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的清晨还泛着凉意。枪声响起前，她站在刑场中央，一身素色旗袍熨帖地裹着身形，发丝一丝不乱，唇间那抹淡红像秋日最后的枫叶。她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七颗子弹穿透她的身体，血洒长街。她倒下的那一刻，没有惊慌，没有哀求，只有从容。她叫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的清晨还泛着凉意。枪声响起前，她站在刑场中央，一身素色旗袍熨帖地裹着身形，发丝一丝不乱，唇间那抹淡红像秋日最后的枫叶。她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七颗子弹穿透她的身体，血洒长街。她倒下的那一刻，没有惊慌，没有哀求，只有从容。她叫朱枫，原名朱谌之，那一年，她四十五岁。

浙江镇海的朱家花园，曾是江南富户的象征。朱枫就出生在这里。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掌一方渔利；母亲出自宁波报关行名门，精明能干。她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琴棋书画样样通，账本算盘也玩得转。她本可以嫁个门当户对的公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可她偏偏把命运走成了一条荆棘路。她撕掉安逸的剧本，一头扎进烽火连天的年代，像一盏油游戏副本，明知风大，偏要点亮。

“我这一生，从不缺吃穿，也不缺体面。可我缺一个安心。看着山河破碎，百姓流离，我坐在花园里喝咖啡，喝得下吗？我母亲常说，‘人活一世，要对得起自己的心’。我信了这句话，就再也走不回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她变卖母亲留下的3克拉钻戒，换来3200元储备币，一分不留，全数捐给新知书店印抗日刊物。那笔钱，够买下一条街的铺面。1939年，她又拿出800大洋，支持李友邦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她把年幼的女儿送进少年团，自己跟着队伍走南闯北。她不是一时热血，而是把家国装进了心里。1944年，她因“同丰商行”案被捕，敌人用尽手段，她咬牙不说一个字。出狱后，她第一件事竟是夜里摸回查封的店铺，取出账本和存款，为逃亡的同志筹路费。她不怕死，只怕辜负了信任。

“我常梦见女儿。她叫我‘妈妈’，伸着手要我抱。可我不能停。我若退了，谁来接应下一个同志？谁来送下一封密信？我不是铁石心肠，我是把心掰开，一半给了家，一半给了国。”

1948年，她去了香港，化名“陈太太”，在合众贸易公司当职员。表面是做进出口生意，卖棉纱、药品、五金；实则她是中共在华南的“地下金库”掌舵人。她穿旗袍、抹口红、拎皮包，出入银行海关，谈笑间完成一笔笔秘密转账。她用商业账目当密码，把情报藏在货物清单里。她来往港台之间，为赴台任务铺路，亲手打通与吴石将军的联络渠道。她在日记里写：“我愿做一颗沉默的螺丝钉，钉在历史最需要的地方。”她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她是暗流深处的摆渡人。

“我在香港的公寓不大，窗外是海。夜里睡不着，就坐在灯下看账本。那些数字，别人看是钱，我看是命。一笔汇款，可能救一个被捕同志的命；一封密信，可能改写一场战役。我从不觉得自己多伟大，我只是知道，有人在等我。”

1949年11月，新中国初立，她却接到最危险的任务：孤身赴台，与“密使一号”吴石接头。她知道这一去，九死一生。她只说了一句：“更重要的事，得先做。”在台湾四十多天，她白天是探亲的“陈太太”，夜晚是穿梭的情报员。七次密会，换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海防图》等绝密文件。微缩胶卷藏在糕点盒里，缝进旗袍夹层，一条条送往大陆。这些情报，关乎百万生灵，牵动东南大局。

“我去台湾那天，带了一件新旗袍。不是为了美，是为了不引人怀疑。我对着镜子扣上最后一颗扣子，心想：这身衣服，能帮我多活一天，就能多送一份情报。我若倒下，也得倒在完成任务之后。”

1950年1月，任务完成，上级急令撤退。她托人带信：“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家人盼着团圆，等来的却是她被捕的消息。蔡孝乾叛变，她被迫撤往舟山，却在农历新年被捕。她吞金自尽，未果。四个月狱中酷刑，她始终未吐一字。敌人档案上写着：“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她用最柔弱的身躯，扛住了最残酷的考验。

她走的时候，仍穿着那身旗袍。她不是为了美才穿，是为了活着完成任务。她用优雅当盔甲，用从容当武器。她证明了，革命者可以精致，英雄也可以温柔。2010年，她的骨灰终于回到大陆，安葬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旁。碑上无名，心中有光。她的一生，像一首静默的诗，写在历史的背面。有些人，注定要用最美的姿态，走向最壮烈的牺牲。

来源：古人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