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那个在电话里一向中气十足的弟弟，声音第一次透出惊慌和颤抖时，我知道，这场长达五年的、我毫不知情的“法人梦”，该醒了。

当我那个在电话里一向中气十足的弟弟，声音第一次透出惊慌和颤抖时，我知道，这场长达五年的、我毫不知情的“法人梦”，该醒了。

“哥，公司的账上怎么没钱了？你……你动了？”陈建军在电话那头，连质问都显得底气不足。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夏末的风里无力地翻飞。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像一个最忠诚的影子，为一家名为“俊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承担着法律上的一切风险，却对它的存在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这家以我侄子名字命名的公司，流水已经大到足够让我的生活天翻地覆。

我默默地为弟弟还清过两次创业失败的欠款，默默地拿出积蓄帮他垫付婚房的首付，默默地在他儿子、我侄子陈俊杰上重点初中时，塞给他那笔不菲的“择校费”。我以为，这就是身为长兄的责任，是血脉里注定要流淌的担当。

直到那天，在社保局那个闷热嘈杂的办事大厅里，命运跟我开了一个荒唐的玩笑。

故事，也正是从那里开始的。

第1章 一行多出来的字

那天下午，天气又闷又热，像一口倒扣着的蒸笼，把整个城市都罩在里面。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赶在社保局下班前，去办理我的个人社保补缴手续。

我叫陈建国，今年四十八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家具厂干了快三十年的木工。厂子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前阵子终于下定决心，搞“人员优化”，我这种年纪大、工资又不低的老员工，自然是首当其冲。拿了点补偿金，成了无业游民。老婆张岚在超市做理货员，儿子刚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断了社保，我心里慌。

办事大厅里人山人海，叫号机的声音、孩子的哭闹声、人们不耐烦的交谈声混在一起，搅得人头昏脑涨。我取了号，在塑料椅子上等了快一个钟头，才轮到我。

窗口里坐着个戴眼镜的小姑娘，一脸的疲惫和不耐烦。我陪着笑，把身份证和一堆材料递进去。

“陈建国是吧？补缴社保？”她头也不抬，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

“对对对，姑娘，您给看看，我这情况得补多少？”

她没说话，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眉头渐渐皱了起来。“奇怪了……”她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心里一紧，生怕出什么岔子。“怎么了姑娘？是不是我材料不齐？”

她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我，眼神里带着点审视和困惑。“陈师傅，你不是有单位在缴社蒙吗？系统显示，你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社保一直在正常缴纳啊。”

“什么？”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姑娘，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刚从厂里出来，哪儿来的公司？还……还法人？”“法人”这两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感觉比“皇上”还陌生。

小姑娘显然见多了我们这种“搞不清状况”的中年人，不耐烦地把显示器转向我这边，指着屏幕上的一行字：“你自己看。‘俊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建国，身份证号……你自己对对，是不是你的？”

我凑过去，眯着老花眼，死死盯着那行字。名字是我的，身份证号也一字不差。但“俊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十个字，就像十个从天而降的怪物，砸得我头晕目眩。

俊杰……那是我弟弟陈建军的儿子，我亲侄子的名字。

一股凉气，从脚底板“嗖”地一下窜到天灵盖。整个办事大厅的嘈杂声仿佛瞬间被抽离了，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咚咚咚”的狂跳声。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喃喃自语，声音都在发抖，“我就是个木匠，怎么可能开公司？”

窗口那姑娘大概觉得我耽误她下班了，语气更不好了：“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系统里就是这么显示的。你要是觉得有问题，自己去工商局查。下一个，A137号！”

我像个木偶一样，被推着离开了窗口。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怎么回事？我名下怎么会有一家公司？还是用我侄子的名字命名的？

建军……

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盘旋， সঙ্গে着一种让我心头发冷的猜测。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社保局，跨上那辆破自行车，却不知道该往哪儿骑。夏日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在身上，我却觉得浑身冰冷。

我弟弟陈建军，比我小五岁。从小就被爸妈惯着，有点好高骛远。我初中毕业就进厂当学徒，他好歹读了个中专。这些年，他折腾过不少事，开过饭馆，倒腾过建材，没一个成的，每次都是我这个当哥的，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收拾烂摊子。他嘴甜，会说话，总能把爸妈哄得高高兴兴，把我说成是“老实巴交，没出息”。

五年前，他说又要跟朋友合伙干工程，本钱不够。我跟老婆张岚商量了半宿，把预备给儿子上大学的五万块钱取出来给了他。他当时拍着胸脯说：“哥，这次肯定成！等我赚了钱，给你和嫂子换套大房子！”

