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到上海、鄂豫皖再到延安，王明与张国焘不为人知的深隐纠葛

摘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那个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站在历史关键处改写成千上万人甚至国家命运的历史人物，正是他们的一次次抉择，使得历史如此的惊厥多变，令人感慨无限。王明（陈绍禹）与张国焘，这两位曾一度位居权力顶峰、后又都经历了人生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那个风云际会、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站在历史关键处改写成千上万人甚至国家命运的历史人物，正是他们的一次次抉择，使得历史如此的惊厥多变，令人感慨无限。王明（陈绍禹）与张国焘，这两位曾一度位居权力顶峰、后又都经历了人生巨大转折的复杂人物，他们之间的纠葛往事，几乎贯穿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末最为曲折动荡的一段岁月。他们的关系，始于莫斯科的同窗之谊，交织于归国后的权力博弈，激化于长征路上的分裂危机，最终在延安的窑洞前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终点。这段往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录，更是理解那段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复杂关系、莫斯科远程遥控下权力结构演变的一把关键钥匙。

1.1 张国焘的早期光环

要理解张、王二人的纠葛，必须先了解他们走入莫斯科时的不同起点。张国焘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的会议主持人，在党内资历深厚，素有“老资格”之称。他早年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在党内拥有实实在在的功绩和威望。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举行，张国焘是重要代表之一。六大后，他并未立即回国，而是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时的张国焘，虽然因之前指导南昌起义等工作中的错误受到过批评，但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在莫斯科，他代表的是一批拥有国内实际斗争经验的“实干派”领导人。

1.2 王明的崛起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与张国焘相比，王明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径的产物。他于1925年秋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聪明、勤奋，尤其擅长背诵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俄语也学得很快，这使他深得中山大学校长米夫（Pavel Mif）的赏识。米夫当时是共产国际内部冉冉升起的新星，负责远东和中国事务。他对王明的着力培养，是王明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助力。

在中山大学，王明紧跟米夫，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辩论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学校支部局”（即米夫一派）的立场上，反对被视为“托派”或“调和派”的其他学生。在一次决定性的斗争中，以王明为核心的一批人，在米夫的支持下，彻底击垮了以俞秀松、董亦湘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学生干部。这批拥护支部局的人，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的由来，据说是在一次表决中，有28人坚决支持支部局，1人（徐以新）态度摇摆，故被戏称为“半个”。王明，正是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

他们的特点是：理论上能言善辩，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明，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却知之甚少。他们是共产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最忠誠、最教条的执行者。通过米夫的渠道，他们能够直接影响共产国际高层的决策，并以此作为在国内党内争夺权力的“尚方宝剑”。

1.3 最初的交集：赏识与隔阂

在莫斯科期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张国焘，与作为学生领袖和米夫红人的王明，必然有所交集。根据一些史料和回忆，初期，张国焘对这位聪明伶俐、理论熟稔的“小同志”或许还存有几分欣赏。而王明对于张国焘这样的党内元老，在表面上也保持着尊重。

然而，深层次的隔阂已经存在。张国焘这类从血与火中拼杀出来的实干家，内心深处对于王明这类“书房里的领袖”、“共产国际的传声筒”未必看得上眼。他们相信的是在实际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和威望。而王明一派，则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正宗”理论背景和米夫的直接支持，视国内的一些领导人为“土包子”或“经验主义者”，认为他们不懂马列理论，革命不够彻底。

这种潜在的观念冲突，为他们日后在国内的激烈碰撞埋下了伏笔。莫斯科的校园，既是他们友谊的起点，也成了他们未来分歧的渊薮。

2.1 王明集团的强势回归与六届四中全会

1930年前后，中共党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米夫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直接干预中共事务，其首要任务就是扶持他所信任的王明集团上台。

1930年底，王明等人陆续回国。他们回国之初，并未被立即委以重任，党中央希望他们到基层锻炼。但王明等人拒绝接受，他们自恃有米夫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不断上书中央，批评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其言辞之激烈，姿态之高，令党内许多老同志感到惊愕。他们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准备夺取领导权。

1931年1月，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一次极不正常的会议。米夫不仅会前就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还在会上极力吹捧王明，称他是“马列主义理论家”，是“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在米夫的高压下，王明及其支持者被强行塞进中央委员会，甚至进入了政治局。王明虽然名义上只是政治局委员，但其通过掌控中央实权部门，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核心人物。这次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2.2 张国焘的北上与鄂豫皖根据地

就在王明集团在上海通过非常规手段攫取最高权力的同时，张国焘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六届四中全会后，新中央为了贯彻其路线，向各主要革命根据地派遣干部。作为党内元老，张国焘被派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张国焘与陈昌浩、沈泽民等人抵达鄂豫皖苏区。他被中央授权，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并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成为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国焘此行，也带有“钦差大臣”的色彩，是来贯彻王明中央路线的。

在鄂豫皖，张国焘展现了他强势、果决的领导风格。他迅速掌握了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并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这场运动极其残酷，给鄂豫皖根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张国焘的“肃反”，固然有其个人性格和权力欲望的因素，但在指导思想上，与当时王明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是完全合拍的。可以说，在鄂豫皖，张国焘成了王明路线最坚决、也最极端的执行者之一。

2.3 微妙的权力关系

这一时期，王明与张国焘的关系是微妙而复杂的。在组织上，张国焘需要服从由王明主导的党中央的指令。王明中央也需要依靠张国焘这样的“老资格”去控制和发展重要的根据地，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但在心理和权力层面，两人恐怕都未必真心信服对方。王明或许会认为，张国焘不过是自己路线下的一个“封疆大吏”，其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予。而张国焘，以其资历和性格，对于这个靠米夫“坐直升机”上来的年轻中央，内心深处的轻视和不以为然，恐怕从未消失。这种“上下级”关系中隐藏的张力，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爆发出来。

