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家后，女儿抬起头问我：“爸，他们还打你不？” 我说：“不打了。” 儿子又问：“你吃得饱吗？” 我说：“吃得可好了，大米饭、熬芸豆，有时候吃鱼、吃虾，还有螃蟹，你看我这身体多棒！” 儿子又小声问：“那你还回去不？这就结束了？” 我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人家就

到家后，女儿抬起头问我：“爸，他们还打你不？” 我说：“不打了。” 儿子又问：“你吃得饱吗？” 我说：“吃得可好了，大米饭、熬芸豆，有时候吃鱼、吃虾，还有螃蟹，你看我这身体多棒！” 儿子又小声问：“那你还回去不？这就结束了？” 我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人家就给我五天假期，过两天还得回去。”

父亲接着问：“你到底犯了啥错啊？他们怎么跟你说的？” 我摇摇头：“天知道！谁知道我犯了啥错，谁又能说清楚他们会怎么认定？反正我能看出来，他们对我，显然不会轻易结束关注就是了。行了行了，别谈这个了，赶紧做饭，吃完咱们唠唠家常。”

父亲二话没说，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衣服，转身出门。没一会儿，就拎着肉和其他食材回来了，给我做了红烧肉，还调了饺子馅，把能做的好吃的都端上了桌。我们吃完饭后，一家四口团团围坐，开始聊家里的事。

这时，邻居听到动静，也不敢进家门，只是隔着栅栏问：“他大哥，回来了？” 我笑着点头：“回来了。” 邻居又问：“还走吗？” 我摇了摇头，没再多说 —— 我实在不愿跟邻居们谈论这些事，没什么话好说。打过招呼后，屋里安静下来，我们才开始深入聊天。

从父亲的讲述中，我才知道：自从我被带走后，我们家先后被检查了三次。检查的主要是文字类物品，比如我以前的记录本、日记、写的评书脚本、书道子，还有我所有的照片，全被收走了。就连我最喜欢的一件水獭皮大衣，也被拿走了，理由是 “要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当时的生活方式不符合要求”。

聊到家里的生活，我问老伴：“这日子你们是怎么过的？” 老伴红着眼圈说：“一点收入都没有，就靠你那 15 块钱，怎么够啊？我把你的好几块表都卖了，大英格、大罗马、海路斯、菊花表，全卖了。还有你的衣服，连没穿过的都当了。” 我又问：“那我的两台自行车呢？” 老伴摇摇头：“那还用问？哪能留得住？也都卖了。”

我一听，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 那两台自行车是我的宝贝，一台英国凤头莱里，一台德国碧青，在家的时候我没事就擦，总把车子擦得锃亮，一点尘土都不沾。现在全没了，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最后我说：“算了算了，破财免灾，过日子要紧。只要你们娘仨能吃饱、不挨饿，就挺好了。”

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了父亲身上。老伴对我说：“你不在家的时候，咱爸来过两次，可他老人家不幸中风了，现在落了个半身不遂。” 我一听，又惊又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半年以前了。”“怎么会半身不遂呢？” 我顿时坐卧不安 —— 这真是祸不单行，越倒霉越遇上倒霉事。

我们的话差不多聊完后，我决定去沈阳看父亲：这么长时间没见，我太想念他老人家了。所以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带着儿子单铁坐上火车，赶奔沈阳。

到了父亲家，我才发现家里多了一口人 —— 我的继母。这位继母人不错，算这次，我总共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她代表父亲去财贸干校的临时安置区看过我，今天是第二次。我一看父亲拄着个大拐杖坐在椅子上，面容憔悴，家里也显得陈旧不堪。

父亲看见我回来，眼睛瞪得圆圆的，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我赶忙过去拉住他的手：“爸，我回来了，来看您老人家了。” 因为半身不遂，父亲说话不太利落，费了很大劲才问：“你的事…… 咋样了？” 我赶紧说些宽慰的话：“没事没事，过些日子我就能回家了，还能照常工作，您就放心吧。”