从那以后，他好像真的时来运转了。没再找我借过钱，还换了车，买了新房，每次家庭聚会，弟媳王莉都穿金戴银，说话的嗓门都比以前大了好几圈。我们都以为他终于出人头地了，我跟张岚还私下里高兴，觉得那五万块钱花得值。

可我从来没想过，他的“出人头地”，会跟我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他为什么要用我的名义注册公司？

我不敢往下想。那种被最亲近的人蒙在鼓里，甚至是被利用的感觉，像一根根细小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的心上。

回到家，张岚已经做好了晚饭。见我脸色不对，她关切地问：“怎么了老陈？事儿没办成？”

我摇摇头，一屁股坐在那张我亲手打的榆木饭桌前，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张桌子，用了二十多年，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承载了我们家所有的喜怒哀乐。可今天，我看着它，却觉得无比讽刺。我一辈子勤勤恳恳，以为靠手艺吃饭，活得坦荡，却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了一个“老板”。

“到底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啊！”张岚急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社保局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张岚听完，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桌上，汤汁溅得到处都是。她的脸色比我还难看，嘴唇哆嗦着：“建军……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拿你的身份去注册公司，万一……万一出了什么事，那不都是你担着？”

是啊，法人代表，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我虽然懂得不多，但也知道，那代表着责任，是天大的责任。公司要是欠了债，出了安全事故，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我陈建国！

那一刻，三十年来对弟弟的疼爱、迁就、无条件的支持，仿佛都成了一个笑话。我的心，像是被泡在冰冷的盐水里，又涩又疼。

“先别声张。”我哑着嗓子说，心里却已经有了一个决定，“这事，我得先弄清楚。”

我不能就这么冲到他面前去质问。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那这五年，我们兄弟之间的情分，早就被他算计得一清二楚了。我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只会被他几句花言巧语哄过去。

这一次，我不想再当那个“老实巴交”的哥哥了。

第2章 阴影下的公司

接下来的两天，我像个侦探一样，开始了秘密调查。

我这辈子没求过人，但这次，我拉下老脸，给儿子打了电话。儿子陈默在省城读计算机专业，对网络上的东西比我懂得多。我没敢说实话，只说帮一个工友查点资料，让他教我怎么在网上查企业信息。

陈默在电话那头还笑我：“爸，你总算开窍了，知道用电脑了。”

在他的远程指导下，我打开了一个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网站。当我在搜索框里，颤抖着输入“俊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十个字时，心跳得像打鼓。

回车键按下去，一条信息赫然跳了出来。

法人代表：陈建国。

注册资本：五百万。

成立日期：五年前的春天，正是我把那五万块钱给建军之后的一个月。

公司地址：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商业区。

看着屏幕上白纸黑字的信息，我最后一丝侥D幸也破灭了。注册资本五百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笔的钱，就是厂里发补偿金那天，可跟这五百万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旦公司出事，我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是我倾家荡产都还不清的。

我继续往下看，股东信息里，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陈建军的名字，是两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我猜，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代持”，建军才是背后真正的老板。他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却把所有的风险，都安在了我这个亲哥哥的头上。

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一种被彻底背叛的愤怒。

我回想起这五年来的种种细节。

每次家庭聚会，建军和王莉都开着那辆崭新的大众车回来，大包小包地给爸妈买东西，对我家，却总是带些不值钱的水果点心。王莉会看似无意地抱怨：“哎呀，大哥，你这房子太旧了，俊杰来了都没地方玩。建军也是，公司刚起步，忙得脚不沾地，不然早该帮你们换个大点的了。”

那时候，我和张岚还觉得挺过意不去，觉得弟弟发达了，我们做哥嫂的没帮上什么忙。现在想来，那些话里藏着多少炫耀和心虚？

还有一次，我妈生病住院，手术费要三万块。我当时手头紧，给建军打电话，想让他先帮忙垫付一下。他在电话里唉声叹气，说公司最近资金周转不开，一分钱都动不了，最后还是我找厂里的老工友东拼西凑借来的。

可后来我听邻居说，就在我妈住院的那个星期，他们亲眼看见王莉在市中心的金店里，买了一条粗得吓人的金项链。

当时我还替他们辩解，说邻居看错了。现在想来，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他们开着公司，赚着大钱，却连母亲的手术费都不肯出，任由我这个“法人代表”去借钱。这已经不是算计了，这是骨子里的自私和冷漠。

张岚看着我越来越难看的脸色，担忧地握住我的手：“老陈，别气坏了身子。现在怎么办？要不，我们找他当面问清楚？”

