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当妹妹建红把一张银行卡拍在我面前,说“哥,这钱你拿着,妈以后就拜托你了”的时候,我心里最后一点温情,也跟着那声脆响,碎了。
那天,当妹妹建红把一张银行卡拍在我面前,说“哥,这钱你拿着,妈以后就拜托你了”的时候,我心里最后一点温情,也跟着那声脆响,碎了。
整整八年,从我爸临终前把我手攥得生疼,到我妈的头发彻底花白,我像一棵钉在老房子里的老树,守着她。我以为这是天经地义,是做儿子的本分。
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在本分和亲情之间,还可以隔着一张薄薄的银行卡,上面清清楚楚地标着价码。
其实,这一切的苗头,是从小区花园里,老王跟我说起那番话时,就已经埋下了。
第1章 老王的“歪理”
我叫陈建社,今年六十二,从一个半死不活的国营机床厂退休快两年了。退休生活的主旋律,就是照顾我八十三岁的老母亲,李秀英。
我们住的还是厂里分的五十多平的老公房,两室一厅,墙皮泛黄,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淡淡的中药和饭菜混合的味道。这味道,我闻了快一辈子,早就习惯了。
那天下午,阳光不错,我扶着母亲在楼下花园里晒太阳。她坐在轮椅上,眯着眼,像只老猫,一动不动。我则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看着一群孩子疯跑。
“建社啊,又陪晒太阳呢?”
说话的是王德发,我们都叫他老王。他原来是厂里的办公室主任,退休干部,比我大几岁,背着手,一副老领导的派头。他总爱在花园里溜达,跟这个聊两句,跟那个谈谈天。
我点点头,笑了笑:“王主任,您也溜达呢?”
老王在我身边停下,看了看我妈,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建社,辛苦了。你这天天守着,不容易。”
“嗨,自己妈,应该的。”我客气地回了一句。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也是我说给所有人听的套话。
老王却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石凳上,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建社,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别不爱听。有时候我真觉得,咱们这些城里人,活得还不如乡下的农民。”
这话让我愣了一下。老王是退休干部,每个月退休金比我高出一大截,医疗报销比例也高,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我疑惑地看着他:“王主任,您这说的哪里话?农民种地多辛苦,风吹日晒的,哪有咱们安逸?”
“辛苦是辛苦,但你没看到另一面。”老王来了兴致,身体微微前倾,“你看乡下那老人,身边儿女一堆,就算出去打工了,过年过节那屋子也是满的。平时有个头疼脑热,邻里乡亲的,端碗热汤就过来了。地里有菜,栏里有鸡,吃喝不愁。最关键的是什么?是那个根,那个念想。儿子守着老宅,就是守着家。老人心里踏实。”
他指了指不远处一栋楼:“你看老李家,三个孩子,两个在国外,一个在上海,一年到头见不着面。老两口守着个大房子,请了个保姆,那保姆跟防贼似的防着他们。这日子,有啥意思?”
“再看看你,”他又把矛头指向我,“妹建红,嫁到省城去了吧?一年回来几次?照顾老太太的担子,不还是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老王的话像一根针,不偏不倚地扎在我心里最柔软也最不愿触碰的地方。
我妹妹陈建红,比我小四岁,嫁到了省城,在一家外贸公司当个小主管,妹夫是大学老师。他们有个儿子,正在上高中,学习紧张。在所有亲戚朋友眼里,建红是飞出我们这个老厂区的金凤凰,是我们家的骄傲。
她确实也孝顺。每个月准时给我妈打来两千块钱生活费,换季的衣服、营养品,一箱一箱地往回寄。每次打电话,也是嘘寒问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带妈去检查身体,别不舍得花钱。
可就像老王说的,她一年到头,能回来几次呢?五一、十一,能回来住两天就是极限了。春节倒是回来,但初二就得走,要去婆家,要去应酬。
而我,就住在我妈隔壁的那个小房间里。她晚上咳嗽一声,我都能从床上弹起来。她想吃口热乎的馄饨,我得冒着雨去老街那家店给她买。她的喜怒哀乐,她身体的每一丝变化,都攥在我的手心里。
这种日复一日的陪伴和操劳,是电话里的问候和快递来的包裹能替代的吗?
老王见我沉默了,继续说道:“你看,农民的待遇好在哪?就好在那个‘守’字上。儿子守着爹妈,守着土地,那是天经地义。不像咱们城里,孩子们翅膀硬了就飞走了,留下一对老的。能出钱的,还算孝顺。可这钱,买得来亲情吗?买得来你这二十四小时的陪伴吗?”
“农民家里,兄弟几个,养老的担子是分摊的。这家管一个月吃喝,那家管一个月起居。咱们呢?一个孩子一个坑,远嫁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最后不都得落在守在跟前的这个儿子身上?”
