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会了千年的传国玉玺，它跟人们想象的其实完全不一样！

摘要：提起传国玉玺，关于它的传说简直不要太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当年秦始皇命人把和氏璧刻成了传国玉玺，可是这完全都是后世之人杜撰的出来的！从史料以及用途上看，真正的传国玉玺根本就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威武霸气，搞不好就是个纽扣大小的章！

文/胡铁瓜

提起传国玉玺，关于它的传说简直不要太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当年秦始皇命人把和氏璧刻成了传国玉玺，可是这完全都是后世之人杜撰的出来的！从史料以及用途上看，真正的传国玉玺根本就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威武霸气，搞不好就是个纽扣大小的章！

要理清传国玉玺的源头，首先就必须澄清一个流传极广的谬误，这个传国玉玺并非由和氏璧制成。这个充满戏剧性的说法，最早见于北魏史学家崔浩的笔下，但距离秦朝已有六七百年之遥，更像是一种文学附会，而非信史。根据更为可靠的东汉官方学者卫宏在《汉旧仪》中的记载，传国玉玺的材质是上等的蓝田玉。卫宏在东汉初年担任议郎，职责就是整理和修撰宫廷典籍，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皇家档案，其记载的权威性远非后世演义可比。他明确指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号曰‘传国玺’。”

这块玉玺在历史舞台上的首次正式亮相，也并非在秦始皇一统六合的辉煌时刻，而是在大秦帝国崩塌的悲凉尾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他献给刘邦的，是“秦皇帝玺”。请注意，此时它还没有那个如雷贯耳的“传国”之名。是刘邦建立汉朝后，将这颗前朝的玺印继承下来，赋予了它新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了皇权神授的凭证，后世才尊称其为“传国玺”。

那么，这颗玉玺的真实样貌究竟如何？现代人的想象往往被明清时期那些硕大、威严的皇帝玉玺所误导。实际上，在纸张尚未普及、文书主要书写于竹简木牍的秦汉时代，玺印主要用于钤印于封泥之上，作为缄封和凭证之用，所以说其尺寸必然不会太大。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那枚西汉的“皇后之玺”（据考为吕后之用），其边长仅为2.8厘米。而那些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官印、玉印，尺寸也大多在此范围之内，几乎没有超过3厘米的。可以想见，真正的传国玉玺，绝不可能是什么需要双手捧持的“磨盘”，而应是能堪堪握于掌心的一方小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它为何在战乱中那么容易失落，也才能更清晰地审视其后那些跌宕起伏的命运。

传国玉玺在汉代宫廷中安稳传承了二百余年，直到外戚王莽篡汉，才上演了它传奇生涯中第一出脍炙人口的故事。王莽派其弟王舜向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玉玺，王政君悲愤交加，将玉玺狠狠掷向地面，摔坏了一角。后世普遍流传的说法是玉玺被摔缺了一角，后用黄金镶补，这便是“金镶玉”的由来。然而，如果我们回归卫宏《汉旧仪》最原始的记载，会发现原文写的是“上螭一角缺”。这五个字至关重要，它明确指出破损的是玉玺上方螭虎钮的一角，而非印体本身。所谓的“金镶玉”补角之说，很可能是后世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学性虚构。

王莽的新朝短命而亡，玉玺在乱军中被校尉公宾所得，献给了更始帝刘玄，随后又辗转落入赤眉军拥立的刘盆子手中，最终由刘盆子呈给了光武帝刘秀，重归东汉皇室。这一段传承，因有官方史书相对清晰的记载，可信度较高。

真正的迷雾，始于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公元189年，京师洛阳陷入一片血火混乱。当这场浩劫暂时平息时，传国玉玺神秘地消失了。随后，《三国志》中记载了一个极具神话色彩的故事：率先攻入洛阳的孙坚，在城南甄官井上看到有“五色气”升腾，命人下井探查，竟捞起一具宫女尸体，从其颈下锦囊中发现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汉传国玺，并且“上一角缺”。这个发现过程过于离奇，很难不让人心生疑窦。在兵荒马乱、宫室尽毁的洛阳，一方寸许的玉玺恰好被投入井中，又恰好被孙坚依据“五色气”找到，这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

许多后世史家推测，传国玉玺极有可能在董卓之乱中就已彻底遗失。孙坚所“得”之玺，恐怕是他为了给自己争夺天下制造“天命所归”的舆论，而私下仿造的赝品。关键在于，当时的各方诸侯谁也无法拿出真正的玉玺来对质，于是孙坚便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得到这颗玉玺的袁术、曹操等势力，都心照不宣地承认了它的“真实性”。因为对于任何一个野心家而言，拥有一颗“公认”的传国玉玺，哪怕是假的，也远胜于当一名没有天命象征的“白板天子”。从此，传国玉玺的真伪，其物理真实性开始让位于政治象征性。