我摇摇头，眼神里是从未有过的坚定。“不，不能这么去。我们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他要是一口咬定不知道，我们能拿他怎么样？到时候闹得鸡飞狗跳，爸妈那边怎么交代？”

“那……那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算了，让他一直用你的名义担风险啊！”张岚急得眼圈都红了。

我拍了拍她的手，示意她安心。“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既然我是法人代表，那这家公司，在法律上，就是我说了算。他陈建军能做初一，就别怪我陈建国做十五。”

我的语气很平静，但张岚听出了里面的决绝。她认识我三十年，我一直是个脾气温和、遇事退让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让她感觉到一种陌生的强硬。

“你想怎么做？”

“我要行使我作为法人的权利。”我说，“我要去银行，去公司看看。我要拿回属于我的知情权，还有……尊严。”

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反而平静了下来。我不再纠结于兄弟情分，不再为他的背叛而心痛。当一个人被逼到墙角，要么束手就擒，要么奋起反击。我选后者。

第二天，我特意翻出了压在箱底的、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西装。那是儿子上大学时，我为了参加他的开学典礼特意买的，穿上后，镜子里的我，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木匠陈建国，倒真有几分“陈总”的模样。

我根据网上查到的公司注册地址，找了过去。那是一栋气派的写字楼，我站在楼下，仰头看着高耸入云的玻璃幕墙，心里有些发怵。我这辈子，只进过工厂和居民楼，这种地方，让我感觉格格不入。

但我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俊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18楼。电梯门打开，一整层都是。前台的小姑娘看到我，礼貌地站起来：“先生您好，请问您找谁？”

我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有力：“我找你们负责人。”

“请问您有预约吗？我们陈总今天不在。”

“哪个陈总？”我追问。

“陈建军陈总啊。”小姑娘理所当然地回答。

果然是他。

我心里冷笑一声，面上却不动声色：“我不是找他。我叫陈建国。”

我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特意观察了一下前台的反应。她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茫然，显然，她并不知道公司真正的法人是谁。

这更印证了我的想法：陈建军把我藏得很好，成了一个只在法律文件上存在的符号。

“我就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现在，带我去财务室，我要查账。”

第3章 第一次行使权力

我的话音不高，但在这安静的办公室里，却像投下了一颗炸弹。

前台小姑娘的嘴巴张成了“O”型，一脸的难以置信。她大概以为我是来捣乱的骗子，赶紧拿起电话，压低声音说了几句。很快，一个看起来像是经理模样、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快步走了过来。

“这位先生，您有什么事吗？”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我挺直了腰板，从口袋里掏出我的身份证，递到他面前。“我叫陈建国，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现在，我要行使我的权利，检查公司的财务状况。你有问题吗？”

那经理接过我的身份证，又在电脑上飞快地查了些什么，脸色瞬间就变了。从警惕变成了惊疑，又从惊疑变成了某种程度的恭敬。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

“陈……陈董。”他结结巴巴地改了口，“您怎么突然过来了？陈总他……”

“我来我自己的公司，需要向谁汇报吗？”我冷冷地打断他，“带我去财务室。”

我的强硬态度显然震住了他。在职场上，这种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法人代表，无论平时是否露面，在法律意义上都是公司的最高负责人。他不敢怠慢。

在公司员工们好奇又敬畏的目光注视下，我被这位姓李的经理，一路“请”进了财务室。

财务室里有两名会计，看到李经理领着一个陌生男人进来，都有些惊讶。

“这位是公司的法人代表，陈建国陈董。”李经理介绍道，“陈董要了解一下公司的账目情况，你们全力配合。”

两个会计面面相觑，但还是立刻站了起来，恭敬地喊了一声“陈董好”。

我心里有些好笑，也有些悲哀。我这个当了一辈子工人的木匠，居然也有被人喊“董”的一天。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

“把公司近三年的流水、项目合同、以及所有的对公账户信息，都拿给我看。”我坐到财务总监的椅子上，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那些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合同款项，让我心惊肉跳。

我发现，这家公司这几年的生意非常好，每年纯利润都在百万以上。账户上，光是活期存款，就有两百多万。

而这些钱，每一分，都和我这个法人代表的责任紧密挂钩。

我看到了好几笔大额的“业务招待费”，收款方是一些高档的餐厅和会所。我还看到了一笔三十万的支出，名目是“车辆购置”，时间正好是建军换那辆新车的时候。

最让我心寒的是，我看到了一笔五万元的“其他支出”，时间是我妈住院前一个星期，摘要写着“王总备用金”，收款人是王莉。

原来，在我为了母亲三万块的手术费焦头烂额、四处求人的时候，我的弟媳，正从我们共同“拥有”的公司里，轻轻松松地拿走了五万块钱。

愤怒的火焰在我胸中熊熊燃烧，几乎要把我的理智烧光。我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还不是发作的时候。

