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身后，我那大娘王桂芬嗑着瓜子，阴阳怪气地附和：“就是，你爸当年要是有你大伯一半的脑子，你们娘俩至于这样？有手有脚的，借什么钱，我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脸上的表情，像是淬了冰，一字一句地从牙缝里挤出来：“你爸妈没教过你吗？亲兄弟明算账。我这儿不是善堂，没钱。”
他身后，我那大娘王桂芬嗑着瓜子，阴阳怪气地附和：“就是，你爸当年要是有你大伯一半的脑子，你们娘俩至于这样？有手有脚的，借什么钱，我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砰”的一声，那扇刷着红漆的木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溅起的灰尘呛得我一阵猛咳。我愣愣地站在门外，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医院缴费单，上面的“两千元”像烙铁一样烫着我的手心。那一年，我才十二岁。
这扇门，不仅隔开了里外的两个世界，也彻底冰封了我对亲情的最后一丝幻想。而这笔账，我记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我们家还住在城郊的老平房里。父亲前几年因为一场意外走了，只剩下我和母亲张秀兰相依为命。母亲在一家纺织厂上班，一个月工资也就三百来块，勉强够我们娘俩糊口。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放学能吃到母亲做的那碗放了猪油渣的阳春面。
可是，天不遂人愿。母亲先是时常喊腰疼，后来发展到脸和腿都开始浮肿。到医院一查，是急性肾炎，医生说必须马上住院治疗，不然会转成尿毒症，那就麻烦了。手术费加上住院费，林林总总要两千块。
两千块，在九十年代末，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母亲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一个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布包，翻来覆去地数，也才三百二十一块五毛。
母亲一夜白了头，坐在床边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像被刀割一样。我跟她说：“妈，别怕，我去找大伯借！”
大伯周建国，是我爸唯一的亲哥哥。他头脑活络，早年间就辞了铁饭碗下海，开了个小小的五金加工厂，是我们那一片最早富起来的人。他们家盖了两层的小楼，买了我们那儿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堂哥周鹏每天都喝着娃哈哈，穿着崭新的运动鞋。在我心里，大伯家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
我觉得，亲大伯，我爸的亲哥哥，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不可能不管。我揣着医院的单子，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走了五里地，敲响了他家的门。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只记得那天太阳很大，但我浑身冰冷。回到家，母亲看我两手空空，眼神黯淡，什么都明白了。她没有骂我，也没有哭，只是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一遍遍地说：“是妈没用，是妈拖累了你……”
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嘴里一直念叨着“冷”。母亲守了我一夜，第二天，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她做了一个决定，一个让我记恨了大伯一辈子的决定——卖掉我们家唯一的老宅。
那是爷爷奶奶留下的，我爸生前最宝贝的房子。虽然破旧，但那是我们的根。可为了救命，母亲没有别的办法。她通过中介，匆匆忙忙地把房子以一个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地商人。拿着那笔救命钱，母亲做了手术，命是保住了，但身体也垮了，再也干不了重活。
我们娘俩，租了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潮湿阴暗，墙壁上长满了青苔。从那天起，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拼了命地学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争气，要赚钱，要让我妈过上好日子，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再也无法用那种眼神看我们。
我再也没去过大伯家，甚至在路上远远看见，我都会立刻绕道走。那扇紧闭的红漆门，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年。
这二十年，我靠着一股狠劲，考上了重点大学，又抓住了互联网的风口，和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我们吃过数不清的泡面，熬过无数个通宵，公司从一个几平米的小办公室，发展到如今在市中心拥有整层写字楼的规模。
我成功了。我给母亲在全市最好的小区买了带电梯的大平层，请了专门的保姆照顾她，给她用最好的药，定期带她去国外疗养。母亲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看着她在阳光明媚的阳台上侍弄花草，我才觉得，这二十年的苦，都值了。
而大伯一家，似乎就没那么顺遂了。听老家的亲戚说，他的五金厂因为跟不上时代，技术落后，早就倒闭了。堂哥周鹏从小被惯坏了，吃不了苦，高不成低不就，换了好几份工作，最后还是待在家里啃老。他们家那栋曾经让我无比羡慕的小楼，也因为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
我们两家，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以为，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直到那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带着哭腔、卑微到骨子里的声音：“是……是周浩吗？我是你堂哥，周鹏啊。”
我愣了一下，这个名字已经太久远了。我冷冷地“嗯”了一声。