父亲又问：“那他们关注你、跟你交流，还让你去临时安置区，那些事都完了？” 我说：“完了，差不多了。爸，您别多想，这年月局势复杂，我这点事算什么？受这点苦、这点委屈，根本不算啥。您想想，还有很多中央干部、高级领导都在经历这些，何况咱是普通百姓，是不是？您看我这身体多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父亲点了点头：“好啊，好啊。既然你回来了，去做点好吃的。” 我说：“不不不，爸，我吃喝不愁，您看我这身体多好，有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就行，我是回来看看您。” 父亲听出我着急要走，问：“你还着急走？” 我说：“是啊，因为这边还有事要处理，我住两天就得回去，不回去就麻烦了。”

虽然我没多解释，父亲也明白是怎么回事，没再往下问。吃过饭，父亲把饭碗一推，老泪纵横，拍着桌子说：“田芳啊，咱们老单家是招谁惹谁了？我这辈子没享过福，你也没享过福，难道让两个孩子也跟着受苦，世世代代都好不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又苦劝了半天，父亲才止住了哭声。

咱长话短说，我在干鱼沟经历的那些辛苦、受的那些罪，我只字未提，光捡好的跟父亲说，就为了宽慰他老人家的心。眨眼间两天过去了，我得赶紧回鞍山 —— 假期快到了。于是我辞别父亲，嘱咐他保重身体，带着儿子又返回了鞍山。

五天假期，来回奔波，时间过得特别快。回到鞍山家里，又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该返程了。老伴问我：“你啥时候还能回来？” 我说：“这事儿由不得我，也许过两天就回来，也许这一走又是一年半载。反正我回不回来，情况也差不多，只能听天由命了。” 老伴没话说，只好默默点头。

我亲了亲一双儿女，拎着东西，又赶奔荒无人烟的干鱼沟。咱长话短说，回去后，我还提前了半天报到。工作人员的负责人 —— 也就是我的那位师弟，满意地点了点头，我又归了队。

从那以后，在干鱼沟还是老样子：割芦苇、干些杂活。一晃几个月过去了，连工作人员也显得不耐烦了 —— 谁都想回家，在这儿待着看不到头。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消沉，再也没有欢声笑语，一个个愁眉苦脸。

突然有一天，我的那位师弟对大家宣布：“同志们，接到上面通知，咱们在干鱼沟的工作告一段落，大家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会来车接咱们回城！” 大家一听，都欢呼雀跃，一心想着回家，什么活也不干了，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就盼着第二天车能早点来。

果然，第二天来了几辆载重汽车，把我们分别装上，开始返程。一路上，大家在车上说说笑笑，我虽然心里还有些压抑，但也觉得高兴。掐指一算，这次离家还不到一个半月，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再回家。

到了鞍山，师弟让大家列队集合，然后宣布：“放假三天，周一大家准时到大众剧场报到，接受新的任务。” 话音刚落，大家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我拎着东西回到家，心里想：“这回回家，恐怕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到家后，老伴好像不怎么吃惊 —— 因为之前工作人员已经通知了家属，每个人家都收到了消息，她早就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等着我回来。我放下行李，长叹一声：“总算熬过来第一步了。”

老伴赶紧问：“他们给你下结论没有？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摇摇头：“你净说废话，他们能给我下啥结论？我怎么知道？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回来了就是喜事，一家人团聚还不好吗？” 老伴没再说话，赶紧去做晚饭。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一看我又回来了，特别高兴，围着我问长问短，自不必说。

转眼三天假期过去了，我们到大众剧场报到。这大众剧场挺大，但不管哪个剧团在这演出，效益都不好。剧场的房子盖得有些陈旧，像一孔大窑洞，在里面说话有回音，还显得特别潮湿。我们曲艺团就在这接受新任务 —— 一百来人分成好几个组，新任务是 “高举思想学习的大旗，学习毛主席著作”。

