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包惠僧：叛党后求归，毛主席只提一条件

摘要：1949年10月的澳门，一间简陋住所里，收音机里突然传出毛泽东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攥着收音机的中年男人猛地站起，眼眶通红——他是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此刻却顶着“国民党叛逃者”的身份。几天后，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了封求归信，毛泽东看完

1949年10月的澳门，一间简陋住所里，收音机里突然传出毛泽东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攥着收音机的中年男人猛地站起，眼眶通红——他是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此刻却顶着“国民党叛逃者”的身份。几天后，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了封求归信，毛泽东看完只说了一句话：“回来可以，得对党有个交代。”

这封信背后，藏着一个横跨 decades 的复杂人生。

1920年2月，武昌文华大学的演讲台上，陈独秀正为家国前途振臂疾呼，台下坐着个叫包晦生的年轻记者。谁也没料到，后来董必武给他写私信，笔误把“晦生”写成“惠僧”，包惠僧觉得这名字顺耳，干脆改了——一个偶然的笔误，竟成了他日后写进党史的名字。

演讲结束，包惠僧没犹豫，直接拦住陈独秀。两人从武汉的时局聊到全国的革命形势，越聊越投缘，直到深夜。陈独秀被这湖北青年的冲劲和见解打动，当场邀他一起筹建武汉的共产主义组织。包惠僧立马行动，找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碰头，1920年9月，武汉共产主义支部悄悄成立，他成了首任支部书记。

那时候的包惠僧，有个外号叫“包大炮”——性格直爽，开会永远第一个发言，观点硬气不妥协。比如讨论工人运动怎么搞，别人还在琢磨理论，他直接拍桌子：“得下工厂，跟工人住一块儿！”这股冲劲让他在早期革命里格外显眼，却也为后来的人生转折埋下了伏笔。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要开一场改变中国的会。包惠僧就在其中，是陈独秀亲自指派的代表。会上争论不断，有人谈纲领，有人谈组织，包惠僧却盯着实际问题：“工人连饭都吃不饱，先搞明白怎么帮他们争取权益，革命才落地。”他的发言被详细记进会议档案。

会议最后一天，法租界巡捕突然上门搜查，众人紧急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小船上。就是在那条摇晃的船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包惠僧亲眼见证了这个历史性时刻。

中共一大后，包惠僧回到武汉，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革命时光。1921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专管长江流域的工人运动。他选了京汉铁路当突破口——这条铁路连北京、汉口，工人多、影响大。为了贴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工装，住到铁路工厂的工棚里，跟工人们一起吃糙米饭、睡硬板床。

深夜的工棚里，一盏油灯忽明忽暗，包惠僧围坐其中，给工人们讲“工人不是牛马，也有尊严和权利”。他的话没什么大道理，却句句戳中人心。1922年，他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三天就逼得资本家让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他跑遍沿线车站组织动员，可最终还是遭军阀血腥镇压——五十多名工人倒在枪口下，这就是“二七惨案”。

惨案后，包惠僧蹲在江边，看着滔滔江水发呆。他第一次怀疑：单靠工人运动，真能扛过军阀的枪杆子吗？这份迷茫，悄悄在他心里扎了根。

1924年国共合作，包惠僧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被派去广州黄埔军校工作。他先是当政治教官，后来接了周恩来的班，成了黄埔军校第五任政治部主任。他设计的政治课不照本宣科，常结合战场实例，学员们都爱听；蒋介石也欣赏他的能力，偶尔会拉着他在珠江边散步，问他对军校发展的看法。1925年东征，包惠僧管前线政治工作和后勤，打了胜仗后，他还兴奋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细数革命形势的好转。

可这份好转没持续多久。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政变，蒋介石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消息传到广州，包惠僧连夜收拾行李，从黄埔军校逃了出来——他怕了，怕自己也成了刀下鬼。

7月下旬，周恩来给包惠僧发来电报，让他赶紧去南昌。包惠僧揣着电报北上，却在南昌突发高烧，病得连床都下不了。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他只能躺在旅馆里听着，连门都出不去。

起义部队准备南下时，包惠僧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身体的病痛、对革命前途的迷茫缠在一起，他最终咬了咬牙——不跟部队走了。就这一步，他从“革命同志”变成了“叛党者”。

之后的日子，包惠僧辗转武汉、上海、南京，靠以前的人脉在国民党政府找了份活。1936年，他当上了内政部参事，管户政制定规章，日子过得不算差。抗战时随政府迁到重庆，他见了老朋友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早已脱离党组织，两人每次见面只聊过去的往事，绝口不提政治，包惠僧还常偷偷接济生活困顿的陈独秀。

1948年，眼看国民党败局已定，包惠僧带着全家躲到澳门，靠之前的积蓄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49年10月1日，收音机里传来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他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那时候他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边散步，毛泽东说“将来的中国，一定是工人农民当家做主”，想起中共一大时大家攥着拳头说“要让中国好起来”。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

纠结了几天，包惠僧提笔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开头第一句是“润之同志，别来无恙？”——这声“润之”，让毛泽东想起了这位当年的“包大炮”。周恩来把信拿给毛泽东，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缓缓说：“回来可以，就一个条件，要对党有个交代。”

1949年11月29日，包惠僧带着全家回到北京。北京火车站台上，董必武早等在那儿，两个老朋友见面，没提过去的恩怨，只是握着手笑了——当年一起筹建武汉支部的日子，又浮现在眼前。

第二天，董必武设宴为他接风，席间说：“党中央没忘了你，回来就好。”包惠僧听着，眼泪差点掉下来。1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他，握着他的手说：“你不是普通党员，当年参与过建党，得把过去的想法、做过的事说清楚，这才是对党有交代。”

1950年，包惠僧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他没找借口，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反思：从“二七惨案”后的迷茫，到南昌起义时的退缩，再到后来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日子，句句坦诚。毕业后，他被安排到内务部工作；1957年，他成了国务院参事，用“栖梧老人”的笔名写了《二七工潮始末》《回忆中共一大》等文章，为党史研究留下了不少珍贵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