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的上海，在这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两种力量的对决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1948年的上海，在这十里洋场的繁华之下，两种力量的对决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一边是行将就木的国民党政权，用最后的疯狂维持着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另一边，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工厂、在学校、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积蓄着迎接黎明的力量。

故事的主角，王孝和，便是这股新生力量中一位杰出的青年代表。

1924年，王孝和出生在虹口区一个普通的海员家庭，父亲常年漂泊海上，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家。

底层生活的艰辛，则在他心中早早埋下了寻求公平与正义的种子。

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炮火撕碎了上海的宁静，王孝和的求学之路也被迫中断。

他随母亲暂避浙江乡下，待风声稍缓，又只身一人返回孤岛时期的上海，寄居在舅舅家。

生活的磨砺让他比同龄人更显早熟与坚韧。

16岁那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海员家庭的孩子而言，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励志英文专科学校，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汇集地。

在这里，王孝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知识与思想，并很快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王孝和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为劳苦大众奔走的赤诚，让党组织看到了一个可堪大用的人才。

1941年5月4日，王孝和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

父亲因常年积劳成疾，被无情的太古轮船公司一脚踢开，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

为了养家糊口，老父亲不得不拖着病体，做起了批贩煤炭到浦东零售的小生意，所得微薄。

王孝和是个孝子，眼见父亲日渐憔悴，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终止学业，扛起家庭的重担。

1943年1月，他考入上海电力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杨树浦发电厂，成为了一名发电管理室的抄表员。

从学生到工人，从公开的校园到隐秘的工厂战线，王孝和的角色变了，但他的信仰与使命未变。

他的组织关系转入上电地下党组织，从此，他白天是勤恳工作的抄表员，夜晚和工歇时间，则化身为一名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在工人弟兄中发展组织、宣传革命道理，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时间快进到1948年。

此刻的国民党政府，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已是兵败如山倒，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防御”，颓势尽显。

上海，作为其最重要的经济和工业基地，成了蒋介石严令必须“稳住”的最后堡垒。

而上海电力公司，这个为全上海提供动力的心脏，自然成了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

为了牢牢控制住上电公司，国民党方面使出了惯用的伎俩。

1947年9月，他们悍然查封了原先由中共地下党掌握的工会，并准备扶植一个由特务和工贼组成的御用工会。

敌人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可他们低估了王孝和以及他身后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王孝和秘密发动群众，据理力争，几经波折，最终迫使当局同意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公开选举工会领导。

1948年1月，那场决定上电公司命运的员工大会召开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王孝和等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高票当选为工会核心领导。

这标志着，中共地下党实际上掌握了杨树浦发电厂的控制权。

这一胜利，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国民党上海当局的脸上。

王孝和这个名字，也因此上了敌人的黑名单。

不久之后，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大罢工。

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进行血腥镇压。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王孝和根据上级指示，以上电工会的名义，迅速组织工人佩戴黑纱、发动募捐，以实际行动声援受难的申九兄弟，并强烈抗议当局的暴行。

王孝和的这一系列举动，让他彻底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一个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密令，从南京下达到了上海的特务机关。

负责执行这个肮脏任务的，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万一和警备大队长洛鹏。

这两人费尽心机，对王孝和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侦查，却始终抓不到他任何是共产党的证据。

王孝和从事地下工作多年，行事一向谨慎，纪律性极强，让敌人无懈可击。

眼看无法从“政治”上给王孝和定罪，直接逮捕又怕激起更大的工潮，万一和洛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一个阴险的毒计，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口中吐了出来。

这个人，便是本案的真正元凶——季秉权。

季秉权时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树浦分局的司法股长，此人出身江苏盐城的大地主家庭，曾在上海政法大学读过书，算是个有墨水的人。

