算了吧？咱胳膊拧不过大腿。为了这事，得罪了全村人，也得罪了建军和振华，不值当。”

我蹲在门槛上，一口一口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四十年前，我们三个毛头小子，就是在这棵槐树下，意气风发地发誓要闯出个名堂。

名堂，到底是什么？

我没再去找振华，也没再给建军打电话。我知道，没用。我开始用我自己的方式，守护这棵树。

我搬了个小马扎，一天到晚就坐在老槐树下。施工队的人要过来测量、画线，我就往那一坐，不说话，也不动。他们看我是个老兵，又是振华和建军的发小，也不敢来硬的，只能回去报告。

振华来了好几次。第一次，他给我递烟，好言相劝。第二次，他开始发火，骂我死脑筋。第三次，他直接把一沓钱摔在我面前，说：“陈卫国，你到底要多少钱才肯让开？你说个数！”

我看都没看那沓钱，只是平静地说：“振华，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哥们，就别动这棵树。你要是不认了，就从我身上压过去。”

振华气得脸色铁青，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坐上车，一脚油门走了。

那段时间，我跟个疯子一样。白天守着树，晚上就睡在树下的躺椅上。秀兰拗不过我，只能每天给我送饭送水。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心疼。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

建军和振华一起来了。他们没有坐那辆黑色的轿车，而是开了一辆普通的越野车。建军手里提着一个保温饭盒，振华手里拎着一瓶酒，两包花生米。

他们走到我面前，谁也没说话。建军把饭盒打开，一股熟悉的香味飘了出来。

是蛋炒饭。

米饭粒粒分明，裹着金黄的鸡蛋，还撒着翠绿的葱花。这个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我们刚到新兵连的时候，第一次野外拉练。我们又累又饿，半夜里，振华饿得睡不着，就偷偷跑到炊事班，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弄来了一碗剩米饭和两个鸡蛋。我们三个就着一只手电筒的光，他掌勺，我烧火，建军放哨，炒了平生第一碗蛋炒饭。

那碗饭，我们三个人，一人一小口，吃得狼吞虎咽，觉得那是天底下最美味的东西。

从那以后，蛋炒饭就成了我们兄弟之间的一个念想。

我看着眼前的蛋炒饭，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建军把饭盒递给我，声音有些沙哑：“卫国，先吃饭吧。你都瘦了一圈了。”

振华“砰”地一声打开酒瓶，给我们三个都倒满了酒，他端起碗，一口干了，红着眼睛说：“哥，我错了。”

就这一句话，我心里所有的委屈和怨气，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我接过饭盒，用筷子扒拉了一大口饭。饭还是温的，咸淡适中，有鸡蛋的香味，葱花的香味，还有……四十年前的，兄弟的味道。

我们三个，就在这棵老槐树下，在这濛濛细雨中，谁也不说话，就这么一口饭，一口酒地吃着喝着。

吃了半天，建军才缓缓开口：“卫国，那天在电话里，是我态度不好。我回去想了很久，是我官做久了，离你们，离这片土地，太远了。我忘了，有些东西，是不能用‘大局’和‘发展’来简单衡量的。”

振华也抢着说：“我也是混账！我这些年，脑子里只有项目，只有钱，我忘了我们是从哪来的了！我忘了我娘临死前还念叨，等我老了，就回陈家湾，坐在老槐树下晒太阳。我差点……差点亲手把我娘的念想给砍了！”

他说着，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我抓住他的手，摇了摇头：“都过去了。”

建军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真诚：“卫国，其实这些年，我们俩都羡慕你。”

我愣住了。

“真的，”建军说，“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开会，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身心俱疲。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初我也像你一样，回到村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会不会更快乐？”

振华也叹了口气：“我更别提了。表面上风光，背后全是窟窿。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为了一个项目愁得整夜睡不着。钱是挣了不少，但人也快废了。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挣钱的机器。哪像你，卫国，你活得像个人，活得踏实，有根。”

我听着他们的话，心里百感交集。我一直以为，我是他们眼中的失败者，是需要被他们“拉一把”的落后者。我从没想过，他们光鲜的生活背后，也有着我无法体会的辛酸和无奈。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条路上，负重前行。没有谁比谁更容易。

“那……这树？”我试探着问。

振华一拍胸脯：“不砍了！我他妈就是把公司赔进去，也得把这树保住！我已经让设计师连夜改图纸了，停车场往东边挪五十米，虽然会多花不少钱，但值！”

建军也点点头：“我跟县里也汇报了。保留古树，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部分。这叫保留乡村记忆，传承历史文脉。”

