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在内务府旧档案馆，一位老档案员轻声说了句：“你知道吗？嘉庆以后，奏折里满文越来越少了。”这话像根线，把我拉进了另一个世界。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年在内务府旧档案馆，一位老档案员轻声说了句：“你知道吗？嘉庆以后，奏折里满文越来越少了。”这话像根线，把我拉进了另一个世界。
那时候清朝还在，朝廷照样运转，皇帝每天早起批折子，文武百官依旧上朝行礼。
可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比如，原本写在奏章左侧的满文译文，慢慢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一行空行。
再后来，干脆连那行字也省了。
这事儿要真讲起来，还得从头说起。
最初的时候，满语可不是“辅助语言”，而是政权的根。
后金立国之初，努尔哈赤就开始琢磨：汉人有汉字，蒙古人有蒙古文，我们满洲人凭什么要用别人的字？于是他命人仿照蒙古文创制了满文。
可惜太仓促，第一套写法出了不少问题。
比如“达”“塔”“德”“特”这些音，写出来根本分不清。
那会儿的官员，写个奏章都得先猜意思。
皇太极上台后，干脆重新改了一版。
这才有了后来推广几十年的“新满文”。
这套文字虽然仍有局限，但至少能看懂了。
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开始尝试让它成为国家的正式文字。
清军入关之后，满文一度被朝廷寄予厚望。
顺治年间，边疆军报、宫中旨意，乃至重要的政令，全部要求用满文书写。
甚至规定，汉臣写奏章也要附上满文翻译。
为了推广语言，朝廷还专门设立了“咸安宫官学”，专教八旗子弟读满文、说满语。
这套制度看起来很严密，执行起来也挺起劲。
但有个问题始终绕不过去：汉人太多，满人太少。
那时候全国人口大约两亿，满族人加上八旗系统也不过百万。
朝廷再强硬，也很难强行改变大局。
顺治是个有远见的皇帝，他知道这事儿急不得。
年老的汉臣学不动满文，他就允许他们找人代笔；奏章看不懂，他就配翻译。
这种宽松的态度，反倒让不少人慢慢接受了满文，比后来那种“一刀切”的方式有效得多。
可惜顺治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朝政落到鳌拜手里，风向一下变了。
鳌拜是个典型的守旧派。
他不信汉人，凡事都想用满族亲信。
对待语言问题更是强硬。
他上台后，直接下令：朝堂上不准说汉语，奏章一律满文，谁写不来就别上朝。
连科举制度也想改成满文考试。
结果，一大批汉臣被斥退，八旗子弟苦不堪言。
那时候，有个叫胡世宁的汉臣年近六十，实在写不来满文，就找人代写。
鳌拜得知后，直接驳回奏章，批了句：“不会满语，如何为国？”这事儿在朝中传开后，好多人都噤若寒蝉。
有些年纪大的汉官干脆挂印归田，说自己“眼花耳背，学不动了”。
但鳌拜越强硬，反弹越大。
地方督抚、边疆将领，不少人开始阳奉阴违。
吴三桂起兵反清，本是因私怨，但能得到那么多响应，这股“文化压迫”的怨气也推了一把。
康熙亲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除掉鳌拜。
那天早朝，康熙站在乾清门前，冷冷说了句：“我大清不靠压人，靠理。”之后几个月里，鳌拜推行的语言禁令被一条条废除。
奏章可以用汉文写，满文翻译由内阁统一处理。
科举恢复汉文考试，咸安宫官学也不再强制八旗子弟必须学满文。
语言政策一松，满语的地位开始不稳了。
特别是到了乾隆以后，宫廷里说汉语的满人越来越多。
乾隆自己倒是坚持用满文写日记，还亲自校订《御制满文诗集》。
可他也知道，身边大臣里能读懂满文的人越来越少。
有一次，乾隆看了一份奏章，发现满文翻译里有错。
他当场问译官：“这句‘边防尚固’，为何译成‘边境不安’？”译官低头不语。
乾隆叹口气：“你们连我想说什么都搞错了，还怎么辅佐朝政？”
那之后，乾隆下旨重新培训满文翻译，可成效并不大。
八旗子弟普遍更愿意学汉文。
毕竟，不管是做生意、看戏、交朋友，还是参加科举，汉语才是主流。
说起来，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也变了。
他们原本是军人，后来变成靠俸禄过日子的寄生阶层。
不种地，不经商，靠朝廷吃饭。
可朝廷的俸禄有限，日子难免紧张。
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和汉人打交道。
账本、契约、书信，全是汉文。
他们用汉语谈价，用汉字记账，用汉文写信。
时间一长，满语自然就淡了。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清廷内忧外患，无暇顾及语言政策。
能保住江山就不错了，谁还管什么满文满语？那时候，连皇帝自己都不再坚持看满文奏章，直接看汉文就了事。
等到清朝灭亡，满语也就彻底退场了。
民国成立后，大部分满族人说的已经是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满文课早被取消，满语书籍也没人再印。
原本供奉在宗庙的老族谱上，那些满文名字也被逐渐改成汉字。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杜家骥，《清代语言政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赵东元，《满族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满文档案选编》，中华书局，2008年。
金启孮，《满文研究》，民族出版社，1984年。
来源：灾难拍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