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戴笠本人已经在几个月前坐飞机去见了上帝（或者阎王），但他留下的这部杀人机器，依然在高效地运转着。

1946年，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这个“戴公”，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军统老板——戴笠。

虽然戴笠本人已经在几个月前坐飞机去见了上帝（或者阎王），但他留下的这部杀人机器，依然在高效地运转着。

8月18日，戴公祠的停车场，气氛阴森得能拧出水来。

两个被押解至此的人，名叫罗世文和车耀先。

他们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的核心领导。对于即将发生什么，他们心里一清二楚。

负责“送行”的，是一个叫杨进兴的男人。

杨进兴，时任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

这个人不简单，他曾经是戴笠的便衣警卫、侍从副官，是戴老板身边最信得过的人之一。戴老板的言传身教，他学到了精髓，那就是对付“叛逆者”，绝不能有丝毫手软。

他看着眼前的罗世文和车耀先，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怜悯，只有一种屠夫看待牲口般的漠然。这是他的工作，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没有多余的废话，没有最后的控诉。几声沉闷的枪响划破了山间的宁静。罗世文和车耀先倒在了血泊中。

但这还没完。

杨进兴挥了挥手，手下人提着汽油桶走了上来，刺鼻的液体浇在遗体上。火光冲天而起，伴随着焦臭，一切存在的痕迹都将被抹去。

杨进兴站在不远处，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动作熟练，指挥若定，仿佛在完成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差事。

这是他的第一次重要“演出”，冷酷，高效，完美。

如果说1946年的这次处决还带着一丝“程序化”的冷漠，那么一年之后，杨进兴将向世人展示他更为狰狞的一面。

1947年9月13日，杨家山军统气象台。

这里听起来像个科研单位，实际上却是一座人间地狱，尤其是那间电刑室。

地下党员朱念群、尚承文等人被带到了这里。他们被告知要去南京释放，这是一个拙劣到可笑的谎言，但却是他们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酷刑开始了。

强大的电流穿过身体，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让烈士们的身躯剧烈抽搐。

特务们以为，这样就能结束一切。

然而，当电流停止后，他们发现朱念群和尚承文竟然还有一丝气息。

就在这时，杨进兴走了进来。

他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两人，脸上非但没有结束任务的轻松，反而浮现出一丝被冒犯的恼怒。他似乎觉得，这两个人顽强的生命力，是对他专业能力的一种侮辱。

他顺手抄起墙角一把用于施工的丁字铁镐，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一步步走了过去。

接下来的场面，已经不能称之为处决，而是一场纯粹的虐杀。

他高高举起铁镐，用尽全力，一次又一次地砸向那两具已经无法反抗的躯体。

血肉横飞。

在场的其他特务都看得头皮发麻。

他们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但杨进兴这种将杀戮当成一种发泄、一种享受的残暴，还是让他们感到了发自内心的寒意。

这个男人，骨子里是个魔鬼。

1949年11月27日。

山城的解放近在咫尺，解放军的炮声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末日降临前的疯狂，在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座地狱里上演到了极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

特务们已经彻底撕掉了伪装，动用了机枪、冲锋枪，对着牢房进行无差别的扫射。一时间，枪声、火光、惨叫声、怒吼声响彻了整个歌乐山。

在这场血腥的盛宴中，杨进兴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他亲自端着一挺机枪，对着牢房疯狂扫射，还嫌不够过瘾，又拿出名单，开始挨个点名。

“黄显声！”

被点到名字的，是著名的抗日将领黄显声将军。

杨进兴亲自上前，用手枪结束了这位将军的生命。

在硝烟弥漫的混乱中，所有人都杀红了眼，但杨进兴却保持着他那份独特的“冷静”。他俯下身，目光落在了黄显声将军的手腕上。

那是一块在当时相当名贵的17钻游泳表。

杨进兴毫不犹豫地将手表撸了下来，擦了擦上面的血迹，揣进了自己的怀里。

这个微小的动作，将他性格中的两个侧面——残忍与贪婪，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或许不会想到，这个不经意间的战利品，日后会成为敲响他丧钟的惊雷。

在这场屠杀中，杨进兴亲手杀害了黄显声、李英毅等二十七人。

杀戮还在继续，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显然已经走到了尽头。

几天后，杨进兴和另外十七名特务骨干，接到了上司徐远举的最后一道命令：“潜伏”，到华蓥山去“打游击”。

一行人乘车向川北进发，车上死气沉沉。

未来的道路，和车窗外的天色一样，一片迷茫。

然而，车开到半路，非常不合时宜地抛锚了。

这辆抛锚的汽车，仿佛就是那个摇摇欲坠政权的缩影。

车一坏，人心也散了。这群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特务，此刻像一群丧家之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有人主张就地潜伏，等待“总裁”反攻大陆；有人则吓破了胆，只想立刻找个地方躲起来，保住小命。

