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画面抖动着，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粗糙颗粒感。镜头里，我父亲陈建国，穿着一件崭新的“确山良”白衬衫，胸前别着一朵有点蔫的大红花，正满脸笑容地，给一个陌生的女人戴上金戒指。

那盘最终被放进录像机的带子，不是我想象中任何一部来自香港的片子。

画面抖动着，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粗糙颗粒感。镜头里，我父亲陈建国，穿着一件崭新的“确山良”白衬衫，胸前别着一朵有点蔫的大红花，正满脸笑容地，给一个陌生的女人戴上金戒指。

那个女人，就是刚刚在录像厅里，坐在我身边的许秋萍。

在此之前的十八年里，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就像一台加满了油、不知疲倦的东风卡车。他是我们县运输公司的王牌司机，常年奔波在从我们这个中原小城到南方的漫长国道上。他的世界，由柴油味、尘土、廉价的茶叶和一根接一根的香烟构成。他每次回家，都带着一身的风霜和几样稀罕的南方水果，而我和母亲，则用漫长的、寂静的等待，来填满他不在家的日子。

我曾以为，他车轮下滚动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为了我和我妈。

而这一切坚固的认知，都在1991年那个暑热未消的下午，在“大世界录像厅”呛人的烟雾里，随着许秋萍那句轻声的耳语，开始崩塌。

第一章 录像厅里的陌生女人

1991年的夏天，空气像是被点燃了，黏稠又滚烫。对于刚结束高考，前途未卜的我来说，时间多得像河滩上泛滥的沙子，廉价且无处安放。唯一的娱乐，就是揣着几块钱，一头扎进县城西街的“大世界录像厅”。

录像厅里永远是那副光景。厚重的黑布帘子将白昼隔绝在外，里面烟雾缭绕，混合着汗味、脚臭和劣质香瓜子的味道。十几台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的全是热风。正前方那台25寸的“金星”彩电，是整个昏暗空间里唯一的光源，此刻正声嘶力竭地播放着周润发的《喋血双雄》。

我叫陈默，那年十八岁。我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点了根“金丝猴”，学着电影里小马哥的样子，眼神忧郁地吐着烟圈，心里盘算的却是下个月的生活费该怎么跟妈开口。我爸陈建国又出车了，走了快半个月，音讯全无。这是常态，跑长途的司机，就像古代的镖师，人一旦上了路，就和家里隔了一整个江湖。

电影放到一半，枪战最激烈的时候，我感觉身边一暗，一个身影挨着我坐了下来。

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是个女人，看年纪大概二十七八岁，算不上多漂亮，但很干净。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的确良衬衫，袖口洗得有些发白，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简单地束在脑后。她身上没有香水味，只有一股淡淡的肥皂清香，在这混浊的空气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她不像录像厅的常客。这里的女人，要么是跟着男朋友来的小太妹，要么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眼神四处寻觅的“野鸽子”。而她，安静地坐着，目光直直地看着屏幕，仿佛真的在认真欣赏电影。

我没太在意，继续吞云吐雾。可没过多久，我感觉胳膊被人轻轻碰了一下。

我转过头，是她。

她的眼睛在闪烁的屏幕光线下，显得很亮，亮得有些不真实。她朝我这边凑了凑，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了谁似的。

“小兄弟，”她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看不看……更刺激的？”

我的心猛地一跳。

“刺激的？”我重复了一遍，喉咙有点干。在91年的县城录像厅，“刺激”这个词，通常和那些被老板藏在柜子最深处、只在午夜场悄悄播放的录像带挂钩。我见过有社会青年和老板嘀嘀咕咕，然后被领进里间的小包厢。

我打量着她。她不像那种女人。她的眼神里没有挑逗，只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焦灼和恳切，仿佛她不是在进行一场暧昧的交易，而是在寻求一个帮助。

“什么意思？”我故作镇定地问，手指却下意识地捻灭了烟头。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警惕和疑惑，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笑。她说：“不是你想的那种。是……另一盘带子。你跟我来，看了你就知道了。”

说完，她站起身，也不等我回答，就径直朝出口走去。她走路的姿势很稳，不像是在引诱，倒像是在领路。

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好奇心像一只野猫，用爪子挠着我的心。一个陌生的、看上去很正派的女人，在录像厅里发出如此奇怪的邀请，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是骗局？是圈套？还是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录像厅里，周润发和李修缘在教堂里对射，白鸽纷飞，音乐悲壮。我看着那个女人消失在黑布帘子后面的背影，犹豫了不到十秒钟，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跟了出去。