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学习：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中间有一小时吃午饭。而且各组会选出学习好的模范代表，到其他组去宣讲，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这时候，军管似乎松懈了些，工宣队接管了工作。我们曲艺团来了一位姓于的工人代表，说是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家都叫他 “于队长”，背后有人偷偷叫他 “老于”。这人平时大大咧咧，负责曲艺团的所有事务，连之前的工作人员负责人有什么事，都得向他汇报。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地指挥，有时候还到我们各组视察情况，没人敢得罪他。原来解放军的那位王连长，不知道去了哪里，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学习进行了一个半月左右，形势开始有所变化。紧接着召开大会，我的那位师弟当众宣布：“现在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话一传达，在场的人不管是 “需要关注的人员” 还是工作人员，一个个都人心惶惶。

什么是上山下乡？换句话说，就是离开鞍山，到农村去，不管是谁，都得去 —— 这能不让人着急吗？因此大家议论纷纷，我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说什么，但从表情上能看出来，每个人都很焦虑。

同时，工宣队给每人发了一张表格，上面有双向选择：一是如果要下乡，可以自己选择去的地方，在表格上填清楚；如果没地方去、不认识人，就由政府统一安排。填完表格就要交上去。

我回家跟老伴商量：“坏了，这回鞍山咱也住不长了，得上农村去，去哪一点底都没有。” 老伴赶紧问：“工作人员也得去吗？” 我说：“都得去！人家说了，不管是谁，都得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别看之前工作人员挺活跃，他们也得去。这是上面的安排，谁也不敢抗拒。”

从那以后，大家都开始找下乡的地方。老伴跟我商量：“要下乡，我看还是回我们老家好。我们老家在长春郊区一间堡，那个地方条件还不错，我回去联系联系。” 我说：“行，那你就去吧。” 于是，王权贵带着两个孩子买了火车票，回长春安排下乡的事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看家。

可我也没闲着 —— 现在整个剧团都散摊子了，大家不久就要各奔他乡，得集中精力处理后续事务，比如剧团的财产、物品怎么分配。就说我们曲艺团，有几个茶社，茶社里的全部财产就是桌子、板凳、茶壶、茶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也得平均分配：家离得近的，就分张桌子、两把椅子；家离得远的，就得派人把东西送到家里去。

这下，我们这些 “需要关注的人员” 也有了活干，我也不例外，每天跟着搬桌子、扛板凳，用倒骑驴运送。我们组一共三个人，有我、关明德，还有个姓董的叫董卿，专门负责往远地方送东西。

单说有一天，我们把桌子、板凳装到倒骑驴上，用绳子绑好，三个人轮流蹬着往立山送。一开始是关明德蹬，我和董卿坐在车上；他蹬累了，换董卿；董卿蹬了一段路也累了，换我来。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蹬过倒骑驴 —— 别看骑自行车挺熟练，这倒骑驴可不一样，双手扶着把手，脚底下蹬着，连刹车在哪都不清楚。正好走的是五一路，五一路的道路挺宽，是鞍钢的东大门，这段路有个大上下坡：上坡很长，下坡也不短。

上坡的时候，我不敢蹬，用双手推着走，倒也不算费劲，总算推到了坡顶。我喘了口气，翻身上车，对关明德和董卿说：“你们坐好了啊，咱们开始下坡了！” 车子开动后，下坡省劲，不用蹬，自己往下滑。可谁知道，车上装的东西沉，滑动得越来越快，眨眼间，车子从慢慢滑变成快速滑，最后几乎要飞起来了！

可把我吓坏了，想刹车却找不到刹车在哪，手忙脚乱的。我放眼一看，前面正好是工人上下班的时间段，很多工人和行人横穿马路。我这车子要是撞上人，非把人撞伤不可，这下可闯大祸了！

我在车上一边着急地喊 “坏了坏了”，一边想办法；关明德和董卿在车上也下不来，一个劲地催：“拉刹车！拉刹车！” 我说：“刹车找不着了！” 他们说：“就在你手底下，一拉就能站住！” 结果我两只手紧紧握着车把，根本腾不出手去拉刹车。

说时迟那时快，车子离人群越来越近，我一看眼前一黑，心里想：“大事不好！”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