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年，我十六岁，刚刚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百无聊赖地在村里晃荡，等着父亲托人给我在县城的工厂里找个活儿。

我们家在1985年盖新房。

那一年，我十六岁，刚刚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百无聊赖地在村里晃荡，等着父亲托人给我在县城的工厂里找个活儿。

新房的地址选在村东头，一块向阳的坡地。父亲说，这里敞亮，早上一睁眼，太阳就能照进屋里，人住着心里也亮堂。

为了盖这三间大瓦房，我们家几乎掏空了所有积蓄。母亲把压箱底的嫁妆——一对银手镯，都给卖了。

父亲请来了全村最好的泥瓦匠，大伯、二叔，还有几个沾亲带故的表兄弟，都来帮忙。那段时间，我家门前那块空地，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男人光着膀子，喊着号子，和水泥，砌砖墙。女人则在临时搭起的灶台边忙活，切菜声、说笑声，混着饭菜的香气，飘出老远。

我呢，就是个打杂的。递砖、挑水、和稀泥，什么活儿都干。虽然累得每天腰都直不起来，但心里是美的。

因为我知道，等这房子盖好了，我就能有自己的一间小屋，不用再跟弟弟挤在一张床上，听他磨牙说梦话了。

房子一天天往上长，先是地基，然后是墙体，再然后是上梁。

上梁那天，是整个盖房过程中最隆重的一天。

母亲天不亮就起来，蒸了白面馒头，上面用红曲点了红点。父亲则把一挂长长的鞭炮挂在崭新的房梁上，噼里啪啦放了足足有十分钟。

红色的炮衣碎屑落了满地，像铺了一层喜庆的地毯。

就在这片喜气洋洋里，那个风水先生，就那么毫无征兆地出现了。

他看起来很老了，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中山装，头发花白，胡子也花白，但精神很好，一双眼睛尤其亮，像是能看透人心。

他不是我们村的，也没人认识他。

他就是路过，被我们家这边的热闹吸引过来的。

他站在人群外围，也不说话，就那么背着手，眯着眼，仔-细-地打量着我们家那初具雏形的房子。从地基看到房梁，又从东头看到西头。

村里人好热闹，见来了个陌生人，还是个气质不凡的老头，纷纷跟他搭话。

“大爷，您看我们这房子怎么样？”

“老先生，给说道说道，这风水好不好？”

老先生只是笑笑，摆摆手，不说话。

父亲作为主人家，自然不能怠慢。他放下手里的活儿，擦了擦手，给老先生递上一根烟，又端来一碗刚沏好的热茶。

“老先生，喝口水，歇歇脚。”父亲的声音很恭敬。

老先生接过茶碗，却没有喝，而是把目光落在了父亲身上，又在我们家还没安门框的门口处停了很久。

他的眼神很奇怪，像是在看一样东西，又像是在透过这房子，看一些更遥远的事情。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字字清晰：

“你家这房子，地段好，朝向也好，是个能聚气纳福的好地方。”

一听这话，父亲和周围的乡亲们都露出了笑容。谁不爱听吉利话呢？

“但是，”老先生话锋一转，所有人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有个地方，得讲究一下。”

父亲连忙问：“老先生您请说。”

老先生伸出枯瘦的手指，指着空荡荡的门口。

“你家这门槛，得用石头。”

“石头？”父亲愣住了。

周围的人也都面面相觑。

那时候农村盖房，门槛要么用结实的木头，比如枣木、榆木，要么就干脆用水泥砌一个高台。用一整块大石头做门槛的，十里八乡都找不出一家。

一来是费钱，二来是费事。去哪儿找那么大、那么平整的一块石头啊？

我母亲闻声也从灶台那边挤了过来，一脸不解地问：“老先生，为啥非得用石头？木头的不是更常见吗？”

老先生摇了摇头，目光深邃地看着我父亲，一字一句地说：

“别人家用木头的行，你家用不得。”

“你家的门槛，必须是石头。而且得是整块的青石，要厚，要稳。像是山根一样，牢牢扎在那里。”

