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权力往往被视作博弈的核心砝码。但如果我们将目光着眼于另一处，就会发现另一种更为微妙却同样重要的力量——声望。它不像核武库那样可以被数字衡量，也不像经济总量那样可以被统计表格呈现，却深刻塑造着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外交轨迹。
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声望追求逻辑
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分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学讲师
毛维准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8, No. 3，pp.313–342.
导读
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权力往往被视作博弈的核心砝码。但如果我们将目光着眼于另一处，就会发现另一种更为微妙却同样重要的力量——声望。它不像核武库那样可以被数字衡量，也不像经济总量那样可以被统计表格呈现，却深刻塑造着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外交轨迹。
试想一个情境：当一个国家站上世界舞台时，它的每一次亮相、每一次表态，既在展示实力，也在塑造认知。旁观者的眼光、对手的反应、盟友的期待，共同织就了一张无形的网。国家必须不断在其中寻找自我定位：我是谁？别人怎么看我？我在国际等级秩序中处于何处？而这正是“声望”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的外交史正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叙事。毛泽东同志曾将中国国家利益划分为生存、繁荣与声望三类，由此奠定了声望在中国外交战略思维中的基础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策略逐渐转向务实而多元的路径。从初期的低调适应，到21世纪初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主动学习，再到近年来通过制度创新与话语塑造来进一步提高声望，中国的轨迹呈现出一种富有层次感的政策考量格局，更是反映出一部“声望演化史”。
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要回答“为何中国要追求声望”，更要揭示“如何追求声望”。它让我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外交的深层动力。
声望的概念基础和相应分析层次
1. 信念层次中的声望
声望可以被看作是对个体卓越特质的集体认同，依随历史演变，从象征性资产逐渐成为治国方略的重要战略工具，声望便以战场荣誉、礼仪规范等形式存在，与国家合法性和对外关系紧密相连，深刻塑造了社会政治结构。
进入现代社会，声望的内涵进一步扩展，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乃至制度吸引力密切交织，成为衡量国家地位与影响力的重要尺度。而鉴于其固有的竞争性和等级性，声望的层级结构反映出大国政治博弈和相对权力分配的动态关系。
为阐释声望在中国外交政策中于不同情境下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信念层次结构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比不同层次的认知框架，既有助于区分那些常被混用的相似概念（如地位、声誉、荣誉），又能明确它们各自的功能特性。
信念层级结构认为，人们理解世界依赖三个层次的信念。第一层是可观察的客观事实，如一国的核武器数量；第二层为一阶信念，即行为者对这些事实的认知与判断，如中国对自身核威慑力或对美国军力的评估；第三层为二阶信念，指行为者对他人认知的再认知，例如中国对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地位的理解。简而言之，一阶信念反映个体视角，二阶信念则源于多方互动与社会共识。
鉴于声望具有多重维度，其状态可被界定为“平衡”或“失衡”，关键取决于国家自我认知与外部认知的契合程度。当二者出现偏差时，便产生“声望失衡”，这一现象已在诸多研究中得到关注。例如，吉尔平与霍特里指出，若国际体系中的声望等级明确且被普遍认同，国家通常会避免诉诸武力；反之，当等级秩序模糊或共识削弱时，冲突与竞争便更易爆发。勒博进一步强调，当国家感知到的声望低于其自我预期时，这种认知落差会激发不满与不安全感，进而促使其通过展示实力或采取冒险行动以恢复应有地位。
然而，声望失衡并非必然导致冲突。权力的变化与声望的调整并不总是同步发生，其关键在于国家能否接受现状及其在等级体系中的位置。施韦勒与蒲晓宇指出，声望具有“粘滞性”，即等级认知往往滞后于权力结构的真实变动；只有当实力与认知之间的偏差足够明显时，体系才会走向非平衡状态，进而引发新的声望竞争。
因此，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声望，不仅要考察权力的平衡与分配，更应关注在失衡情境下国家追求声望的心理动因与运作机制。正是在这种自我认知与外部评价错位的过程中，国家的外交行为与战略选择得以显现。
2.声望与概念认同
然而，多数研究其实忽略了声望同荣誉、地位、形象和声誉等相似概念的差异，常将其混为一谈，为消除概念模糊性，笔者在这里为声望及相近概念做了一个比较表格（见表1）。
表1 概念比较
荣誉是对他人积极的行为或品质的认同，但声望与荣誉在分析维度和特征表现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带有竞争属性的地位概念，而荣誉则不然。荣誉属于群体内部的共同美德，只要符合特定标准，所有成员都应具备这种美德。
“地位”通常指代等级体系中的排序，更多体现为竞争性等级体系中的正式职位（例如核大国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声望则涵盖多个受尊敬行为体的声望领域，涉及更广泛的政治现象，衡量标准往往难以明确界定。
而声望与声誉的根本区别在于：声誉只能通过两个主体的互动形成，因此带有主观成分。这意味着声誉的建立既不需要第三方来达成共识，也不需要主体间的互动，但声望是群体成员在互动中自发形成的。
因此概念上，声望在中国外交认知历程演变的关键转折点相关案例研究中展现出更广泛的应用性，能够捕捉更多隐性或非正式的“信号”。相较于侧重等级地位的理论分析视角，声望提供了更具动态性和全面性的解释框架。
国际关系中声望的平衡与失衡
基于前文的理论探讨，本节将构建新的研究框架，从主观维度与社会互动维度两个层面，系统解析国家追求国际声望的行为特征。通过梳理相关策略，我们不仅设计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比较研究，还提出了若干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假设。
1.声望失衡的认知框架
对于声望来说，无论是平衡还是失衡，都源自于声望与归属声望水平之间的差异，具体来说，源于一个国家自认为已获得或应得的声望水平，与外界社会行为者认可的声望水平之间的偏差。
国家总希望能够让他人认知同自己的主观认知达成一致和趋向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一致性的认知框架能够有助于让国家的决策者形成整体的、连贯的认知系统，从而在在信息洪流中简化复杂问题，保持思维的清晰度。