走出录像厅，刺眼的阳光让我瞬间眯起了眼。外面的世界，蝉鸣聒噪，热浪扑面。那个叫许秋萍的女人，就站在不远处的槐树荫下等我。

看到我出来，她似乎松了口气。

“走吧，我家不远。”她轻声说，然后转身在前面带路。

我跟在她身后，保持着三四步的距离。我们一前一后，穿过县城最老旧的西关街。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瓦房和斑驳的墙壁，空气中飘着煤炉子和饭菜混合的味道。几个光膀子的大爷在下象棋，孩子们在追逐打闹，一切都充满了琐碎而真实的生活气息。

我心里越来越觉得这事儿透着古怪。这不像是一场艳遇的开场，反而像是在走亲戚。

她把我领进了一个老式的家属院。院子里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水泥地，几根铁丝横七竖八地拉着，上面晾着各家的衣服被单。我们在一栋三层红砖楼的二楼停下。

她掏出钥匙，打开一扇漆皮剥落的木门。

“进来吧。”

我迟疑地踏了进去。

第二章 一盘不该存在的录像带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的格局，但收拾得异常整洁。水泥地面拖得发亮，桌椅板凳都擦得一尘不染。一张小小的饭桌上，盖着一块蓝印花布的罩单。空气里没有女人的脂粉气，只有一股淡淡的、像是阳光晒过被褥的味道。

这景象让我心里那点不切实际的旖旎幻想，彻底烟消云散。这里太有生活气息了，太“正经过日子”了，正经得让我这个不速之客感到一阵局促和不安。

“坐吧，我给你倒水。”许秋萍指了指一张竹编的椅子，自己转身进了旁边的小厨房。

我没坐，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一张年画，画的是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旁边的小柜子上，摆着一台14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电视机上，盖着一块蕾丝边的白布。

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

很快，许秋萍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出来，递给我。“家里没茶叶，白开水。”

“谢谢。”我接过来，水是温的。

她没有坐下，而是径直走到那个小柜子前，蹲下身，从柜子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黑色的塑料盒子。是录像带。然后，她又从柜子下面，拖出了一台半旧的“金雀”牌录像机。

我看着她熟练地接上电源线，连接好电视。整个过程，她一言不发，神情专注而凝重，像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我的心，也跟着她的动作，一点点悬了起来。

“你要给我看的，就是这个？”我忍不住问。

她点点头，没有看我，只是盯着手里的录像带，用手指轻轻摩挲着上面那张已经有些发黄的标签。标签上没有写字。

“你先看看。”她把录像带“咔哒”一声塞进了录像机，按下了播放键。

录像机发出一阵轻微的“嗡嗡”声，黑白电视的屏幕闪烁了几下，雪花点之后，出现了画面。

画面晃动得很厉害，显然是手持拍摄的，拍摄技术非常业余。镜头对着一个像是农村院落的地方，到处都是人，闹哄哄的。院子中央摆着几张大圆桌，上面是些家常菜。背景里，还能听到鞭炮的噼啪声和人们的喧闹声。

像是在办什么喜事。

镜头摇摇晃晃，扫过一张张陌生的脸。他们穿着那个年代最时兴的衣服，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

“这是什么？”我皱着眉头问。这跟我预想的“刺激”场面，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不就是一盘普通的家庭录像吗？

许秋萍没有回答，只是用下巴指了指电视屏幕，示意我继续看下去。

镜头终于稳定了一些，对准了院子门口。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一对新人走了进来。男的穿着一身在当时看来很精神的西装，但能看出不太合身，袖子有点短。女的穿着红色的嫁衣，脸上画着浓妆，有些羞涩地低着头。

我的目光，落在了那个新郎的脸上。

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我的呼吸停滞，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然后又被扔进了冰窟窿里。

尽管画面模糊，尽管那张脸比我记忆中年轻了许多，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那个穿着不合身西装，胸前戴着大红花，满脸喜气洋洋的新郎，是我爸，陈建国。

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手里的搪瓷缸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温水洒了一地。我死死地盯着屏幕，眼睛一眨不眨，仿佛想把那张脸看穿，想从那模糊的像素点里，找出一丝不像我父亲的证据。

可是，没有。

那个笑容，那个习惯性微微扬起的嘴角，那个额头上的小小的疤痕……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在我的视网膜上。

