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两种经典的组织形态长盛不衰。一种是金字塔式的科层制，权力集中，上下级关系明确，做事强调规则，适合完成比较成熟的标准化工作；另一种是扁平化的分封制，权力下放，做事讲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适合执行复杂多变、没有标准答案的任务。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两种经典的组织形态长盛不衰。一种是金字塔式的科层制，权力集中，上下级关系明确，做事强调规则，适合完成比较成熟的标准化工作；另一种是扁平化的分封制，权力下放，做事讲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适合执行复杂多变、没有标准答案的任务。
自1947年成立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执行各种各样的复杂任务。从颠覆他国政权、暗杀敌对政客，到策划恐怖袭击，每一项任务的目标和需要的资源都差异极大。
为了适应不同的任务需要，美国中情局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人力资源网络，与各式各样的合法和非法组织合作。很多时候，上级只管发布任务和审批资金，并不在意具体执行的人员如何做。
这就造成了两个特征，一是中情局在世界各地耳目众多，消息灵敏；二是中情局高层也无法完全掌握执行人员发展出的下线，无法越过他们进行指挥。尤其当中情局内部发生理念或者利益分歧，很难避免其中某一个分支不听指挥，独自行事。
2024年3月7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表声明，极端分子即将对莫斯科“包括音乐会在内”的大型集会发动袭击，提醒在俄美国公民注意安全。
15天后，莫斯科番红花音乐厅便爆发了恐怖袭击。美国中情局的信息准确性之高，简直就像是在发出行动预告。
莫斯科番红花音乐厅恐怖袭击
自成立70多年以来，中情局凭借可以越过国会的审查独立行事的特权，逐渐发展为美国政府机构中极为特殊的一支力量。
然而，随着帝国内部的分歧开始增多，每一方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股庞大的力量开始表现得越来越不受控制。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早在中情局成立之初，这股隐秘且不受限制的力量刚刚出世就表现出了急切的扩张迹象。
第一章 灰色的力量
1943年8月19日，瑞士伯尔尼，纳粹德国外交官弗里茨·科尔贝在确认四下无人跟踪后，走进了美国大使馆。他向领事说明，自己自愿成为间谍，向盟军提供情报信息。
随后，美国战略情报办公室（OSS）开始秘密对接科尔贝。在之后两年时间里，他向美国提供了多达1600份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了德国对盟军登陆战的防御计划，各类先进武器设计图纸等。
弗里茨·科尔贝
柏林沦陷后，科尔贝被美国媒体称赞为二战中最重要的间谍。而像他这样，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办公室的特工共有24000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美国军方的指挥下，进行情报收集、敌后破坏等秘密任务。
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设想，随着战争逐渐接近尾声，战略情报办公室即将结束它的使命。
但不幸的是，罗斯福总统的生命过早地结束了。军方极力向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建议，为了对抗苏联，有必要保留这个组织。
1947年，时任总统杜鲁门签署了《国家安全法案》，中央情报局（CIA）正式成立，接过了战略情报办公室的所有资源。
杜鲁门建立中情局的初衷是，在每天吃早餐时，特工可以给他呈上一份关于世界局势的每日简报。
但是，中情局并不满足于此。
1949年1月1日，前OSS特工艾伦·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193页的报告，对现有的中情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应该建立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情报部门。
四年后，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任命杜勒斯为中情局局长。随后，杜勒斯对中情局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赋予了中情局执行秘密行动的权力。
艾伦·杜勒斯
这实际上是为美国总统提供了一种便宜行事的权力：当总统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绕过繁琐的国会议程，跳过讨厌的反对党政客，直接让中情局出手，高效快捷地解决问题。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担心伊朗与苏联结盟，命令中情局发起“阿贾克斯行动”。半年后，在中情局的策动下，伊朗军队发起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理摩萨台。
同一年，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施行土地改革，威胁到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当地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指示中情局启动“PBS行动”，成功发动政变。
