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9 年，《清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悄然改写了中国思想史的轨迹 —— 梁启超在此发表 "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带入国人视野。此时距戊戌变法失败仅一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正沉浸在 "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 的思想重构中，那些 "畴昔

1899 年，《清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悄然改写了中国思想史的轨迹 —— 梁启超在此发表 "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带入国人视野。此时距戊戌变法失败仅一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正沉浸在 "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 的思想重构中，那些 "畴昔所未见之籍" 让他接触到西方新潮学说，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

译介者："麦喀士" 的东方初啼

在 20 世纪初的《新民丛报》上，梁启超以 "麦喀士" 这一译名，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画像。1902 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他称马克思为 "社会主义之泰斗"，并引用本杰明·颉德的话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据说，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最早记载。1903 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更明确指出其学理是 "变私财以作共财之一阶梯"；1904 年《中国之社会主义》则引述马克思关于 "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土地" 的论断，形成连续的思想传播链条。

这些论述展现出独特的译介特征：一方面，梁启超将马克思主义置于 "救亡图存" 的框架中解读，强调其解决社会不公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他通过日文转译接触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间接性局限。但即便如此，其贡献仍不可替代 —— 在多数国人对 "社会主义" 一无所知的年代，他已清晰区分 "土地问题" 与 "资本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应 "举一切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远超同时代人的认知深度。

论争者：国情视野下的思想交锋

1905 年前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社会主义论争，成为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面对革命派将 "平均地权" 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主张，他尖锐指出："土地国有仅是社会主义之一部分，解决资本问题方为第一义"，这种辨析实则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关切。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国情判断："欧洲社会主义由工业革命孕育，中国无工业而照搬，实乃搔不着痒处"。这一观点常被诟病为 "反对革命"，却暗含深刻洞见 —— 他已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具体社会条件结合，警惕外来思想的简单移植。即便在 1920 年代第二次论争中，他仍坚持防范外来势力侵害中国利益，提醒国人在 "走俄国人的路" 时坚守民族立场，展现出务实的思考维度。

先驱者的局限与思想史价值

客观而言，梁启超从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存在根本局限：1903 年游历美国后，他彻底放弃 "破坏主义"，转而反对社会革命，甚至称倡导革命者为 "黄帝逆子"，政治立场的保守化使其无法真正理解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曾评价："梁启超提过马克思主义，但没人真正知道共产主义"，精准点出其认知局限。

但历史地看，其价值恰恰在于 "启蒙" 而非 "践行"。作为 "牖新知" 的先驱，他在 20 世纪头 20 年打开了思想闸门，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讨论视野。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虽然他的 "基尔特社会主义" 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但在 "能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真谛者寥寥" 的年代，其对国情的关注、对民族利益的坚守，仍具有启发价值。这种 "不彻底的传播"，实则为后来李大钊等人的系统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思想前史"。

总之，梁启超的马克思主义引介史，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近代中国的思想困境：当救亡压力成为首要命题，任何外来思想都必须经过 "中国化" 的过滤与重塑。他未能走完的思想旅程，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接续完成，但正是这种 "接力传播"，构成了思想演进的真实逻辑。

来源：周山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