但他心思不正，投机失利后混入了警察队伍。

此人为人圆滑，善于钻营，与三教九流都有勾结，和特务万一更是称兄道弟的酒肉朋友。

一日，万一在酒桌上唉声叹气，将铲除王孝和却苦无良策的烦恼向季秉权和盘托出。

季秉权听罢，凑到万一耳边，低声说道：“老万，对付这种泥腿子，何必跟他讲什么证据？王孝和不是在发电管理室吗？你们可以在发电机里头塞一些铁屑、碎纱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说他搞破坏，蓄意摧毁发电设备。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罪，人赃并获，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到时候，还不是任你们拿捏？”

这番话，让万一顿时茅塞顿开，连连称赞季秉权“高明”。

1948年4月21日清晨。王孝和像往常一样，骑着那辆半旧的自行车，从虹口的家中出发，沿着杨树浦路去工厂上班。

当他途经腾越路中纺12厂时，路边突然窜出几名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地将他连人带车扑倒在地。这些人，正是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

王孝和被捕了。

罪名，正是季秉权一手炮制的“破坏发电设备”。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年仅24岁的王孝和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在阴森的牢房里，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任何关于党组织的秘密，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在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上，他更是将被告席变成了揭露敌人阴谋的讲坛，义正词严，慷慨陈词。

然而，在一个早已内定好结果的法庭上，正义是苍白无力的。

1948年9月30日，在提篮桥监狱的刑场上，王孝和迎来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临刑前，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他毫无惧色，发表了最后的演说，揭露敌人栽赃陷害的真相。

当刽子手的枪口对准他时，他振臂高呼：“特刑庭乱杀人，不讲理！”“国民党政府不讲理！不讲理的政府要垮台！”

枪声响了，王孝和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曾提到：“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组照片，全是微笑。”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顺应民意，迅速将杀害王孝和烈士的刽子手万一、洛鹏逮捕归案，并予以严惩。

消息传出，上海市民无不拍手称快，以为烈士的大仇已报。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那条真正吐出致命毒液的毒蛇，那个献上毒计的幕后黑手季秉权，此刻正蜷缩在上海滩的某个阴暗角落里，凭借着其警察出身的反侦察经验，悄无声息地隐匿了起来，仿佛人间蒸发。

他自以为天衣无缝，能够逃脱人民的审判。

但他错了。

1951年2月，在位于外滩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楼里，侦查处的档案室终日灯火通明。

这里堆放着从旧警察局、特务机关接收过来的海量敌伪档案，这些发黄的故纸堆里，记录着无数的罪恶，也隐藏着无数追寻正义的线索。

这天上午，两名年轻的侦查员小李和小王，正奉命清理一批来自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奖惩考核记载》。

这项工作枯燥而繁重，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几乎是最高效的甄别敌特罪行的途径之一，因为敌人内部的奖惩记录，往往为了邀功，会把罪行写得一清二楚，其真实性远高于那些经过伪装的个人履历。

小李是个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充满了革命热情。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那些散发着霉味的卷宗，忽然，一份名为《1947年度上海市警察局警员成绩考核表》的文件，让他停住了手。

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中，他看到了一条记录：“杨树浦警察分局警官、司法股长季秉权，在该年度‘努力开展对于上海电力公司共党地下活动的秘密情报工作，查得若干关于共党活动的线索’。”

“季秉权”这个名字，似乎并无特殊之处。

但在这份考核表后面，竟然还附着一份附件——一封由季秉权亲笔书写，呈报给市警察局的密信。信的内容，正是关于他如何“侦知”上海电力公司工会领导人王孝和是共产党的所谓“情报”。

“王孝和”！

“小王，你来看！”他压低声音，招呼着同事。

两人凑在一起，反复研读了这份档案，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这个名叫季秉权的旧警察，具有谋害王孝和烈士的重大嫌疑！他很可能就是那条一直未被发现的“漏网之鱼”。

事不宜迟，这份尘封了近四年的罪证，被他们迅速从故纸堆中抽取出来，第一时间上报。

档案很快被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的案头。

杨光池仔细阅读了档案和侦查处附上的初步意见后，在文件上重重地批下了八个字：“案情重大，拟即查处。”

随即，这份带着副局长批示的档案，又被呈送到了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办公桌上。

杨帆局长是中共隐蔽战线的老资格专家，以眼光毒辣、心思缜密著称。他看过材料后，当即作出批示：“请杨树浦分局迅速查处该案！”