而声望失衡源自于国家在主观层面与主体间层面的认知差异，即国家对自身声望的理解与外部社会赋予其声望之间的偏离。这种认知不一致导致“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因而促使国家试图通过合理化其行动以恢复心理和认知上的一致。
由于政治行为体倾向于维持原有认知框架，理想状态下，国家的自我声望评估与国际社会的总体认知相契合，但是，在权力结构动态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这种均衡极为短暂，因此，“声望失衡”成为国际政治的常态。
基于此，作者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表2），用以揭示声望在不同层级层面的作用机制。
表2 声望失衡的实证类型
该框架将“主观声望”（subjective prestige）视为一阶信念，将“主体间声望”（intersubjective prestige）视为二阶信念，本质上来说，主观声望与主体间声望都包含其各自的正负两面影响，主观声望的正面体现为A国对自身声望的认知超越其实际实力，反之则为负面；而互主体声望则反映A国对其声望外部评价的评估——若A国认为其他国家对其声望的评价是积极的，则该评估被视为正面。
并据此构建了四种声望认知类型：(P, P)、(P, N)、(N, P)、(N, N)。其中：(P,P ) 表示国家与外界均给予其声望较高评价，本文称之为“声望共鸣”；(P, N) 代表国家自我认知相对积极，而外部认可度有限的情况，即“声望进取”；(N, P) 指外部评价较为积极，而国家对自身看法相对保守的情形，即“声望藏锋”；(N, N) 则是内外对其声望看法均持保守态度的情况，即“声望慎抑”。这一框架揭示了声望的主观与主体间认知偏差会相对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
2.提高声望的策略途径：调适型、学习型、进取型和创造型
国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声望，通常包括调适型、学习型、进取型和创造型四种策略途径。其中，“调适型”表现为国家灵活调整其外交政策，来营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这种策略具有高度理性特征，旨在避免与现有国际秩序产生直接摩擦。
“学习型”与“调适型”相似，二者都体现了国家应对外部期望方面的变化，但前者往往涉及更深层次的认知转变，意味着国家的政策调整源于对国际环境的深层理解，而“调适”则更多是对外部压力的务实反应，具有较强的策略性。
“进取型”多见于那些认为自身尚未获得与其实际能力相称地位的国家。这类国家往往倾向于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更大影响力来实现自身目标。
“创造型”，即国家通过在社会、制度或理念层面提出新范式、新标准，在不同领域塑造独特影响力。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开辟新的路径来提升自身地位。一些新兴国家曾以特定身份倡导国际制度改革，并尝试团结其他发展中力量，从而增强自身在道义与制度方面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具体政策往往体现出多种机制的交替配合使用，这些机制之间的长期并存、相互补充，反映出中国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确使用了多层次声望策略。
3.声望情境的假设构建与方法论说明
本研究核心假设认为，国家对声望的主观与客观认知差距会显著影响其外交政策选择。
当出现“声望共鸣”（P, P）的情况时，中国倾向于通过积极的规范建构与制度参与来提升其国际形象。这种方式注重在现有体系框架内进行合作，有助于其在维护国际形象的同时，稳健地积累与维护声望。以巩固合法性与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
当出现声望进取（P, N）的情况时，中国可能倾向于采取更为“主动作为”的策略。这表现为通过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来拓展影响力，致力于在动态互动中重新定位自身。
当出现声望藏锋（N, P）的情况时，中国对其国际声望与影响力形成了动态认知。相应的，其政策往往展现出“学习”与“调适”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借鉴现有国际经验以维护其角色稳定性；另一方面，则在参与规则的过程中，积极寻求塑造更为有利的国际角色认同。
当出现声望慎抑（N, N）的情况时，当一国综合实力尚处于积累阶段时，其可能倾向于采取一种“审慎融入”的路径。这表现为通过策略性调适与规则内运作来应对体系压力，以期在维系外部环境稳定的同时，渐进地提升其国际接受度与声望。
研究指出，这四类情境揭示了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声望追求政策的基本类型。尽管实际情境中，中国政府采取的是混合型政策，但在其每一发展阶段均存在其主导模式。
本研究揭示了不同声望感知类型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并评估了这些政策在不同场景下的逻辑一致性。在方法上，研究采用“快照式”方法论进行假设检验，聚焦特定时期与关键事件，通过捕捉特定变量引发系列可观测结果的因果过程，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追溯声望演化的长期趋势的方法，本研究针对声望评估是结合了有形指标（经济增长、军事能力、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与无形指标（国际形象、规则参与、理念传播），以揭示主观认知与外部结构的互动机制。
接下来，本文会通过多案例比较，阐释声望认知如何在不同时期塑造中国的外交策略选择及其行为逻辑。
中国冷战后外交政策中的声望追求
1.20世纪90年代——通过调适型路径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向，开始将提升国际声望与融入国际规范体系作为核心目标。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并开始采用某些国际规范作为提升其国际声望和形象的策略。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交实践逐渐扩展至注重形象塑造与话语认同。尽管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提升依然是核心目标，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中国通过外交上的动态平衡来优化其发展环境。这种务实的调适路径，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与长远战略谋划的一种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程度相对有限，在多边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亦有待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外交策略的调整成为其推动国际互动重要路径之一。中国在包括人权、安全及区域事务在内的多个领域，逐渐展现出更具务实与建设性的政策取向，体现出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调适性”。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反映了决策层对自身国力及国际定位的审慎评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学习与适应并重的姿态，与此同时，，中国并未全盘接受西方主导的论述话语，而是通过策略性的再阐释，突出国家主权与发展权在价值序列中的优先地位。