他说完，没等我们再问，就把茶碗放在旁边的一摞砖上，对着我父亲深深地看了一眼，点点头，然后转身就走了。

就那么背着那个发白的布包，顺着村里的小路，慢慢走远了，像他来时一样悄无声息。

老先生走了，我们家门前却炸开了锅。

“这老头谁啊？神神叨叨的。”

“就是，哪有用石头做门槛的？脚底下冰凉，看着也怪。”

“老周，你可别听他的，一看就是个走江湖的骗子，想骗你几个钱呢。”

母亲显然是听进去了这些话，她拉着父亲的胳膊，眉头紧锁。

“当家的，你可别犯糊涂。咱家盖这房子已经把钱都花光了，哪还有闲钱去弄什么大石头？再说了，听着就不靠谱。”

我当时也觉得母亲说得对。一块那么大的青石，从山里开采出来，再运到村里，打磨平整，这得花多少钱？花多少工夫？

我们家已经欠了些外债了，实在经不起这么折腾。

可是，我父亲，那个平时老实巴交，对我母亲几乎言听计-从的男人，这次却异常地沉默。

他没有反驳那些乡亲，也没有回应我母亲的担忧。

他就那么站在那里，望着老先生消失的方向，手里那根没点燃的烟，被他无意识地捏得变了形。

他的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有震惊，有迷茫，但更多的，是一种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的恍惚。

那天晚上，我们家爆发了盖房以来的第一次激烈争吵。

母亲把账本拍在桌子上，一笔一笔地算给我们听。买砖花了多少，买瓦花了多少，水泥、钢筋、木料，还有请师傅的工钱，招待帮忙乡亲的伙食费……

每一笔，都是实打实的开销。

“周建国，你看看！你看看！家里已经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下个月孩子去工厂上班，安家费还没着落呢！你现在要去搞那块破石头，你是想把我们娘俩逼死吗？”

母亲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父亲坐在炕边，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脸隐藏在烟雾里，看不真切。

“这石头，必须弄。”

许久，他才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你疯了！”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你是不是被那个老骗子灌了什么迷魂汤？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他不是骗子。”父亲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他说得对。”

“对？对在哪儿？你说给我听听！用石头做门槛，到底有什么好？”母亲不依不饶。

父亲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只是把烟头狠狠地按在炕沿上，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那一夜，他没有回家。

第二天，我是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找到他的。他靠着树干，坐了一夜，眼睛熬得通红，满嘴都是燎泡。

我把母亲让我带来的热馒头和开水递给他。

“爸，你别跟妈置气了。她也是为这个家好。”我小声劝他。

父亲接过馒头，却没有吃。他看着我，忽然问：“阿生，你也觉得爸做错了吗？”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觉得……妈说得有道理。我们家确实没钱了。”

父亲听了，脸上露出一抹苦涩的笑。

他拍了拍身边的空地，示意我坐下。

“阿生，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

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声音很轻，像是在对我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个世界上，有些债，是必须要还的。钱的债好还，人情的债，一辈子都还不完。”

我听得云里雾里，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什么债？我们家欠谁的人情了？

我还想再问，父亲却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行了，回家吧。这事，我心里有数。”

他的表情，还像昨天一样，是那种不容置喙的坚定。

我看着他不算高大、甚至有些佝偻的背影，第一次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我的父亲。

父亲最终还是去弄那块石头了。

他没有跟母亲商量，直接去了邻县的采石场。

为了凑钱，他把家里那头养了两年、准备过年卖了换钱的大肥猪，提前给卖了。又挨家挨-户地，把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了个遍。

连我那个准备去工厂上班的安家费，都让他给挪用了。

母亲知道后，气得在家里哭了好几天，骂他是“败家子”、“中了邪”。

村里人的闲话更是传得沸沸扬扬。

“老周家这是发什么疯？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折腾。”

“就是，为了块破石头，把猪都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图啥呀？”

“我听说啊，是那个风水先生说，他们家得有块‘镇宅石’，不然要出大事。我看就是瞎扯淡。”

