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代十国时期，“邺都” 这个带着战国曹魏历史印记的名号被重新启用，却藏着一个特殊之处 —— 它并非传统认知中河北临漳的古邺城，而是位于今邯郸市大名县，以魏州城（今大名县东北）为核心。半个世纪里，这里四度被定为 “邺都”，又三次被取消，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史上 “同

五代十国时期，“邺都” 这个带着战国曹魏历史印记的名号被重新启用，却藏着一个特殊之处 —— 它并非传统认知中河北临漳的古邺城，而是位于今邯郸市大名县，以魏州城（今大名县东北）为核心。半个世纪里，这里四度被定为 “邺都”，又三次被取消，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史上 “同名异地” 的典型案例。这种频繁更迭的背后，既是当时政权借历史名号强化统治合法性的需求，也与大名地区 “控河朔、连中原” 的地缘价值紧密相关。本文结合《史记》《元和郡县图志》等典籍记载，以及近年考古发现，用更易懂的方式梳理五代邺都的来龙去脉，既保留历史细节的严谨，也让普通读者能清晰理解其演变逻辑。

大名与 “邺” 的关联，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埋下伏笔。据《史记・魏世家》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魏文侯七年（前 418 年），魏国获得邺地（今大名、临漳一带）的控制权；魏武侯元年（前 386 年），为抵御东边的齐国，魏武侯在邺城以东六十里（今大名西魏庄乡未城村）修筑了一座别都，史称 “魏武侯陪都”。此时的 “邺都” 体系以临漳为核心，而大名更像 “东大门”—— 虽没有正式都城的规格，却凭借卡住河朔通往中原要道的区位优势，承担起屯兵、转运漕粮的功能，成为整个防御体系的重要支点。

西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 年），朝廷在大名设立元城县，这一地区首次有了正式的行政建制。此后数百年，大名虽未再直接与 “邺” 绑定，却始终保持着 “冀南军事重镇” 的属性，到唐代更是发展为河北道的核心城市：唐代初期设置魏州时，城池周长已达六十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该书成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记录的是中唐时期的规模），远超普通州城，凭借 “扼河朔咽喉、连齐鲁腹地” 的位置，成为河北地区的交通与行政枢纽。

晚唐僖宗中和三年（883 年），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本名乐行达，后由唐僖宗赐名 “彦祯”）为巩固藩镇实力，主持了一次大规模城池扩建。据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五四引用的唐代李莘《魏州兴唐府碑》（原碑已失传）记载，这次扩建 “沿西城旧堤增筑外郭，周长八十里，分大城、罗城、牙城三重”，完工后魏州城总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规模甚至超过当时的国都长安。扩建征调了魏博六州的民夫，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城池分为三层：最外侧的 “大城” 供百姓居住，中间的 “罗城” 集中了粮仓与手工业作坊，最内侧的 “牙城” 则是节度使衙署与军队驻地。安史之乱后，魏州成为魏博节度使的治所，既是藩镇割据的军事中心，也是河北东部的行政核心 —— 这种 “军事 - 行政双重属性”，再加上八十里大城的硬件基础，让大名在五代时期成为承接 “邺都” 名号的最佳选择。

五代时期华北政权更迭频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曾以大名府为 “邺都”，但每次升废都围绕 “是否有用” 展开：需要借历史名号撑正统时就 “升都”，功能失效或成本过高时就 “罢都”，形成清晰的 “需求 - 成本” 逻辑。

后唐同光元年（923 年），沙陀军事集团领袖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先将魏州升为 “东京兴唐府”—— 这是大名首次获得都城身份；同光三年（925 年），又改东京为 “邺都”。李存勖的决策有双重考量：一方面，他以 “复兴唐朝” 为号召，却因沙陀族出身面临 “非中原正统” 的质疑，而 “邺都” 是曹魏旧都，借这个名号能淡化身份争议，强化统治合法性（历史学者鲁西奇曾指出，这是五代政权常见的 “合法性建构” 方式）；另一方面，魏州地处黄河与白沟之间，既能控制汴梁通往幽燕（今北京一带）的通道，又能依托晚唐留下的八十里大城容纳军队与行政机构，实现 “宣示正统” 与 “管控藩镇” 的双重目标。