我让会计把所有对公账户的银行信息都打印了一份，然后对李经理说：“从今天起，公司所有超过一万元的支出，都必须由我亲自签字。另外，通知银行，变更对公账户的预留印鉴和密码。没有我的授权，任何人不准动用公司账上一分钱。”

李经理和两个会计都惊呆了。他们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个从天而降的“陈董”，一上来就要夺取公司的财政大权。

“陈董，这……这不合规矩吧？陈总那边……”李经理为难地说。

“我就是规矩。”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现在就可以给陈建军打电话。告诉他，是我陈建国说的。”

我的眼神里一定有某种东西，让他不敢再反驳。他低下头，应了声：“好的，陈董。”

我拿着那份打印出来的银行信息，离开了公司。走出写字楼，重新站在阳光下，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像是打了一场硬仗。

我知道，我这一步棋，已经彻底将死了陈建军。他用我的身份注册公司，是为了规避风险，享受便利。但他一定没想过，这个身份，同时也是一把悬在他头顶的剑。而现在，握着剑柄的人，是我。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公司账户所在的银行。

银行的对公业务窗口，客户经理比社保局的小姑娘专业得多。我递上我的身份证，以及从网上打印下来、盖着电子章的公司营业执照。

“您好，陈先生，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我要重置所有对公账户的U盾密码，并且把预留手机号，改成我的号码。”我平静地说。

客户经理核对了我的身份信息，确认无误后，开始按流程操作。整个过程很顺利，因为在银行的系统里，我就是唯一有权操作这一切的人。

半个小时后，我拿着一个新的U盾，走出了银行。

从这一刻起，俊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命脉，就真正掌握在了我的手里。

我回到家，张岚正焦急地等着我。我把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她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说：“老陈，你……你真的这么做了？建军他……他会疯的。”

“疯了才好。”我坐在那张旧榆木桌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凉白开，一饮而尽。“疯了，他才会坐下来，跟我好好谈谈。这些年，我这个哥哥在他眼里，是不是太好说话了？”

我们俩都沉默了。我们知道，平静的日子结束了。一场家庭的风暴，即将来临。

果然，我的手机在第二天下午，准时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弟弟”。

我看着那两个字，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

然后，就听到了文章开头，陈建军那句惊慌失措的质问。

第4章 迟来的对峙

“哥，公司的账上怎么没钱了？你……你动了？”陈建军的声音里，除了惊慌，还有一种被冒犯的愤怒，仿佛我动了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平静地反问：“建军，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问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他大概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

“什么什么身份？哥，你开什么玩笑！那公司是我的！你……”

“你的公司？”我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颗冰冷的石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我陈建国。银行系统里，工商局的档案里，白纸黑字，写的都是我的名字。你陈建军，跟这家公司有什么关系？”

“哥！你……你这是什么意思？”陈建军的声调陡然拔高，显然是急了，“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你听我解释，我当初用你的名字，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我冷笑一声，“有什么原因，能让你瞒着我五年？有什么原因，能让你在我为妈的手术费四处借钱的时候，你的好老婆王莉，能从公司账上随随便便拿走五万块钱当‘备用金’？”

我这句话，像一把尖刀，精准地刺中了他的要害。

电话那头，瞬间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他显然没料到，我会查得这么清楚。

“哥，你听我说，那都是误会……”

“我不想听误会。”我再次打断他，“我只想告诉你，从现在起，‘俊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我这个法人代表，正式接管了。公司的印章、账本、合同，所有的一切，你明天上午给我原封不动地送到家里来。不然，我就直接报警，告你职务侵占和偷税漏税。”

我不知道“职务侵占”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是我昨天临时从网上学来的。但显然，这几个字的分量足够重。

“你……你疯了！陈建国，你不能这么做！公司要是停了，就全完了！”陈建军在电话里几乎是咆哮起来。

“那也是我的公司完了，与你何干？”我说完，不再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

握着手机，我的手还在微微颤抖。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用这么强硬的态度跟弟弟说话。心里说不出的复杂，有报复的快感，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

我们是亲兄弟啊，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天晚上，我和张岚谁都没睡好。我们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暴风雨还在后面。