那些天，我们家成了全村的笑柄。我走在路上，都能感觉到背后那些指指点点的目光。

我心里又气又委屈，对父亲的怨念也越来越深。我觉得他不可理喻，为了一个陌生老头的一句话，就把整个家都拖进了泥潭。

一个星期后，父亲回来了。

他跟着一辆解放大卡车一起回来的。卡车上，就装着那块巨大的青石。

石头真的很大，方方正正，像一具石棺。表面还很粗糙，带着刚从山里开采出来的痕迹。

为了把这块石头从村口运到我们家门口，父亲又请了村里十几个壮劳力。

大家喊着号子，垫着滚木，推着、撬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挪到了地方。

安装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看热闹了。

大家围在我们家门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场荒诞的猴戏。

父亲对此充耳不闻。

他亲自指挥着几个石匠，小心翼翼地把那块青石安放在门框下。

尺寸是事先量好的，严丝合缝。

安好之后，父亲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红布，仔仔细-细地盖在石头上。然后，他点燃了三炷香，恭恭敬敬地对着那块石头，拜了三拜。

那神情，庄重得像是在祭拜祖先。

所有人都看傻了。

母亲站在屋里，隔着窗户看着这一幕，眼泪无声地往下流。

我也呆住了。

我彻底相信，我父亲，是真的疯了。

那块青石门槛，成了我们家一个突兀而沉重的存在。

它太高，太宽，每次进出，都得刻意地抬高脚，很不方便。小孩子不小心，还容易被绊倒。

冬天的时候，石头冰冷刺骨，光脚踩上去，寒气能顺着脚底板一直钻到心里。

母亲每次跨过它，嘴里都要嘟囔几句。

“作孽哦，花钱买个绊脚石。”

“踩着都嫌晦气。”

父亲听见了，也不跟她吵，只是默默地找来一些旧的稻草，编成一个厚厚的草垫，铺在石头上。

天气好的时候，他会端一盆清水，用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那块石头，擦得锃光瓦亮，一丝灰尘都-不沾。

他的动作很轻，很柔，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一坐就是一下午。不抽烟，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望着远处的田埂和炊烟。

他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里，被拉得很长，显得格外孤独。

我开始注意到，我们村里有一个人，似乎也对这块石头格外关注。

他就是哑叔。

哑叔不是我们村的本姓人，是外来户。听村里的老人说，他是六十年代初大饥荒的时候，流浪到我们村的。

他不会说话，是个哑巴。刚来的时候，骨瘦如柴，差点饿死在村口的破庙里。是村里人看他可怜，你家一口饭，我家一件衣，才把他救活了。

后来，他就在村里住了下来，在村西头搭了个小茅草屋。

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靠着给村里人打短工，编草鞋，换点粮食过活。

哑叔人很勤快，也-很善良。谁家有红白喜事，或者农忙时节缺人手，只要喊一声，他总是第一个到，干活不惜力气，还从不主动要报酬。

大家给他吃的，他就吃。不给，他也不争。

村里的小孩子都有些怕他，因为他不会说话，脸上又有一道长长的疤，从额头一直延伸到嘴角，看起来有点吓人。

但我不太怕他。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贪玩，爬到树上掏鸟窝，结果一脚踩空摔了下来，摔断了腿。

是哑叔第一个发现我，他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镇上的卫生院跑。

十几里的山路，他一个哑巴，愣是一声不吭地把我背到了。到了卫生院，他自己却累得瘫倒在地，半天没缓过气来。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哑叔虽然不会说话，长得也吓人，但他是个好人。

自从我们家安了那个石头门槛后，我发现哑叔来我们家门口的次数，明显变多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远远地路过。

他会特意走到我们家门口，停下来，看那块石头。

他一看，也是很久。

他的眼神，和父亲一样，也很复杂。有好奇，有疑惑，还有一些我当时看不懂的，像是怀念，又像是悲伤的情绪。

有时候，他会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地，试探性地，摸一下那块石头。

然后，就迅速把手缩回去，好像那石头烫手一样。

父亲坐在门槛上的时候，如果看到哑叔过来，总会主动朝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哑叔也-会对着父亲，咧开嘴，露出一个有些笨拙的笑。

