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唐开国至永徽年间的政治舞台上，长孙无忌以皇亲国戚之尊、开国功臣之勋、律法宗师之智，成为贯穿两朝的核心重臣。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兄，更是玄武门之变的谋主之一；他主持修订的《贞观律》《永徽律疏》，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千年根基；他裁定的国典朝仪，规范了大唐的制度框架

在大唐开国至永徽年间的政治舞台上，长孙无忌以皇亲国戚之尊、开国功臣之勋、律法宗师之智，成为贯穿两朝的核心重臣。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兄，更是玄武门之变的谋主之一；他主持修订的《贞观律》《永徽律疏》，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千年根基；他裁定的国典朝仪，规范了大唐的制度框架。从辅佐太宗开创贞观盛世，到受遗诏辅佐高宗，再到因反对立后而遭诬陷身死，长孙无忌的一生，交织着功勋与忠诚、智慧与悲剧，其主导的法制建设更是深刻影响了后世数百年，堪称“大唐律典第一人”。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长孙无忌生于河南洛阳的长孙氏家族。长孙氏源自鲜卑拓跋部，自北魏以来便是名门望族，先祖长孙道生为北魏重臣，父亲长孙晟更是隋朝名将，官至右骁卫将军，以谋略著称，曾提出“远交近攻”之策分化突厥，为隋朝边境稳定立下汗马功劳。优越的家族背景，让长孙无忌自幼便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与军事谋略熏陶，加之他天资聪颖，“好学博闻，性通悟，有筹略”，很快便在同辈中崭露头角。

长孙无忌的童年与少年时期，正值隋朝由盛转衰的动荡之际。父亲长孙晟于大业五年（609年）病逝后，长孙无忌与妹妹长孙氏被舅父高士廉收养。高士廉时任隋朝治礼郎，学识渊博且识人善断，对长孙无忌兄妹悉心培养。在舅父的影响下，长孙无忌不仅深耕经史，更对时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通过舅父结识了时年十七岁的李世民。两人年龄相仿，均胸怀大志，初次相见便“一见倾心，结为布衣之交”，这份早年的情谊，为日后的君臣相得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李世民率军攻占长安。此时的长孙无忌已察觉到隋朝灭亡的必然，当即前往投奔李世民，被任命为渭北道行军典签，负责掌管文书与军务谋划。从此，长孙无忌便始终追随李世民左右，成为其最信任的幕僚之一。在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等割据势力的战役中，长孙无忌虽未亲自领兵作战，却以其精准的谋略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常从征伐，参谋帷幄，功居第一”。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封李世民为秦王。同年，在高士廉的主持下，长孙无忌的妹妹长孙氏嫁给李世民，成为秦王妃（后为长孙皇后）。这桩婚事让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关系从布衣之交升级为姻亲，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秦王府的核心地位。此后，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共同组成秦王府智囊团，为李世民处理军政事务、招揽人才，成为秦王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随着李世民的战功日益显赫，其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李建成担心李世民威胁自己的储位，联合齐王李元吉多次设计陷害，先是拉拢秦王府将领不成，便在李渊面前诋毁李世民，甚至企图调走秦王府的精锐兵力。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秦王府幕僚们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而长孙无忌作为与李世民关系最亲近的幕僚，成为最早主张发动政变的核心人物。他多次对李世民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不若早图，以安家国。”这份坚定的态度，为日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与李元吉的陷害达到顶峰。他们先是诬陷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将其下狱，后又计划在昆明池设宴杀害李世民，并上奏李渊调走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知节等核心将领，意图彻底瓦解秦王府的势力。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世民仍在犹豫是否要手足相残，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当机立断，力劝李世民发动政变。

为了坚定李世民的决心，长孙无忌亲自前往联络被流放的房玄龄、杜如晦，冒着生命危险将两人秘密接入秦王府。在秦王府的密室中，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核心幕僚制定了详细的政变方案。长孙无忌提出“兵发玄武门，控制宫廷，逼宫退位”的核心策略，认为玄武门是李建成与李元吉入朝的必经之路，且守卫将领常何已被秦王府策反，是伏击的最佳地点。他还详细规划了兵力部署：由尉迟敬德、侯君集率领精锐埋伏在玄武门内，负责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由长孙无忌、房玄龄留守秦王府，稳定后方；由程知节率领部分兵力控制长安城门，防止东宫与齐王府兵力反扑。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清晨，政变如期爆发。李建成与李元吉按照惯例入朝，行至玄武门时，察觉气氛异常，当即决定掉头返回。李世民见状，率军从后追击，呼喊着让两人停下。李元吉回身射箭，却因慌张未能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则一箭射中李建成，将其当场射杀。随后，尉迟敬德率领骑兵赶到，射杀了李元吉。东宫与齐王府的将士得知消息后，率军猛攻玄武门，长孙无忌沉着指挥秦王府兵力防守，与尉迟敬德等人内外配合，成功击退了反扑的兵力。