他的话,每个字都像是在说我。
我爸临走前,拉着我的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建社,妹远,以后……就靠你了。”
我含着泪点头,说:“爸,您放心。”
这个承诺,我记了八年,也守了八年。
“所以啊,”老王拍了拍我的膝盖,站起身,“别觉得农民苦。他们那种一家人围着一个锅台转,一个院子里鸡犬相闻的日子,是咱们现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好待遇’。你啊,就是那个守着锅台的人,妹,就是那个偶尔回来看看灶火的人。性质不一样。”
老王背着手,溜达着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心里翻江倒海。
他说的是“歪理”吗?听上去好像是。可为什么,我却觉得句句在理,甚至……我对此表示很认同。
我看着轮椅上母亲安详的睡颜,阳光洒在她银白色的头发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这八年,我没觉得苦,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但老王的话,却在我心里凿开了一道缝。
透过这道缝,我第一次窥见了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点被常年压抑着的不甘和委屈。
第2章 一碗冰糖雪梨
妹妹建红的电话,总是在周六的晚上八点准时打来。像个设定好的闹钟。
“哥,吃饭了吗?妈怎么样?”电话那头,声音干练又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关切。
“吃了。妈挺好的,刚睡下。”我靠在沙发上,电视开着静音,只有画面在闪动。我们家的夜晚,总是这么安静。
“那就好。最近天气干,你多给妈煮点润肺的汤喝,冰糖雪梨什么的。我上次寄回去的川贝粉还有吗?”
“有,还有大半瓶呢。”
“钱够不够花?不够跟我说,别省着。妈的身体最重要。”
“够用,你每个月打的钱都花不完。”我说的是实话。我跟老伴儿都有退休金,虽然不多,但日常开销足够。建红打来的钱,我基本都给妈存起来了。
“那就行。我这边最近忙得要死,项目到了关键期,天天加班。小远也快模考了,整天唉声叹气的,我看着都愁。”她开始说起她的生活,她的忙碌,她的烦恼。
我静静地听着。每次通话都是这个模式。她问候母亲,然后开始讲述她的世界。那个世界离我很远,充满了项目、KPI、升学压力这些我不太懂的词汇。
“行了,哥,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边还有个邮件要回。你照顾好妈,也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你也是。”
电话挂断,屋子里又恢复了寂静。电视里演着热闹的综艺节目,一群年轻人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可我却觉得那份热闹离我隔着一层玻璃,怎么也透不进来。
我起身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个雪梨,准备给母亲炖一碗冰糖雪梨。这是建红交代的。
水龙头哗哗地响,我削着梨皮,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回想起老王白天说的话。
“妹,就是那个偶尔回来看看灶火的人。”
是啊,她总是动动嘴,打个电话,指挥我该做什么。冰糖雪梨,川贝枇杷,这些东西的制作过程,她可能只在网上看过菜谱。而我,却是那个削皮、去核、控制火候、最后把一碗温热的甜汤端到母亲面前的人。
她看到的,是母亲喝下甜汤后的滋润。而我体会的,是这背后一整套琐碎的、日复一日的操劳。
第二天一早,我把炖好的冰糖雪梨端到母亲床前。她靠在床头,精神头还不错。
“妈,喝点这个,润润嗓子。”
母亲接过碗,用勺子慢慢地搅动着,热气氤氲了她脸上的皱纹。她喝了一口,满足地叹了口气:“还是我儿子做的好喝。”
我笑了笑,给她掖了掖被角。
“昨天,建红来电话了?”她问。
“嗯,打了。问您身体好不好。”
“她忙,让她别老惦记家里。”母亲说着,眼神里却有一丝不易察arle的期待。
我知道,她想女儿了。嘴上说着别惦记,心里比谁都盼着。
“妈,要不……我给建红打个电话,让她下周末回来看看您?”我试探着问。
母亲立刻摆了摆手:“别,千万别!她工作忙,孩子学习又紧张,来回折腾多累。视频里看看就行了。”
她越是这么说,我心里那点不平就越是冒头。
我忍不住说:“妈,她再忙,回家看看您的时间总该有吧?从省城开车回来,不堵车也就三个小时。她倒好,一个月寄点东西,打两个电话,就算尽孝了。这天下的孝顺,有这么容易的吗?”
话说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我不该在母亲面前说这些。
果然,母亲的脸色沉了下来。她放下碗,看着我,语气有些严厉:“建社,你怎么能这么说妹?她有她的难处。她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容易吗?她要是没本事,每个月拿什么钱给咱们?你吃的穿的,哪样没有她的一份心?”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试图解释。
“你就是那个意思!”母亲打断我,“我知道,这些年辛苦你了。可是建社,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守在我身边,是孝顺。她出钱出力,在外面为这个家撑门面,也是孝顺。你们的方式不一样,但心是一样的。你当哥哥的,怎么能跟妹妹计较这个?”
我被母亲说得哑口无言。
是啊,在她的观念里,儿子在身边端茶倒水,女儿在外面事业有成,寄钱回家,这都是孝顺,是她引以为傲的福气。她从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不公平。
甚至,她觉得我计较这些,是心胸狭隘。
我默默地收拾了碗筷,走出房间。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湿棉花。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想错了?是不是我太矫情了?照顾自己的母亲,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去和自己的亲妹妹比较?