画面里，有人递过一枚金戒指。我爸笑着接过来，牵起新娘的手，郑重地，缓缓地，将戒指套在了她的无名指上。

然后，新娘抬起了头，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幸福又羞涩的笑容。

那张脸，我刚刚才见过。

就是许秋萍。

电视机里传来嘈杂的贺喜声，而我的耳朵里，却只剩下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声音，像一面被擂到极限的战鼓。

我缓缓地，极其艰难地，转过头，看向站在录像机旁的许秋萍。

她也正看着我。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恶作剧得逞的得意。她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水底，却藏着无尽的悲哀和疲惫。

“这……这是什么？”我的声音干涩、嘶哑，完全不像我自己的。“这是假的！是剪辑的！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

我像一头被激怒的幼兽，语无伦次地咆哮着，试图用声音的强度来掩盖内心的恐惧和崩溃。

许秋萍没有被我吓到。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等我吼完。然后，她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搪瓷缸子，用一种近乎于怜悯的语气，轻轻地说：

“这不是假的。这是五年前，在俺老家，豫南一个叫许家庄的地方拍的。”

她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我的脑子里。

“陈默，我是你爸的……另一个老婆。”

第三章 柴油味里的谎言

“另一个老婆。”

这五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引爆。我踉跄着后退了两步，后背重重地撞在冰冷的墙壁上，才勉强站稳。

我看着许秋萍，试图从她脸上找出一丝撒谎的痕迹。但没有，她的表情平静而坦然，坦然得近乎残忍。

“不可能！”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爸不是这种人！他……他每次出车都很辛苦，他是为了我和我妈！”

那些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信念，在这一刻摇摇欲坠。我想起父亲那双因为常年握方向盘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他每次回家时，眼角眉梢都藏不住的疲惫，想起他把一大半工资都交给母亲时，脸上那自豪又满足的神情。

那个男人，那个在我心中如山一般可靠、正直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辛苦？”许秋萍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但那笑意里，更多的是自嘲。“他当然辛苦。从县城到广州，一千多公里，中间正好路过俺们许家庄。他每次出车，都要在俺那儿停上两三天。回来的时候，又停上两三天。一个月跑两趟，里外里，倒有小半个月是待在俺那儿的。”

她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将我记忆中那些温情的画面，一片片割裂开来。

我猛然想起，父亲跑的这条线，确实要经过豫南。他也确实常常会因为“车子坏在路上”、“等货”之类的原因，比预定的时间晚回来好几天。母亲每次都急得不行，不停地往运输公司打电话。而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个司机，在路上遇到点突发状况，再正常不过了。

原来，那些所谓的“突发状况”，就是另一个家。

“你……你们……”我的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许秋萍走到窗边，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窗，看着外面院子里晾晒的床单。她的声音变得有些飘忽，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我认识他的时候，才二十一岁。媒人介绍的，说他是县运输公司的正式司机，能挣钱，人也老实。俺们家穷，兄弟姐妹多，能嫁个城里吃商品粮的，是天大的福分。”

“他对我很好，真的。舍得给我买新衣服，买雪花膏，还给俺爹买好烟好酒。俺们村里的人都羡慕我。领证，摆酒，一切都顺理成章。他说他在县城里有单位分的房子，但地方小，等以后申请到大房子，再接我过去。”

“我信了。我傻乎乎地信了好几年。”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直到三年前，我生了儿子。孩子要上户口，需要他的户口本。他推三阻四，总说单位管得严，拿不出来。我起了疑心，就偷偷跟着他跑过一趟县城。然后……我就知道了你和的存在。”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一个抱着孩子的农村妇女，满怀希望地来到丈夫口中的“家”，却发现这里早已有了一个女主人，和一个只比自己儿子小几岁的少年。那种绝望和屈辱，该有多么刺骨。

“那你为什么不闹？”我脱口而出，声音嘶哑。

“闹？”许秋萍转过身，看着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怎么闹？闹得人尽皆知，让他工作丢了，被单位开除？那我们娘俩喝西北风去？还是闹到你家去，让也跟我一样痛苦？我一个农村女人，除了他，我还能依靠谁？”

她的反问，像一记记重锤，砸在我的胸口。我哑口无言。

是啊，在那个年代，一个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农村女人，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不言而喻。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那……那你今天找我，是为了什么？”我艰难地问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她隐忍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偏偏在今天，选择向我这个“仇人”的儿子，揭开这个血淋淋的伤疤？

许秋萍的眼神黯淡下来。她走到墙角，掀开一个用布盖着的竹篮。里面，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正蜷缩着睡觉，小脸睡得红扑扑的。

