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们被请进圆明园，站过皇帝寝居外的台阶，这些场面放在当时，够让欧洲人跌破眼镜。别急着把这事想成单纯的礼遇；要把它放回当年的语境里看，才能懂得为什么这趟出使既像戏，又像一场复杂的外交博弈。

179五年那个冬天，荷兰使团在紫禁城里吃了皇帝赏的酒，

他们被请进圆明园，站过皇帝寝居外的台阶，这些场面放在当时，够让欧洲人跌破眼镜。别急着把这事想成单纯的礼遇；要把它放回当年的语境里看，才能懂得为什么这趟出使既像戏，又像一场复杂的外交博弈。

先说人和来路。带队的是德胜和副使范罢览，同行还有记录细碎见闻的小德经。人从广州出发，走水路陆路，翻长江、淮河、黄河，算下来路程超过两千公里。路上用的船挂着官府龙旗，经过关卡时官兵敲锣跪拜，这一套礼仪一开始就让他们觉得面子十足。但船家晌夜的吆喝、逆流的辛苦，也让这“光鲜”里有筋疲力尽的一面。德胜在笔记里写的，是既怜悯又佩服那些日夜劳作的人的样子；小德经则把那些吆喝和噪声写成旅途的笑料。范罢览看见中国水手忙里带着笑，直接把这当成一种道德上的奇观。

路况从温柔到凶险逐步切换。江南的水乡风光，竹林、砖窑、宝塔，从远处一片碎金似的映进眼帘；到了赣州，码头人群挤得让人心里发毛，范罢览一度以为要遭遇不测。再往前，十八滩那段险得像书上写的寓言：怪石突起，水面翻滚，船家祭龙王、焚纸钱、敲锣，过河变成一种带着仪式感的日常。北上之后天气越来越冷，陆路条件也变差。那时候的道不是为旅客铺的，是为驿传准备的，车马只能硬着头皮驶过泥泞和颠簸。宿州的客店一住，德胜就没好气地写成“像猪圈”，大家抱怨自然在所难免。过黄河那段尤其紧张——冰块漂浮，船要绕着走，马儿害怕，连带着每次上岸都像是打了胜仗。

到了北京，戏剧感还没散。清晨，他们被穿上“更有异域风情”的服装，然后被带去看西苑的冰嬉。皇帝披皮袍坐在一张镶金的“冰床”上，周围乐声鼎沸，军官穿冰鞋像箭一样掠过。节目里有“抢等”“抢球”“转龙射球”之类，既像竞技又像表演。荷兰人冷得直打哆嗦，鞋底冻僵，但皇帝看得很开心，不时盯着他们反应。节目结束后，和珅也出面相见，德胜在日记里写和珅被朝中人称作“二皇帝”，能见他说明这次接见不只是拉拉关系那么简单。

正式觐见的那回更像一出宫廷戏。范罢览跪时帽子掉了，乾隆听他说“扑懂”（差不多是“不懂”的发音），全场哄笑。皇上笑得不是冷嘲，反倒像对有点笨拙的客人有点宠。范罢览后来还说，自己因此成了宫里的小话题。紧接着被带进圆明园享用御制菜肴、满洲果脯和御用糕点，窗外湖面平得像镜子，厅堂里摆着钟表和珐琅器。皇帝还亲自问他们冷不冷，赐诗赐物，这种待遇在当时的欧洲使团里并不多见——能被邀请到寝区，能被如此近距离观察皇宫生活，是极为罕见的。

要把这段历史和马戛尔尼使团那回比一比，会更有意思。1793年的马戛尔尼在乾隆面前拒绝叩头，后来在欧洲被视作“现代性”的代表。荷兰人选择按清廷的礼节行事，结果获得了温和而特别的礼遇。有学者把荷兰队看成“顺从派”，但后来的档案翻出后显示，荷兰人并不是简单地低头服从；他们是在另一个外交秩序里运作，用礼节换来接近和观察的空间。德胜带去的是贺辞和礼物，是按对方规矩交流的一种策略，不是谈判特权或以武力求利。