两位局长的批示，如同一道出鞘的命令，为缉拿真凶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分局局长娄家庭接到公函，看完案情通报，深感责任重大。

他立刻叫来了分局的政保股长刘震东。“震东同志，你来看看这个。”

娄局长将公函递了过去，“这个姓季的家伙，是何等人物？”

娄家庭之所以第一时间找刘震东，是因为刘震东的身份有些特殊。

他不仅仅是新中国的公安干部，在解放前，他还有一个身份——打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

1946年，正是受党组织指派，他进入了杨树浦分局。

因此，对于曾经的“同事”季秉权，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

刘震东接过公函，沉吟片刻，向娄局长详细汇报了他所掌握的情况：

季秉权，字仲衡，现年36岁，江苏盐城人，家庭成分是大地主。

上海政法大学肄业。此人脑子活，心眼多，但为人投机，是个典型的旧社会官僚油子。

1942年到1946年间，他下海做过生意，赔了个精光，于是在1946年底，考入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他在警局训练所受训一个月后，就被分配到了我们杨树浦分局，一开始是在司法股当誊抄员。

不久，辖区里的怡和啤酒厂发生了一起洋人命案，案子很棘手。

季秉权靠着他那套察言观色、投机取巧的本事，居然在侦查中立了功，因此被提拔为司法股长。

解放后，这家伙就从分局消失了。

我听说，他因为在解放初期搞过一些投机倒把、欺压百姓的勾当，曾经被解放军26军的散兵游勇管理处收容审查过，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放了出来。之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娄家庭听完汇报后，目光坚定地看着刘震东：“不管这个季秉权现在藏匿在哪个角落，我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挖出来，为王孝和烈士报仇！震东同志，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政保股了！”

“是！保证完成任务！”刘震东挺身立正，斩钉截铁地回答。

刘震东，如今的新中国公安股长，亲自带队追捕曾经在眼皮子底下作恶的“同事”。

一场跨越两个时代的宿命对决，就此展开。

当天，刘震东就在政保股挑选了四名精干的侦查员，加上他自己，组成了一个五人专案小组。

专案小组成立的当天下午，刘震东就召集了全体成员开了一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

摆在他们面前最直接的困难，就是季秉权的下落。

上海，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巨大城市，要找一个刻意躲藏起来的人，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

“同志们，季秉权是老警察出身，懂侦查，也懂反侦察，这给我们追捕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刘震东摊开一张上海地图，神情严肃，“但他再狡猾，也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我们必须从他最熟悉的社会关系入手。”

专案组的第一个突破口，选在了分局内部。

当时，杨树浦分局里还有一些留用下来的旧警察，他们中的不少人曾与季秉权共事，算得上是熟人。刘震东的想法很简单，也许有人在解放后的某个场合，与季秉权不期而遇过，哪怕只是一面之缘，也可能提供宝贵的线索。

侦查员们分头行动，对这些留用人员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走访排查。

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

从分局的老门卫到当年的文职人员，一个一个问下来，所有人都表示，自打解放后，就再也没见过季秉权这个人，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第一条路，走不通。

刘震东没有气馁，立刻启动了第二套方案：查户籍。

只要季秉权还生活在上海，他就必须有户口，有户口就有地址。

按图索骥，岂不是瓮中捉鳖？

经过一番艰苦的翻查，侦查员们终于从浩如烟海的户籍卡片中，找到了属于“季秉权”的那一张。卡片上清晰地写着他的住址：复兴东路某弄某号。

刘震东亲自带队，揣着拘捕令和搜查证，一行人乘坐一辆美制小吉普，直扑复兴东路。

目标地址是一幢典型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黑漆大门上还留着“紫气东来”的旧门额，显得颇有年头。

侦查员们叩开大门，里面是个天井，楼上楼下住了七八户人家，是个标准的大杂院。

他们亮明身份，逐户排查，然而，找遍了所有房间，都没有发现季秉权的踪影。

“同志，你们找季秉权？”