做为回报，美国总统则对中情局提供政治庇护与财政支持。可以说，在杜勒斯之后，中情局已经成为了美国总统的“私人军队”。
随着尼克松总统的上台，中情局的权力再一次得到了扩张，将触手伸向了美国本土。
1971年，在尼克松的指示下，中情局开始窃听国内政客的通话。次年6月17日，前中情局官员霍华德·亨特指挥五名特工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办公室——水门大厦，窃取文件、安装窃听器，最后被警方逮捕。
五天后，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会议，要求时任中情局局长向联邦调查局施压，迫使他们终止对水门事件的调查。
然而，这段会议录音的泄密让尼克松与中情局的秘密曝光在公众面前。1974年，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任期内辞职下台的总统。
尼克松于任职期内辞职下台
同年12月，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在《纽约时报》曝光了中情局在美国境内的间谍行动，同时揭露了一份名为“传家宝”的中情局内部文件。这份长达693页的文件详细记录了中情局于1959年至1973年间进行的非法秘密行动，包括有监听、暗杀、人体实验等等。
这次曝光震惊了美国社会，参议院立即成立了“丘奇委员会”，负责调查中情局自成立以来的违法事实。
至此，中情局结束了一段疯狂且肆无忌惮的扩张历史。参议院开始审查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并缩减了该机构的预算。
然而，过去二十多年的扩张已经为中情局建立起了一套游走于黑白两道的庞大网络。这一次审查和预算缩减，反而成为了中情局彻底堕落的起点。
第二章 毒品帝国
“一个大约14岁的成瘾少女躺在破败的卧室内。毒贩们为她提供免费的药丸和食物。代价是所有来这里消费的瘾君子，可以对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末，特拉华大学刑事与司法教授詹姆斯·因西亚迪（James Inciardi）在美国迈阿密做社会调查时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幕。
在本次调查中，因西亚迪教授访谈了27名平均年龄为15岁的成瘾女孩，她们经常用身体作为交换，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平均每人进行了约700次性行为。
这一令人震惊的社会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一种叫“快克”的新式药丸。
凭借价格便宜、生产简单、吸食方便，“快克”迅速席卷美国各大城市。数据显示，自1982年起，以“快克”为代表的新式药丸的销售额开始极速上涨，到1988年达到了1816亿美元（折合2022年美元计价）的顶峰。
“快克”迅速席卷美国各大城市
面对这一状况，时任总统里根发动了禁毒战争，提高了联邦调查局、缉毒局的预算。
1984年，美国缉毒局探员卡斯蒂略（Celerino Castillo）一次偶然经历，揭开了“快克”背后令人震惊的真相。
这位缉毒探员在萨瓦尔多出差时，听到了当地人的一些传闻，称有部分为反政府武装提供服务的中情局飞行员参与了“快克”的运输。
一开始，他认为这只是一些腐败的特工趁职务之便走私毒品的个人行为。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所有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中情局飞行员都被列在了缉毒局的毒贩名单上。
更可怕的是，这些满载毒品的运输机，其目的地包括有德克萨斯州卡斯威尔空军基地、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佛罗里达州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等。
这意味着，串通贩毒集团，向美国本土运输“快克”不是什么个人行为，而是中情局集体参与的有组织行动。
卡斯蒂略的调查很快受到阻碍。1986年，他因为“违规收取礼物、挪用政府资产”被暂时停职。
卡斯蒂略深知这不是一般的停职。深思熟虑之下，他决定将自己的调查记录公开给各大新闻媒体。
1996年，调查记者加里·韦伯（Gary Stephen Webb）发表了完整的《黑色联盟》系列调查报告，揭露了一张由中情局、美国本地毒贩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成的三角交易网。
这份调查指出：中情局为美国本地毒贩提供毒品走私服务和司法豁免；毒贩则通过洗钱等方式，将部分利润转到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户头；反政府武装拿着这些钱招兵买马，购买武器，制造恐怖袭击，完成中情局下达的任务。
当然，中情局很快便否认了报告的真实性。而撰写报告的调查记者加里·韦伯于2004年12月10日，被发现头部中两枪死于家中，警方认定死亡原因为“自杀”。
实际上，中情局参与贩毒，直接原因正是此前的预算缩减导致的经费不足。
1979年，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发生政变，左翼武装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亲美的独裁政权，并获得了古巴与苏联的支持。
尼加拉瓜政变
两年后，里根总统授权中情局“动用一切秘密手段，推翻尼加拉瓜左翼政权”。然而，尼克松与中情局的丑闻风波还未过去，中情局的预算捉襟见肘。
不过，中情局依旧把里根总统交代的任务办得很好。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报告，多支反政府武装组织在尼加拉瓜境内发动了至少1300起针对左翼政权的恐怖袭击。