这颗（无论真伪）玉玺后来的旅程，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它先被袁术窃据，梦想着登基称帝，袁术败亡后复归曹操。曹丕篡汉建魏后，做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他命人在玉玺的肩部刻下了“大魏受汉传国玺”七个字。这个举动本身就颇值得玩味，仿佛是在为这颗流传已久的玉玺打上属于自己的合法烙印。司马炎篡魏立晋，玉玺自然转入西晋宫中。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陷入十六国的乱世，玉玺也成了胡族政权争夺的目标，先后落入前赵、后赵手中。后赵君主石勒，这位出身底层的枭雄，也在玉玺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右侧刻下了“天命石氏”四字。这颗小小的玉玺，仿佛成了乱世中权力传递的“冠军奖杯”，每一位得主都急不可耐地要在上面镌刻下自己的名字，以证明天命已然眷顾。

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公元350年左右的冉魏时期。此时，一个极其诡异的情况出现了：南北双方几乎同时宣称拥有了传国玉玺。北方，前燕皇帝慕容儁声称，在灭掉冉魏后，从冉闵的妻子手中获得了传国玉玺。而南方的东晋王朝则依据《晋书》的记载，宣称冉闵在败亡前，曾派使者携带传国玉玺向东晋求援，东晋督护戴施因此获得了玉玺，其上文字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通常记载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略有出入），百官为此还举行了盛大的庆贺仪式。

这意味着，在当时至少存在着两颗都被宣称是“真品”的传国玉玺。北方的慕容儁和南方的东晋，各执一词。东晋朝廷自然咬定自己手中的才是真品，而北方那颗是“伪玺”。无论真相如何，这铁一般的事实揭示了：在政治需要面前，传国玉玺是可以被复制的。当一个政权迫切需要天命正统的象征时，即便没有，也可以“制造”一个。此后，这颗玉玺（主要是南朝传承的这颗）历经宋、齐、梁、陈的更迭，隋朝灭陈后归于杨坚。隋末天下大乱，隋炀帝的萧皇后携玉玺逃入突厥，直到唐太宗贞观四年，才由萧后与隋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携玺归来，玉玺遂入李唐宫廷。

唐朝灭亡后，玉玺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快速流转时期，先后为后梁、后唐所拥有。而它的最终归宿，史学界主流观点指向了后唐末帝李从珂。公元936年，石敬瑭勾结契丹大军攻陷洛阳，李从珂走投无路，“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根据《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传国玉玺极有可能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或者被深埋于洛阳玄武楼的废墟之下，自此彻底从历史中消失。

然而，故事并未结束。正是因为玉玺的下落成了千古之谜，才给了后世无数想象与作伪的空间。北宋哲宗年间，就有一位咸阳的农民段义声称掘得古玺，经蔡京等大臣鉴定，竟被认定为秦制传国玺。但仔细推敲，此时距离后唐末帝自焚已过一百六十余年，发现地点又在咸阳，与洛阳相去甚远，其真实性可想而知。元朝、明朝乃至清朝，都不断有人声称发现了传国玉玺，但最终都被证明是赝品。例如，清太宗皇太极曾获得一颗据说是元朝遗留下来的玉玺，但到了乾隆皇帝时，这位精通文物考据的皇帝便明确将其鉴定为伪作，打入冷宫，因为他深知真品的形制、铭文特征（如应有李斯八字篆书、曹魏与后赵的刻字等），而眼前之物无一吻合。

综上所述，关于传国玉玺的最终命运，其实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每一种都挑战着传统的认知。第一种可能，即主流史观所认为的，它在后唐李从珂的自焚中毁于一旦。第二种可能，则更为颠覆：它早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时就已经遗失，此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所传承的，本身就可能是一件“公认”的仿制品，在数百年的传承中，它被一次次打上新的刻痕，其“真身”虽假，但其承载的政治意义却无比真实。直到后唐末年，这件经历了千年风雨、早已“真假难辨”的古老信物，才最终谢幕。

而关于传国玉玺的失踪，现在有两种主流说法，一个是东汉末年就丢了，孙坚捡的是假货！有人觉得，东汉末年洛阳战乱那么严重，玉玺早就丢在战火里了，孙坚找到的就是个赝品。要是这说法是真的，那玉玺大概率埋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在现在洛阳东边，和后来的隋唐洛阳城不是一个地方，两地差了30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