他们俩，一个能说，却总是沉默。一个不能说，只能用眼神和笑容交流。

他们之间，仿佛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默契。

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平淡和古怪中，慢慢流淌。

我最终还是没能去成县城的工厂。

因为父亲挪用了我的安家费，那个托人找好的名额，被别人顶替了。

为此，我跟父亲大吵了一架。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对他发火。

我冲他吼：“你为了那块破石头，连你儿子的前途都不要了！你到底图什么？”

父亲没有还嘴，只是低着头，不停地说：“阿生，是爸对不起你。是爸对-不-起-你。”

看着他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十岁的脸，和鬓角新增的白发，我所有的愤怒，最终都化成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我留在了村里，跟着父亲下地干活，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日子过得很苦，很累，但我渐渐地，也不再抱怨了。

我开始学着像父亲一样，在干完农活的傍晚，坐在那块冰冷的石头门槛上，看着远方的夕阳。

那块石头，经过风吹雨淋，和我们一家人日复一日的踩踏，边角已经被磨得有些圆润了。

夏天，它很凉快，是最好的纳凉板凳。

冬天，它虽然冰冷，但只要铺上父亲编的草垫，也-就不那么难熬了。

我发现，坐在这块石头上，心，好像真的能静下来。

那些对未来的迷茫，对父亲的怨怼，似乎都能在这一刻，被这块石头的沉稳和厚重，慢慢地抚平。

它就像父亲说的那样，是山根，牢牢地扎在那里，让整个家，都有了一种安稳的感觉。

我开始慢慢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安在这里。

或许，他要的，不仅仅是一块门槛，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依靠。

一年又一年。

我结了婚，娶了邻村一个很贤惠的姑娘。

我们就在那三间大瓦房里，生儿育女。

我的孩子们，从小就在那块石头门槛上爬进爬出，嬉笑打闹。

他们也曾好奇地问我：“爷爷家为什么用这么一块大石头做门槛啊？”

我总是笑着摸摸他们的头，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告诉他们：“因为它能让我们的家，更稳当。”

父亲渐渐老了，背也-越来越驼。

但他每天擦拭门槛的习惯，却雷打不动。

母亲也不再抱怨那块石头了。她会帮着父亲一起擦，有时候还会絮絮叨叨地说：“老头子，你当年非要弄这么个大家伙，现在可好，擦起来都费劲。”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她的动作，却和我父亲一样，充满了爱惜。

那块石头，早已不是什么“绊脚石”，而是我们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家的一个独特的印记。

哑叔也-老了。

他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又深又密。

但他依旧每天都会来我们家门口转一转。

父亲总会提前给他准备好一些吃的，有时候是一个热馒头，有时候是一碗面条。

哑叔接过来，也不客气，就蹲在我们家门口，呼噜呼噜地吃起来。

吃完，他会对着父亲，再咧开嘴，露出那个熟悉的，笨拙的笑容。

然后，他会像往常一样，伸出手，轻轻地摸一下那块光滑的石头门槛，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我一直觉得，这块石头，和我父亲，还有哑叔之间，一定藏着一个秘密。

一个我不知道，母亲不知道，全村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我问过父亲很多次。

“爸，你跟哑叔，是不是早就认识？”

“爸，那块石头，是不是跟哑叔有关系？”

“爸，当年那个风水先生，到底是谁？”

每一次，父亲都只是笑笑，不回答。

他只是说：“阿生，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人要往前看。”

他越是这样说，我心里的疑-惑就越重。

直到那一年冬天，父亲病倒了。

很突然，也很严重。是肺癌晚期。

医生说，已经没有治疗的必要了，让我们接回家，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从镇上回来的那天，雪下得很大。