政变成功后，长孙无忌立即陪同李世民入宫面见李渊，向其陈述事变经过，并强调“太子与齐王谋反，已被诛杀，臣等为保陛下安全，不得已而为之”。此时的李渊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在萧瑀、陈叔达等大臣的劝说下，不得不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后禅位。李世民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长孙无忌因在政变中“谋定大计，功居首位”，被封为左武侯大将军，赐爵齐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成为贞观初年地位最显赫的大臣之一。

玄武门之变是长孙无忌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与唐太宗君臣关系的基石。事后，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无忌尽心于朕，朕能有今日，无忌之力也。”这份信任与倚重，让长孙无忌在贞观年间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成为唐太宗推行新政的核心助手。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负责全国官员的选拔与考核。不久后，又加授他为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共同执掌朝政。此时的唐朝虽已统一全国，但历经多年战乱，律法体系混乱，沿用的隋朝《开皇律》中仍有许多严苛条文，不利于社会稳定。唐太宗主张“明德慎罚”，命长孙无忌与房玄龄主持修订律法，建立一套宽缓公正的律法体系。

长孙无忌深知律法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他召集了一批精通律法的学者和官员，包括戴胄、李勣等，制定了明确的修订原则：一是“削烦去蠹，变重为轻”，删除隋律中繁琐严苛的条文，减轻刑罚力度；二是“体例严谨，逻辑清晰”，完善律法的结构，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三是“兼顾伦理，维护统治”，将儒家伦理思想融入律法，确保律法与礼教相结合。在修订过程中，长孙无忌亲自审阅每一条条文，对有争议的内容反复论证，力求做到“宽简适中，罚当其罪”。

经过两年的努力，《贞观律》于贞观三年（629年）修订完成，共十二篇五百条。与隋律相比，《贞观律》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一是废除了隋律中的断趾、枭首、车裂等酷刑，将死刑条目从一百多条减至五十条，体现了“仁政”思想；二是首创“十恶”罪名，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与伦理秩序的行为列为重罪，不予赦免，成为后世律法的核心罪名；三是确立“八议”制度，即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特殊身份的人犯罪时，可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既维护了统治阶层的利益，也体现了律法的等级性与灵活性。

《贞观律》的制定，标志着唐朝律法体系的成熟，也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太宗对《贞观律》极为重视，下令将其颁布全国，并强调“法令者，治之具也，当以公平为心，不以亲疏异法”。长孙无忌在《贞观律》的实施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亲自监督律法的执行，要求各级官员严格依法办事，对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者严惩不贷，确保了律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除了修订律法，长孙无忌还主持制定了国家礼制。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命长孙无忌与房玄龄主持修订《贞观礼》，以规范国家的祭祀、朝贺、婚丧等礼仪制度。长孙无忌认为“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制是维护国家秩序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他带领学者们在参考《周礼》《礼记》等前代礼制的基础上，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贞观礼》一百三十卷，对国家的各项礼仪进行了详细规范，包括祭祀天地祖先、朝会礼仪、官员品级服饰、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

此后，长孙无忌又主持编修了《大唐仪礼》一百卷，进一步完善了礼制体系。《贞观礼》与《大唐仪礼》的制定，不仅规范了唐朝的社会秩序，更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唐朝的礼制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典范。《旧唐书》评价道：“贞观以来，凡国典朝仪，皆无忌与房玄龄裁定，甚为详当。”这份评价充分体现了长孙无忌在唐朝制度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作为贞观年间的核心重臣，长孙无忌不仅在律法与礼制建设方面功勋卓著，在政治决策与国家治理中也展现出卓越的智慧。他深知“治国之道，在于得人”“治大国若烹小鲜”，始终以稳定大局、巩固统治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主张。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为表彰功臣，决定效仿周朝的分封制，将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功臣封为世袭刺史，让他们的子孙后代世代镇守一方。这一决定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他亲自撰写《封建论》上奏唐太宗，系统阐述了分封制的弊端。长孙无忌在《封建论》中指出，分封制容易导致诸侯割据、战乱频发，周朝实行分封制最终导致春秋战国的战乱，汉朝郡国并行也引发了七国之乱，而秦朝实行郡县制则实现了中央集权，虽因暴政而亡，但郡县制的优越性不可否认。他主张推行州县流官制度，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定期轮换，这样既能加强中央集权，又能防止地方势力割据。