“他叫陈亮。小名亮亮。”许秋萍的目光瞬间变得无比温柔，“他上个月得了肺炎，高烧不退，在乡里卫生院治不好，我带他来县医院。医生说要住院，要用好药，得一大笔钱。”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找陈建国，他说他这个月手头紧，钱都交给了，让我等他下一趟出车回来。可孩子的病等不及啊！我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听人说，你刚考完大学，你爸为你骄傲，很疼你。我想……我想你或许能跟他要到钱。”

原来如此。

所有的谜团，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她不是来报复，不是来示威，她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最后、也是最不堪的办法。

她把家里最羞耻、最痛苦的秘密，当成了一张乞求帮助的投名状，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看着那个熟睡的孩子，他长得……有点像我小时候。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愤怒、屈辱、震惊，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

这个孩子是无辜的。许秋萍，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受害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我叫了十八年“爸爸”的男人。

那个开着东风卡车，常年奔波在路上的男人。他用一个方向盘，同时掌控着两个家庭的轨迹；用柴油的味道，掩盖了两个女人眼泪的味道。他像一个技艺高超的走钢丝演员，在两个家庭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平衡，直到今天，一个孩子的病，让这根钢丝，彻底绷断了。

“你需要多少钱？”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

许秋萍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一丝光亮，但很快又熄灭了。她摇了摇头，低声说：“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你能去跟你爸说说。亮亮……也是他的儿子啊。”

说完这句话，她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扶着墙壁，缓缓地蹲了下去，肩膀开始无法抑制地耸动。压抑了多年的委屈和绝望，在这一刻，终于决堤。

我站在屋子中央，看着这个无声哭泣的女人，和那个对一切毫不知情的孩子，感觉整个世界都荒诞得像一场噩梦。

第四章 父亲的山，塌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许秋萍家的。

我像个游魂一样，在县城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夏日的午后，阳光毒辣，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吵得我头疼欲裂。路边的商店里，放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歌声甜腻，却让我感到一阵阵的反胃。

我的脑子里，反复播放着那盘录像带的画面。父亲的笑脸，许秋萍羞涩的低头，还有那个叫“亮亮”的孩子。这些画面和我记忆中父亲回家的场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拼贴画。

原来，父亲每次出车带回来的南方特产，比如荔枝、芒果，分到我和我妈手里的，或许只是剩下的一半。原来，他那些因为“修车”、“堵车”而晚归的夜晚，是在另一个女人的枕边安睡。原来，他口中“为了这个家”的辛苦，也同样分给了另一个家。

他不是一座山，他是一片被劈开的山，一半给了我们，一半给了她们。

我走回自己家所在的家属院。我们家也住二楼，和许秋萍家几乎一样的老式红砖楼。还没上楼，我就闻到了从窗户里飘出的饭菜香味。是我妈在做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我站在楼下，迟迟没有上去。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母亲。

我妈王秀莲，是个典型的传统妇女。她的人生，就是围着我爸和我转。她没什么文化，年轻时在纺织厂上班，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就办了病退，在家操持家务。她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能装下这个家。我爸，就是她的天。

如果让她知道，她的天，早就塌了一半，分给了另一个女人，她会怎么样？我不敢想。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恨意。不是对许秋萍，而是对我爸，陈建国。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两个女人的付出，欺骗了她们这么多年？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直到身上的汗被风吹干，才慢慢地走上楼。

“小默，回来了？跑哪儿野去了，一身汗！”妈看到我，嗔怪了一句，顺手递给我一条毛巾，“快去洗把脸，肉马上就好了。你爸今天也该回来了，运输公司上午来电话，说车已经到邻县了。”

“爸……要回来了？”我的心猛地一沉。

“是啊，正好赶上吃晚饭。”妈的脸上洋溢着期待的笑容，那是每次我爸回家前，她都会有的表情。

我拿着毛巾，走进卫生间，用冷水一遍遍地冲着脸。冰凉的水，也无法浇灭我心里的那团火。

我要怎么办？

把一切都告诉妈？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家分崩离析，看着妈的世界彻底坍塌？

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让这个谎言继续下去，让许秋萍和那个生病的孩子自生自灭？

两个选择，都像刀子，割得我生疼。

晚饭的时候，我爸陈建国果然回来了。

他还是老样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身上带着浓重的柴油味和尘土气。他把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往地上一放，疲惫地坐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口气。