一片混乱中，杨进兴站了出来。

他毕竟是见过大世面、跟过大老板的人。

他环顾四周，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冷静地分析道：“共军势大，我们这几条枪是螳臂当车。现在去打游击，就是送死！”

他顿了顿，看着众人，一字一句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看，咱们就地散伙，各自逃命，日后才有机会。”

这番话非常现实，也非常有效。

它击中了每个人心中最脆弱也最真实的想法——活下去。

杨进兴用他的果断和狠辣，迅速压制了所有争论。

他做出了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决定，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老牌特务的狡猾与冷酷。

于是，这十八个背负着累累血债的特务，就在这荒郊野外，作鸟兽散，各自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11月30日，重庆解放。

这座饱经风霜的山城，终于迎来了新生。然而，阳光之下，依然有阴影。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烈士们的鲜血，还没有干涸。

1949年12月，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刘明辉的办公室里，常常是彻夜灯火通明。他接到了一个无比沉重的任务：清查并严惩屠杀白公馆、渣滓洞烈士的凶手，告慰英灵。

一个专案组迅速成立，一场正义的追猎，无声地拉开了序幕。

调查工作异常艰难，但也并非毫无头绪。大屠杀中奇迹般幸存下来的罗广斌等十九人，提供了最宝贵的第一手证词。他们带着满腔的悲愤，向调查人员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那地狱般的日子，一个个刽子手的名字和罪行，被记录在案。

而在所有被指证的凶手中，一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罪行也最为令人发指。

他就是，杨进兴。

另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原白公馆警卫营排长，杨钦典。

杨钦典选择了主动自首。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身在魔窟，但良心未泯。在“11.27”大屠杀的混乱中，正是他利用职务之便，悄悄放走了罗广斌等十九名志士。而且，他的手上没有直接沾染血债。

在审讯室里，杨钦典提供了大量惊人的内幕。

他详细指证了杨进兴在历次屠杀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罗世文、车耀先，是他亲手开的枪。”

“朱念群、尚承文，也是他用铁镐……杀害的。”

“杀杨虎城将军一家，他也是主犯。那个‘小萝卜头’，本来上面是命令我下手，我……我实在不忍心，最后也是他抢过去动的手……”

“对了，他还从黄显声将军手腕上，撸走了一块游泳表！”

杨钦典的证词，与其他幸存者的证词相互印证，如同一块块拼图，逐渐拼凑出了一个血债累累的恶魔的完整画像。这个名叫杨进兴的“大鱼”，其形象在档案中越发清晰，他的凶残、贪婪、狡猾，跃然纸上。

专案组的成员们看着档案，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抓住他！

一张无形的大网在重庆及周边地区撒开。根据线索，专案组陆续抓捕了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的特务熊祥、王少山等人，并很快将他们执行枪决，正义得到了初步的伸张。

然而，对于头号目标杨进兴的追捕，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僵局。

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调查人员查遍了他所有可能的社会关系，走访了他所有可能落脚的地方，但都一无所获。

那个奉命去华蓥山打游击的十八人名单，也成了废纸一张。

时间一天天过去，调查工作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杨进兴这个名字，成了一个悬案，一块压在所有专案组成员心头的大石头。

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但从未想过放弃。他们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地人间蒸发。只要杨进兴还活着，他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正义的利剑已经出鞘，它所要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那个幽灵般的魅影，露出自己的破绽。

就在重庆的公安人员为了寻找杨进兴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在距离重庆数百公里外的四川南充县青居乡三村，一个名叫“杨大发”的男人，正在努力地开始他的“新生活”。

这个杨大发，当然就是杨进兴。

1949年12月，与同伙散伙后，杨进兴一路向川南逃窜。

他烧掉了所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换上了一身破烂衣服，脸上涂满污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难民。

在南充县，他遇到了抬滑竿的村民滕明忠。杨进兴的“演技”在这一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声泪俱下地编造了一个故事：自己是广安县的商人，回乡途中遇到了劫匪，盘缠被洗劫一空，举目无亲，走投无路。