可是,那种被忽视、被当成理所当然的感觉,又真实得让我无法忽略。
建红寄来的川贝粉,包装精美,价格不菲。我炖好的冰糖雪梨,盛在普通的白瓷碗里,不值几个钱。但在母亲心里,这两样东西的份量,或许是一样的。
而在我心里,它们的份量,从来就不一样。
那个周末,我心里一直憋着这股劲儿。到了晚上,我破天荒地主动给建红打了个电话。
“哥?怎么了?是不是妈不舒服?”她接到我的电话,语气里带着一丝紧张。
“没,妈挺好的。”我顿了顿,鼓起勇气说,“建红,这个月……你能不能抽空回来一趟?妈挺想你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我听见她有些疲惫的声音:“哥,我上个月不是刚回去过吗?公司这边是真的走不开。再说,来回折腾一趟,时间都花在路上了,也待不了多久。有什么事,你在电话里跟我说不行吗?”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期望,也熄灭了。
我淡淡地说:“没什么事,就是妈念叨你。你忙就算了。”
没等她再说什么,我便挂断了电话。窗外,夜色正浓,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能照进我心里。
第3章 摔碎的暖壶
日子就像砂轮,磨掉人的棱角,也磨掉人的心气。母亲那番话和建红的电话之后,我把心里的那点不平衡又给压了下去。
我跟自己说,陈建社,别想那么多了。你就是个当哥的,照顾妈是你的责任。妹妹有她的生活,你能多担待就多担待点。
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买菜,做饭,陪母亲看电视,扶她下楼散步。每一天都像复制粘贴,琐碎,平淡,但也安稳。
我甚至开始觉得,老王说的那套“歪理”,或许真的是歪理。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怎么能一概而论呢?建红虽然回来的少,但她心里是挂念这个家的。这就够了。
然而,一场意外,将这份脆弱的平静彻底打碎。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天气阴沉,像是要下雪。我给母亲的暖壶里灌满开水,放在她床头的柜子上,叮嘱她口渴了自己倒水喝,然后就去厨房准备晚饭。
我正在切菜,突然听到母亲房间里传来“哐当”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母亲痛苦的呻吟。
我心里一咯噔,扔下菜刀就冲了过去。
眼前的景象让我浑身冰凉。暖壶碎了一地,冒着热气的开水和玻璃碴子混在一起。母亲从床上摔了下来,倒在地上,左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裤腿上湿了一大片,皮肤已经被烫得通红。
“妈!妈!您怎么样?”我扑过去,想扶她,又怕弄疼她,一时手足无措。
母亲疼得满头是汗,嘴唇都在哆嗦,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指着自己的腿,一个劲地摇头。
我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几秒钟后,我才反应过来,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拨打了120。
在等待救护车的几分钟里,我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用冷水浸湿毛巾,小心翼翼地敷在母亲被烫伤的地方,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心如刀割。
我痛恨自己的粗心大意。为什么要把暖壶放在她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为什么要去厨房做饭,而不是守在她身边?
救护车呼啸而来,我和医护人员一起,用担架把母亲抬下楼。邻居们都探出头来,议论纷纷。老王也跑了过来,帮着我拿东西,嘴里不停地说:“建社,别慌,别慌,有事给我打电话。”
医院里,灯光惨白,消毒水的味道刺鼻。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表情严肃地说:“病人是股骨颈骨折,这是老年人最怕的骨折。而且小腿有二度烫伤,情况比较复杂。需要立刻住院,准备手术。”
“手术?严重吗?有危险吗?”我紧张地问。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尤其是对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但如果不做手术,长期卧床,并发症更多,更危险。”医生解释道,“你们家属商量一下,尽快做决定。另外,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
我拿着一沓单子,站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感觉天旋地转。
住院费、手术费、护理费……医生说的每一个词,都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心上。我颤抖着手,给建红拨通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哥?我在开会,怎么了?”建红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隐约能听到其他人说话的声音。
我的声音也开始发抖,几乎带着哭腔:“建红……妈……妈出事了。”
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
“……严重吗?”她终于开口,声音也变了调。
“医生说,股骨颈骨折,还要做手术。”
“哪个医院?我现在就过去!”她的声音立刻变得果断而急促。
“市第一医院。”
“好,我马上订票,最快的高铁也得三个小时。哥,你先别慌,钱的事你别担心,住院手续你先办,费用先用你的医保卡刷,不够的我来想办法。你守着妈,千万别离开。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靠在冰冷的墙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这样的大事面前,妹妹还是靠得住的。血浓于水,亲情在关键时刻,总能战胜一切。
我跑前跑后地办好了住院手续,把母亲安顿在病房里。她打了止痛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烫伤的地方已经处理过,包着厚厚的纱布。看着她苍白虚弱的脸,我的心又被揪紧了。
晚上九点多,建红拖着一个小行李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疲惫和焦虑。一进病房,她就扑到床边,握住母亲的手,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妈,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她哽咽着,像个受了委D屈的孩子。
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心里那点因为她平时不常回家而积攒的怨气,也消散了大半。
她哭了一会儿,才站起身,红着眼睛问我:“哥,医生怎么说?”