我看着他们俩，笑了。这才是我的兄弟。一个还是那么豪气干云，一个还是那么会讲“大道理”。

那晚的雨，下得不大，却好像洗净了我们之间多年的隔阂和尘埃。我们聊了很多，聊起了新兵连的糗事，聊起了各自家庭的烦恼，聊起了对未来的打算。

我们发现，虽然我们走了三条完全不同的路，但我们心底里，都还是四十年前，从陈家湾走出去的那三个少年。我们都渴望着最简单的东西：一份安稳的生活，一份真挚的情感，一个可以回去的家。

我们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去寻找罢了。

第66章 泥土的答案

老槐树最终被保了下来。

振华的公司重新规划了设计，不仅保留了古树，还在树的周围建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广场，用青石板铺地，摆上了石桌石凳。这个改动，反而成了整个项目的一大亮点，得到了县里领导的高度赞扬，说这叫“有情怀的开发”。

村里的工程，在振华的亲自监督下，进展得很快。路修好了，灯亮了，污水处理站也建起来了。陈家湾，一天一个样。村民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看我的眼神，又恢复了往日的尊敬。他们背地里说，还是陈老兵有远见，既保住了老祖宗的树，又没耽误大家发财。

我还是每天过着我的日子，修理农机，下地干活。只是，我的心境，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不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动摇，也不再会因为和建军、振华的差距而感到失落。

我开始明白，人生的价值，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建军和振华，他们像雄鹰，搏击长空，有他们的广阔天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为这个社会做着贡献。他们的成功，值得尊敬。

而我，陈卫国，就像这棵老槐树，深深地扎根在这片泥土里。我的世界不大，只有这一方田地，一个修理铺，一个温暖的家。但我在这片小小的世界里，活得真实，活得安宁。我修理好一台拖拉机，看到农民兄弟感激的笑容；我种的粮食丰收，看到谷粒归仓的喜悦。这些，就是我的价值。

我们没有谁比谁更高贵，也没有谁比谁更失败。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活法。

项目竣工那天，村里搞了个小小的庆典。建军作为领导，来讲了话。振华作为企业家代表，也发了言。轮到我的时候，村支书非要把我拉上台，让我作为村民代表说几句。

我推辞不过，只好站了上去。我没准备什么发言稿，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乡亲，看着站在旁边的建军和振华，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我清了清嗓子，说：“乡亲们，领导们，兄弟们。我嘴笨，不会说啥大道理。我这大半辈子，在外面待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回到了陈家湾。以前，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说实话，我也迷茫过。”

“但是现在，我不迷茫了。”我指了指脚下的土地，“我站在这，能闻到泥土的香味，能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我心里踏实。建军和振华，是我最好的兄弟，他们在外面干大事，我佩服他们，我为他们骄傲。”

“但我们陈家湾，也得有我们自己的根。这个根，就是这片土地，是这棵老槐树，是我们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外面的世界再好，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是从哪来的。”

“现在，路修好了，环境也好了，我希望，咱们陈家湾的年轻人，以后有机会，也能多回来看看。因为不管你飞得多高，走得多远，这里，永远是咱们的家。”

我说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看到，建军和振华，都在用力地鼓掌，他们的眼圈，都有些泛红。

庆典结束后，我们三个人，没有去参加热闹的酒宴。我们谢绝了所有的邀请，回到了我的那个小院。

秀兰准备了一桌子家常菜。我们就像四十年前一样，围坐在一起，喝着最普通的白酒，吃着最简单的饭菜。

我们聊起了未来的打算。建军说，他再干几年就退了，到时候，他想回村里来，养养花，种种菜，写写回忆录。

振华说，他已经把公司的业务慢慢交给儿子了，他准备在村里盖个小院子，挨着我住。他说他要跟我学种地，看看自己还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笑着说：“好啊，都回来！到时候，咱们三个老家伙，还像小时候一样，天天凑在这老槐树下，下棋，喝茶，吹牛！”

我们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穿过院墙，飘向了村口的老槐树，飘向了远方。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陈家湾的田野上。我看到，那棵老槐树，枝繁叶茂，在晚风中轻轻摇曳，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也注视着这片它守护了几百年的土地。

我知道，属于我们三个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或许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汇合到这条最初的轨道上。

因为，无论我们走了多远，经历了多少风雨，我们最终要寻找的，不过是心安之处。而我的心安之处，就在这里，在这片泥土里。它给了我答案，也给了我所有。

来源：善良雪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