书面记录里，欧阳泰这些年把德胜的公文体、范罢览的浪漫记述和小德经的俏皮笔触拼在一块，这种拼接让画面更完整。你能看到大景和小事并置：从珠江的暖风到北方的霜雪；从龙王祭祀到太监端上白兰地；从士兵在冰上摔倒到皇帝笑谈间流露出的某种宽厚。每一段细节都像拼图，拼出18世纪中后期一段跨文化的交流样子。

旅途里的伤与笑并存。车里没有弹簧、没有窗，稻草铺在车底，颠簸让人吃不消。有人病，有人摔伤，甚至有旅伴被落在路边。范罢览说他从没这么渴望一张软床。到了卢沟桥那一刻，看到石狮立在夕阳下，像是走到了终点，但到了北京之后他们并没有马上被柔软地接待成贵宾：城里尘土、喧闹和客栈里店主对外来人的惊奇，都给这趟伟大旅程加了人情味儿。等到城门打开，皇宫的筵席和新年的气氛把他们带进另一种节奏。

这趟使团没有签什么能改变世界的条约，离开时也是带着礼物和一大堆记忆，从北京顺着长江回到广州，然后回到远洋的荷兰。多年后，这些笔记像沉睡的影像被档案翻出，成为后人看世界走动的证据。有观点把这趟出使当作十八世纪“全球化”的一个注脚：不像后来用武力和贸易规则一统天下的方式，当时不同的秩序还有办法在碰面时保留各自的“面子”和玩法。这趟旅程里既有正式的外交，也有生活的琐碎，既有冰上的笑声，也有长途的疲惫。

在档案里翻这些记载，会发现作者的笔触各有不同。德胜写得条理分明，像公务报告；范罢览喜欢把见闻写成故事，带点戏剧性；小德经爱画小速写，把路上的滑稽和细节记录下来。这三种视角互补，让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宫廷礼仪的表面，而是旅行里湿润的脚印、染上尘土的衣裳、偶然成为宫廷闲谈话题的尴尬，还有那种走进别人世界却又带着自己文化习惯的小心翼翼。

从更广的角度看，这类出使是两种文明对话的一次现场写照。对清廷来说，接见外国使团是彰显礼制与威仪的一部分；对荷兰人来说，遵循这些规矩意味着能换来进入更私密空间的机会，也意味着可以带回更细致的观察材料。不同价值观在交锋中并不一定只打赢或输掉，很多时候是互相试探、理解和适应。

沿路的细节值得放慢来看。夜里船夫的号子不是纯粹噪音，反而成了河流的节拍；祭龙王并非迷信的旧闻，而是航行前一种让人安心的仪式；旅人抱怨客店像猪圈，那是现实的生理反应，也是当时驿站系统所能提供的极限。这样的细节在史书上容易被简化，但放在旅行者的日记里，就成了最真实的当下。

这趟使团的热闹还有个重要功能：它让两种治理、两套礼仪在一个有限的舞台上实景演练。荷兰人用了“礼”作为工具，取得了能进入皇宫的资格；清廷用接见展示自己的体制与规范。中间没有立刻转换成条约或贸易改变，但有一层更实在的东西在交换——那就是观察和经验。带回去的，不只是礼物和故事，还有对这个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

带着这些东西回到欧洲的荷兰人，留下的文字和速写成了后来学者重读的材料。两百多年后有人翻档案，才把这个看似小众的历史片段拉到台面。史学上的判断因此发生变化：荷兰人不再被简单地贴上“顺从”的标签，而是被理解为在特殊的外交语境里采取了符合自己目标的策略。

他们离开时，没有盛大的送别，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改变。旅程的记忆和文字像一箱箱被打包回家的东西，静静躺在档案里，等着后人来翻看。那些纸页上残留的墨迹、速写的匆匆线条，比后来的大事件多了些日常和人味——船夫的号子、冰上摔倒的尴尬、皇帝对客人的一笑、旅途中对一张软床的渴望，这些都比任何条约更能让人把那段时光想象成有血有肉的行走。

来源：坤仔音乐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