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松木场水桥旁那间木屋里，灯灭了，人不动了。家里人先没把这事往外说，怕惊动，先把东西收一收、处理一番，等着找个合适的人去通报。外头的人并不知道，舞台上少了他常出现的那个面孔，票友们只以为他是病了，歇几天就回来。两年以后，怀仁堂里有人翻看京剧院的手续，周恩来看见那

1970年1月16日凌晨，盖叫天停止了呼吸。

松木场水桥旁那间木屋里，灯灭了，人不动了。家里人先没把这事往外说，怕惊动，先把东西收一收、处理一番，等着找个合适的人去通报。外头的人并不知道，舞台上少了他常出现的那个面孔，票友们只以为他是病了，歇几天就回来。两年以后，怀仁堂里有人翻看京剧院的手续，周恩来看见那张纸条，声音就抬起来了：“他去世了？为何不报？”那夜，中南海的灯光没关，屋里的人来回站着，没人先走。

事情发生得快。前一晚，老人还在屋里比划刀枪，练《单刀会》的手路子；半夜起了高烧，几个小时后就停止了呼吸。家属那会儿不是不想报，而是怕把信息往外一散，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这话说得少，说得小心。日子久了，外头只看到一个空白：台上没了老面孔，剧本里少了一段带劲的身段，观众却只能等信息拼凑出真相。

盖叫天的骨灰后来被安放在一个研究所挂牌的场合里。1978年秋天，盖派艺术研究所揭牌时，老戏迷们围着台子，鼓点一响，场面又热闹又沉静。一个白发武生脱了帽，朝那塑像或匾额躬了身，低声喊了一句“师父，今天满堂彩”，台下有人鼓掌，也有人静静站着，脸上的神色各不相同。那一刻，台上台下像是同时认了个交待。

回看他晚年的日常，能看到些小事。1960年全国生活难，老人身体浮肿，裤腰要系两根带子。这个消息传到周恩来那儿，总理就批示每月送点鱼蛋、副食品慰问。盖叫天拿到这些，不是一个人独吞，拿回去分给徒弟，这事儿别人提起来他就摆手，不好意思夸耀，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台、教戏。嘴上硬，心里软，这话放他身上很合适。

1957年，苏联政治局委员伏希洛夫来访，周恩来陪同到杭州。盖叫天知道了，非要上台耍一段《打店》。总理怕他旧伤犯，原本不同意。后来折中：让他只演一刻钟，不翻桌子。老人上了台，出了两段招式就退到一边，伏希洛夫看完连站起来鼓掌，连说三遍“Hero”。下台时，盖叫天腿还有点抖，牙关紧着，但他还是行了个礼，谢幕了，台下的掌声里有敬意，也有怜惜。

1956年他过七十寿辰，上海锦江大厅办了寿宴，徒弟们轮番演出，台上热闹得像过节。梅兰芳、田汉、俞振飞等人从北京赶来，场面热闹。周恩来因公脱不开身，但特意派专机送来花篮和贺函。老人收到贺函，端详半天，把纸折好放进小木匣，除了那动作没多说话。那一刻像极了他一贯的作风：外头热闹，他心里简单。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界要安排几位京剧大家的去处。周恩来想了许久，最后定下梅兰芳到北京挂帅、周信芳留在沪里，盖叫天请回浙江。职务并不高，合身就好。对他来说，任务不是位子，而是能不能安心教戏。夏衍记得他曾对人说过一句话：“我给人民唱，就够了。”这话简单，听起来也干净。

再往前翻，抗战时期的选择也能看出他性子。1937年淞沪会战后，他带家人进了公共租界。日方那阵子想办舞台，拉拢人演“共荣圈”那套，排了《铁公鸡》这样的节目。盖叫天翻墙躲到郊外，宪兵上门问他在哪儿，他就举着一条旧得弯曲的右腿，说“腿断了，翻不动。”对方看了半天，也就走了。戏迷们后来总把这事当段子来讲，说这出戏比舞台上的还带劲。

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办了粥厂，开了戏班，很多场是义演，《大名府》那回不收钱，连“四大名旦”也来捧场。有人说这叫侠气、叫义气。杜月笙听说他不肯收钱，气得拍桌子，但也改变不了他的做法。早年靠着艺名闯出名气那股桀骜劲儿，一直没散。

再往更早些谈，1920年代他不愿跟权贵妥协，在上海被几家戏院联合封杀，整整九年没有台登。债主天天敲门，朋友们劝他上堂位接活，但他一句话也不改：“规矩不能破。”他宁可饿着，也不按人家的规矩唱戏。这份坚持既让弄堂里的穷孩子觉得过瘾，也把他推向江湖上的孤立。

他出名的路并不轻松。16岁去了杭州学艺，18岁去上海闯荡，靠《铁公鸡》《狮子楼》这些折子征服了南北的票友。清朝末年时，朝里有人想要他去当“供奉”，他甩手一句：“戏是唱给百姓的。”这话得罪人，但也给他攒下名声。台下掌声和台上倔强，凑成他的名气。

更早的根儿在童年。盖叫天来自高阳西演村，1887年那年天不太好，他和哥哥被送进科班。每天五更就得起床，练虎跳、练腱子、练小翻，做不好就挨藤条。那种苦练把腰腿打得像铁，他后来舞台上的腰腿功夫就是这时候练出来的。他常跑小码头、村庙会，一场戏换一碗粥，把江湖气儿练进骨头里。人们说他黑瘦，他自嘲“老黑”；有人笑他说艺名夸张，他就索性叫“盖叫天”，名字里有股不服输的味道，也成了台口的一张牌。

1949年那阵子，南京路上黄包车还在穿梭，他拄着竹杖，凑到刚挂牌的《解放日报》报摊边。虽然看不太懂整版的铅字，但他从纸张翻动的声音里摸得到时代在变。对他来说，那变化不是台词里的新段子，而是舞台之外的一个新剧本。

这些零碎的细节连在一起，能看见一个人走过来的路：从科班到小码头、从上海滩到被封杀、从躲避风雨到被新政请回家，始终围着戏走。他台上的身段、台下的倔强和让步，都是他的一部分。有个徒弟回忆说，老人走路时习惯把身子往前一靠，像是随时要上台，那动作一看就知道是练出来的；另一个徒弟说，他教学从来不吝手把手，嘴上还常说“笨就多练两遍”。在他晚年的教室里，常见到这样的场景：有人做不出一个翻身，他便把手搭过去，示范一遍又一遍，动作像老法子，缓慢却有力。台下的年轻人看着，心里像是记了一课又一课。

有时候，记忆不是一句赞词能概括的。有人记得他演《单刀会》时那一招收刀势，有人记得他在台下替人吞下礼物分给徒弟的样子；更多人记得，那张台票背后有个不肯屈服也不吝施予的老人。

来源：古音风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