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企业文化虽非宗教，却有着类似宗教的压抑与束缚性惯例。日本职场被一套明确的规则与期望定义，其职场伦理催生了 “过劳死”（日语：karoshi，カロシ）—— 这种让员工为工作倾尽所有的文化，堪比天主教的苦行教义、哈西德犹太教的传统规训，或是摩门教的激励式信仰。

日本企业文化虽非宗教，却有着类似宗教的压抑与束缚性惯例。日本职场被一套明确的规则与期望定义，其职场伦理催生了 “过劳死”（日语：karoshi，カロシ）—— 这种让员工为工作倾尽所有的文化，堪比天主教的苦行教义、哈西德犹太教的传统规训，或是摩门教的激励式信仰。无论是日本的工作时长，还是整体职场氛围，都严苛到极致，要求职场人将生活完全奉献给工作。尽管中日企业文化存在些许相似，但无论在哪个语境下，“工作到累死” 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概念。

二战后，日本建立了稳定高效的商业模式，以支撑人口需求并推动经济增长。到 1970 年代，企业对员工的 “绝对忠诚、全身心投入” 要求，让一种现象逐渐显现 —— 员工因过度劳累死亡，人们称之为 “过劳死”（karoshi）。

这一现象的爆发，与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机直接相关：危机导致日本企业利润收缩，员工薪资被压低，但为了维持生计或赚取更多收入，他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承受高强度劳动，最终有人因此丧命。到 1980 年代，日本经济反弹成为全球经济强国，这种 “以时长换生存” 的工作模式却深深嵌入企业文化，成为难以撼动的潜规则。

数据显示，“每 5 个日本员工中，就有 1 人面临过劳死亡的风险”—— 过劳死并非真的成为职场人的 “目标”，却逐渐演变为一种竞争式的隐性要求。对他们而言，“工作到极限” 关乎职业存续、个人尊严与社会评价：工作时长越长，仿佛越能证明对企业的忠诚，即便需要牺牲个人生活也在所不惜。

1990 年代后，企业裁员逐渐普遍，“留在公司” 又多了一层生存焦虑：员工故意延长在岗时间，只为向老板证明 “自己不可或缺”，避免被列入裁员名单。当压力超出承受极限时，许多人选择自杀 —— 这也导致日本的自杀率远高于全球多数国家，其中职场压力是重要诱因。

在日本职场，“工薪族”（salaryman）通常指从高中或大学毕业就被企业录用，承诺 “终身任职” 的男性员工；与之对应，“职场女性”（salarywoman）则是进入企业的女性群体 —— 如今日本企业中女性占比逐渐提升，她们的工作时长即便不超过男性，也与之持平。和男性一样，女性员工毕业后直接被企业录用，获得 “终身岗位”，但必须通过超长工时证明自己的忠诚度。

然而，日本职场存在显著的性别薪酬差距：即便付出同等劳动，女性薪资往往低于男性，这无疑是对她们工作伦理的一种漠视。

除了 “职场女性”，日本企业中还有 “办公室女性”（office ladies，简称 OL，又称 “粉领族”）。她们主要负责文书、行政等基础工作，企业不期望她们晋升到管理岗位，反而会隐性引导她们在 30 岁前结婚生子。一旦生育，大部分 OL 会选择离职，极少有人重返职场 —— 这背后，是日本传统 “女性主内” 的性别观念，以及企业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刻意限制。

对日本工薪族（无论男女）而言，“每周工作至少 80 小时” 是常态 —— 这既关乎企业所谓的 “生产力”，更关乎对企业的 “忠诚度”。企业默认员工需通过 “尽可能长的在岗时间” 证明投入度：许多人每天工作 13 小时，每周工作 6 天，彻底牺牲个人时间、家庭陪伴与睡眠。

更残酷的是，这种 “超长工时” 还包含大量 “服务性加班”（service overtime）：这类加班几乎是强制的，且没有任何报酬。在同事的隐性压力、老板的期望下，“服务性加班” 的时长不断增加，本质上是企业以 “忠诚” 为名，最大化压榨员工价值，换取更高利润。

在过劳死文化中，“对企业忠诚” 是核心准则 —— 日本企业推行的 “终身雇佣制”，让员工与企业形成了近乎 “捆绑” 的关系：企业看似为员工提供稳定的长期岗位，却也剥夺了他们的职业自主权。