父亲躺在床上，已经瘦得脱了相。他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眼神很平静。

他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力气小得像个孩子。

“阿生，去……去把哑叔……请来。”他的声音断断续续，气若游丝。

我愣了一下，但还是冒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了村西头的茅草屋。

哑叔正在生火，屋里呛得全是烟。

我比划着，告诉他我父亲快不行了，想见他最后一面。

哑叔浑身一震，手里的火钳“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二话不说，抓起一件破棉袄披在身上，就跟着我往家走。

雪地里，留下我们一深一浅两行脚印。

回到家，母亲已经给父亲擦洗干净，换上了一身崭新的寿衣。

父亲看到哑叔，原本涣散的眼神，忽然亮了一下。

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哑叔赶紧上前，和我一起，把他扶了起来，在他背后垫了两个枕头。

“水……”父亲艰难地吐出一个字。

我连忙倒了一杯温水，递到他嘴边。

他却没有喝，而是示意我，把水递给哑叔。

哑叔愣住了， bewildered地看着我父亲。

父亲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手，指了指哑叔，又指了指自己的喉咙，然后，又指了指床头的一个小木匣子。

我明白了。

我打开那个已经很多年没有打开过的木匣子。

里面没有钱，没有地契，只有一张泛黄的，几乎要碎掉的纸。

那是一张退伍军人证明。

上面的照片，是一个英气逼人的年轻军人，穿着六十年代的军装，眼神明亮，嘴角带着一丝腼腆的笑。

那张脸，虽然年轻，虽然没有那道吓人的伤疤，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哑叔。

不，应该说，是年轻时的哑叔。

证明上的名字，写着：周承恩。

“周……承……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我们村，姓周的只有我们这一家。

他姓周，跟我父亲一个姓。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我父亲。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他看着哑叔，眼睛里全是泪水。

“哥……”

一个微弱到几乎听不见的字，从他干裂的嘴唇里，吐了出来。

哑叔，不，应该是周承恩，我的大伯。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死死地盯着父亲，布满皱纹的脸剧烈地抽搐着。他张大嘴巴，“啊……啊……”地叫着，却发不出任何清晰的声音。

两行浑浊的眼泪，从他沟壑纵横的脸上，滚滚而下。

母亲和我，都彻底惊呆了。

哑叔……竟然是我父亲的亲哥哥？是我们家失踪了几十年的大伯？

这……这怎么可能？

父亲看着我们震惊的表情，喘息着，开始讲述那个被他埋藏了一辈子的秘密。

故事，要从1960年说起。

那一年，闹大饥荒。饿殍遍野。

我们家，爷爷奶奶在饥荒中相继饿死，只剩下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父亲，和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周承恩。

哥哥当时正在外面当兵，杳无音信。

父亲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每天靠挖草根、啃树皮为生。

后来，草根挖完了，树皮也啃光了。

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想去投奔远房的亲戚。

走到半路，他就饿晕了过去，倒在了一个山沟里。

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就在他弥留之际，一个人救了他。

那个人，就是他当兵的哥哥，周承恩。

哥哥当时是复员回家，路过那个山沟，恰好发现了他。

为了救活饿得只剩一口气的弟弟，哥哥把部队发的，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最后一袋压缩饼干，全都磨成粉，一点一点地喂给了他。

父亲活了下来。

哥哥却在下山给他找水的路上，不小心摔下了山崖。

等父亲找到他的时候，他满脸是血，人事不省。

父亲拼了命把他背回村里，请了赤脚医生来看。

命是保住了，但因为头部受到重创，他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也伤了声带，成了哑巴。

一个曾经保家卫国的军人，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就这么变成了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流浪的哑巴。

父亲当时年纪小，又怕又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村里的人，都以为这个哑巴是外地来的流浪汉。

而父亲，因为年幼时的懦弱和恐惧，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哑巴，就是他的亲哥哥。

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哥哥，顶着一个“哑叔”的身份，在村里受尽白眼，过了几十年孤苦伶仃的日子。