一位热心的大妈探出头来，“是住在这里，没错。不过，他们一家人已经好长时间没露面了。”

“是搬家了吗？”一名侦查员急切地问道。

“搬家倒没听说，”大妈摇摇头，“可能是住到别处去了吧，家里东西都还在呢。也许过些日子就回来了。”

可是，专案组没有时间在这里耗着守株待兔，他们随即找到了该地段的居委会。

负责治保工作的委员接待了他们，并证实了住户的说法，但补充了一条新线索：“季秉权有个亲戚姓周，以前经常到他家来串门。我听季秉权的爱人无意中说起过，他们要是暂时不住这里，可能会去那个姓周的亲戚家挤一挤。那个亲戚，好像是住在新闸桥那一带。”

这个模糊的线索，像是一根救命稻草，让大家重新燃起了希望。

“那您知道具体地址或者那个亲戚的名字吗？”刘震东追问。

“具体地址不晓得，”治保委员摇摇头，“名字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姓周。不过，我听那个周先生自己说过，他家隔壁是一家香烛铺子。”

“香烛铺子！”这个细节让侦查员们心中一喜。

在那个年代，香烛铺子这样的商业坐标，远比门牌号码更容易寻找。

吉普车立刻掉头，一路疾驰，赶往新闸桥地区。

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决定先去当地的派出所寻求协助。

当刘震东提到“香烛铺子隔壁的周家”时，派出所的户籍警立刻就有了印象：“有这么一户人家，我知道。”

“这户人家的政治面貌怎么样？”刘震东谨慎地问。

“就是一般群众，没发现有什么问题，邻里关系也处得不错。”

刘震东拿出季秉权的照片：“我们要找这个人，他最近有没有在周家住过？”

户籍警仔细端详了照片，然后肯定地摇了摇头：“没见过。我们片警经常巡查，周家最近没有来过这样的生人，也没申报过临时户口。”

这个结果，如同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但刘震东想，既然已经到了门口，他决定亲自去周家走一趟，或许能问出点别的线索。

周家的主人对这几位来自杨树浦分局的不速之客显得有些惊讶。

听明来意后，他很明确地表示，季秉权从来没有在他家住过。

不过，他也提供了一个情况：就在前不久，季秉权确实来过他家一次，说是现在外面“做生意”，日子过得还不错，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具体住处。

从周家出来，天色已经有些暗了。

专案组马不停蹄，又根据掌握的零星信息，走访了季秉权以前的一些牌友和生意上的伙伴。

然而，所有人的回答都如出一辙：解放后就没怎么联系了，根本不知道他现在何处营生，住在哪里。

季秉权的反侦察意识远超专案组的预料。

他不仅搬离了原住处，还刻意对亲戚朋友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只用“做生意”的幌子来迷惑所有人，几乎切断了所有能够轻易追查到他的社会关系链。

在复兴东路调查时，一位与季家相熟的老邻居，面对侦查员的询问时，眼神躲闪，含糊其辞地说：“他们啊……好像是回盐城老家了吧，听他老婆提过一嘴。”

当时侦查员并未深究，但事后刘震东复盘时，敏锐地指出，这极有可能是季秉权离开时故意散布的假消息，目的就是为了迷惑追踪者。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复杂，一些群众面对公安人员的调查，仍心存畏惧，不敢多言。

至此，所有主动出击的侦查路线，似乎都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戛然而止。

专案组的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季秉权，就像一滴水融入了上海这片汪洋大海，无影无踪。

面对大海捞针的困局，专案组并没有放弃。

既然主动出击找不到人，那就只能采取更广撒网的办法了。

1951年2月27日，经市局批准，一份印有季秉权照片和体貌特征的“谋害王孝和烈士的凶犯”通缉令，由上海市公安局正式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发出。

王孝和是上海人民心中的英雄，为英雄缉拿真凶，是每一个公安战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各个单位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份通缉令列为急案，重点关注。

就在通缉令发出的第三天，也就是3月1日，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而这个转机，始于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的一名年轻刑警小唐。

