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晋永和年间，建康朱雀航下的秦淮河水，冲不散江左半壁的焦虑。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争不休，中原故土沦为胡尘，南迁士族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里偏安，唯有桓温始终盯着黄河以北的土地。这位谯国桓氏出身的将领，一手平定成汉，三番挥师北伐，晚年却留下震彻千古的宣言：“若不

东晋永和年间，建康朱雀航下的秦淮河水，冲不散江左半壁的焦虑。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争不休，中原故土沦为胡尘，南迁士族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里偏安，唯有桓温始终盯着黄河以北的土地。这位谯国桓氏出身的将领，一手平定成汉，三番挥师北伐，晚年却留下震彻千古的宣言：“若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这句极端的话，究竟是野心家的狂言，还是理想主义者撞碎在乱世后的绝望呐喊？他的理想从炽热到幻灭，从“流芳”执念到“遗臭”妥协，背后藏着怎样的挣扎与无奈？我们循着他的人生轨迹，看一位乱世枭雄如何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走出一条充满争议的路。

桓温的理想，不是凭空萌发的泡沫，而是扎在早年经历里的根。他十五岁那年，父亲桓彝——东晋初年平定王敦之乱的功臣，在苏峻之乱中被叛军将领韩晃杀害。年少失怙的悲痛没将他压垮，反而催生出一股狠劲：他要复仇，要对抗乱世的不公。

三年后，杀害父亲的主谋江播去世，桓温身着丧服闯入江家吊唁，趁江播三个儿子不备，手刃三人。这桩少年复仇案，在东晋士林中掀起波澜：有人骂他狠辣，也有人赞他孝勇。于桓温而言，这是他第一次用行动证明“不做庸人”——乱世里，软弱只会任人宰割，唯有强硬才能守住底线。

成年后，桓温凭借家族声望与才干崭露头角，迎娶南康长公主成为皇亲，官职一路升至徐州刺史。但真正让他握住理想钥匙的，是镇守荆州。荆州地处长江上游，是东晋抵御胡族、屏障江南的战略要地，也是当时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永和元年（345年），桓温接替庾翼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手握长江上游军政大权。

彼时的东晋，西部有成汉政权骚扰边境，北部有前赵、后赵交替侵袭，百姓流离失所，国土支离破碎。桓温站在荆州城头，看着境内因战乱荒芜的土地，听着流民哭诉中原的惨状，早年的复仇之心，渐渐升华为更宏大的理想：平定割据，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让东晋重归一统，让自己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为了这个理想，他首先盯上了西部的成汉。成汉占据蜀地，虽实力不及东晋，却始终是长江上游的隐患。当时朝廷多数大臣反对伐蜀，认为蜀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风险太大。但桓温力排众议，永和二年（346年）冬，率一万精兵从江陵出发，溯江而上讨伐成汉。

这次出征，他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才能：绕开成汉重兵防线，直逼都城成都。成汉皇帝李势仓促应战，在笮桥一战中大败，最终自缚请降，成汉政权覆灭。平定成汉后，桓温因功封征西大将军，威望一时无两。更重要的是，这次胜利让他看到理想的可能——连险要的蜀地都能平定，北伐中原似乎并非遥不可及。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发动第一次北伐，目标是占据关中的前秦。他率四万大军经武关入关中，屡战屡胜，很快兵临前秦都城长安附近的灞上。当晋军抵达时，关中百姓纷纷前来迎接，白发老人拉着士兵的手泪流满面：“没想到今日还能见到官军！”

那一刻，桓温站在灞水之畔，看着百姓期盼的眼神，心中的理想仿佛触手可及。他仿佛看到东晋旗帜插遍中原，流离百姓重返家园，自己成为流芳百世的功臣。这是他一生最光辉的时刻，也是理想最纯粹、最炽热的时刻。

但乱世的复杂，远超桓温的想象。第一次北伐虽打到灞上，前秦皇帝苻健却采取坚壁清野策略，烧毁关中麦田，导致晋军粮草告急。与此同时，前秦援军不断集结，桓温深知再留关中必陷绝境，只得被迫撤军。撤军途中遭前秦追击，晋军损失惨重，北伐功败垂成。

这次失利，让桓温看清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光有军事才能和热血不够，还需后勤保障与朝廷支持。可此时的东晋朝廷，对他早已心存忌惮。桓温平定成汉、北伐初胜后威望过高，威胁到士族官僚的利益——以王导、殷浩为代表的士族，担心他北伐成功后权势难控，不仅不全力支持，反而任命殷浩主持北伐，试图牵制他。

殷浩是名士却无军事才能，主持的北伐多次失利，损耗大量国力。永和十二年（356年），朝廷无奈将北伐大权交还桓温。桓温趁机弹劾殷浩，将其废为庶人，从此掌控东晋军政大权。也就是这时，他的理想里开始掺杂野心：要实现北伐，必须先握稳权力，否则朝廷的牵制会让一切努力白费。

掌握大权后，桓温发动第二次北伐，目标收复被后赵占据的洛阳。这次他吸取教训，做好充分准备，一路北上收复许昌、洛阳。进入洛阳时，他看到昔日西晋都城沦为废墟，宫殿残破、百姓稀少，心中感慨万千。他拜谒西晋皇陵，派人修缮陵园，还上书朝廷请求迁都洛阳，让南迁百姓与士族重返中原。