我把医生的话又复述了一遍。
她听完,眉头紧紧地锁了起来。“股骨颈颈骨折……我知道,这个很麻烦。”她拿出手机,开始迅速地搜索着什么。
“我问过医生了,他说手术成功率挺高的,让我们别太担心。”我安慰她,也像在安慰自己。
“哥,不能只听一个医生的。”建红放下手机,表情严肃地看着我,“省城有全国最好的骨科专家。我们得想办法,把妈转到省城去治疗。那里的医疗条件、康复设施,都比这里好得多。”
我愣住了:“转院?这么折腾,妈的身体受得了吗?”
“长痛不如短痛。在这里做手术,万一效果不好,后期康复跟不上,那才是真的麻烦。”建红的语气不容置疑,“这件事你别管了,我来联系。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爱人就在省立医院工作。我今晚就找他。”
看着她雷厉风行的样子,我一时间有些恍惚。在处理这种突发事件上,我不得不承认,她比我强得多。她有见识,有人脉,考虑问题也更周全。
或许,这么多年,我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圈养”着母亲,而她,才是在用更现代、更有效的方式,为母亲的晚年保驾护航。
那一晚,我们兄妹俩守在病床前,几乎一夜没睡。建红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联系转院的事。而我,只能默默地给母亲换换输液瓶,擦擦脸。
天快亮的时候,建红对我说:“哥,联系好了。省立医院那边安排好了床位,救护车我也联系了,今天中午就过来接。我们把妈转过去。”
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让妈好起来,怎么都行。
第4章 省城的病房
转院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建红确实有办法,她联系的救护车非常专业,一路都很平稳。到了省城,直接住进了省立医院的骨科病房。
病房是双人间,宽敞明亮,各种设施都比我们市里的小医院要好得多。同病房的是一位和母亲年纪相仿的老太太,由一个看起来很精干的护工照顾着。
安顿好之后,建红立刻就去找了主治医生。我留在病房里陪着母亲。她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我坐在床边,看着陌生的环境,心里有些茫然。省城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里的节奏太快,人太多,连空气都仿佛是绷紧的。
建红很快回来了,带回了好消息。主刀医生是科室主任,非常有经验,手术安排在后天上午。
“哥,你放心吧,张主任是这方面的权威。手术方案他也跟我说了,用最好的人工关节,虽然贵一点,但恢复快,使用年限也长。”建红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沓单据,“我先把住院费交了十万,估计后期手术、康复还得不少。”
我看着那张缴费单上的一长串零,心里沉甸甸的。“我这里还有些积蓄……”
“不用。”建红打断我,“妈的医药费,我来负责。你把家里那个存折管好就行,那是妈的养老钱,别动。”
她话说得很坚决,我便没再坚持。在钱这方面,我确实不如她。
接下来的两天,是紧张的术前准备。各种检查,各种签字。建红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跟医生沟通,安排各种事宜,甚至连三餐都叫了专门的营养餐外卖。
而我,在这个环境里,显得有些多余。我听不懂那些专业的医学术语,也不懂如何跟护士沟通才能得到最及时的反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在母亲床边,在她清醒的时候跟她说说话,喂她喝点水。
母亲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疼痛和对陌生环境的恐惧让她很焦虑。她总是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问:“建社,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妈,等您病好了,咱们就回家。”我只能这样安慰她。
手术那天,我和建红守在手术室外。红色的“手术中”三个字亮着,像一团火,灼烧着我们的心。
建红坐立不安,不停地看手机,回复着工作上的信息。我则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哥,你别太紧张了。”建红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焦虑,收起手机说,“张主任的技术你放心。”
我点了点头,却无法放松下来。
“等妈做完手术,康复期会很长。”建红突然说,“我不可能一直请假。公司那边已经催我好几次了。”
我心里一沉,看着她:“那怎么办?”