这天上午，小唐奉命去常德路附近的一户居民家中，调查另一起刑事案件的线索。

他对那一带的路况不熟，七拐八绕之后，竟迷失在了一条如同八卦阵般的弄堂里。

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看到不远处有一户人家的门虚掩着，便想上前去问个路。

他轻轻叩了叩门，没等回应便推门而入。

只见屋里的一张方桌前，坐着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吃早饭——一碗泡饭，几碟小菜。

那人听到门响，一抬头看见一个身穿警服的公安走了进来，像是受了电击一般，猛地哆嗦了一下。

手一抖，“哐当”一声，那碗泡饭竟然整个被打翻在了桌子上，米汤流了一桌。

小唐当时并未多想，只当是自己冒失闯入，吓到了对方。

他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吓着您了。我想问一下路……”

然而，那男子却一言不发，只是脸色煞白地连连摇手。

这时，屋子的主人从里屋走了出来，热情地为小唐指明了路径。

小唐道了谢，便匆匆离去，继续执行自己的任务。

事情办完，在返回分局的路上，小唐的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反复浮现出刚才那一幕。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一个普通市民，见到警察问路，反应何至于如此激烈？

那不是受惊，那是发自骨子里的恐惧和心虚。

回到分局，他向刑警组长汇报完工作，正准备离开，眼角的余光无意中瞥见了组长办公桌上压着的一份文件，正是那份关于季秉权的通缉令。

他觉得上面的照片似乎有些眼熟，便随手拿了起来。

只看了一眼，小唐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如同闪过一道电光。

通缉令上的那张脸，与他上午在常德路那户人家里看到的那个打翻饭碗的西装男子，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组长！我今天上午，好像看见他了！”小唐的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刑警组长一听，立刻严肃起来：“是吗？怎么回事？你详细说说！”

小唐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这位刑警组长的经历与刘震东颇为相似，也是解放前就打入国民党警察局的地下党。

他在新成分局干了多年，对常德路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听完小唐的描述，立刻判断道：“你说的那户人家姓苏，主人叫苏阿根，四十出头，右边腮帮子上有一道两寸长的刀疤，对不对？”

小唐连连点头：“对，对！就是他！”

组长当即抓起电话：“苏阿根家里没有这样的成员，那肯定是个外来客！我先问问派出所，他家报没报临时户口！”

电话打到管段派出所，那边的同志一查临时户口登记本，回复说苏家近期没有任何申报记录。

没报户口，又如此惧怕警察，问题大了！

组长当机立断，立刻带上小唐和另一名刑警，拿着通缉令，火速赶往苏家。

然而，当他们再次推开苏家大门时，屋里已经不见了那个穿西装的中年人。

“老苏，上午那个客人呢？”组长开门见山地问。

苏家主人见警察去而复返，神色有些慌张，支吾着说：“哦……他，他已经走了。”

“这人是谁？跟你什么关系？”

“是我苏北乡下的一个远房亲戚，一直在南边做生意。这次到上海来办点货，顺道来看看我，就住了一晚。”

“住了一晚？报临时户口了吗？”

“哎哟，忘了忘了。他昨天晚上才来的，天太晚了，没好意思去打扰派出所的同志。本来想着今天一早去补报的，可他吃完早饭就急着走了，我想着人走了，就算了……”

“你这是违反户籍管理规定！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去报户口，派出所24小时都有人值班！”组长严厉地批评了几句，便带着人告辞了。

然而，这只是一个烟幕弹。

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

他知道，苏家所在的这条弄堂，是一个只有一个出入口的“死胡同”，任何进出都必须经过弄堂口的那家小烟纸店。

而烟纸店的夫妇，是解放前就受地下党影响的进步群众，解放后更是公安局的积极信息员，与组长私交甚好。

可以说，这对夫妇的眼睛，就是这条弄堂里最可靠的“监控”。

组长没有惊动苏家，而是悄悄地来到了烟纸店。

果然，烟纸店老板娘早已将苏家客人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

她告诉组长，那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其实是六天前的一个傍晚来的，手里拎着一个半新不旧的皮箱。