“浩弟，求求你，救救你大伯吧！”周鹏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咱爸……不是，我爸他突发脑溢血，现在在医院抢救，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要……要五十万。我们家把房子都卖了，还差二十万，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实在没办法了……浩弟，我知道当年是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可那毕竟是你亲大伯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握着手机，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繁华的城市。二十年前那个在红漆门外瑟瑟发抖的少年，和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身影渐渐重合。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好笑。
“见死不救？”我轻笑一声，“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觉得讽刺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只剩下压抑的抽泣声。
我说：“我在市人民医院等你们。”说完，我便挂了电话。
我不是圣母，更不懂什么叫以德报怨。我之所以去，只是想亲手了结这二十年的恩怨。
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我见到了大娘王桂芬和堂哥周鹏。二十年的光阴，把那个刻薄的妇人折磨成了一个干瘦的老太太，头发花白，眼神浑浊。而那个曾经穿着光鲜的堂哥，则一脸憔悴，胡子拉碴，身上的衣服也洗得发白。
看到我，王桂芬的眼神躲闪，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浩……浩啊，你来了。”
周鹏更是“噗通”一声就要给我跪下，被我一把扶住。我最看不得这个。
“钱我可以给。”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走廊里却异常清晰。
他们俩的眼睛瞬间亮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我话锋一转，“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伯。等他手术做完，能开口说话了，我再把钱给你们。”
我的条件让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答应。我当即刷卡垫付了手术费，大伯被推进了手术室。
几天后，大伯脱离了危险，转到了普通病房。他半边身子不能动，说话也含糊不清，但神智是清醒的。我走进病房，王桂芬和周鹏识趣地退了出去。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伯，他曾经高大的身躯如今萎缩得不成样子，眼神里满是恐惧和祈求。
我拉了把椅子，在他床边坐下，平静地问：“大伯，你还记得二十年前，我爸留下的那间老宅吗？”
大伯的身体猛地一颤，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
我没有理会他的反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当年我妈为了给你凑手术费，把那房子卖了。你知道吗？那房子，是我爸当年拿去给你做抵押，帮你办下工厂贷款的。他跟我妈说，等你工厂赚钱了，就把贷款还上，把房本拿回来。可他没等到那天就走了。”
我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重重地砸在大伯的心上。
“你一直都知道这件事，对不对？你怕我们拿着房本去要钱，怕我们把这件事捅出去。当我妈病重，我去求你借那两千块救命钱的时候，你非但没借，还用最难听的话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赶了出去。因为你巴不得我们走投无路，巴不得我们把那座房子卖掉，这样，你的秘密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你甚至……通过中间人，用极低的价格，把那座本就该属于你的‘抵押物’，重新买了回来，对不对？你那栋两层小楼的地基，就是踩在我家地契上的！”
大伯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顺着他满是皱纹的眼角不断滑落。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轻轻放在他的床头柜上。那是我让律师查出来的，当年银行的贷款合同，以及后来那栋老宅的交易记录。证据确凿。
“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道歉的。因为你们一家欠我们母子的，一句对不起还不了。”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这二十万，我出了。不为亲情，不为原谅，就当是替我爸，买断我们两家的所有恩怨。从此以后，你们是死是活，都与我周浩无关。”
说完，我转身就走，没有再看他一眼。
走出病房，王桂芬和周鹏正焦急地等在门口。我把一张银行卡递给周鹏：“密码六个零，里面有二十万。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周鹏哆哆嗦嗦地接过卡，王桂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深深地弯下了腰。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开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我摇下车窗，晚风吹在脸上，很舒服。我没有复仇的快感，也没有原谅的释然，心里只是觉得，压了二十年的一块巨石，终于被搬开了。
回到家，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等我，桌上放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阳春面，上面飘着几点翠绿的葱花。
她看着我，温柔地笑了笑：“浩啊，都过去了。快来，尝尝妈做的面，都快坨了。”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吃了一大口。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温暖而踏实。
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了下来，滴进碗里。我知道，有些伤害无法忘记，但生活，终究要向前看。我的未来，不应该再被仇恨所累。我的世界里，有我的母亲，有我的事业，有这碗热腾腾的阳春面，这就够了。
来源：啊勤看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