“我打算请个护工,一对一照顾。”她说,“我打听过了,这里专业的护工,一个月八千到一万。虽然贵,但是专业,对妈的恢复有好处。”
“护工?”我皱起了眉头,“护工哪有自己家人照顾得尽心?我来照顾就行了。”
“你?”建红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哥,这里是省城,不是咱们家。康复的很多东西,你不懂。怎么帮她翻身,怎么做肌肉按摩,怎么进行功能锻炼,这些都是专业知识。你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我可以学。”我固执地说。
“学?等你会了,妈的最佳康复期都错过了。”建红的语气有些不耐烦,“哥,我知道你心疼妈。但现在不是讲究这些的时候。我们得用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让妈尽快好起来。请护工,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我沉默了。我无法反驳她的话。在“科学”和“有效”这些词面前,我那点“亲力亲为”的坚持,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她补充道,“护工费,还有后续的康复费用,都由我来出。”
她总是这样,把钱挂在嘴边。仿佛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弥补所有缺失。
手术很成功。母亲被推出手术室时,还处于麻醉状态。张主任告诉我们,一切顺利,接下来就是看康复了。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建红找的护工就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姓刘,看起来很麻利。她一来,就接管了所有的事情。喂饭、擦身、按摩、记录生命体征,一切都井井有条。
我彻底成了一个闲人。
我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刘阿姨用熟练的手法照顾母亲。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醒来,眼神也是迷茫的。她看着陌生的天花板,陌生的护工,眼神里充满了不安。
只有当我把手伸过去,她才会紧紧抓住,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建社……回家……”她含糊不清地呢喃着。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建红只在医院待到母亲手术后的第三天。公司一个紧急的海外视频会议,她必须回去参加。
临走前,她把我拉到走廊上。
“哥,我得回去了。这边有刘阿姨在,你不用太累。你就负责陪着妈,跟她说说话,让她安心就行。”
“我知道。”我闷声回答。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这里面有五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你拿着,平时买点东西,或者有什么临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就从这里面取。不够了再跟我说。”
我捏着那张冰冷的卡片,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建红,”我看着她,忍不住问,“在你眼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建红愣了一下,随即苦笑了一下:“哥,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医院这种地方,没有钱,寸步难行。我不是不想留下来陪着,可我的工作,我的家庭,那边一大堆事等着我。我不去赚钱,拿什么给妈付医药费?拿什么请护工?”
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无奈:“我们都回不去了。回不到小时候,一家人挤在一个炕上,分一个红薯吃的日子了。我们长大了,有各自的生活和责任。哥,我们得现实一点。”
她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拖着行李箱,转身离去。她的背影,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显得那么匆忙,又那么孤单。
我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的银行卡,心里五味杂陈。
她说的都对。现实,责任,科学,有效。每一个词都那么正确,那么无懈可击。
可为什么,我的心里却越来越空?
我回到病房,刘阿姨正在给母亲按摩腿部肌肉。母亲闭着眼睛,眉头微蹙,似乎并不舒服。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干枯,冰冷。
那一刻,我突然无比怀念我们那个飘着中药味的老房子,怀念那碗我自己亲手炖的、不值几个钱的冰糖雪梨。
第5章 “明码标价”的亲情
母亲在省城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对我来说,是一种漫长的煎熬。刘阿姨确实专业,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我总觉得,母亲的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
她的话越来越少,常常一个人对着天花板发呆。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要反应很久才能回应。她不再喊着要回家了,只是眼神里,总有一种让我心疼的落寞。
建红每周会来一次,带很多水果和营养品,跟医生交流一下病情,然后陪母亲坐一两个小时,就又匆匆赶回去。
我们兄妹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内容也仅限于母亲的病情。
出院那天,医生说母亲恢复得不错,但回家后康复训练绝不能停,最好能请个专业的康复师上门指导。
建红立刻就安排好了。她通过朋友,联系了一个康复理疗中心,每周派人上门三次。费用当然不菲。
我们叫了一辆专车,把母亲接回了家。
当轮椅推进那个熟悉的小屋时,母亲一直没什么表情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生动的神采。她环顾着四周,看着墙上的老照片,看着那张她坐了半辈子的旧沙发,浑浊的眼睛里,渐渐泛起了泪光。
“回来了……回家了……”她喃喃自语。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建红把我们送回家,又马不停蹄地去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
“哥,刘阿姨我让她跟我们一起回来了,至少再照顾妈三个月。等妈能自己下地走路了,再让她走。工资我照付。”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不用了,”我立刻拒绝,“回家了,我来照顾就行。”
“你不行。”建红想都没想就否定了,“康复期的照顾不是做饭洗衣那么简单。刘阿姨有经验,让她在,我放心。”
“我不放心!”我积压了一个月的情绪,终于爆发了,“我妈回到自己家,还要让一个外人来伺候?建红,你到底把妈当成什么了?一个需要被护理的病人吗?”
建红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一脸错愕地看着我:“哥,你这说的什么话?我请护工,不就是为了让妈得到更好的照顾吗?”
“更好的照顾?”我冷笑一声,“你看看妈在医院那一个月,有笑过一次吗?她需要的是护工吗?她需要的是家人!是亲人!”
“家人?亲人?”建红的脸色也沉了下来,声音也提高了八度,“哥,你说的家人亲人,是指你,还是指我?是我不想陪着吗?我的公司怎么办?我的家怎么办?小远明年就高考了,我能扔下他不管吗?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奔波吗?”
“我没说让你扔下你的家!可你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用钱来打发!”
“我用钱打发?”建红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她指着冰箱,指着房间里那些康复器械,指着刘阿姨,“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是钱?妈的手术费,住院费,哪一样不是钱?哥,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退休了,每天守着妈,你当然可以说这些风凉话。我呢?我不去挣钱,谁来付这些账单?”