长孙无忌还以自身为例，恳请唐太宗收回成命，他说：“臣身为皇亲国戚，已受陛下厚恩，若再受世袭刺史之职，恐引起群臣不满，更不利于国家稳定。愿陛下以天下为重，推行郡县制，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长孙无忌的反复劝谏下，唐太宗最终放弃了分封世袭的想法，继续推行州县制，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长孙无忌的《封建论》也成为唐朝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提供了理论支持。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长孙无忌主动请缨随行，担任行军长史，负责参谋军务。在出征前的军事会议上，将领们纷纷主张“倾全国之力，大举进攻”，而长孙无忌则提出“轻兵速进，奇袭制胜”的战术。他认为高丽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若大举进攻，不仅粮草运输困难，还会给高丽充足的准备时间；而轻兵速进则可以出其不意，攻克关键城池，瓦解高丽的防御体系。唐太宗采纳了长孙无忌的建议，命李勣率领精锐部队从陆路奇袭，长孙无忌则辅佐唐太宗率领水军从海路呼应。

在攻打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时，高丽守军凭借坚固的城池顽强抵抗，唐军久攻不下。长孙无忌观察地形后，提出“声东击西”之计，一方面命唐军在正面架设云梯，佯装攻城，吸引高丽守军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亲自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从辽东城的西南角发起突袭，利用夜色掩护爬上城墙。高丽守军猝不及防，唐军一举攻克辽东城，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打开了局面。此次亲征高丽，虽然最终未能彻底平定高丽，但长孙无忌提出的战术却取得了显著成效，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谋略。

在人才选拔与吏治整顿方面，长孙无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制定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从品行、才能、政绩三个方面对官员进行全面考核，淘汰不合格的官员，选拔优秀人才。他主张“任人唯贤，不问出身”，即使是寒门子弟，只要有真才实学，也能得到提拔重用。例如，他发现马周才华出众，便向唐太宗举荐，马周后来成为贞观年间的重要大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重要贡献。长孙无忌还注重对官员的培训，在吏部设立“学馆”，让新任职的官员学习律法与政务知识，提高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长孙无忌虽为皇亲国戚，且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谦逊谨慎的态度。唐太宗多次想为他增加食邑、赏赐财物，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曾对唐太宗说：“臣蒙陛下厚爱，已享尽荣华富贵，若再受厚赏，恐遭人非议，也不利于朝廷的公平公正。”这种谦逊自律的品格，让他在朝廷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也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病逝，临终前任命长孙无忌为顾命大臣，与褚遂良共同辅佐太子李治（唐高宗）。唐太宗握着长孙无忌的手说：“朕今将太子托付于你，你务必尽心辅佐，勿负朕望。”长孙无忌含泪答应，誓以死报国。唐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朝政大权，成为永徽年间最具影响力的大臣。

永徽元年（650年），长孙无忌主持修订《永徽律》。《永徽律》以《贞观律》为基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律法条文，共十二篇五百零二条。为了确保《永徽律》的准确实施，长孙无忌又率领戴胄、李勣等十九位大臣，对《永徽律》的条文进行逐条注解，撰写了《唐律疏议》三十卷。《唐律疏议》不仅对律法条文的含义进行了详细解释，还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法理依据，将律法与礼教紧密结合，形成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治思想。

《唐律疏议》的完成，标志着中华法系的最终成熟。它体例严谨、逻辑清晰、内容完备，对后世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清三代的律法都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甚至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成为这些国家律法的基础。例如，日本的《大宝律令》、朝鲜的《高丽律》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唐律疏议》的内容和体例，形成了东亚地区的“中华法系文化圈”。长孙无忌作为《唐律疏议》的总撰者，也因此被尊为“中华法系的宗师”。

在辅佐唐高宗期间，长孙无忌始终以维护皇权稳定、巩固国家统一为己任。永徽四年（653年），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负责审理此案。他深知此案涉及皇室成员与功臣后代，处理不当会引发政治动荡，于是严格依法审理，查明房遗爱、高阳公主等人的谋反事实后，将其处死，并牵连了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等皇室成员。虽然此案处理较为严厉，但却有效震慑了潜在的谋反势力，维护了唐朝的政治稳定。

然而，随着唐高宗的逐渐成熟，以及武则天的崛起，长孙无忌的政治地位开始受到挑战。武则天原本是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去世后，被唐高宗接入宫中，封为昭仪。武则天极具政治野心，逐渐获得唐高宗的宠爱，并开始干预朝政，意图取代王皇后成为皇后。这一想法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武则天出身卑微，且曾侍奉唐太宗，若立为皇后，不仅违背伦理，还会动摇朝纲。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召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商议立武则天为皇后之事。长孙无忌明确表示反对，他对唐高宗说：“王皇后出身名门，品行端正，无过而废，恐引起天下非议。武则天曾侍奉先帝，若立为皇后，于礼不合，愿陛下三思。”褚遂良等大臣也纷纷附和，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虽心中不悦，但因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这一想法。武则天得知后，对长孙无忌怀恨在心，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伺机报复。