第二天上午，门铃被按得震天响，像是要拆了我们家这扇旧木门。

我打开门，陈建军和王莉站在门口，两个人都是一脸的怒容，眼圈发黑，显然一夜没睡。

“陈建国，你到底想干什么！”王莉一进门就嚷嚷起来，嗓门尖得刺耳，“你凭什么冻结公司的账户？那公司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你安的什么心？”

相比于陈建军，她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或者说，是更加的蛮不讲理。

我没理她，只是看着陈建军，淡淡地说：“东西带来了吗？”

陈建军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他身后的王莉却一把将他推到前面，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带什么东西？陈建国我告诉你，别给脸不要脸！那公司是建军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你一个木匠，懂什么叫开公司吗？赶紧把账户解开，不然我们跟你没完！”

“哦？怎么个没完法？”我拉过一张椅子，好整以暇地坐下，看着他们，就像看两个跳梁小丑。

我的平静，彻底激怒了王莉。

“你别以为你是法人就能为所欲为！当年要不是建军看你可怜，给你缴着社保，你现在连退休金都拿不到！我们这是在帮你！你不知恩图报，还反咬一口，你就是个白眼狼！”

她的话，让我气得笑了起来。

“帮我？用我的名义去开公司，承担着几百万的风险，这叫帮我？让我这个‘董事长’，为了三万块钱去求爷爷告奶奶，你们开着我的车，住着我的房（在法律意义上，公司资产属于法人），这叫帮我？”

我每说一句，陈建军的头就低一分。王莉却还在嘴硬：“那又怎么样？你担什么风险了？这五年公司不是好好的吗？要不是我们能干，你能有今天？你就是看我们赚钱了，眼红，想来分一杯羹！”

“啪！”

一声清脆的耳光响起。

所有人都愣住了。

动手的不是我，是张岚。我那个平时温顺贤良、说话都细声细气的妻子，此刻正满脸通红，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她指着王莉，手都在抖。

“王莉，你把嘴巴放干净点！我们眼红？我们要是眼红，当初就不会把给儿子上大学的五万块钱拿出来给你们！我们要是眼可，建军前两次赔得底朝天的时候，是我家老陈拿出所有积蓄给他还的债！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张岚积压了多年的委屈，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王莉捂着脸，大概是没想过一向好欺负的张岚敢动手，一时间竟然忘了还嘴。

陈建军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嫂子，你别生气……这事，是我的错。”

他转向我，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有愧疚，有不甘，还有一丝恳求。“哥，我知道错了。我不该瞒着你。但是公司真的不能停，停一天损失就几十万。你先把账户解开，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行吗？”

“谈？可以。”我点点头，“但不是现在。我说了，先把公司的所有资料都拿过来。等我把这五年的账，一笔一笔都理清楚了，我们再谈。”

“你！”陈建军气得说不出话来。

“你这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王莉反应过来，又开始撒泼，“陈建国，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我们去告诉爸妈，让他们来评评理！看他们是帮你这个不孝子，还是帮我们！”

她说完，拉着陈建军，摔门而去。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张岚压抑的哭声。

我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背。我知道，把爸妈牵扯进来，是他们最后的武器。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最怕的就是让他们为这事操心。

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场家庭战争，最艰难的一幕，即将上演。

第5章 老屋里的审判

陈建军和王莉的动作很快。

当天下午，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声音里带着哭腔：“建国啊，你跟建军到底怎么了？他媳妇打电话给我，说你要抢他的公司，要把他送进监狱……你快回来一趟，你爸……你爸快被气犯病了！”

听到我爸可能犯病，我心里一沉。我爸有高血压，最受不得气。

挂了电话，我跟张岚对视一眼，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和决心。这一关，躲是躲不掉了。

我们买了些水果，赶回了位于郊区的老房子。

一进门，就感到一股低气压。我爸沉着脸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一言不发，手边的茶杯里，茶叶已经泡得发白。我妈坐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陈建军和王莉则像两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坐在另一边，王莉的眼睛红肿着，显然是精心“准备”过的。

这场景，像是一场早已布置好的家庭审判，而我，就是那个等待被审判的罪人。

“爸，妈。”我把水果放下，叫了他们一声。

我爸“哼”了一声，把头转向一边，不看我。

我妈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建国，你糊涂啊！建军是你亲弟弟，你们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到这个地步？你要是把他公司弄垮了，不是也断了你自己的后路吗？”

我还没开口，王莉就抢着说：“妈，你不知道，大哥现在可威风了！他嫌我们给的好处少，要整个公司都吞下去！他还说要报警抓建军，说他犯法了！”