我们俩的争吵声,惊动了房间里的母亲和刘阿姨。
刘阿姨尴尬地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你们……吵什么……”母亲虚弱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
建红深吸一口气,似乎想平复一下情绪。她从包里拿出那张我一直没动的银行卡,连同另一张新卡,一起拍在了客厅的桌子上。
发出了那声清脆的、刺耳的声响。
“哥,我不想跟你吵。”她的声音冷得像冰,“这张卡里,是妈这次住院剩下的钱。这张新卡里,有二十万,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密码还是你的生日。妈的康复费、刘阿姨的工资、家里的开销,都从这里面出。”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你辛苦了。你守在妈身边,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我做不到。我只能付出钱。这样总可以了吧?”
“哥,这钱你拿着,妈以后就拜托你了。”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地插进了我的心脏。
什么叫“妈以后就拜托你了”?
难道以前,妈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妈吗?
难道用这笔钱,她就买断了自己作为女儿的责任,把母亲这个“包袱”,彻底甩给了我吗?
我看着桌上那两张银行卡,它们不再是亲情的证明,而是一种交易的凭证。一种冷冰冰的、明码标价的分割协议。
我守着人,她出着钱。我们分工明确,两不相欠。
这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对兄妹情分的温情和期待,彻底碎了。
我没有去看建红的表情,我怕看到她脸上那种如释重负的解脱。
我只是觉得浑身发冷。
原来,亲情,真的可以被计算得如此清晰。八年的陪伴,抵不过一张二十万的银行卡。
老王那句“农民的待遇比城市居民要好”,又一次在我脑海里响起。
在乡下,兄弟分家,分的是田产家业。而在我们这个城市里的家庭,分的,是爹妈。
这算什么?这到底算什么?
我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两张卡。
建红见我不作声,以为我默认了。她拿起自己的包,低声说了一句“我走了”,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隔绝了两个世界。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仿佛能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
第6章 一封没寄出的信
建红走后,家里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
刘阿姨是个有眼力见的人,她察觉到了我们兄妹之间的紧张气氛,做事更加小心翼翼。她每天按照康复师的要求,帮母亲做锻炼,按时喂药,把母亲的生活起居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则像个游魂,每天除了做三顿饭,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发呆。
我没有动桌上那两张银行卡。它们就像两块烙铁,放在那里,时时刻刻灼烧着我的心。
我和建红,也彻底断了联系。她没有打电话来,我更不会主动打给她。我们像两条被那次争吵斩断的线,各自飘向了不知名的远方。
母亲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她不再问建红为什么不来电话,只是变得更加沉默。有时候,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她在想女儿。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们家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一个星期后的下午,老王来敲门。
他提着一袋自己家包的饺子,笑呵呵地说:“建社,看你这几天没下楼,来看看你。老太太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把他让进屋,强打起精神:“挺好的,王主任,快请坐。”
刘阿姨扶着母亲在房间里做腿部屈伸,老王隔着门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嗯,请了护工好,专业。”
他坐下后,看着我的脸色,开门见山地问:“怎么了?跟妹妹闹别扭了?”
我心里一惊,没想到他看得这么准。
我苦笑着,把那天和建红争吵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包括那两张银行卡,那个“妈以后就拜托你了”的约定。
老王听完,没有立刻发表评论,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建社啊,你觉得委屈,哥理解。”他缓缓开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妹,可能比你更委D屈?”
我愣住了:“她委屈?她把妈当包袱一样甩给我,她有什么可委屈的?”
“你只看到了她拿钱出来,觉得她是在交易。可你没看到,她为了挣这些钱,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老王看着我,眼神深邃,“我儿子在北京,一年挣得也不少。可他跟我说,爸,我每天睁开眼,就是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我不敢病,不敢歇,我像个陀螺一样转,就是怕哪天停下来,这个家就塌了。”
“妹也是一样。她一个女人,在省城那种地方,要操心工作,要照顾家庭,要培养孩子。她的压力,比你只大不小。她拿出来的二十万,对她来说,可能就是她能拿出来的全部了。她把她能给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你,给了这个家,你却觉得她是在收买你,是在推卸责任。你说,她委屈不委屈?”
老王的话,像一块巨石,投进了我死水一般的心湖,激起了千层浪。
我从来没有站在建红的角度,去想过她的难处。我只看到了自己的付出,却忽视了她的挣扎。
“她把妈‘拜托’给你,不是不孝顺,恰恰是因为她知道,在这个家里,只有你,才是妈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她是在用一种可能不太恰当的方式,表达对你的信任和感激。她知道自己做不到日夜陪伴,所以她把她认为最重要东西——钱,交给你,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地去照顾妈。这是一种无奈,而不是一种解脱。”
我呆呆地听着,心里百感交集。
“建社,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你觉得守着是情,她觉得给钱是情。你们都没错,只是表达情的方式不一样。可你们都忘了,最重要的,是沟通。”老王拍了拍我的手,“跟妹好好谈谈吧。别让这点误会,毁了你们几十年的兄妹情。”
老王走后,我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
我走到桌前,拿起了那两张银行卡。冰冷的卡片,在我手心里,似乎渐渐有了一丝温度。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
我想起建红小时候总跟在我屁股后面,像个小尾巴。我想起我把邻居家孩子打哭了,她会拿着自己的糖去哄人家。我想起我上山下乡那几年,她每个月省下自己的零花钱,给我寄粮票和信。
我们的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脆弱,这么经不起推敲了呢?