2010-2020 年的考古勘探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时邺都的皇城与禁军军营紧邻，仅隔一条专供军队调度的 “军道”，半个时辰就能完成兵力集结，这种布局完全服务于快速应对藩镇异动的需求。

后晋天福二年（937 年），石敬瑭将兴唐府改名为广晋府；天福三年（938 年），又恢复 “邺都” 名号，且比后唐更注重 “符号强化”。他亲自为邺都的二十二座城门命名，如 “瑞明门”“天清门”，名字中多含 “祥瑞”“天命” 之意，既呼应曹魏邺都 “金凤台”“铜雀台” 的历史意象，也暗含 “自己是天命所归” 的标榜；还下令将城门漆成丹红色，用色彩强化 “天子之城” 的礼制象征（这一细节见于宋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

除了装门面，石敬瑭还将邺都打造成 “前线补给总站”—— 后晋受制于契丹，需定期向幽云地区（今河北、山西北部）输送物资，而邺都的水路优势恰好满足需求：白沟河可连接江淮漕运，漳河支流能贯通河北腹地，物资转运极为便利。为此，石敬瑭疏浚了白沟与漳河支流，扩建了漕粮仓库（今大名县东北已考古发现当时的 “常平仓” 遗址）。但这种投入成本极高，据《册府元龟》记载，天福年间邺都的营缮经费占河北地区赋税的 30%，巨大的财政压力为后来罢废邺都埋下隐患。

后汉乾祐元年（948 年），刘知远将广晋府改名为大名府，仍保留 “邺都” 名号。此时后汉政权刚建立，河北藩镇人心未稳，契丹又频繁南下袭扰，郭威任邺都留守时，“河北诸州政务皆需禀其节度”（《旧五代史》记载），邺都的功能彻底转向 “军事控御”。

为应对契丹威胁，后汉在邺都东北修建烽火台，与洺州（今河北永年）、贝州（今河北清河）的驿堡连成 “预警网络”，一旦契丹南下，半天内就能传递消息；同时收缩城内非军事功能，将部分罗城区域改建为军营，扩大驻军规模。晚唐留下的八十里大城提供了充足空间，让邺都成为河北北部的 “防御屏障”—— 这一时期的 “邺都”，不再侧重象征意义，而是完全服务于现实军事需求。

后周广顺元年（951 年），郭威代汉称帝后，为稳定河北局势暂时保留 “邺都” 名号；但显德元年（954 年），周太祖下诏 “废邺都，依旧为天雄军”，五代邺都的历史正式终结。这一决策源于三重变化：首先，后周通过 “高平之战” 重创藩镇势力，又通过禁军改革将地方精锐收归中央，邺都 “管控藩镇” 的功能已失效；其次，后周与契丹达成暂时和解，北方边境压力减轻，“防御屏障” 的价值下降；最后，黄河改道导致漕运成本激增 —— 后晋天福六年（941 年）黄河决口后，邺都漕粮的损耗率从 “十无其一” 升至 “十损其三”（《旧五代史・食货志》记载），而柴荣推行 “精简财政” 政策，邺都每年百万缗的维护开支（含城池修缮、驻军供给）远超政权承受能力。当 “邺都” 的符号价值无法覆盖现实成本，罢废就成了必然选择。