“我没有！”我沉声打断她，“我从头到尾，只想要一个解释，一个公道。”

“公道？”我爸终于开口了，他猛地一拍桌子，茶杯里的水都震了出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吗？还有你弟弟吗？我从小怎么教你的？大的要让着小的！他建军就算有做错的地方，你作为哥哥，就不能包容一下吗？非要赶尽杀绝？”

父亲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又是这句“大的要让着小的”。

这句话，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捆了我半辈子。小时候，建军抢我的玩具，妈说，大的要让着小的。上学时，家里只能供一个，爸说，大的要让着小的。工作后，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要拿出一部分补贴他，他们说，大的要帮着小的。

我一直以为这是理所当然。可今天我才明白，理所当然的退让，换来的不是感恩，而是得寸进尺的索取和算计。

我看着我爸，一字一句地说：“爸，如果今天，是建军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我的名义去借了五百万的高利贷，现在债主上门，要拿我们家的房子抵债，您还会说，大的要让着小的吗？”

我爸愣住了。

“法人代表，意味着什么，您知道吗？意味着公司所有的债务，所有的法律风险，都是我陈建国一个人在扛！他陈建军赚钱的时候，我们没分到一分。可一旦公司出了事，破产了，欠债了，坐牢的，是我！”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把这几天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吼了出来。

“这五年，他开着公司，赚了几百万！可妈住院，三万块钱的手术费，他都说拿不出来！爸，您告诉我，这也是我这个当哥的，应该让着的吗？”

整个屋子鸦雀无声。

我爸的脸色变得煞白，他看着陈建军，嘴唇哆嗦着，显然是被我的话震惊了。我妈也停止了哭泣，难以置信地看着她一向偏爱的小儿子。

陈建军的头，深深地埋了下去，不敢看任何人。

王莉还想辩解：“那……那不是公司刚好周转不开嘛……”

“周转不开？”张岚站了出来，冷冷地看着她，“周转不开，你还有钱去金店买几万块钱的金项链？周转不开，你还有钱从公司账上拿五万块钱的备用金？王莉，做人要讲良心！”

王莉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真相像一把锋利的刀，剥开了所有温情脉脉的伪装，露出了底下自私、不堪的内里。

我爸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陈建军面前，抬起手，却迟迟没有落下。最后，他无力地垂下手，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建军……你哥说的……都是真的？”

陈建军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们都以为他不会回答。最后，他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了一个字：“是。”

这个字，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我父母的心理防线。

我妈“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我爸闭上眼睛，两行浑浊的泪，从他满是皱纹的眼角滑落。

我知道，这场审判，我赢了。

但我的心里，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只有无尽的悲凉。我们赢得了道理，却可能永远地输掉了亲情。

第6章 一张新的桌子

那天的家庭审判，最终以我父亲的一声长叹结束。

“建国，这事……爸对不住你。建军，你自己做下的孽，自己去跟你哥了结。从今天起，你们兄弟俩的事，我不管了。”说完，他佝偻着背，走进了里屋，再也没出来。

陈建军和王莉灰溜溜地走了。

我和张岚在老屋陪着我妈坐了很久，直到她哭累了，睡着了，我们才离开。

回去的路上，张岚一直握着我的手。我们俩谁都没说话，但心里都明白，这个家，回不去了。至少，短时间内回不去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风平浪静。陈建军没有再来找我，也没有打电话。我猜，他正在想方设法解决公司的困境。没有了流动资金，很多项目都会停摆，他比我更急。

我利用这段时间，请了一个专业的会计师朋友，帮我彻底清查了“俊杰公司”这五年来的所有账目。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触目惊心。

除了我之前发现的那些，账目上还有很多不清不楚的烂账。陈建军为了拉项目，送出去的“好处费”不在少数，很多都没有正规发票，全做的假账。一旦被税务查到，罚款都足以让公司破产。

我这个法人代表，就像是坐在一个火药桶上，而点火的引线，一直握在陈建军手里。

朋友告诉我，从法律上讲，我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立刻申请公司破产清算，和我弟弟彻底切割。这样虽然麻烦，但能最大程度地规避我未来的风险。

我拿着那份厚厚的审计报告，在客厅里坐了一整夜。

破产清算？

这意味着，陈建军这五年的心血将付之一炬。他会再次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失败者。

我恨他，恨他的自私，恨他的算计。但我真的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我的亲弟弟，就这么毁掉吗？

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住在老屋，家里穷，只有一张床。冬天冷，我总是把唯一的厚被子让给他，自己盖着薄的。有一次我半夜冻醒，发现他正迷迷糊糊地把他的被子往我身上拉。