第二天,刘阿姨休假。我一个人照顾母亲。
中午,我扶着母亲坐到饭桌前。我给她做了一碗她最爱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她吃得很慢,吃了几口,突然放下筷子,从口袋里颤颤巍巍地掏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建社,这是……我让你爸托人写好的。本来想等我走了,再让你看。现在看来,还是提前给你吧。”
我疑惑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字迹是我父亲的,刚劲有力。
信的内容很简单,是一份遗嘱。
上面写着,我们现在住的这套老房子,在他和老伴儿都过世后,留给我,陈建社。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留给女儿,陈建红。
信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是我母亲后来添上的,字迹歪歪扭扭:
“建社,房子给你,是因为你守着家,守着我。钱给建红,是因为她在外面不容易,需要钱的地方多。妈不偏心,你们兄妹俩,以后要相互扶持。”
我拿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信纸上,晕开了父亲的笔迹。
原来,在父母心里,他们早就为我们做好了最公平的安排。他们看得到我的付出,也体谅建红的难处。
而我,却因为一时的委屈和偏执,差点毁掉了这一切。
母亲看着我,叹了口气:“建社,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妈也知道,这些年,苦了你了。可是,建红是你的亲妹妹啊。她那天跟你吵完,出门就给我打电话了,在电话里哭得跟个孩子一样。她说她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她说她不是不想管我,是她真的没办法。”
“她说,哥是这个世界上她最亲的人,她不想失去你这个哥哥……”
母亲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击中了我的心脏。
我再也忍不住,趴在桌上,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第7章 没有输赢的谈话
那天晚上,我给建红发了一条信息。
“明天有空吗?我们谈谈。”
没有称呼,没有多余的话,像一份公事公办的通知。发出后,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她会如何回复。
几分钟后,手机亮了。
“有。我去你那儿,还是找个地方?”她的回复同样简洁。
“来家里吧。我做饭。”
第二天下午,建红来了。她看起来比上次更加憔悴,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她没有提行李箱,只背着一个随身的包。
我开了门,我们兄妹俩对视了一眼,都有些不自然。
“妈呢?”她问。
“刘阿姨扶着在房间睡午觉。”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捧在手里,却没有喝。客厅里,气氛有些凝重。
“哥,对不起。”
最终,是她先开了口。这三个字,让我的心瞬间软了下来。
我摇了摇头,把那两张银行卡,和父母的那封信,一起推到她面前。
“你先看看这个。”
建红疑惑地拿起信,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她的眼睛就红了,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信纸上。
她看完信,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哥……”
“建红,”我打断她,声音有些沙哑,“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不该那么想你,不该说那些伤人的话。”
我把老王对我说的那番话,以及我自己的反思,都告诉了她。我说我只看到了自己的辛苦,却没有体谅她的压力和无奈。
建红听着,眼泪流得更凶了。
“哥,你别这么说。你说的都对。我就是……就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她说,自从嫁到省城,她就一直活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下。婆家是书香门第,对她这个小城市工厂家庭出身的媳妇,总有些若有若无的轻视。她拼命工作,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比任何人差,想让娘家在婆家面前能抬得起头。
她说,她不是不知道我辛苦,每次打电话听我说妈又哪里不舒服了,她都心急如焚。可她能怎么办?她一请假,项目就可能被别人顶替。她一放松,就可能被这个快节奏的城市淘汰。
“我给你钱,不是想买断责任。我是真的觉得,除了钱,我给不了妈别的了。我以为,让她用上最好的药,请最好的护工,就是对她好。我没想到,这反而伤了你的心,也让妈不开心。”
“那天跟你吵架,我说那些话,说完我就后悔了。我一个人开车回省城,在高速上,把车停在紧急停车带,哭了半个多M小时。我觉得自己特别混蛋,特别不孝。我怎么能那么跟自己的亲哥哥说话?”