可这个提议，触动了士族的核心利益。南迁士族早已在江南购置田产、建立势力，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返回中原。他们纷纷反对迁都：有人说洛阳残破难作都城，有人说江南百姓不愿北迁会引发动乱。桓温虽手握大权，却无法对抗整个士族阶层——他能击败外敌，却撼不动士族的自私根基。最终，迁都提议不了了之，他只能留军驻守洛阳，自己率军返回江南。

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却没能实现迁都目标，理想再次受挫。桓温渐渐明白：在东晋士族政治格局下，单纯的军事胜利无法改变偏安局面，要实现北伐理想，或许只能打破现有格局，自己掌控东晋命运。这种想法让野心进一步膨胀。兴宁元年（363年），他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掌全部兵权；次年兼任扬州牧，控江南行政权，成为东晋实际统治者，距皇位仅一步之遥。

但他没立刻篡位，仍想通过第三次北伐积累威望，让篡位之路更顺畅。太和四年（369年），他率五万大军北伐前燕，初期进展顺利，直逼前燕都城邺城。前燕皇帝慕容暐欲迁都避难，名将慕容垂却主动请缨抵抗。慕容垂利用晋军深入敌境、粮草不足的弱点，在枋头设伏突袭，晋军大败，桓温率残部狼狈撤军。

枋头之败，是桓温一生最大的军事失利，也彻底击碎他靠北伐积累威望的计划。失败后，他威望一落千丈，朝廷反对声四起。他意识到，自己已无机会“流芳百世”，要在历史上留痕，只能走篡位之路。可此时他已年过六十，身体衰败，时间不多了。

理想与野心的挣扎中，他陷入矛盾：既怀念北伐理想，渴望做收复中原的英雄；又因现实挫败，不得不靠篡位证明价值。这种两难，成了他心中解不开的结，也让理想渐渐扭曲、变味。

枋头之败后，桓温的人生彻底转向“遗臭万年”。他不再提北伐理想，全力巩固权力、准备篡位。太和六年（371年），他以“废昏立明”为名，率军进驻建康，废黜海西公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这是东晋建立以来第一次权臣废帝，震惊江左。桓温靠废立强行提升威望，也向士族展示铁腕——反对者必遭灭顶之灾。

废立后，他要求朝廷加“九锡”——古代帝王赐权臣的最高荣誉，是篡位前奏。但谢安、王坦之等士族官僚，虽畏惧他的权势，却不愿东晋覆灭，采取“拖延战术”：表面同意加九锡，却故意放慢诏书起草速度，迟迟不授予他。桓温深知他们的意图，可身体已卧病在床，无力采取强硬手段。

躺在床上的桓温，常回忆自己的一生：十五岁报仇，三十岁平成汉，四十岁北伐灞上见百姓迎官军，五十岁收洛阳欲迁都……那些理想如同走马灯闪过，最终都成泡影。他想起年轻时的誓言，要流芳百世做英雄；可如今，他没收复中原，反而成了废帝篡位的权臣，被天下唾骂。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流芳百世”了。那么，与其默默无闻死去，不如“遗臭万年”——至少能让历史记住他，让后人知道，曾有个叫桓温的人，试图改变乱世。正是在这种不甘与绝望中，他说出那句震彻千古的话：“若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这句话不是野心的炫耀，而是理想彻底破灭后的呐喊。他明知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被骂“乱臣贼子”，却已不在乎——乱世里，要么成英雄，要么成枭雄，绝不能做庸碌过客。他用极端方式，为理想画了个惨烈的句号。

宁康元年（373年）七月，桓温在姑孰病逝，享年六十二岁。直到临死，他都没等到九锡，篡位计划终未实现。他的一生，在理想幻灭中落幕。

桓温死后，弟弟桓冲继承权力，却无他的野心与才干，很快将权力交还朝廷。儿子桓玄虽继承爵位，却心怀异志，欲完成父亲未竟的篡位事业。元兴二年（403年），桓玄攻占建康，废晋建“桓楚”，但统治残暴，很快遭刘裕等人讨伐，最终失败被杀。桓氏家族遭清算，几乎灭族。

桓温一生追求的理想，终以悲剧收场：他没流芳百世，也未真正遗臭万年（后世对他评价仍有争议）；儿子篡位很快失败，家族覆灭。他的理想，像乱世里的一缕青烟，看似浓烈，却被历史风吹得无影无踪。

回顾他的一生，悲剧并非偶然，是乱世与士族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东晋“士族当政、偏安一隅”的时代，任何想打破格局、实现统一的人，都注定面临巨大阻力：士族的自私、朝廷的猜忌、外敌的强大，像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的理想，从一开始就注定难圆。

更唏嘘的是，他并非没有机会。若第一次北伐朝廷全力支持、第二次北伐士族放弃私利、第三次北伐避免枋头之败，或许他真能流芳百世。但历史没有如果，乱世不相信眼泪。他最终只能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选“遗臭万年”证明存在，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乱世所有有理想枭雄的共同痛点。

如今再提桓温，再提“若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我们不应只看到他的野心与残暴，更应看到背后的无奈与不甘。他是乱世里的理想枭雄，理想虽灭，却曾为其奋斗、挣扎，哪怕终成“遗臭”的姿态，也比偏安苟且的士族多了份血性与担当。

或许，这就是桓温留给后世的珍贵启示：在绝望的乱世中，依然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哪怕这条路通往“遗臭万年”，也比庸碌一生更值得被铭记。

来源：评书小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