1931年9月，王明即将再度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他主导成立了以博古（秦邦宪）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意味着，王明虽然人不在国内，但他通过遥控博古等人，依然保持着对中共的最高影响力。而远在鄂豫皖的张国焘，与上海的临时中央，与莫斯科的王明，维持着一种表面上服从、内里却充满独立性的关系。

3.1 战略转移与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转移，即举世闻名的长征。与此同时，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也因为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和自身战略考量，于1935年3月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

1935年6月，经历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湘江战役等残酷战斗，已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不足两万人，且装备简陋，补给困难。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之众，兵强马壮，装备相对精良。

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立刻改变了党内政治的天平，也彻底激化了王明路线遗产的代表（中央红军领导层）与实力派军阀倾向（张国焘）之间的矛盾。

3.2 裂痕初现：战略方向的争论

会师之初，双方是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进行了会晤。但喜悦的气氛很快被严峻的现实问题所打破：红军下一步向哪里去？

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便接近抗日前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而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方向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认为那里敌人力量薄弱，易于生存。

这场关于战略方向的争论，表面上是对军事行动的不同看法，其深层则是政治路线和权力归属的博弈。“北上”方针，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将革命重心与民族救亡相结合的战略思想。而“南下”主张，则暴露了张国焘的保守与退缩，以及试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建立自己独立王国的意图。

在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上，双方争论激烈。为了团结张国焘，党中央在组织上做出了一些让步，增补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并任命其为红军总政委。但张国焘的权力欲望并未得到满足。他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拖延执行北上的计划。他自恃军力强大，开始轻视党中央的权威，甚至私下向部下散布对中央的不满，质疑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失败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要求彻底“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

3.3 决裂：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1935年8月，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党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由张国焘实际掌控。

当右路军历经艰辛穿过草地，并打开了北上的通道时，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却迟迟不动。他不仅拒绝执行北上的命令，反而致电中央，坚持要右路军掉头南下，甚至企图挟持党中央。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洞察了张国焘的险恶用心。

1935年9月9日，成为了一个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夜晚。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电报被视为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的信号。叶剑英首先获悉此电文，火速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紧急磋商，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及中央机关连夜单独北上，脱离险境。

这一行动，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保住了党中央和革命的核心力量。而张国焘则一意孤行，于1935年10月在卓木碉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此举标志着张国焘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走到了顶点。

3.4 王明的“影子”

在整个长征路上的张、毛博弈中，王明人虽在莫斯科，但他的“影子”却无处不在。张国焘用来攻击党中央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就是指责中央执行的是“王明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巨大损失。这个指责，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也的确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与张国焘的辩论中，在某些问题上处于守势。

然而，毛泽东等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已经在实践中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如遵义会议），并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战略方针（北上抗日）。而张国焘，虽然以反“王明路线”自居，但他自己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执行的，恰恰是比王明路线更“左”、更残酷的肃反政策和军阀主义作风。因此，他的攻击，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争夺权力的策略，而非真正的路线之争。

3.5 南下失败与北上胜利

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南下红军（红四方面军为主）在百丈关等战役中遭受重创，伤亡惨重，被迫退守荒凉的西康高原一隅，部队由八万余人锐减至四万余人。事实无情地证明，“南下”是一条绝路。

与此同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后，迅速打开了局面，与陕北红军会师，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并成功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八一宣言”精神的传播，使中国共产党站在了全国抗日浪潮的前列。两相对比，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在共产国际也明确支持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情况下，在南下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同意北上。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4.1 抵达延安与初步批判

当张国焘历尽波折抵达延安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党内和军内已经空前巩固。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1937年3月，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军阀主义”错误。

这次批判，采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会议在揭露和批判张国焘严重错误的同时，仍然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并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希望他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在会上，许多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站出来发言，用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滥杀无辜的“肃反”罪行。这使得张国焘在政治上彻底陷入了孤立。

4.2 王明的归来与张国焘的叛逃

就在张国焘在延安接受批判，处境日益艰难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回来了——王明。

1937年11月，王明、陈云、康生等人乘坐苏联的飞机抵达延安。此时的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归来，神情颇为倨傲。他的归来，在延安引起了一阵波澜。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确实对毛泽东的领导权威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他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与毛泽东强调的“独立自主”原则产生了尖锐矛盾。

王明的归来，对于正处于低谷的张国焘而言，曾一度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据张国焘后来回忆，他曾主动去找王明，倾诉自己在党内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然而，王明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王明非但没有支持他，反而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言人自居，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甚至告诉他，他曾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杀害了很多好同志，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王明的态度，彻底浇灭了张国焘内心最后一点希望。他意识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王明，都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他在党内已经彻底边缘化，甚至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恐惧和绝望，最终促使他走上了不归路。

1938年4月4日，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参与了此次祭拜活动。活动结束后，他支开随从，登上了国民党方面蒋鼎文的汽车，径直前往西安，就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辗转抵达武汉。在武汉，周恩来等同志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苦口婆心的劝说，希望他迷途知返。但去意已决的张国焘，最终在4月17日公开声明脱离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4.3 殊途同归的末路

张国焘的叛变，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让他自己背上了永远的叛徒骂名。他投靠国民党后，并未得到重用，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晚年漂泊海外，最后客死异乡，结局凄凉。

而王明，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其错误路线受到了全党彻底的清算。他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但从此失去了任何实际权力。建国后，他长期养病，后于1956年赴苏联定居，直至1974年在莫斯科病逝。他的一生，始终未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最终也未能回到他曾经领导过的党和国家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