当晚苏家还特地来买了瓶好酒和两条好烟。

这几天，此人一直缩在苏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直到今天上午，那个年轻警察（小唐）进去后没多久，他就慌慌张张地出来了，手里空空如也，像是出去散步的样子，但神色极其紧张。

“皮箱还在苏家！”

组长立刻判断出，此人因为小唐的突然出现而受惊，仓皇出逃，但又舍不得行李，所以只是暂时躲避，必定会想办法回来取。

一个守株待兔的计划迅速形成。

组长安排小唐和另一名刑警，在弄堂里一户可靠的居民家中埋伏下来，死死盯住苏家。

刑警组长的判断完全准确。

当天傍晚，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溜进了苏家。埋伏的小唐和同事立刻打起了精神，悄悄转移到弄堂口的烟纸店里，一边抽烟，一边等待着“兔子”出洞。

没过多久，就见那家伙拎着那个皮箱，行色匆匆地从苏家走了出来。

“站住！公安局的，查证件！”小唐两人一左一右，截住了他的去路。

那人一见警察，顿时魂飞魄散，扔下皮箱转身就跑。但他哪里是两个年轻力壮的刑警的对手，没跑出几步就被按倒在地，一副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住了他的手腕。

人，抓到了。

相貌与通缉令上的季秉权，确实有七八分相似。

然而，经过连夜审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出现了——抓错了！

此人并非季秉权，而是从苏北盐城逃窜至上海的一个还乡团骨干分子，手上沾满了农民的鲜血。

巧的是，他不仅和季秉权是同乡，长相酷似，而且也姓苏，是苏阿根的族兄。

他在老家作恶多端，眼看要被清算，便逃到上海投靠族弟，没想到因为这张“明星脸”，阴差阳错地替季秉权挡了灾。

新成分局查清情况后，立刻将此人移交给了苏北公安机关。不久之后，这个真正的恶霸地主，就在原籍被执行了枪决。

虽然是一场乌龙，但也算是为民除害，意外地完成了一次“业绩”。

只是，真正的季秉权，依然像一只狡猾的老鼠，藏匿在上海的某个角落，自以为安全。

真正决定性的线索，却出现在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由一个最意想不到的人提供。

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

为了加强内部警示，卢湾分局在接到抓捕“谋害王孝和烈士的凶犯”的通缉令后，除了下发到各科、股、所，还在分局大院内的告示栏里张贴了一份。

这天上午，分局食堂的炊事员邱师傅，提着一篮子刚买的菜，哼着小曲从院子里经过。

邱师傅是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大字不识一个，平时对告示栏上的东西向来是视而不见。

可今天，他看见两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便衣，正指着那份通缉令，低声议论着“王孝和事件”。

“王孝和”这三个字，邱师傅是认得的。

这位工人英雄的事迹，早已通过评弹、广播剧等形式，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一听是跟王孝和有关，邱师傅也忍不住好奇，凑上前去，朝着那张照片定睛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季秉权的厄运，就此拉开了序幕。

邱师傅觉得照片上那张脸，说不出的眼熟，但一时半会儿，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皱着眉头，一边走一边苦思冥想，好大一会，邱师傅一拍大腿：“啊！我想起来了！”

邱师傅想起了一段发生在一星期前的不愉快经历。

那天轮到他休息，老婆让他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

因为刚下过雨，菜场旁边的小马路上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积水。他提着买好的菜，正小心翼翼地往回走，身后突然快速骑来一辆自行车，带起的泥浆水“噗”的一下，溅了他满裤腿。

邱师傅当时就火了，回头嘟囔了几句。

没想到那个骑车的主儿，非但不道歉，反而停下车，回头指着他鼻子骂“侬个瘪三，走路不长眼睛啊”，反咬一口说是邱师傅挡了他的道。

邱师傅生性随和，不善与人争吵，见对方那么凶，也就自认倒霉，没再计较。

可他走出老远了，还听见那人在后面骂骂咧咧的。

那个骑车人的嚣张模样，给邱师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此刻，他敢肯定，那个人的脸，和通缉令上季秉权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来自市井的偶遇，立刻引起了卢湾分局政保股的高度重视。他们把邱师傅请到办公室，让他仔仔细细地回忆当时的所有细节。