那一刻的温暖，我记了一辈子。

人，为什么会变呢？

我把那张我亲手打的、用了二十多年的榆木饭桌，搬到了阳台上。桌面上有很多划痕和烫印，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我拿出我的木工家伙，刨子、砂纸，开始一点一点地打磨它。

木屑纷飞，像旧日的时光碎片。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跟在我身后，一声声喊着“哥”的小男孩。

张岚走过来，默默地帮我擦去额头的汗。

“想好了？”她轻声问。

我点点头。“他是我弟弟，我不能真的把他推进火坑。”

“我就知道。”张岚笑了，那笑容里，有理解，有心疼，也有骄傲。

一个星期后的下午，陈建军主动找上了门。

他一个人来的，没有王莉。几天不见，他憔悴了很多，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眼窝深陷。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看起来很沉。

他把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以及所有的账本和重要文件。

“哥。”他哑着嗓子开口，不敢看我的眼睛，“公司的东西，我都拿来了。”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扑通”一声，在我面前跪下了。

“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爸妈！”他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我不是人！我猪狗不如！我当初……当初就是鬼迷了心窍。我前两次创业都失败了，上了征信黑名单，自己注册不了公司。我怕，我怕再失败，怕你和爸妈看不起我，怕王莉跟我闹……我就……我就想借你的名用一下，想着等公司走上正轨了，就变更过来……可后来生意越做越好，我的私心就越来越重，就一直拖着……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他一边说，一边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

我没有去拉他。我知道，这一跪，这一巴掌，是他必须偿还的。

等他哭够了，打够了，我才把他扶起来。

“坐下说吧。”

我把我那份审计报告推到他面前。“公司的账，我已经查清楚了。里面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还多。建军，你一直在走钢丝。”

他看着报告，脸色愈发惨白。

“哥，你……你想怎么处置，我都认了。你要公司，就拿去。你要报警，我也没二话。”他闭上眼睛，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我看着他，缓缓地说：“公司，我不要。我一个木匠，也管不好。但是，从今天起，这家公司，必须走上正轨。”

我拿出两份文件，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我要求他把那两个代持的股东清退，把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无偿转让到我名下。

“我不是要你的钱。”我解释道，“我是要一个监督权。以后，公司的重大决策、财务支出，必须我们俩共同签字。公司的账目，必须请专业的会计团队来做，一分一毫都要清清楚楚。”

另一份，是一份《法人责任和权益说明书》。我详细列明了，作为法人，我享有哪些权利，需要承担哪些责任，以及如果他再次违规操作，我将如何处置。

陈建军看着那两份文件，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方案。

“哥，你……”

“建军，我给你留着面子，也给你留着里子。但是，我们兄弟之间，从今天起，要明算账。”我指着那张已经被我打磨得光滑如新的榆木桌子，“就像这张桌子，旧的痕迹可以磨掉，但规矩，必须重新立起来。”

陈建军看着我，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拿起笔，在两份文件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第7章 桌子上的年夜饭

那次谈话之后，我和陈建军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微妙的时期。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但也不再是剑拔弩张的仇人。我们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

我没有真的去公司上班，我还是那个陈建国，每天琢磨我的木工活。但我每周都会去公司一次，和新的财务总监对账，审查每一笔支出。陈建军也没有任何抵触，他似乎真的变了，做事变得规矩、谨慎，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大喜功。

公司的财务状况，在专业团队的打理下，逐渐变得健康起来。那些糊涂账被一一理清，税务风险也得到了控制。

王莉来过我们家一次，态度不再嚣张，说话也客气了很多。她向张岚道了歉，虽然听起来还有些不情不愿，但终究是低了头。张岚什么也没说，只是给她倒了杯水。有些裂痕，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合的，需要时间。

转眼，就到了年底。

那一年，我家的年夜饭，是在沉默和尴尬中开始的。

按照惯例，我们回老屋过年。我爸妈虽然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心里那个疙瘩，显然还没有完全解开。饭桌上，我爸依旧板着脸，我妈则不停地叹气。

陈建军一家三口也来了，俊杰似乎也感觉到了大人之间的不对劲，不像往年那么闹腾，只是安安静静地吃饭。

气氛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我站了起来，端起酒杯。

“爸，妈，建军，弟妹。”我环视了一圈，“我知道，过去这一年，咱们家出了点事，大家心里都不痛快。这事，错在我，也错在建军。”

所有人都抬起头看我。

“我错在，这么多年，只知道一味地付出和退让，把建军惯坏了，让他觉得我这个哥哥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甚至可以随意践踏。我没有教会他，亲情之间，也需要尊重和边界。”

