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一个坐在桌旁的小职员，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从那厚厚的玻璃里仔细地向我端详了一番，便打开他的簿子，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年纪多大等一大堆的话，然后一一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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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那黑色大门以后，那两个特务便把我领进一个办公室里去。
有一个坐在桌旁的小职员，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从那厚厚的玻璃里仔细地向我端详了一番，便打开他的簿子，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年纪多大等一大堆的话，然后一一记下来。
另外给那两名特务写了一个收条，条上写着:“今收倒犯人余某某一名”， 盖了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的图章，那两个特务没说一句话就转身走了。
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不但是被特务抓起来，而且正式有了“犯人身份”。
在这里的手续完了之后，这“近视眼”就叫了一个看守来，对他说:“把他领进去。”
我想我得进监牢了。
我踏进这监房的头一道铁门，远远地就瞥见立在前面桌旁的一个人影，五尺高的身材穿着军服，显得挺健壮，使我大吃一惊，原来真是谢士炎，他先我一步到了。
我们彼此望了一望，没有说什么。
看守兵就开始搜查他，叫他脱去上衣、军裤、鞋袜，拿下他的手表、自来水笔、日记本、皮裤带，和皮鞋上的带子。
他很不耐烦地抗议起来:
“我是国家的一名将官，我对国家有过不小的功勋，你们这样子地对待我吗？”
我知道他很年青，又是那么的高傲，自尊心素来是极强的。
当然这种侮辱谁也受不了。
我碰了一碰他，因为这些话说也无用。
虽然这样，我的心几乎痛苦得使我晕倒。
他被搜查完了，紧接就轮到我，我咬着牙齿，瞪直了眼，让他做他愿意做的一切，取去他愿意取去的东西。
不过，麻烦从此开始了，没有鞋带还不打紧，没有了裤带这可难坏了，而且我们的裤子是特别的大，现在裤脚已经踩在皮鞋下，我非用一只手提抽着裤子就不能走动。
看守在给我们登记着一切东西。
谢士炎直溜溜地望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们找不出一句话来。
他向看守要了两支刚被扣去的香烟，点着了火，递一支给我，默无一言。
等到登记完了，我们就被送进了两个监房。
到了这时候，“犯人”当上了，罪名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今天干我的这一手儿，自然是非同小可。
从王冶秋、谢士炎的情形来看，这一下的范围相当广，倒霉落网的一定还不止这些。
而我呢？自知是完了！
新事件且不说，单就过去，一本旧帐，件件都是铁案如山，特务们想下手，已不是一天的事，尤其那个流氓头子[蒋介石］对我。
此刻还有什么可说可想的，大丈夫生有时，死有地。
流血！那，太光荣了！
过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一个看守把门打开说:“你出来，那边去‘问话'。”
我想:“法庭开得好快呀。”
我被领到办公室旁的客室里，里面摆着三只沙发椅子，一张镶着玻璃的小圆桌，有一个长得白白胖胖操着湖南口音的中年人，看样子象是个军事机关的文职人员，他用一种狡猾的谦虚语调问我:“你就是余先生吗？请坐，请坐。”
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案子吗？”
我说:“不知道。”
我反问他:“究竟为了什么案子呢？”
他支吾地说:“行辕有一个人被捕获了，有一件事牵涉到你，请放心，我们等着行辕的公事一到，便请你回去。”
忽然电话响了，他就出去接电话，他在电话上“呕，呕”了两声，便挂上了听筒，但也没有再回到这间客室来。
随后走进来一个人，说着一口地道北平乡间话，是个黄面孔黄牙齿鼻孔朝天的非官非兵的家伙，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监房里的“看守长”。
他对我说: “请你仍然回到监房里去！”
我就跟着他去了。
我猜想刚才的事，也许是孙发觉我被特务抓去了之后，便去和李宗仁(当时的北平行辕主任)商量释放，后来不知道有什么人从中作梗，经过了什么波折，就决定了把我囚禁起来。
过了约有半个钟头，“看守长”打开了我的房门，手里拿着一套黄色旧单军服向地下一扔，板着他那冰冷而带杀气的面孔对我说:“你把衣服脱下来，换上这一套，回头好去‘问话'。”
做了囚犯，当然要穿囚衣！
北方的秋末，天气是多么寒冷，我望着他那一身散着温暖的棉衣服，脱下我的夹袍，脱下我的绒衣，脱下我的西服裤，换上单薄的囚衣。