“他骑的是一辆什么样的自行车？”

“蛮新的，锃亮，像是英国牌子。”

“车上有什么东西吗？”

“车把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有青菜、豆腐干，还有两条鲫鱼。”

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在专业的侦查员耳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信息。

政保股的股长，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公安，立刻根据这些细节，做出了精准的分析：

第一，此人到那个菜场买菜，说明他的住处距离菜场不远，否则不会选择那里。

第二，他骑着自行车去买菜，又说明他的住处离菜场并非近在咫尺，否则步行即可。

第三，他买的是青菜、豆腐干、鲫鱼这类家常菜，说明他正在过着一种相对安稳的居家生活，而不是四处流窜。

结合这三点，再根据邱师傅描述的对方骑车离去的方向，股长在地图上划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他敏锐地指出：“越是这种生活化的细节，越不容易伪装。一个亡命徒，可以改变身份，但很难改变他骂人的口音和嚣张的习气。”

他耐心地引导邱师傅回忆了对方的口音（带有苏北腔的上海话），最终将侦查方向牢牢锁定。

一个电话，立刻打到了该区域所属的建国东路派出所，要求他们根据这些特征，对辖区内的居民进行一次秘密的、不露声色的排查。

两天后，建国东路派出所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经过居委会治保干部的摸排，在建国东路某弄某号，确实住着一个与描述高度相符的神秘男子。此人是最近才搬来的租户，深居简出，邻居只知道他姓季，好像是苏北来的生意人。

曙光，终于出现了！

卢湾分局不敢怠慢，立刻将这一重大线索，火速通报给了主办此案的杨树浦分局。

消息传来，杨树浦分局政保股的办公室里一片欢腾。

刘震东放下电话，用力一挥拳头：“同志们，准备行动！这次，绝不能让他再跑了！”

一场策划已久的抓捕行动，箭在弦上。

1951年3月7日，傍晚，小雨。

一辆美制小吉普车，没有鸣笛，悄无声息停在了建国东路一条僻静的弄堂口。

车门打开，三个身影迅速闪入弄堂的阴影里。

为首的，正是杨树浦分局政保股长刘震东，身后跟着两名精干的侦查员陈冠林和王凯。

目标，是弄堂深处的一幢二层小楼。

那小楼的外墙已经斑驳，在细雨中显得格外陈旧。

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但从二楼的窗户里，透出了一丝黯淡的灯光，隐约还能听到一阵阵搓麻将的喧哗声。

刘震东向两名队员使了个眼色，三人呈品字形，悄然摸到了小楼的门前。

他一马当先，抬手准备叩门，却发现门只是虚掩着，一推，便“吱呀”一声开了。

屋内的景象，瞬间映入眼帘。

底楼的客堂间里，一张油光发亮的八仙桌旁，围坐着四个人，正热火朝天地酣战“方城”，麻将牌的碰撞声清脆而刺耳。

其中一个背对门口，身穿中山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子，一边摸牌，一边得意地喊着：“三筒！碰！”

几乎就在他喊出声的同时，他也感觉到了门口的光线变化，下意识地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

那一瞬间，时间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季秉权的瞳孔，在看到刘震东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时，猛地收缩成了针尖大小。

以他那颗警察的脑袋，哪里还不明白眼前这三位不速之客的来意？

东窗事发！

一张原本因赌博而兴奋泛红的脸，刹那间血色尽褪，变得惨白如纸。

但仅仅一秒钟后，他又强行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抬了抬手：“老……老刘！”

刘震东面沉似水，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应声。

季秉权打着哈哈，试图缓和这窒息的气氛：“哎呀，老兄，稀客啊！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今天怎么有空……来找兄弟我玩玩？”

“不错，是来找你的。你自己做过什么事，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刘震东冰冷的说道。