与美国企业文化不同，日本员工被期望 “终身服务于同一家企业”：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过 40 年的员工，会享受 “年功序列工资”（按工龄涨薪）；退休年龄通常在 55 至 60 岁之间。这种制度下，员工对企业产生强烈的依赖感 —— 他们不敢轻易离职，担心失去稳定收入与养老保障，只能通过更长的工作时间证明 “自己值得被留下”。

在日本职场，“是否真的在工作” 有时并不重要，“是否留在公司” 才是关键。许多员工即便没有工作可做，也会坐在办公室里消磨时间，甚至趴在办公桌上睡觉 —— 只为避免被老板或同事视为 “不敬业”。

一位曾在日本工作的观察者这样描述：“我刚在日本生活时，和一位在澳大利亚悉尼工作过的日本老人聊天。他说，日本人总爱说自己工作多辛苦、多努力，但这都是假的。他觉得悉尼的同事会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争取 5 点准时下班回家；而日本员工只是在办公室里拖延时间，故意拉长在岗时长。我在日本工作时，也常看到有人趴在桌上睡觉 —— 在我家乡，这可是会被解雇的行为。”

日本职场并非只有 “终身雇佣” 的工薪族，还有 “非正式员工”（irregular workers）—— 他们没有 job security（工作保障），也没有社保、年假等福利。但 “拒绝成为工薪族” 是一种职场禁忌：选择非终身雇佣岗位的人，会被贴上 “不忠诚”“不稳定” 的标签，承受社会偏见。

更矛盾的是，非正式员工的增加，反而加剧了工薪族的压力：企业为降低成本，大量雇佣非正式员工，让正式工薪族时刻担心 “自己的岗位会被替代”。为了保住 “终身岗位”，工薪族不得不付出更多，进一步延长工作时间。

对日本企业而言，雇佣员工被视为 “长期投资”，因此 “主动裁员” 并不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员工能逃离压力 —— 职场压力引发的自杀与健康问题，成了另一种 “隐性淘汰”。

2010 年，20-29 岁、30-39 岁两个年龄段的主要死因均为自杀；2016 年，向日本厚生劳动省申请 “过劳死补偿” 的案例超过 1400 起。除了自杀与心理问题，长期过劳还摧毁了员工的身体健康：每年有数百人因心脏病、中风等 “过劳相关疾病” 死亡，这些疾病的根源，正是常年睡眠不足、精神紧绷与缺乏休息。

日本政府并非没有尝试破解过劳死困局。2001 年，曾有一起标志性诉讼：一家广告公司因高管过劳自杀被追责，此后维权组织不断向厚生劳动省施压，要求公开 “过劳问题最严重的企业名单”。

2017 年初，日本政府提出 “每月加班时长上限 60 小时，繁忙期可放宽至 100 小时” 的政策，但早在 2014 年的类似政策就几乎没有效果 —— 企业仍变相鼓励加班，员工也不敢真的按时下班。

“优质周五”（Premium Friday）是政府推出的最新尝试：每月最后一个周五，鼓励员工 15 点下班，并补贴游乐园折扣等福利，希望他们放松身心。但这一举措最终沦为形式：很少有员工真的提前下班，许多企业直接拒绝参与。究其原因，可能是同事的压力、对 “被视为不忠诚” 的恐惧，或是对工作未完成的焦虑 —— 无论哪种，都让 “优质周五” 成了一场失败的自救。

过劳死并非只存在于企业职场。2013 年，日本 NHK 电视台 31 岁女记者佐渡川美和（Miwa Sado）因心力衰竭去世。去世前一个月，她每天工作 14 小时，整月仅休息 2 天，加班时长高达 159 小时 —— 当时她正负责东京都知事选举的报道，高强度的采访与写稿压垮了她的身体。

2016 年，负责管理三座大楼清洁工的芹泽清隆（Kiyotaka Serizawa）曾试图辞职，但老板拒绝批准。此后，他继续承受超长工时，只能在轮班间隙睡在父母家的沙发上 —— 期间母亲每天都会摸他的脉搏，确认他是否还活着。最终，他因抑郁与疲惫走向绝望：开车前往偏僻地点，在车内点燃炭火，因一氧化碳中毒自杀。

这两起案例虽不在传统企业领域，却印证了日本 “全民过劳” 的文化困境：从媒体人到服务业从业者，都在被 “时长优先” 的工作逻辑吞噬。而 “每 5 个员工就有 1 人面临死亡风险” 的数据，更暴露了这种文化的残酷本质。

来源：世界史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