2.21世纪初——学习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诸多努力，中国在进入21世纪前后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与反馈，逐步塑造出学习者与合作伙伴的国际双重友好形象。
在声望追求中，中国面临两种看似矛盾的处境：一方面将自身视为后发展国家与学习者，强调“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另一方面却被外界视为具建设性影响的国际行动者。以学习与开放为核心的外交取向，使中国稳步融入国际体系。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其与国际社会关系的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中国提出“负责任大国”理念，在区域与全球议题中展现积极角色，强调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此时期我国对外政策主要通过制度性参与争取话语空间。
总体而言，中国在此阶段的声望政策以务实风格为基础，通过学习、规则参与和责任承担进一步提升国际形象，实现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转变。这种藏锋策略，得以在承担国际责任与维护自身发展空间之间保持平衡，为其后续在国际事务中展现更为成熟、自信的姿态奠定了重要基础。
3.2010年左右，中国通过创新型路径积累声望
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声望迅速上升，“和平崛起”成为其外交的核心叙事。这一时期，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因成功举办奥运会、应对金融危机、积极参与多边治理等而显著增强。
在此期间，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议程的构建，在叙事层面与制度层面均展现出一定的创新性，致力于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象征性影响力。其中，“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可被视为该阶段理念建构的典型代表。该理念在理论上尝试以发展过程的和平属性回应外界对实力上升的疑虑，通过强调自身发展的建设性与创造性，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新的认知框架。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两大衍生概念。“和谐世界”强调中国在全球不平衡、贫富差距与环境危机中的合作贡献，摒弃传统的零和博弈式外交，倡导包容性与多极化的国际秩序。“和平发展”进一步延续了“非对抗性崛起”的逻辑，强调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历史上以扩张、战争为特征的霸权模式，而是通过合作推动世界共同繁荣和发展。
总体而言，从21世纪初到2010年左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实现了从“学习型”到“创造型”的转型。其外交策略通过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和负责任形象来提升和维持国际声望。
4.2010年后，大国竞争格局下的领导权竞争
2017年11月，中国官方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被普遍视为国家发展路径与国际定位的重要转折。在这一语境下，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整与再定义，成为“新时代”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此阶段，中国的国际声望政策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凭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制度自信，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了更为积极的自我认知；另一方面，部分西方社会与舆论则对中国的角色转变抱以审慎的态度，认为其发展模式可能对既有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变量。总体而言，这种认知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双方互动的认知基础，使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必须长期面对由国际地位变化所带来的声望协调需求。
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中国在此阶段的对外策略，体现出从由外部认可导向转为内生自信导向，并在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寻求更具建设性的角色定位。
结论
声望作为国际政治中持久的动因与非正式秩序原则，在后冷战时代尤显重要。面对全球权力格局的持续变动，国家对影响力与声望的追求已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动力之一。
本文提出了四种基本声望类型，揭示了中国在不同情境下声望政策的逻辑与行为模式。声望慎抑时，中国倾向于采取调适型策略以缓和外部压力；在学习型阶段，中国通过规则参与与责任承担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当声望上升后，中国转向创造型阶段，提出全球治理方案。
现如今，声望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关键变量，中国借助全球发展、安全与文明倡议强化了其国际影响力，推动以“相互尊重、共存共荣、不干涉”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然而维持“声望平衡”仍有赖于持续的理性判断与适度的自我调节。
理论上，本文不仅厘清了声望认知的主要类型，也创新性地揭示了中国声望外交的内在机制，为理解大国声望政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译者：石瑜茜，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国际关系、民族主义。
来源：Guangyi Pan and Weizhun Mao（2025）, “The Prestige-Seeking Logic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8, No. 3，pp. 313–342.
审校 | 陈扬 祝弋婵
排版 | 陈思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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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