五代邺都虽被罢废，但其积累的地缘遗产并未消失，反而在后世被不断改造利用，从北宋的 “北京” 到现代的考古遗址，清晰呈现出 “历史层积” 的脉络。

北宋建立初期，政治重心东移至汴梁（今开封），大名府先降为天雄军。为降低维护成本，朝廷拆除了晚唐八十里大城的外围冗余部分，仅保留核心功能区，形成规模较小的 “旧城”（具体周长无权威典籍记载，但可确定远小于唐代规模）。到庆历二年（1042 年），契丹在幽州（今北京）集结重兵，威胁北宋北方边境，宰相吕夷简提出 “大名府为河北北门，守住大名则黄河防线无虞，汴梁可安”，宋仁宗遂下诏升大名府为 “北京”，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并称 “北宋四京”。

这次升格并非简单的名号调整，而是基于唐五代遗产的系统性重构：参照汴梁规制修建 “外城 - 内城 - 宫城” 三重格局，其中外城周长明确为 “四十八里二百六步”（据《宋会要辑稿・方域》记载，宋代 1 里约合 550 米，换算后约 27 公里，略短于今北京二环周长）；驻军从常规 2 万增至 5 万以上，年漕运量达 150 万石（宋代 1 石约合 120 斤，相当于 1.8 亿斤，可满足 5 万驻军全年需求），官营冶铁作坊增至 27 处，成为北宋北方的军事指挥枢纽与物资中转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改建深度沿用唐五代遗产：外城依托晚唐魏州城旧堤修筑，漕运码头沿用唐代白沟故址，宫城夯土层中甚至能发现唐代筑城痕迹（2010-2023 年考古勘探结果），再次印证 “唐五代基础奠定北宋陪都地位” 的逻辑。

现代考古进一步揭示了这份遗产的延续性：今大名县东北的遗址勘探显示，唐魏州城、五代邺都、北宋北京大名府的核心区高度重叠，地层中出土的唐宋瓷器、建筑构件、冶铁遗存，清晰呈现出 “三朝城址叠压” 的关系；2006 年，大名府故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唯一能完整展示 “战国 - 唐 - 五代 - 北宋” 城市地缘变迁的样本，也是对战国 “魏武侯陪都”、五代 “邺都” 历史记忆的活态传承。

大名 “邺都” 的兴衰，本质是一条从战国延续至后世的 “地缘遗产链”：战国魏武侯在大名筑陪都，埋下 “防御屏障 + 漕运支点” 的伏笔；西汉设元城县，赋予其行政起点；唐代将魏州扩建为八十里雄镇，完成 “军事 - 行政功能系统化”；五代借 “邺都” 名号激活这份遗产，四度升罢都是对 “符号价值” 与 “现实成本” 的权衡；北宋升为 “北京” 并确立 “四十八里二百六步” 的外城规制，更是将遗产推向巅峰，回归其 “北方防御枢纽” 的本质 —— 而这一本质，与战国时期 “防御强齐” 的初始定位高度契合。

贯穿全程的核心纽带是 “地名”：从战国的 “魏武侯陪都”、唐代的 “魏州”，到五代的 “邺都”、北宋的 “北京大名府”，名称虽变，但 “控河朔、连中原” 的地缘价值从未改变。政权更迭时，统治者借地名唤醒历史记忆（如五代借 “邺” 承曹魏正统，北宋借 “北京” 承唐代雄镇），本质是对前代地缘遗产的 “创造性继承”—— 即便北宋北京外城 “四十八里二百六步” 的规制，也是在唐代八十里大城基础上，结合陪都需求做出的精准调整，既不脱离历史根基，又适配时代功能。

最终，五代邺都不仅是 “同名异地” 的趣味案例，更揭示了中国古代北方城市的发展规律：一座城市的地缘价值，往往始于早期的战略布局（如战国大名），经后世政权不断改造与激活，形成跨越千年的遗产脉络；而地名与城池规制，则是权力利用这份遗产、构建统治合法性的直接工具。从战国陪都到北宋北京，从唐代八十里大城到北宋 48里外城，这条脉络始终清晰，完成了历史渊源与后世传承的完美呼应。

来源：情系魏州-慎独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