武则天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暗中拉拢许敬宗、李义府等对长孙无忌不满的大臣，形成了反对长孙无忌的政治集团。许敬宗原本是隋朝旧臣，入唐后虽得到重用，但因品行不端，多次遭到长孙无忌的斥责，心中一直对长孙无忌心怀怨恨。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开始寻找陷害长孙无忌的机会。

显庆四年（659年），许敬宗借审理太子洗马韦季方谋反案之机，诬陷长孙无忌与韦季方勾结，意图谋反。许敬宗向唐高宗上奏说：“韦季方供认与长孙无忌谋反，长孙无忌身为顾命大臣，却心怀不轨，意图颠覆社稷，陛下若不及时处置，恐生大乱。”唐高宗起初并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他说：“无忌是朕的舅父，对朕忠心耿耿，怎会谋反？”许敬宗则趁机进谗言，说：“隋炀帝与宇文化及是亲戚，最终却被宇文化及所杀；长孙无忌权势过大，早已威震朝野，若不除之，必为后患。”

在许敬宗的反复诬陷下，加之唐高宗对长孙无忌的权势早已有所忌惮，最终相信了许敬宗的谗言。他没有亲自召见长孙无忌核实情况，便下令将长孙无忌削去官职，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长孙无忌的子孙后代也受到牵连，被削去爵位，流放岭南。曾经权倾朝野的大唐重臣，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踏上了前往黔州的流放之路。

长孙无忌抵达黔州后，并未放弃对清白的坚守，他多次上书唐高宗，陈述自己的冤情，却都被许敬宗等人拦截，无法送达唐高宗手中。显庆四年七月，许敬宗担心长孙无忌日后会被平反，便派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缢。长孙无忌望着长安的方向，想到自己一生为大唐鞠躬尽瘁，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悲愤交加，最终自缢身亡，享年六十二岁。

长孙无忌死后，许敬宗等人还不解恨，又派人抄没了他的家产，将他的亲属流放边疆。直到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才逐渐意识到长孙无忌的冤屈，下令为长孙无忌平反，恢复其官爵，将其灵柩迁回长安，陪葬昭陵。唐玄宗开元年间，又追赠长孙无忌为司徒，谥号“文贞”，并将其画像挂在凌烟阁中，与其他开国功臣并列，供后人瞻仰。

长孙无忌的悲剧，是权力博弈的结果，也是他坚守原则的代价。他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并非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了维护唐朝的伦理纲常与政治稳定。然而，在充满野心与阴谋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忠诚与原则最终未能敌过权力的诱惑与诬陷，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长孙无忌的冤屈最终得以平反，他的功绩也永远被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长孙无忌虽然以悲剧收场，但他在唐朝历史上的功绩却不可磨灭。尤其是他主导的律法建设，不仅奠定了唐朝的律法体系，更对中华法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法治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后世对长孙无忌的评价虽因他的悲剧结局而有所争议，但对他的律法贡献却始终给予高度认可。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评价道：“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终始不渝。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托，为敬宗之诬构，卒致祸败，不亦悲乎！”《新唐书·长孙无忌传》也认为：“无忌于唐，有功于初，然晚节遭祸，非其罪也。其律法之业，足以不朽。”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高度评价了长孙无忌的律法贡献，认为“唐之律法，以贞观、永徽为最善，而无忌实主其议，其功不可没”。

长孙无忌主持制定的《贞观律》与《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唐律疏议》不仅内容完备，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各个方面，更确立了“德主刑辅”“宽简适中”的法治原则，这种原则既体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又兼顾了律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对后世的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唐律疏议》中的许多法治思想，如“罪刑法定”“罚当其罪”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成为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借鉴。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长孙无忌裁定的国典朝仪、推行的州县流官制度、制定的官员考核制度等，都为唐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保障。他提出的《封建论》，系统阐述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后世历代王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是在今天，长孙无忌的政治智慧，如重视制度建设、任人唯贤、维护国家统一等，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长孙无忌的故事，也成为后世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在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中，长孙无忌多以“忠臣”“律法宗师”的形象出现，如《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等作品，都对他的功绩与悲剧结局进行了生动的刻画，使他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与唐太宗之间的君臣相得、与武则天之间的权力博弈，也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我们了解唐朝的政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在今天，长孙无忌的故乡河南洛阳建有长孙无忌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他主持修订的律法典籍复制品、生平事迹展板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缅怀这位伟大的律法宗师。长孙无忌的功绩与精神，也被纳入中国法治文化的传承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

长孙无忌的一生，是功勋卓著的一生，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他以皇亲之尊、功臣之勋，为大唐的制度建设耗尽心血，却因坚守原则而遭诬陷身死。但他主导的律法体系，却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矗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影响了后世数百年。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忠诚”与“智慧”的内涵，其功绩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其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