他那副痛不欲生的样子，成功骗取了老实巴交的滕明忠的同情。好心的滕明忠不仅给了他吃的，还将他带回了自己家所在的青居乡三村。

就这样，杀人魔王杨进兴，摇身一变，成了落难商人杨大发，在这个陌生的乡村，暂时落了脚。

站稳脚跟后，他立刻写信给远在重庆的妻子田德俊，让她也来到这里。

一个全新的家庭，一个全新的身份，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如果说，逃亡和伪造身份，只是一个特务的基本功，那么接下来杨进兴的操作，才真正显示出他的“高明”之处。

他非常清楚，在新的社会里，要想不被怀疑，最好的办法不是低调，而是“积极”。

于是，青居乡三村的村民们，很快就认识了这个“进步”得不得了的杨大发。

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开始了，村里开会，杨大发从不迟到早退，永远坐在第一排，听得比谁都认真。

开诉苦大会，他第一个冲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是如何让他家破人亡的，那份悲痛，比死了亲爹还真切，听得台下的村民们都跟着掉眼泪。

批斗地主时，他也是冲在最前面，口号喊得最响，拳头挥得最有力。

定成分的时候，他毫无悬念地被定为了贫农。

对此，杨大发对人民政府表现出了刻骨铭心的感恩戴德，逢人就说“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地里分到了田，收了粮食，他能主动拿出一半来交给村里的农会。

下地干活，杨大发总是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专挑重活累活干。

村里的收成，年年都是他家的地亩产最高。

互助合作运动开始了，杨大发因为表现突出，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互助组长。

乡里修公路，他一个人能顶两个人用，最后被评为“筑路模范”。

国家统购粮食，他带领的互助小组总是第一个完成任务。政府推广新的种植技术，他二话不说，带头响应。

村里办夜校扫盲，杨大发和他老婆田德俊也积极报名参加，每天晚上都拿着课本，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学习。

据说，两个月就学会了三百个字。

一个双手沾满三百多条人命的刽子手，一个对新政权恨之入骨的反动派，就这样，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通过惊人的表演天赋，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根正苗红、积极上进的新社会“模范农民”。

这种巨大的反差，构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

他表现得越是“进步”，他内心的黑暗就越是深不可测。

然而，伪装，终究是伪装。

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是当初收留他的滕明忠。

有一次，滕明忠和杨大发还有几个村民一起出去卖灯草。途经南部县时，几个人想住店，但身上没钱，想用灯草抵店钱。客店老板自然不同意。

就在众人准备离开时，杨大发突然火了，指着老板的鼻子咆哮道：“也就是解放了！要搁早几年，老子一句话就叫你马上关门滚蛋！”

那股子凶狠和霸道，完全不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滕明忠当时就觉得，这个杨大发，来历不简单。

另一个发现问题的，是他的邻居王大才。

有一次，杨大发和他老婆田德俊吵架，吵得非常凶。

田德俊被逼急了，指着杨大发的鼻子尖叫道：“你恶啥子！把你自己的历史背一下！现在人民政府到处都在捉特务，你敢不敢到乡政府去坦白？”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杨大发，听到“特务”和“坦白”这两个词，就像被戳破的气球，瞬间蔫了，一句话都不敢再说。

王大才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过了段时间，他又无意中听见杨大发对老婆低声说：“要依我过去的脾气，早杀掉他X的几个了！等着吧，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

这话里透出的杀气和反动思想，让王大才不寒而栗。

疑点越来越多。

比如夜校认字，别人学一个字要教好多遍，还经常忘。可这个自称文盲的杨大发，不仅一学就会，还能头头是道地讲出这个字的意思来。

村里开会发言，他也讲得有条有理，逻辑清晰，这哪像一个不识字的人？

还有村民亲眼看到，杨大发拿了一个金戒指和他老婆的一件红呢子大衣到县城去卖。

金戒指在那个年代可是稀罕物，他一个贫农，是从哪里来的这些贵重东西？

最能体现他内心挣扎的，是一次乡里组织的露天电影。

放映的片子，正好是关于解放重庆，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的。

作为“积极分子”，杨大发自然要坐在前排，他看得表情沉痛，还带头高喊“打倒反动派”的口号。

然而，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孩却无意中发现，在黑暗中，这位“杨大伯”的双拳攥得紧紧的，指甲都快嵌进了肉里，额头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冷汗。

他害怕了。

他演得越卖力，内心的恐惧就越深。

这些零零碎碎的疑点，像一粒粒种子，被埋在了村民们的心里。

这个契机，在1953年到来了。

这一年，新中国开启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是一项看似平常的行政工作，却意外地成了一张过滤一切牛鬼蛇神的筛子。

