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吉（？～公元前49年），西汉中后期重要边将，首任西域都护。班固在《汉书》中评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此语不仅点明郑吉的历史地位，更揭示其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郑吉（？～公元前49年），西汉中后期重要边将，首任西域都护。班固在《汉书》中评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此语不仅点明郑吉的历史地位，更揭示其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郑吉的生年与家世，史籍未载详明。然据《汉书·郑吉传》所记，其早年以士卒身份从军，常随队伍出入西域，遂渐习边事。西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路，然匈奴势力仍盘踞天山南北，控扼交通要道。至宣帝朝，汉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日趋白热化。郑吉于此时崛起，正逢历史变局。

郑吉初露锋芒，应在汉军于西域的屯田事务中。西汉为巩固西域存在，常行屯田之策，以解决远征军粮秣问题。《汉书·西域传》载，郑吉“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郎官身份表明其已得朝廷留意，而“数出西域”则积累了宝贵的边疆经验。其时，汉以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为重要据点，设屯田校尉，郑吉或曾参与其间，展现出务实干练之才。

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地处天山南北要冲，为汉匈必争之地。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郑吉受命与校尉司马熹发西域城郭诸国兵万余人，及渠犁屯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此战乃郑吉独立指挥之首次重大军事行动。

《汉书·郑吉传》详述其过程：郑吉先击破车师交河城，车师王乌贵请降。然匈奴闻讯，急遣兵来争。郑吉率军迎击，“匈奴不敢前，吉即留吏士守车师地，引兵归渠犁”。此役展现郑吉之战略眼光：不以占领城池为终极目标，而以削弱匈奴影响、巩固汉之交通线为要务。车师之降，切断了匈奴连接天山南北的通道，意义重大。

战后，郑吉上书请增渠犁屯田，宣帝许之，擢其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校尉。此职虽秩不高，然实权甚重，标志着郑吉开始承担维护西域南道安全之责。其以渠犁、车师为基地，建起一道抵御匈奴的屏障。

郑吉生涯的转折点，在于接纳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的归降。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统领西域匈奴各部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不和，遣使至渠犁，向郑吉请降。此事突如其来，却乃汉匈势力消长之必然。

郑吉面临重大抉择：

纳降，则需以有限兵力深入匈奴腹地，风险极大；

拒降，则坐失削弱匈奴、招抚西域之良机。

《汉书》载，郑吉“遂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此行动规模浩大，需协调多方力量，更需绝大勇气。郑吉亲率大军，跋涉险阻，终至匈奴王庭，顺利接纳日逐王部众。

日逐王之降，影响深远。

其一，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体系彻底崩溃，“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再难有效控制西域。

其二，汉朝声威远播，西域诸国愈发倾向长安。郑吉因功被封为安远侯，食邑九百户。班固赞曰：“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为有效管理西域广阔疆土，汉宣帝采纳朝廷建议，设立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首任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西域都护之设，乃中国历史上首次于西域设立正式军政机构，具有划时代意义。

郑吉作为首任都护，职责繁重。《汉书·西域传》概括为：“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其职能涵盖军事、外交、民政诸方面，实为汉朝在西域的最高代表。郑吉开府治事，核心任务包括：

在其任内，西域大体安定，“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成现实。郑吉以乌垒城为中心，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网络。

郑吉任西域都护十余年，历宣帝、元帝两朝。约在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前后，郑吉年老卸任，返回长安，不久病逝。其死后，西域都护一职由他人接任，然郑吉所创规制，多被沿袭。

班固在《汉书》中为郑吉立传，虽篇幅不长，然评价甚高：“吉为人强执节，习外国事。”所谓“强执节”，谓其意志坚定，守节不屈；“习外国事”，则赞其精通西域事务，堪称专家。郑吉出身行伍，无显赫家世，全凭军功与实干跻身封侯之列，乃西汉军功爵制度之体现。

然其成功，亦离不开时代背景。宣帝时，汉朝国力恢复，匈奴内乱频仍，此为大势所趋。郑吉恰逢其时，又能准确把握机遇，勇于任事，故能成就不世之功。其经营西域，不仅拓展汉朝疆域，更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于中华文明之发展贡献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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