“可算回来了，这趟路上热得邪乎。”他端起妈递过来的凉茶，一口气喝了大半缸。

“爸。”我叫了他一声，声音有些干涩。

“欸，儿子！”他看到我，疲惫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考得怎么样，有把握没？”

“还行。”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那就好！等你上了大学，爸给你买块上海牌手表！”他豪气地说，就像以前无数次承诺过的那样。

妈把一盘冒着热气的红烧肉端上桌，心疼地给他夹了一块最大的。“路上累坏了吧？快吃，给你补补。”

“不累！为了你们娘俩，再累都值！”

又是这句话。

以前听着，我觉得无比温暖，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可现在听来，却充满了讽刺。我不知道，他在许秋萍家里，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

那顿晚饭，我吃得食不知无味。我看着父亲狼吞虎咽地吃着红烧肉，看着母亲不断地往他碗里夹菜，看着他们像往常一样聊着单位的琐事、邻居的八卦，一种巨大的荒谬感笼罩着我。

这个看似温馨和睦的家庭，就像一个精致的瓷器，表面光滑亮丽，内里却早已布满了看不见的裂痕。而我，是那个唯一看到了裂痕的人。

饭后，妈去厨房洗碗。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爸。

他点上一根烟，满足地靠在椅子上，问我：“儿子，暑假有什么打算？要不跟我跑一趟车，去广州见识见识？”

我沉默了片刻，终于鼓起了勇气。

“爸，”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豫南，有个叫许家庄的地方，你熟吗？”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夹着烟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一小截烟灰掉在了裤子上。他没有去拍，只是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慌乱。

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秒钟被抽空了。

第五章 对峙与男人的眼泪

父亲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他那张常年被风霜和日晒刻画出的黝ور的脸，变得灰败而僵硬。他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是一种被戳穿了所有伪装后的赤裸和狼狈。

“你……你说什么？”他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干得像砂纸在摩擦，“什么……许家庄？”

他的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我知道，我猜对了。不，不是猜，是那盘录像带，早已宣判了真相。

我没有继续逼问，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有时候，沉默比任何质问都更有力量。客厅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为这场迟来的审判倒计时。

厨房里传来我妈洗碗的哗哗水声，伴随着她哼着的地方小调，那声音充满了岁月静好的安稳，与客厅里这剑拔弩张的气氛，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谁……谁跟你说的？”父亲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颤抖，眼神里满是惊恐，像是在害怕惊动厨房里的那个人。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的声音冷得像冰，“爸，你告诉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猛地吸了一口烟，烟头在昏暗的光线下明明灭灭，如同他此刻挣扎的内心。烟雾从他口鼻中喷出，缭绕在他面前，仿佛想为他筑起一道最后的屏障。

“小默……”他艰难地开口，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哀求，“这是大人的事，你……”

“我是你儿子，我十八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我打断他，压抑了一下午的愤怒和委屈终于找到了一个缺口，“她叫许秋萍，对不对？你们还有一个儿子，叫陈亮，是不是？”

我每说出一个名字，父亲的身体就颤抖一下。当我说完，他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颓然地瘫靠在椅背上，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他却浑然不觉。

“你……你都知道了……”他喃喃自语，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他承认了。

尽管我早已知道答案，但当他亲口承认的那一刻，我的心还是像被重锤狠狠击中，痛得无法呼吸。我心中那座名为“父亲”的山，在这一刻，轰然倒塌，碎成了满地的乱石。

“为什么？”我红着眼眶，盯着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对得起我妈吗？她在家为你牵肠挂肚，为你省吃俭用，你呢？”

父亲没有回答。他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痛苦地捂住了脸。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有晶莹的液体，从他的指缝间渗了出来。

一个男人，一个在我印象中永远像山一样坚毅的男人，哭了。

他的哭声很压抑，是那种从胸腔深处发出的、沉闷的呜咽。他的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像一头受伤的困兽。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他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是人……我混蛋……”

我看着他这个样子，心里的恨意，不知为何，却消解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难言的酸楚。他不是一个脸谱化的恶人，他此刻的痛苦，是真实的。

“当年……当年跑车，在路上翻了，差点没命。”他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声音沙哑，“是她们庄上的人把我从驾驶室里拖出来的。我在她家养了半个多月的伤……她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是她……是秋萍天天给我端茶送饭，擦洗身子……”

“我那时候……昏了头。真的，就是昏了头。觉得她对我好，觉得对不住人家，一来二去……就……”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我能脑补出后续的故事。一个孤独寂寞、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男人，面对一个年轻姑娘无微不至的照顾，情感的天平很容易就会倾斜。再加上那个年代相对闭塞的环境和朴素的道德观，一场“报恩”式的结合，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理喻。