南充县公安局在普查户籍时，发现了“杨大发”的问题。

他自报的材料里写着：祖籍广安代市，1950年1月迁入青居乡。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信息，但户籍警是个认真的人。他给广安县公安局发了函，请求核对。

结果很快回来了：广安县的迁出人员记录里，查无此人！

一个大活人，户口迁移，竟然在迁出地没有任何记录？

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南充县公安局立刻警觉了起来，他们派出了刑侦人员，前往青居乡，对这个杨大发进行明察暗访。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侦查员们很快就从村民口中，收集到了前文所述的那些疑点：莫名其妙的暴戾之语、夫妻吵架时的“特务”威胁、与文盲身份不符的文化水平、来路不明的贵重财物……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这个“模范农民”杨大发，绝对有问题！

侦查员们非常老练，他们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从外围入手。

他们以人口普查核对家庭情况的名义，接触了杨大发的老婆田德俊，并从她口中得知，她的老家在江北县洛碛镇。

南充县公安局立刻委托江北县公安局协助调查。

江北的公安很快找到了田德俊的亲戚。

据亲戚回忆，田德俊早年在重庆嫁过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好像是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

线索，就这么一点一点地串联了起来。

南充县公安局将所有情况汇总，附上了对“杨大发”的详细描述，一封公函发往了重庆市公安局。

这封公函，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重庆市公安局内部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一个潜逃多年、积极伪装、身上疑点重重的男人——专案组的成员们立刻想到了那个让他们追查了整整四年的名字：杨进兴！

双方来来回回几轮电报沟通后，一个大胆的推测形成了：杨大发，很可能就是杨进兴！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南充方面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们借着人口普查需要办理新户口本为由，给杨大发拍了一张标准的证件照。

这张照片被火速送往重庆，交到了那些正在监狱里服刑的原白公馆、渣滓洞特务手中，其中也包括杨进兴的老上司，徐远举。

当他们看到照片时，几乎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指认：“是他！他就是杨进兴！化成灰我也认得他！”

那条潜伏了五年多的“大鱼”，终于露出了水面。

1955年6月11日。

“杨大发”像往常一样，佝偻着腰，挑着几条自家做的板凳，走进了青居乡的乡公所。

乡长热情地告诉他，乡里要开党委会，板凳不够，请他这个“模范”来帮帮忙。

“杨大发”没有任何怀疑，卸下板凳后，一名干部又和颜悦色地请他坐下，说是要向他这位互助组长请教一下生产经验。

“杨大发”笑着，客气着，转身准备坐下。

然而，就在他的屁股距离凳子还有一公分左右的时候，那名干部忽然一脚，将凳子猛地踹出两三米远！

“杨大发”猝不及防，一屁股坐空，摔了个四仰八叉。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门外瞬间冲进来几个彪形大汉，几支黑洞洞的手枪枪口，死死地顶住了他的脑门。

“不准动！”

“杨大发”彻底懵了，他挣扎着，故作镇定地问：“你们……你们这是做啥子？抓错人了吧？”

没有人回答他。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他面前，俯下身，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厉声喝问：“杨进兴！黄显声将军的游泳表呢？”

“游泳表”三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尘封五年的血腥记忆。他所有的伪装，所有的侥幸，所有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被彻底击得粉碎。

他的身体瞬间瘫软下来，像一滩烂泥，任由公安人员将他捆绑起来。他的嘴里，只是无意识地喃喃自语：“终于……终于还是让你们找到了……”

审讯进行得异常顺利。

他初步供认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和杨虎城、宋绮云两家的具体经过。

1955年7月31日，预审员押着杨进兴，回到了那个让他犯下无数罪孽的地方——松林坡。

在他亲自指认下，公安人员在原戴笠停车房后面的松林里，挖出了深埋地下近十年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遗骸。

在随后的审讯中，杨进兴陆续供述了自己杀害朱念群、尚承文、韦德福、黄显声、李英毅等数百名烈士的犯罪事实。

由于他交代的罪行时间跨度长，人数众多，核实工作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

专案组的成员们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走访了无数见证人，核对了堆积如山的档案，最终确认，从1946年到1949年，直接或间接死在杨进兴手上的烈士，人数高达三百一十六人。

血债累累，罄竹难书。

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了万人宣判大会。

会上，杨进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结束后，杨进兴被押上一辆插着“亡命牌”的卡车，押赴刑场。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此刻面如死灰，瘫软在车上。

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来源：兴弘智能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