这个秘密，像一块巨石，压在父亲的心里，压了一辈子。

他愧疚，他自责。

他想认回哥哥，却又没有勇气面对当年的懦弱。

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笨拙地，去补偿。

他偷偷地给哥哥送吃的，帮他修补茅草屋，下雨天提醒他关好门窗。

他用这种方式，赎着自己的罪。

直到1985年，我们家盖新房。那个风水先生的出现，彻底击溃了他内心的防线。

“那个老先生，是你哥当年的老班长。”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退伍后，一直在找你哥……没想到，那天路过我们村，一眼就认出了你哥，也认出了我。”

“他跟我说，周建国，你还算有点良心，知道照顾你哥。但是，你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你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他让我用石头做门槛。他说，石头，就是山，就是根。你哥，就是我们这个家的根。没有他，就没有你，更没有现在的这个家。”

“他说，你要每天踩着这块石头进进出出，你要让你的子子孙孙都踩着这块石头进进出出。你要永远记住，你们今天的好日子，是踩在谁的身上得来的！”

父亲说到这里，已经是泣不成声。

我和母亲，还有跪在床边的哑叔……不，大伯，早已哭成了一团。

原来是这样。

原来这块沉重的石头门槛，承载的，是这样一个沉重的秘密。

它不是什么镇宅石，也不是什么风水局。

它是我父亲一辈子的愧疚和忏悔。

它是一座无字的墓碑，纪念着一个被遗忘的英雄。

它是一个永恒的提醒，提醒着我们这个家，永远不要忘记那个用自己的一生，换来我们全家安宁的人。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父亲对那块石头，如此执着。

为什么他对大伯，如此关切。

为什么大伯每次看到那块石头，眼神都那么复杂。

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也感觉到了某种血脉的牵连。

“哥……对……对不起……”

父亲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抓住了大伯的手。

大伯嚎啕大哭，那哭声，撕心裂肺，是他几十年来所有委屈和痛苦的宣泄。

父亲看着他，脸上，慢慢地，露出了一个解脱的笑容。

然后，他的手，缓缓地垂了下去。

父亲走了。

在他走后的第三天，大伯，也走了。

他是笑着走的。

医生说，他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引发了心梗。

但我知道，不是的。

他是找到了回家的路。

他是去追赶那个，他等了一辈子的弟弟了。

我们把父亲和-大伯，合葬在了一起。

没有立碑。

因为父亲生前交代过，我们家的墓碑，早就立了。

就立在我们家的门口。

那块青石门槛，就是他们兄弟俩，共同的丰碑。

父亲走后，我成了这个家新的顶梁柱。

我依然生活在那个村庄，生活在那栋有着石头门槛的房子里。

我没有像村里其他人一样，挣了钱就去城里买楼房。

我把父亲留下的这栋老房子，重新翻修了一遍。

但那块青石门槛，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我的孩子，恭恭敬敬地擦拭这块门槛。

然后，我会给他们讲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军人，关于兄弟，关于一块石头的故事。

我的孩子，后来都很有出息。

儿子考上了军校，成了一名光荣的军人。他说，他要像他的大爷爷一样，保家卫国。

女儿成了一名医生，悬壶济世。她说，她要像她的爷爷一样，善良，懂得感恩。

他们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走到那块门槛前，站一会儿。

他们说，每次站在这里，就感觉爷爷和大爷爷，从来没有离开过。

他们就站在这里，看着我们，护着我们。

如今，我也老了。

我的头发，也像父亲当年一样，花白了。

我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和父亲当年一样，在傍晚的时候，搬个小马扎，坐在那块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的石头门槛上。

看着远处的夕阳，一点一点沉入地平线。

村里很多人家，都盖起了漂亮的两层小楼，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气派得很。

只有我们家的老房子，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青砖，黑瓦，和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的，巨大的石头门槛。

总有不了解情况的年轻人，会好奇地问我。

“周大爷，您家这门槛，怎么是块石头啊？看着真奇怪。”

每当这时，我都会笑笑。

我会指着那块石头，告诉他们：

“这不-是石头。”

“这是我们家的根。”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