“那你也不能骗她，更不能骗我妈！”我依旧无法原谅。

“我没想骗一辈子。”他抬起头，满脸泪痕，“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边，是你和，我走了，这个家就散了。那边，她一个女人家，后来又有了亮亮，我走了，她们娘俩也活不下去。我……我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两边都放不下，只能这么一天天熬着。”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的恳求：“小默，算爸求你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知道。她身体不好，她受不住这个刺激。你要是让她知道了，就是要了她的命啊！”

他“扑通”一声，竟然从椅子上滑下来，想要给我跪下。

我被他这个举动吓坏了，赶紧冲过去扶住他。一个父亲，要给自己的儿子下跪。这一幕，比任何打骂都更让我感到心碎。

“你起来！”我吼道，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拉回椅子上。

正在这时，厨房的门开了。

我妈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走出来，笑呵呵地说：“你们爷俩聊什么呢，这么热闹。来，吃瓜，解解暑。”

她看到了父亲脸上的泪痕，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建国，你这是咋了？眼睛怎么红了？”

父亲慌忙转过头，用手背胡乱抹着脸，强笑道：“没事，没事，烟熏的。刚才跟小默说，他考上大学，我这心里高兴，激动得掉眼泪了。”

“你瞧你这点出息！”我妈嗔怪了一句，信以为真，把西瓜放在桌上，“儿子有出息，是该高兴。快吃瓜，看你，脸都憋红了。”

她把最大的一块递给我爸，又拿了一块给我。

我爸接过西瓜，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啃着，仿佛想用西瓜的清甜，来掩盖他内心的苦涩。我看到，有几滴透明的液体，落在了红色的瓜瓤上，很快就融了进去，不见了踪迹。

那一刻，我做出了决定。

这个秘密，我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

但是，许秋萍和那个叫亮亮的孩子，我又该怎么办？

第六章 艰难的抉择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隔壁房间，传来父亲刻意压低的、与母亲交谈的声音，还有他那沉重的、带着叹息的鼾声。这个声音，我听了十八年，曾经觉得无比安心。而今晚，它却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地磨着我的神经。

谎言之上建立的安稳，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第二天一早，父亲天没亮就走了。妈说运输公司临时有任务，让他去邻市拉一趟化肥。我知道，他是借故躲着我。

吃早饭的时候，我看着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她因为常年操劳，背已经有些佝偻了。我的心里像是压着一块巨石。我该如何开口，向她讨要一笔钱，一笔去拯救“另一个家”的孩子的钱？

我做不到。我无法想象，当我妈问我这笔钱的用途时，我该如何回答。任何一个谎言，都可能在未来引发更大的风暴。

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了。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翻箱倒柜，把我积攒了多年的压岁钱，还有准备上大学用的一些零用钱，全都翻了出来。一张张毛票，一块块的硬币，最大面额的也只是几张十元的“大团结”。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铺在床上，一遍遍地点着。

一共是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在1991年，这笔钱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对于一场需要住院治疗的肺炎来说，可能只是杯水车薪。

但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把钱用报纸仔细地包好，揣进怀里，跟妈说出去找同学玩，然后径直去了许秋萍家。

还是那个老旧的家属院。我敲开门，开门的依然是许秋萍。她看起来比昨天更加憔悴，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

看到我，她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希冀，但又迅速黯淡下去，像是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不切实际。

“你……来了。”她把我让进屋。

屋子里，那个叫亮亮的孩子正坐在小板凳上，没精打采地玩着一个线团。他时不时地咳嗽几声，小脸蛋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他怎么样了？”我问。

“还是烧。医生说，再不退烧，就危险了。”许秋萍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助。

我没有多说废话，从怀里掏出那个用报纸包着的钱，放在桌子上，推到她面前。

“这里是三百多块钱。你先拿着，给孩子看病。”

许秋萍看着桌上那个厚厚的纸包，整个人都呆住了。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这……”

“你别问钱是哪儿来的。你拿着，救孩子要紧。”我打断她，语气有些生硬。我不想跟她有太多的纠缠。

许秋萍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没有去碰那个钱，而是突然对着我，“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小兄弟，不，大兄弟……我……我谢谢你！你就是我们娘俩的救命恩人啊！”她泣不成声，就要给我磕头。

