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它们很多并不是平常买来就放的那种东西，很多是通过不平等的条约、现场分配，或者在拍卖、走私的链条里流出来的。现在关于归属的争议还在，追索案一边打官司，一边走外交，法庭和大使馆两头都在忙活。

卢浮宫里那些伊朗来的古物还在，挂着标签、放在玻璃柜里，遮着聚光灯。

但它们很多并不是平常买来就放的那种东西，很多是通过不平等的条约、现场分配，或者在拍卖、走私的链条里流出来的。现在关于归属的争议还在，追索案一边打官司，一边走外交，法庭和大使馆两头都在忙活。

近十多年，伊朗把追回文物当成两条路同时走。从2005年开始，司法诉讼和外交交涉并行：法庭上要求归还那些被认定为走私或掠夺的物件，外交层面则把这些案子当成双边谈判的一部分去争取。到现在官方说已经收回三千多件，听起来不少，但你别以为这事儿好办——每追回一件都要拉条证据链，耗时间、耗人力、耗耐心，往往是一场长期消耗战。

手里还有十来起案子没结。有的送到国际法庭，有的还在和对方慢慢磨。有一例挺有代表性的：2014年，比利时法院判了一件被走私到欧洲、被追索了三十五年的伊朗文物要归还。这个判决像个参考样板，告诉后来的人，只要把证据摆清楚，时间并不总是障碍。

伊朗在运用国际规则这块也会下功夫。像《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这样的条文，不光当道德依据，也被用作法律和外交的工具，去说明某些藏品的来路有问题。伊朗还把文物问题和其他外交议题做捆绑，像巴列维王朝在外的资产追索会一起拿出来谈，把多条线连成一股，增加谈判筹码。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把多个问题串成一个整体去压对方。

看看那些真正从伊朗被带到卢浮宫的东西，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德黑兰一些清真寺和公共浴室上原来的萨法维、卡扎尔时期瓷砖，很多被拆下来后流到欧洲。学者们直言，这种不是正规收藏，而是走私和掠夺。瓷砖从宗教场所或公共建筑上拆下，经过拍卖或私人渠道再转手，最后就进了展柜。看着光鲜亮丽，可中间的来路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还有些现代艺术品的案例也不简单。近代画家卡迈勒·奥尔·莫尔克的作品，本该在伊朗被更多人看到，结果不少作品被带到国外，放在像卢浮宫这样的地方的储藏室里，难得展出。艺术在本国不能被看见，连带着文化传播被切断。另一桩事是洛雷斯坦省那处被称作“卡尔玛卡雷洞穴”的出土：2005年发现时一度被称为“世界第六大宝库”，礼器、陶盘、青铜俑之类多得很。可发现后东西很快就散进海外市场，最后一部分落到卢浮宫的柜里。展牌上写着“珍贵藏品”，却常常没写这些物件是怎么离开的。

要把线往前拉，法国在伊朗有个“特殊地位”的历史节点。1895年，法国通过政治手段取得在伊朗发掘的优先权。关键是那会儿的规则很苛：出土文物按比例分配，一半留在伊朗，一半带回法国。表面上像公平分配，可在当时全球权力格局里，这种安排更像是强势方把别人的文化资源拿走一半。长此以往，欧洲博物馆就能堆出不少来自伊朗的藏品。

这种殖民式的做法并不只发生在伊朗，许多被殖民或被侵略地区都有类似历史。对被掠夺的国家来说，丢的不只是物件，更是记忆和文化的连贯性。某件文物跑到国外展柜里，原本在本地的叙述、仪式和记忆就少了一环，长期下来，民族记忆会被稀释。

伊朗自己也不是坐等。国内外的专家、考古学者和法律团队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把发掘记录、照片、拍卖单据、出土报告等档案拎出来做成证明。专家会进行物件鉴定，指出器型、材质或修复痕迹里能说明来路异常的地方。没有这些细致的文书工作，法院和外交桌子上根本没法说上话。

证据到手还不够，外面的支持也很重要。把这些案子放到国际舆论里，寻求别国支持，会比单靠法律更有戏。希腊追帕台农神庙雕像、埃及追索流失文物的例子，都能形成一种联动效应，让问题不只是两国之间的财产纠纷，而是牵涉到殖民历史和责任的更大讨论。把话题放大，关注度提高，对方在外交上就更难退缩。

法学界提出的建议也说得明白：让博物馆承担更明确的透明义务，公开藏品来历的审查报告，配合第三方调查。把藏品来源白纸黑字地写清楚，过去那些“无出处”或“来源不详”的档案才有地方去查。另外一条路是把个别文物的追索提到双边高层议程，用国家层面的外交交涉去推动博物馆合作。这两条路经常同时走，互相补充。

在卢浮宫走一圈，会觉得眼前的东西既漂亮又不安。展柜下是精工细作，展厅外却有历史的断层。文化的流动本该建立在对话和同意上，可很多时候是单方面的拿走。伊朗这几年把案件一个个摆上桌，让更多人开始问：这些博物馆里所谓的“珍藏”，来路都清楚吗？标签背后有没有被掩盖的故事？

看到有案子有回音，别以为是一笔带过。法庭的裁决或一次外交回收，往往是多年数据整理和耐性谈判的结果。每追回一件，对原所在地的人来说，都是把被打散的文化记忆拼回去的一块。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关于博物馆责任和文物来源透明的讨论，也在慢慢改变着游戏规则。

来源：聪明的孔雀yleN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