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4年10月15日23点,新疆罗布泊的夜色深得像一口老井,戈壁滩上连风声都透着寒意。马兰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地下掩体里,一盏昏黄的工作灯映着罗箭的侧脸,他反复校准望远镜焦距。十六个小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核试验就要点火,一丝误差都可能毁掉数千人的努力。年轻
1964年10月15日23点,新疆罗布泊的夜色深得像一口老井,戈壁滩上连风声都透着寒意。马兰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地下掩体里,一盏昏黄的工作灯映着罗箭的侧脸,他反复校准望远镜焦距。十六个小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核试验就要点火,一丝误差都可能毁掉数千人的努力。年轻中尉抬腕看表,秒针滑过,紧张却安静。没人开口说话,偶尔传来电台里的嘶哑杂音,提醒众人——时间在倒计时。
半年前,罗箭才从北京动身。那段场景,与眼前的寂静形成鲜明对照。五月的京城正是槐花盛季,他在东四一条胡同的家中向父亲告别。“爸,我要执行任务,可能一时联系不到家。”话说得轻描淡写,罗瑞卿只是拿下老花镜,点点头,没有追问一句。孩子心里明白,这位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当然知情,可保密原则比父子私情更重。门口那棵国槐落下几点花瓣,他上车离去,车轮扬尘,那一刻谁也没料到,父子要半年后才能听见彼此声音。
若把镜头再往前拉,故事得追溯到1958年高考。那年夏天,北京阳光炽烈,刚满二十岁的罗箭抱着一叠志愿表,踌躇在中国科技大学与哈军工之间。得知中国科技大学新设原子能专业,他心里“咚”地一响——二战末期广岛、长崎的蘑菇云给他留下了太深的震撼。罗瑞卿把报考决定权交给孩子:“长大了,你自己拿主意。”于是罗箭进了中科大。学到大三,哈军工因“两弹”工程要扩招原子工程人才,他再次主动请缨,成为空军系七科702专业插班生。那一年,他和两百多名同学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挑水、掏粪、背运煤块,冬夜零下三十度,热水泼向空中瞬间化雾,他们笑称这是“自带特效”。
1963年底,马兰和青海211两大基地缺员严重,罗箭所在的原子工程系全体提前毕业。“一切以试验为先。”系主任在礼堂里声音沙哑,没有多余铺垫,全体学员听罢竞相递交提前报到申请。短短一周,一列绿色军列从哈尔滨一路南下,经北京短暂集训,再折向西北。翻越祁连山时,车窗外戈壁滩连绵无尽,许多年轻人第一次看见真正的荒漠,鸦雀无声。
在马兰,现实比想象更艰苦。野外测量点离营区三十多公里,公路未完工,吉普车陷进流沙司空见惯。有人计算过:试验前夕,罗箭平均每天在戈壁外场暴晒十小时,皮肤脱了三层皮,面孔黝黑得同老维吾尔牧民无异。测量站里贴着红纸标语:“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写的别写”。写信属于“可疑动作”之一,大家心照不宣。罗箭搁下思念,全力投入数据模型构建。那一年,他们自行绘制了上百张爆炸冲击波传播曲线,用麻绳、木桩和经纬仪在沙地上“画”出一整套弹道测量坐标网,这些原始测量法日后被戏称为“戈壁毕加索”。
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北京总参机关食堂内,罗瑞卿端着搪瓷碗跟同事打趣:“我那小子失踪半年啦。”一句话逗得一桌人失笑,却无人接茬——众人懂得规矩。几周后,中央决定由张爱萍少将赴一线担任总指挥。动身前,罗瑞卿递上一张夹包,里面除一份最新作战需要清单外,还有小纸条:“劳烦老张,替我看看小卿。”张爱萍哈哈大笑:“成,老罗放心。”
1964年9月初,烈日炙烤着简易跑道,张爱萍乘运输机抵达马兰。下飞机当晚,他就戴墨镜、披风衣开始逐点巡查。十月上旬,他找到光学测量站,见罗箭正蹲在沙地里给三脚架上油。“晒黑了。”张爱萍拍拍对方肩膀,笑问,“怎么不给你爸爸写信?老罗都急坏了。”罗箭挺直腰,“张司令,保密条例是您订的。”一句半真半假把张爱萍逗得大笑,随即挥手:“好,小伙子记规矩,干得漂亮!”
10月16日,巨型倒计时钟指向零,罗箭背对爆心,双手抱头贴膝,心跳撞击耳膜。骤然间,大地像被一只无形大掌捶了一下,闷雷滚过,一股热浪卷着沙粒扑面。随后,他听到观测长用低沉嗓音发口令:“转身!”他和同伴抬头只见远处腾起一根灰白色巨柱,顶部绽出花冠般蘑菇云。几秒后,热气流掠过测量站,呼啸而去。众人顾不上欣赏,立即测距、定位、记录。罗箭用秒表捕捉时间,用角度盘绘图,半小时后得出初步数据:爆心当量约1.5万吨TNT,与广岛原子弹近似。报告送至白云岗前线指挥所,张爱萍握拳轻碰桌面:“成功!”
按惯例,立功喜报要发到家乡和属地。于是,北京东城区东华门的老巷子迎来了几名居委会大妈,红头文件写着“罗箭同志荣立三等功”。大妈们想进门道喜,被秘书礼貌拦在庭院外。当天夜里,罗瑞卿批评工作人员:“老百姓捧着喜报来,你们不请进屋喝口水,像什么话!”他把文件放在案前,良久无语,眼角却含着笑意。
11月,罗箭休假返京。院门哐啷一响,老房子里顿生热闹气。罗瑞卿听完儿子汇报,只一句:“走,全聚德,烤鸭管够。”父子坐在二楼临窗位置,油亮鸭皮在灯下泛光。罗箭夹起第一片,还未来得及蘸酱,父亲已低声告诫:“小青是科技干部,新疆还缺人,别总想着待在北京。”话语平淡,却沉甸甸。年轻人略微怔神,随后点头:“明白。”
1970年代的风雨,把罗家兄妹吹散四方。罗箭先复员到四川,在蚕丝厂搬过丝箱,检过织机。日子艰辛,可他未曾自怨;实验数据与工程图纸,全靠记忆默背,生怕专业生疏。1978年体制调整,他被重新调往国防科委。朱光亚主持例会时称赞:“罗箭回来了,技术口气顺多了。”1985年,组织安排他转岗政工系统,他没有推辞。十年后,佩戴少将肩章的他从国防工委后勤部副政委位置上退役,按规定递交最后一份《保密承诺书》,纸张仍洁白,字迹略显遒劲。
2001年冬,南充罗瑞卿纪念馆前植下三米高雪松。罗箭携母亲将父亲骨灰撒入雪松根部,简单、安静。随后数年,他数次赴川陕革命老区、甘孜高原及草地,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外人疑惑:七旬老人何必自讨苦吃?他在总结会上短短一句:“父辈走过的地方,后人必须看一眼,才知脚下这片土地值不值得继续付出。”
回到北京的夜里,罗箭取出1964年10月16日那张手绘曲线图,纸边已有毛口。他轻轻抚平,随后放回保险盒。窗外初冬北风掠过,街灯下的槐树枝影晃动,像极了当年军列驶离时划过的光斑。那条曲线记录了中国第一声“当家作主”的回响,也见证了一位将门子弟对父辈嘱托的回答:怎能不写信?答案在实际行动里,已经寄出。
来源:小罗音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