我吓了一跳，赶紧上前扶她。“你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她拉起来。她抓着我的胳膊，哭得说不出话。我能感觉到，她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这一刻，我们之间不再是“仇人”的儿子和“另一个女人”的关系，而只是一个无助的母亲，和一个尽了自己微薄之力的年轻人。

“钱你收下。”我把她的手从我胳膊上挣脱开，“但是，我有几个条件。”

她连忙点头，像小鸡啄米一样。“你说，你说，只要我能做到，什么都行！”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第一，这笔钱，跟我爸没关系，是我给你的。你不要让他知道。”

许秋萍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我继续说，“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再出现在我妈面前。你们的事，是你们和我爸之间的事。我妈是无辜的，我不想她受到任何伤害。”

我的话很绝情，像是在划清界限。

许秋萍的脸色白了白，但她还是咬着嘴唇，点头答应：“好，我答应你。”

“第三，”我的声音缓和了一些，“孩子治好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吧。以后有什么难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再用这种方式解决。亮亮……他需要一个安稳的日子。”

我说的是“你们”，而不是“你”。我心里清楚，斩断我父亲和她们母子的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做的，只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母亲的世界，筑起一道防火墙。

许秋萍怔怔地看着我，眼神复杂。她可能没想到，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会跟她说出这样一番话。

过了很久，她才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你。也……对不起。”

这句“对不起”，我知道，是替我父亲说的，也是替她自己说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出了那扇门。

身后，是许秋萍压抑的哭声，和孩子稚嫩的咳嗽声。我没有回头。

走出那个家属院，夏日的阳光依旧刺眼。但我心里那块巨大的石头，似乎被搬开了一角，透进了一丝微光。

我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用自己的钱，去弥补父亲犯下的错，去拯救一个本该由他负责的生命。这看起来很荒唐，很可笑。

但那一刻，我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我保护了我的母亲，也帮助了一个无辜的孩子。我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去修复这个由父辈的错误撕开的口子。

或许，这就是成长吧。成长，就是你开始明白，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事情，没有完美的答案。你只能在糟糕的选项里，选择一个你认为最不坏的，然后承担起这个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

那天下午，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县城的河边。我坐在河堤上，看着浑浊的河水缓缓流淌，想了很多。

我想，等我上了大学，毕了业，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收入，我会定期给许秋萍寄一些钱。不多，但足够保证那个孩子能健康长大，能上学。这不算是原谅，只是一种责任。既然我无法改变父亲犯下的错，那我就尽力去减少这个错误带来的伤害。

至于我父亲，我不知道未来该如何与他相处。那座山虽然塌了，但他依然是我的父亲。血缘，是这世界上最复杂、最无法割舍的联系。

或许，我们父子之间，将永远存在着这样一个秘密，一个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沉重的秘密。

第七章 时间的尘埃

日子，像那条县城边的小河，波澜不惊地继续流淌。

父亲从邻市回来后，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拍着我的肩膀，高谈阔论。而我，也避免和他单独相处。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个家表面的和平，尤其是在我母亲面前。

他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烟抽得更凶了。有时候，我会在夜里听到他在院子里长吁短叹。我知道，那个秘密像一根刺，同样扎在他的心里。他给家里的钱，比以前更多了。每次出车回来，给我和妈带的礼物也更丰厚。我妈总说他乱花钱，他只是憨憨地笑，说：“挣钱不就是给你们花的嘛。”

我看着他日渐佝偻的背影和鬓角新增的白发，心里的恨，被时间慢慢磨平，剩下的，是无尽的叹息。他用一种笨拙的、加倍付出的方式，来赎他心里的罪。

八月底，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一所省城的师范大学，不好不坏。

家里为此请了客。饭桌上，父亲喝了很多酒，喝得满脸通红。他举着酒杯，挨个给亲戚敬酒，一遍遍地重复着：“我儿子，陈默，有出息！考上大学了！”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在亲戚面前如此骄傲，如此失态。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更因为，在他的心里，我这个儿子，替他扛起了他扛不起的责任，守住了这个家的完整。

在他敬我酒的时候，他端着杯子，嘴唇哆嗦着，看了我很久，最后只说出三个字：“好儿子。”

然后，他一口喝干了杯中的白酒，眼泪流了下来。

我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像是要把这些日子所有的委屈、愤怒和无奈，都烧尽。

我们父子之间，用这样一杯酒，达成了一场无声的和解。

我去省城上学那天，是父亲开着单位的解放卡车送我去的。一路上，他都没怎么说话，只是专注地开着车。车厢里，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柴油的味道。