我们兄妹俩,第一次这样坦诚地,把内心最深处的脆弱和委屈,都剖开给对方看。
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有相互的理解和心疼。
客厅里的空气,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
“房子,我不能要。”建红把信推回到我面前,“哥,这房子本来就该是你的。你守了爸妈一辈子,这是你应得的。”
“那钱你拿回去。”我也把银行卡推给她,“妈的医药费,我们一人一半。以后的生活费,也一样。你有压力,我也有退休金。我们是兄妹,这个家,我们一起扛。”
建红看着我,哭着哭着,又笑了。
“哥,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你。谁欺负我,你都会第一个冲上去。我觉得,只要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
我也笑了:“你还记得吗?你上大学走的那天,在火车站,哭得跟个泪人似的,说怕以后再也吃不到我给你做的糖醋排骨了。”
往事一幕幕浮现,我们聊了很久很久。聊小时候的趣事,聊父母的过往,聊各自生活中的烦恼。
那些曾经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在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渐渐消融。
傍晚,母亲醒了。看到建红,她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建红,你……你怎么来了?”
“妈,我想你了,就回来了。”建红走过去,蹲在轮椅边,握住母亲的手,把脸贴在她的膝盖上,像个回家的孩子。
那一顿晚饭,是我们家这几年来,最温馨的一顿。
我做了糖醋排骨,建红像小时候一样,跟我抢着吃。母亲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胃口都比平时好了很多。
刘阿姨也很识趣地没有上桌,她说她回自己房间吃。她把空间,留给了我们这一家人。
饭后,我和建红一起在厨房洗碗。
“哥,刘阿姨还是让她留下来吧。”建红轻声说,“不是不相信你,是怕你太累。你年纪也大了,身体要紧。让她帮你分担一点,我们都能安心。”
这一次,我没有拒绝。
“好。不过,工资我们一人一半。”
建红笑了:“行,都听你的。”
我看着窗外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
原来,亲情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需要我们用心去解答的应用题。它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输赢。
唯一的解题思路,就是沟通与理解。
第8章 最好的“待遇”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微妙而美好的变化。
建红回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她不再总是等到长假,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周末,她也会开车回来,住上一晚。她会陪母亲聊聊天,给她读报纸,或者推着她在小区里散步。
她不再大包小包地买那些昂贵的营养品,而是学会了走进厨房,跟我学做母亲爱吃的那几道家常菜。虽然手艺不怎么样,但母亲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
刘阿姨也留了下来,但她的角色,从一个全权负责的护工,变成了一个辅助的帮手。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们兄妹亲力亲为。刘阿姨在的时候,我能得空去公园跟老王他们下下棋,聊聊天。
那两张银行卡,最终建红留下了一张,说是家里的“共同基金”,用于母亲的医疗和日常大额开销。另一张,她坚持让我收下了。
她说:“哥,这不是给你的报酬,这是我这个当妹妹的一点心意。你照顾妈,也得照顾好自己。别总不舍得花钱。”
我没有再推辞。因为我知道,这张卡里承载的,不再是冰冷的交易,而是温暖的亲情。
母亲的身体,在这样温馨的家庭氛围里,恢复得越来越好。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话也多了,有时候还会饶有兴致地看我们兄M妹俩斗嘴。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又陪着母亲在楼下花园晒太阳。老王也背着手溜达了过来。
“建社,看你最近红光满面的,家里有喜事啊?”他笑着问。
我看了看轮椅上安详的母亲,由衷地笑了:“王主任,是啊,天大的喜事。”
老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不远处正跟邻居说着话、准备走过来的建红,露出了然的笑容。
“想通了?”
我点了点头:“想通了。您上次说的那番话,让我受益匪浅。”
“其实啊,”老王压低声音说,“我那天跟你说的,农民的待遇比城里人好,那都是气话。”
我愣了一下。
老王叹了口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乡下有乡下的难处,城里有城里的烦恼。我老家侄子,为了宅基地那点事,跟他亲兄弟打得头破血流。你说,这待遇好在哪?”
“我跟你说那些,不是真的觉得农民有多好。我只是看你一个人扛着,心里憋屈,想给你找个由头,让你把心里的火气给撒出来。”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建社,人活一辈子,活的不是待遇,不是条件,活的是个什么?是个人气儿。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好好说话,好好吃饭,有商有量,有笑有泪,这就是最好的人气儿,也是最好的待遇。”
我看着他,心里充满了感激。
这时,建红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根刚买的糖葫芦。
“哥,你看我买了什么?”她像个孩子一样,在我面前晃了晃。
“多大的人了,还吃这个。”我嘴上说着,脸上却全是笑意。
“不是给我吃的,”她笑着,把糖葫芦递到母亲嘴边,“是给咱妈买的。妈,尝尝,酸酸甜甜的,开胃。”
母亲笑着张开嘴,咬下了一颗。阳光下,她脸上的皱纹,都仿佛舒展开了。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暖洋洋的。
农民的待遇,城市居民的待遇,到底哪个更好?
或许,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真正的“好待遇”,无关身份,无关地域,更无关金钱。
它藏在兄弟姐妹推心置腹的谈话里,藏在一家人围坐一桌的饭菜香里,藏在母亲吃到糖葫芦时那满足的笑容里。
它是家人之间那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关心,是那份无论相隔多远,都扯不断的牵挂。
这,才是千金不换的,人生最好的待遇。
来源:沉着海浪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