然后，我转向陈建军：“你错在，被利欲蒙蔽了双眼，忘记了我们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亲兄弟。你把最不该算计的人，算计了进去。”

陈建军端起酒杯，站了起来，眼圈红了。“哥，你别说了。都是我的错。这杯酒，我敬你，也给你赔罪。”

他一饮而尽。

我也干了杯中酒，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那是一份新的《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的账目已经理清了，运营也走上了正轨。我这个‘监工’，也该退场了。”我看着陈建军，平静地说，“这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我还给你。从明天起，‘俊杰公司’，还是你一个人的。但是，建军，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扛。你身后，有我，有爸妈，有这个家。别再走歪路了。”

陈建军彻底愣住了，他看着那份协议，像看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王莉也捂住了嘴，满脸的震惊。

我爸猛地站起来，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拍了拍陈建军的肩膀：“我只有一个要求。以后，每年公司纯利润的百分之十，打到一个专门的账户里，作为爸妈的养老金，也作为咱们家的家庭基金。谁家有困难，就从这里面出。这笔钱，由我、你、还有张岚和弟妹，四个人共同管理。同意吗？”

陈建军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他突然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我。

“哥……”他泣不成声，“谢谢你……谢谢你还认我这个弟弟。”

那一刻，我感觉到，我们兄弟之间那道无形的墙，终于塌了。

我妈也哭了，但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我爸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拿起酒瓶，给我们俩把酒满上：“好，好！这才是我陈家的儿子！来，喝酒！”

那晚的年夜饭，我们一家人，仿佛要把一年的话都说完，把一年的酒都喝光。

那张老屋里的旧饭桌，见证了我们家的争吵、分裂，也最终见证了我们的和解与重生。

第8章 木匠的哲学

年后，我正式把股份还给了建军。

他没有食言，立刻设立了家庭基金账户，并把第一笔钱打了进去。他还给我和张岚换了一部新手机，给家里添置了新的电器。张岚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用那笔补偿金，在小区附近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小小的木工作坊，专门帮街坊邻里做些定制的家具，或者修修补补。生意不温不火，但足够我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我干的是我喜欢、也干了一辈子的事，心里踏实。

有时候，建军会开着他的车，来我这个烟尘弥漫的小作坊看我。他不再穿名牌西装，而是换上了普通的夹克。他会搬个小马扎，坐在我旁边，看我刨木头，一坐就是一下午。

有一次，他看着我用一块不起眼的旧木料，慢慢打磨成一个精致的小板凳，忍不住感慨：“哥，我真佩服你。一块烂木头，到你手里，就能变成宝贝。”

我吹掉手上的木屑，笑了笑：“这跟做人、做公司，是一个道理。”

他好奇地看着我。

我拿起一块刚刨好的木板，抚摸着上面清晰的纹理：“你看这木头，每一道纹理，都是它生长的痕迹，骗不了人。你顺着它的纹理去刨，就会很顺滑；你要是逆着它的性子来，就容易炸裂，伤了木头，也可能伤了自己。”

“做生意也是一样。钱，就像这木头纹理，有它自己的流向和规矩。你顺着规矩来， честно赚钱，虽然慢，但扎实。你要是总想着走捷径，弄虚作假，就像逆着纹理下刀，看着快，但早晚有一天，会把自己给崩了。”

建军听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从那以后，他公司的经营理念，真的变了。他不再追求快速扩张，而是开始注重工程质量和口碑。虽然赚钱的速度慢了些，但公司走得越来越稳。

而我，也从那场家庭风波中学到了很多。我明白了，善良不等于无底线的退让，亲情也需要有边界的守护。一个男人的责任，不仅是为家庭默默付出，更要在关键时刻，有能力、有智慧地去捍卫这个家的原则和尊严。

那张被我重新打磨过的榆木饭桌，我没有留在自己家，而是送回了父母的老屋。它现在摆在堂屋的正中央，比以前更加光亮、平滑。每到周末，我们两家人都会回去，围着这张桌子，吃一顿热热闹闹的团圆饭。

桌子还是那张桌子，但坐在桌子边的人，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们都明白，家，就像这张桌子。难免会有磕碰，会有划痕，会留下岁月的印记。但只要根基还在，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打磨、去修复，它就永远是我们最坚实、最温暖的依靠。

而我，陈建国，一个当了半辈子木匠的人，用我自己的方式，守住了我的家，也重新“打磨”了我的兄弟。这或许，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好的一件“作品”。

来源：才思敏捷松鼠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