坐在椭圆办公室里的里根总统，对中情局的办事效率非常满意。至于特工们动用了什么手段，反政府武装的资金从哪里来，总统最终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于是，中情局借助国际贩毒网络完成了它权力版图的最后一块拼图——“财务自由”。
而随着911事件的爆发，美国国会通过了《情报改革和恐怖主义预防法案》。借着反恐战争的名义，中情局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张，成为美国所有情报机构中规模最大、预算最多的部门。
在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中情局继续在世界各地扩大它那游走于黑白两道的庞大利益网络。
然而，随着美国政坛高层的内部斗争愈演愈烈，中情局这个拥有极大自主权的庞然大物，也开始产生自我意识，逐渐从独立走向失控。
第三章 失控边缘
1983年2月2日，白宫椭圆办公室内，里根总统会见了数名蓄满胡子、身穿传统服饰的阿富汗圣战者。
里根总统会见阿富汗圣战者
与此同时，中情局发起了一项“旋风行动”：为了让苏联在阿富汗陷入战争泥潭，自1979年起，美国开始为阿富汗圣战组织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
“旋风行动”是中情局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消耗资金最多的一次秘密行动。白宫累计支出了约86亿美元，并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
1989年2月，最后一批苏军撤离阿富汗。但是，中情局资助的圣战组织并没有因此解散，其中一名圣战者——乌萨马·本·拉登，创建了“基地组织”。
11年后，这支由中情局一手培养起来的组织，成为了反噬美国的力量。
中情局的做事风格向来是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扶植叛乱武装和极端分子，一直是中情局用来对付敌对政权的惯用手法。
但是，当项目结束，这些拥有成熟组织架构与战斗经验的极端分子不会自动解散，反而会想尽办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逐渐脱离中情局的掌控，产生自我意识。
基地组织的失控并非个例，包括ISIS在内的许多极端组织就曾经是中情局用来对付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工具。其中一些脱离了中情局的控制，成为了美国的敌人；另一些则仍然跟中情局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美国政坛的撕裂，正在加剧中情局外围组织的失控趋势。
例如，在如何应对俄罗斯的问题上，华盛顿内部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2024年1月3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访问基辅。在面对媒体时，她表示“给普京准备了一份惊喜”。
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访问基辅
纽兰是美国国务院四号人物，在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是白宫对俄激进战略的主要策划者。自冲突爆发后，纽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
然而，一周后，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拒绝了一项600亿美元的援乌计划。除了在国会受挫，拜登政府内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3月5日，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维多利亚·纽兰将辞去副国务卿一职”，接替她的是有“亚太沙皇”与“中国通”之称的库尔特·坎贝尔。
这表明，拜登政府有意在乌克兰事务上“降温”，缓和对俄的激进态度。但是，美国对俄的既定外交政策上已经绑定了太多的利益。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曾亲口承认，援助乌克兰“加强了我们（美国）的经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资金中，90%都流向了美国本土军工企业。
政策的转向意味着利益的损失。纽兰的“辞职”对于美国内部的激进派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不过，拥有极大自主权的情报部门，有相当多的手段可以“阻止”高层的转向。
某种程度上，这种由于政策路线分歧带来的外围组织失控更加可怕。这意味着，少数既得利益者拥有了可以胁持帝国外交政策的低成本工具。
而这些擅长暗杀、恐袭的极端组织，都曾经是中情局特工一手扶植起来的，且至今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或许就是白宫经常能发出准确的预警，却无法控制事态发展的原因。
可以预见，随着美国政坛高层的日益混乱，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发展出来的庞大行动网络，将越来越拥有各自的“自主意识”，这种“失控现象”将会更加频繁的发生。
帝国不死，大盗不止。这个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帝国走向衰落的过程，必然不会风平浪静。
来源：棱镜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