“我？我能有什么事？”

季秉权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想站起来，手悄悄伸向桌下的抽屉，“还不就是过去和你一起当旧警察时的那些破事？那些事，我早在26军的集训班里就交代得一清二楚了。老兄啊，现在是新社会，人民政府讲究实事求是，你可不能没事找事，硬往我头上装斧头柄哦！”

他的话音未落，刘震东已经一声断喝：“季秉权，你被拘留了！”

季秉权刚要起身反抗，刘震东身后的陈冠林和王凯早已如猛虎下山般扑了上来，一人一边，死死地钳住了他的胳膊。

季秉权还想挣扎，却被陈冠林一招擒拿手，反剪双手，按倒在麻将桌上。

“哗啦”一声，桌上的麻将牌被撞得四散纷飞。

一副冰冷的手铐，带着正义的重量，“咔嚓”一声，锁住了这个罪恶滔天的凶犯。

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季秉权所有的伪装和镇定都崩溃了。

他突然扭过头，压低声音，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对刘震东说：“仲衡（季的字）待你不薄啊，老刘！在分局的时候，我可没少关照你。放我一马，我有金条……咱们……咱们还是‘同事’啊！”

刘震东凑到季秉权耳边，一字一句地，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我跟你，从来不是‘同事’。”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战士，你是人民的罪人！”

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季秉权的心理防线。

在杨树浦分局的审讯室里，面对着那份从敌伪档案中找到的、由他亲笔书写的密信，面对着刘震东这位昔日“同事”的凌厉审问，季秉权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详细交代了解放后是如何躲藏的，以及当年如何向特务万一献上毒计，如何一手策划了栽赃陷害王孝和烈士的全部罪行。

解放后，季秉权确实如刘震东所说，动过一番歪脑筋。眼看解放军兵临城下，他竟纠集了几个中统特务，打出一个“上海市政工队”的旗号，妄图“接管”杨树浦警察局，再移交给解放军，以此捞取政治资本，将功折罪。

然而，他的如意算盘还没来得及实施，上海就解放了。

他的投机行为很快被人揭发，加上他勾结地痞流氓欺压百姓的劣迹，于1949年末被解放军第26军的散兵游勇管理处收容审查。

在管理处的八个月里，季秉权日夜煎熬。

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特别是“王孝和事件”，一旦暴露，必死无疑。

他处处小心，谨言慎行，甚至连睡觉都常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生怕说梦话泄露了半个字。

凭借着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伪装技巧，他硬是熬过了审查，因为没查出重大问题，于1950年8月具结交保，被释放了出来。

重获自由的季秉权，看到社会上镇反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深知“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便动了外逃的念头。

但当时全国治安抓得极严，外出处处需要证明，他根本无路可逃。

于是，他选择了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办法——“大隐隐于市”，在上海这座巨大的城市里，开始了东躲西藏的亡命生涯。

结果不曾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951年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季秉权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

在庄严的法庭上，审判长宣读了判决书，那份由时任上海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共同签署的决定书，字字千钧：

被告：季秉权，又名仲衡，男，三十五岁，苏北盐城人。季秉权系杨树浦一带的恶霸，曾任伪警察局杨树浦分局司法股长，一贯勾结各工厂把头及该区地痞流氓，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横行无忌，作恶多端，群众无不恨之切骨。一九四八年四月，竟捏造事实，伪造情报，与陆匪京士之爪牙，共谋陷害上海电力公司王孝和烈士，后又诬蔑工人群众的正义爱国运动，先后多次摧残工运，大肆逮捕先进工人及爱国人士，仅中纺十二厂遭其迫害者，即有十三人之多。本市解放之际，又勾结流氓头子张某、毛某等，伪称系“上海政工队”，冒名劫收破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款，并比照第九条第四款处死刑。以资镇压。

主任 陈毅

副主任 粟裕

一九五一年六月

宣判后，季秉权被立即押赴刑场。

当正义的枪声响起时，距离王孝和烈士牺牲，已经过去了近三年的时间。

来源：青樱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