今后监狱就是我的课室，法庭就是考验我的地方。
谈到这所“课室”，里面除了墙壁、门窗、地板和角落里一个粪坑外，一无所有，我象一只刚被捉进铁笼子的野兽一样，烦燥而痛苦，蹲一会，站一会，沿着墙走一会，有时用肩头去抵一抵墙，有时用拳头去捶它几下，再抬头从位置很高的窗子向外瞧，窗外的天变得比碟子大不了多少；那面围着的高墙，象是插在云霄里。
据说:这是日本人在占领北平的时候，为了囚禁抗日分子特别建筑的。
一切的设计，都是出诸一位日本建筑监狱的专门工程师的心裁。
在建筑上说，真是做到了坚固、严密、科学的地步，比一般中国式的监房高明得多多了。
在这些方面，毕竟日本人高出一筹。
这座监狱很大，周围圈着灰色的高墙，墙上竖着岗楼，岗楼上的兵不断地在墙头上来回逡巡着。
他们夜间换班查哨时问口令的吆喝，会叫你的心跳动得更加剧烈起来。
对着门是看守所办公室，前后两层院子。
院前有一条环形的汽车道，特务们的汽车常是彻夜不断地在这上面跑，这跑的次数愈多，会叫你感到苦难又落在更多的朋友们身上去了。
办公室是两用的，特务们审案子也在这里。
这里面放著各式各样的刑具，大概古今中外，应有尽有。
这些都是考验一个革命战士的设备，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只有两个法宝:一是“利诱”，一是:“威胁”，除此之外，别无高妙。
形式上这里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其实警备司令部另外还有十几个看守所。
这里是特务们大规模关人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建筑特好，所以把重要的“人犯”，都关在这里。
监牢是“厂”字形，中间是甬道，两边对着大小不同的监房。
监房的门厚重象一扇城门，门的上半截，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孔，上面按着一块铅铁盖子，盖子上面有插梢，这是为牢头禁子和看守长们窥视里面犯人用的。
门的下半截开着一个方形猫洞，传递饭和水。
一只象铁道上的搬闸钉在门上作拉手，一把铁锁象巨熊之掌，禁卒们常常抛出那把钥匙打耗子。
门开关的时候，响声特大，尤其在夜里，打开门象什么人撕裂你的心一样。
监房里的窗子安得很高，站着举起手也摸不着下沿。
窗子的下沿是坡形，为的是防备犯人攀登去挖窗户越狱。
窗上里层是铁沙，中间是玻璃，外面是铁条。
靠甬道的墙角下，还有两个漏斗形的窗子，这是为窥听犯人的谈话设置的，虽极细微的声音，也会传出去。
监房的一角有一个水泥做的便坑，坑底通到墙外一个大坑， 这样掏粪便的人，就无从与犯人接触，后来有人发明借着这粪坑与隔壁的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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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半天没有吃一点东西，感到饥寒疲累。
在下午两点钟，那门上的铁拉手和钥匙开锁声突然响动了。
门打开了，一个操着山西口音穿着军服的瘦长个儿的中尉看守员对我说:“请你去‘问话'。"
我猜着现在是真正开庭了。
我要遭遇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只有天知道。
我踏着沉重的步子随着他走进早晨去过的那一间客室。
劈面碰到一个三十多岁淡黄不带血色的面孔，脸上肌肉的纹络里，透露出一付残忍的表情。
嘴里有两个暴牙，好像一只凶狠豹子的嘴，两只眼睛下视象黑夜的猫头鹰，身材不算高，一望就知道不是善类。
后来许多难友告诉我，这小子残酷到没有人性的田地。
他问案时候，开口就骂，动手便打，牙关一咬，恨不能一下子就打死人。
自然还有许多鹰犬在替他用刑。
如果你把案子招认了，他会给你个冷笑，这是唯一可以看见他的笑脸的时候。
如果你想抵赖，他把眼皮一翻，声音象夜间的一只饿狼嗥嗥地吼着:“你不承认，我非打死你不可，我审过两、三千人，什么样的汉子都碰到过，谁都得给我老老实实地供出来！”
大家给他送过浑号：“剥皮阎王”。
他冷冷地立在那里，这面孔对我似乎很熟识，我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我认得你！"我冲口说出来。
他好象吃一惊似的，不自然地答道:"我……我是你的学生，你是我的校长。”
“你是我哪里的学生？”
他回答说:“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你在山西汾阳主持铭义中学的时候，我在那里读书，不过时侯很短就离开了。”
我不等他说一个“请” 字，就在沙发上坐下来。
他也在我的对面坐下，“离开学校以后是不是立刻参加了军统局的工作？”
好象我不是一个被审讯的犯人，和他谈起家常来。
他吸了一口气，对我说:“我原来也是做地下工作，被捕以后，戴先生(指戴笠)把我强拖过来，现在我虽然干这工作，也是不得已的。”
这些话自然是在欺骗我。
正式的审讯，终于在这种不自然的形式下进行了，他先递给我一支三炮台的香烟，给我打着火，把声调放得很低，很温和地说:
“我们查到了一个电报，是你给周恩来、叶剑英打的。给孙主任接洽合作的问题。”
这话好像在我的头上响了一个雷，我才明白这次被捕的真实原因。
不过这个电报是怎样被查出的呢？
因为那是四、五个月以前的事，而且电台也决没有保存这电稿的必要，况且那电稿仅仅是写在三炮台纸烟盒子上的，这样的一块烂纸头，怎么会被保留着惹出事来呢？
我沉吟了一下向他说:“这件事有什么凭据？”
他打开皮包拿出用打字机打的一份文件，我一看心头好像被炸药炸碎了似的，原来是关于我那个电报的前因后果，一份中共北平地方干部的检讨会议记录，内容还有中共中央给他们关于这个电报的几项指示，这个记录不仅牵涉到孙，还牵涉到鹿钟麟，因为他也是这个案件中的主角之一，结论说我这个电报是华北的一个重要军事行动。
这一来倒使我非常地紧张起来。
否认呢？的确有这样一回事；
承认呢？害了朋友，尤其是孙。
仓促间，我决定了不承认，决定和他拖。
我幻想着孙连仲不会把我的事置之不理，因为这件事，他和我是站在一个共同利害的立场上，他一定会想方法把我弄出去，所以这是我下“拖”的决心的原因，但从以后的事实上证明出来，这是我的幻想。
一个不合逻辑的幻想。
我愚蠢，我在作梦！
于是我肯定地答覆我这一个“叛逆”的门生:
“这个电报不是我发的，你可以问问电台的人就知道了。同时你也可以把电稿找出来对对笔迹，这记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详细地问一问他们，如果你们这次捕我是在算旧帐的话，那么我现在已失掉了自由，枪毙就请干脆一点，很可以不必绕弯子，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他望了一望我，自然他那一言不合，举手就打的一套，似乎还抹不下脸来用在我身上。
他沉默了一会对我说:
“你的这件案子，我们已仔细地商量过，不敢冒眛从事，恐怕撞出别的乱子来，直到昨天接到蒋主席的电报'一律逮捕’，我们才下手。你的事相当的麻烦，因为蒋主席不会忘了你过去的事情，特别是福建人民政府[淞护抗战后，1933年11月20日，著名十九路军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为达到联共反蒋抗日的目的，在福建发动了“闽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卖国政府分庭抗礼。余心清作为冯玉祥的代表，担任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闽变”失败后，蒋介石下令通缉余心清，余逃往日本政治避难]和山东政训处［“七·七”事变后，余心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他聘请了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授张友渔、齐燕铭、黄松龄等为教官，安排平津流亡学生千余人参加训练，学习马列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结业后分配各地、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由于余心清的努力，使中国共产党打开了山东的抗日局面，这就使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对他记恨在心］的那些事。据我的判断，恐怕你要失掉自由，并且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说完了这些，他就站起来:“最好你回去休息休息吧！”
同时他就喊进一个人来对他说:“你给余先生预备被子、枕头，好好地招呼，他是我的校长。”
但是，说这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放得特别低，好象不是给他说的，只是说给我听的。
于是我便又被带进了那间寂寞的屋子。
至于枕头、被子，都是鬼话，我象一棵吹落了叶子的树，在晚秋的寒风中颤栗着。
这小子的名字叫谷振文，是从一个看守口中偶然探听出来的，他本来的名子叫郭振同。
被捕的原因，总算是弄清楚了。
现在最使我为难的，倒不是死的问题，而是怎样去应付审问。
我判断我那“高足”不会再来审我，因为师生的关系多少会给他些拘束。
我平生最怕撒谎，平时说话做事都抱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精神，但这件事却非撒谎不可。
撒谎是一种艺术，总要能扯得周到，前后不露马脚，并且显出所说的，句句是千真万确。
我哪有这种天才？明知道再审时，不说不行。
说吧，如何去虚构理由，这时侯的脑子，乱得象一团麻。
外面的雨更大了，雨点由窗棂滴下来，这是我女儿的泪吧！
风把屋子里的温度吹得更低，身上象被无数条的皮鞭子抽着，我前后左右地闪躲，愈闪躲，鞭子抽得愈厉害，就这样地熬着时间。
熬过了下午，熬到了黄昏，没有人理睬我。
只有那看守的小子们，每间隔一刻钟，把门上那长而窄的铁盖子掀起来，瞪着贼一般的眼睛向我瞟一瞟。
其余的时间只有我那咕碌碌的饥肠在响着。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