快到学校的时候，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这个，你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崭新锃亮的“上海”牌手表。

“爸，你不是说……”

“拿着！”他的语气不容置疑，“你是大学生了，得有块表，看时间方便。别跟说花了多少钱。”

我把手表戴在手腕上，冰凉的触感，却让我的心头一热。

临下车前，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终于开口了：“小默，许家庄那边……你不用管。爸……爸自己会处理好。你放心念书。”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我用学习和各种社团活动，把自己的时间填得满满的。我开始定期，以一个匿名“远房亲戚”的名义，给许秋萍寄钱。每次五十块，不多，但对于她们母子来说，应该能改善不少生活。我没有留地址，也没有写信，只是默默地做着这件事。

大三那年暑假，我爸在一次出车途中，因为疲劳驾驶，追尾了一辆大货车。人虽然抢救过来了，但一条腿废了，再也不能开车了。

运输公司念他劳苦功高，给他办了内退，在门卫室给他找了个看大门的闲差。

从那以后，那个曾经像风一样奔波在外的男人，彻底被困在了这个小县城里。他再也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去维系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家了。

我不知道他和许秋萍之间，是如何结束的。他没说，我也没有问。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我父亲衰老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每天就坐在门卫室里，看着人来人往，一坐就是一天。

他那辆东风卡车，那个充满了柴油味的驾驶室，连同那段荒唐又心酸的过往，都随着那场车祸，被永远地封存在了时间的尘埃里。

第八章 没有答案的答案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成了一名中学老师。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平淡，却也安稳。

我把母亲接到了省城同住。父亲的腿脚不便，恋旧，说什么也肯不离开那个他待了一辈子的家属院。于是，我只能每个月都开车回去看他。

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不再抽烟，也不再喝酒，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拄着拐杖，到院子里跟老邻居们下下棋，聊聊天。

有一次，我回去看他，给他带了他爱吃的烧鸡。我们爷俩坐在小饭桌前，像多年前一样，相对无言地吃着饭。

“亮亮……”他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谁。

“他……应该也上大学了吧。”父亲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沉默了片刻，说：“嗯，去年考上了，也在省城，学医的。”

这是我从许秋萍偶尔寄来的感谢信中得知的。是的，在我父亲出事后，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学校地址，开始给我写信。信里从不提我父亲，只是说说孩子的学习，家里的近况，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激。我依旧匿名给她寄钱，只是数额多了些，一直坚持到亮亮考上大学。

父亲听完，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一丝亮光。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像是了却了一桩天大的心事。

“学医好，学医好啊……救死扶伤。”他喃喃着，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白开水，呛得连连咳嗽。

我给他拍着背，心里百感交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那个夏天的录像厅，没有再提过那盘录像带。但我们都知道，那件事，像一根无形的线，牵扯了我们半生。

它让我一夜长大，也让我父亲一夜苍老。

它让我看清了人性的复杂。我的父亲，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他只是一个被时代和命运裹挟的普通男人，犯了错，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用后半生的落寞和孤寂，来偿还前半生的荒唐。

而许秋萍，她也不是一个破坏家庭的“第三者”。她同样是那个特定年代的受害者，用她的隐忍和坚韧，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

我不知道，在父亲那些独坐门卫室的黄昏，他是否会想起那个在许家庄对他笑靥如花的年轻姑娘。我也不知道，许秋萍在看到儿子穿上大学校服时，是否会想起那个曾经许给她一个“城里家”的卡车司机。

这些，都没有答案，或许也不需要答案。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出快意恩仇的戏剧，它更多的是一地鸡毛的琐碎，和一言难尽的妥协。

离开家的时候，父亲拄着拐杖，坚持要送我到院子门口。夕阳下，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孤独而萧索。

“小默，”他叫住我，“对不起……也对不起你。”

这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如此郑重地跟我道歉。

我转过身，看着他满头的白发和深刻的皱纹，摇了摇头。

“爸，都过去了。”

是的，都过去了。

就像那家“大世界录像厅”，早就在城市的变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曾经在黑暗中闪烁的、充满了恩怨情仇的影像，也早已被岁月冲刷得褪了色。

但那个闷热的下午，那个叫许秋萍的女人靠过来，轻声问我的那句话，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她问我，看不看更刺激的。

后来我才明白，这世上最刺激的，从来不是录像带里的故事，而是真实的生活本身。因为它永远不会给你一个简单的结局，只会留给你一串长长的、需要用一生去思考的问号。

来源：幽默糯米一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