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假公司”不发工资，反而向“员工”收费：工位30元一天，行政办公室80元每天，总经理办公室日租120元，含餐另加20元。

知音真实故事

亲爱的，这里是知音真实故事。

23岁的小陈有两个公司。

一家真公司，仅有5名员工；另一个“假公司”却拥有超过200名“员工”。

“假公司”不发工资，反而向“员工”收费：工位30元一天，行政办公室80元每天，总经理办公室日租120元，含餐另加20元。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不提供就业岗位的“假公司”，却成了许多失业者的临时“避风港”。

失业青年创办“假公司”

“妈，我找到工作了，你看这办公环境多好。”

一个女孩举着手机，镜头缓缓扫过整洁的工位、忙碌的同事，当扫到桌角摆放的“工位预定”牌时，她急忙示意镜头外的人赶紧挪开。

“假装上班”公司的工位

几名“真员工”——小陈真公司负责活动策划的5名工作人员，默契配合。几分钟后，女孩发出一条语音：“妈，我要开会，先不说了。”

她收拾东西，结束了这场“上班演出”。

23岁的经理小陈，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像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他的“假公司”里上演。

对于失业人士而言，“上班”主要是为了满足心理需求，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待着，与其陷入自我怀疑，或者和怨气冲天的家人剑拔弩张，他们宁愿到一个虚拟的职场上进行cosplay，重新找回一种社会身份或归属感。

开这家公司，并不是小陈跟风、博眼球，他也曾经历人生最黑暗时刻。

时间倒退到2023年，小陈的自媒体公司因疫情倒闭，赔了十几万，他在家颓废了三个多月。重新振作后，小陈决定再次尝试，创立了一家大学生交友的户外活动策划公司。

“公司最风光时坐班30多人，业务遍布湖南省，后来经济下行，裁到只剩5人。”

这个位于长沙二环外北斗大厦的400多平办公场地，月租金一万多，还没到期，裁员之后的办公区空空荡荡，空置着实在太浪费。

今年7月，一个短视频给了小陈灵感。

“网上有个‘付费上班’的桥段，我在抖音搜索时，发现杭州已有类似雏形公司。”小陈灵机一动，想到自己闲置的办公场地，“为什么长沙不能有？”

7月底，长沙“假装上班公司”悄悄开业。

小陈将50多个闲置工位，以商业租赁形式出租给失业等人员：普通工位30元一天，行政办公室80元每天，总经理办公室日租120元，若想含餐，额外加20元。

第一位客户是个27岁的男生，身穿白色Polo衫、黑色休闲裤。他在微信上告诉小陈，自己土木工程专业，已失业3个月。

“和女朋友分手了，我现在一个人住。”男孩每天焦虑到失眠，刷抖音发现了“假装上班公司”。

小陈邀请他来体验一两天，顺便找找工作。可实际上，男孩只待了两个小时。“他打开招聘软件投完简历，就仰躺在椅子上，刷了一会儿抖音，最后在工位拍了几张自拍，又拍了下公司环境就走了。

过往“失业者”的身份，让小陈比别人能能体会其中的心酸，也更能共情来这里假装的人。

他雇了一位做饭的阿姨，要求真、假员工，无论多忙必须吃饭，“身体最重要，熬垮了就啥也没有了。”

小陈一再强调，不喜欢吃公司盒饭，可以选择外卖或自带饭菜，公司的微波炉免费使用。这里还提供WIFI、电脑、空调24小时开机、打印机随便用，还有免费瓶装水。

开业两个多月，“假装上班公司”来过200多人。

小陈也慢慢总结出“假员工”的画像：60%以上是失业者，24-32岁的占一半以上，最大的是40多岁男性；30%是自由职业或创业者；剩下10%就是来打卡凑热闹。

有人问小陈：为什么失业者不去咖啡馆、图书馆、网吧或家里，而是选择来他这里？

“咖啡馆，不消费就很尴尬而且还吵；网吧贵，又要实名，有的环境还差；图书馆座位有限；在家又无法自律，还有家人监视着，太压抑了。”

来这里的人，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座位。他们要的是一种氛围，一种不被审视的自由，一个能缓解“休息羞耻”的地方。

不想回家的“窝囊废”

许多人看似平静的生活底下，可能都涌动着暗流。来假装上班公司的人，几乎没人告诉家人真相。

小陈认为，他们都想在家人和别人的眼光里，表现很忙碌、正常样子，仿佛一切都没有“脱轨”，仍然维持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

不过，他们脸上难掩的焦虑和失意，骗不了人。

7月底的一个深夜，小陈要做账，加班到12点半。

等他走出来，发现一位30多岁的“假员工”仍坐在工位上，表情木然，一点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老婆在家等着，咋还不回去？”小陈问。

“回家？当窝囊废吗？ ”男人答非所问。

这让小陈想起，男人经常坐在工位上接电话，每次都压低嗓音，语气透着焦虑压抑。但他还是听到了“车贷”、“房贷”和“孩子”。

有一次，隔着手机，男人妻子的啜泣和“窝囊”这样的字眼，还是通过扬声器传了出来。

男人在这里租了3天工位。最后一天，也就是加班那晚，他跟小陈诉说了自己的困境：“找不到工作，房贷、车贷，孩子的补课费，每一个都不能等。”

他痛苦地挠头，觉得自己快扛不住了，心很乱，不想回家。

小陈理解男人的心理——他白天来，是喜欢这里的活人气，以及不被打扰的安全空间；可一旦晚上回家，他就是丈夫，是爸爸，是儿子，唯独不是他自己。

只有在这 30 块钱的工位上，他可以短暂地做个没用的“窝囊废”。

不过，当有人询问小陈能不能晚一点关门甚至24小时营业时，他的回应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我可以陪你加班，但不提倡。”

小陈知道，晚上等人都走了，他们就愈发空虚，愈发焦虑。就像自己当年创业失败所经历的每个难捱的夜晚。

他对这种迷茫感，熟悉又难过。

作为过来人，他希望给他们一点陪伴或宽慰。

“休息羞耻”者的救赎

也有些人，小陈不能理解。

前几天，公司来了一个18岁女孩，据说是女主播。她没带任何办公用品，而是带了一个男摄像师，还带了4套衣服。

“她想租一天办公室，拍4天上班状态，被我拒绝了，我不想影响其他人。”小陈坦言，自己的公司也是有门槛的，每个申请者都要经过微信初筛和现场沟通，甄别一下，是不是纯粹来看热闹。

“这里可以喘息，但不要躺平，年轻人还是要奋斗。”小陈为“假装上班公司”定了四大禁令：禁烟、禁酒、禁脏话、禁摸鱼。如果想休息就去休息区，尽量不要在工位上仰躺或者睡觉。

定这些规矩，不是不近人情，而是怕他们一躺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小陈知道，人垮掉不是从没钱开始，而是从没有“人样”开始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多人在小陈的假装公司里，获得新的开始。

一个99年出生的女孩，在这里“上班”俩个月后，逐渐找回了状态。

她原本是服装设计师，失业后成了“自由职业者”，在家接剪辑和运营的活儿。

没了公司制度的约束，她过得很松懈。下午2点多起床，熬夜到凌晨两三点干活，有时候甚至四五点钟才睡觉。

日复一日，她的状态很差，效率也越来越低。收入从最初的2万多，跌到了2千，女孩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你有没有那种体验，工作中偶尔摸鱼，摸着摸着就开始懊恼，觉得自己虚度了时光。有人甚至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老板有一天不PUA了，他心里反倒不踏实，一旦不工作，就会产生负罪和失落感。现代人就是这样，不能休息，也不敢休息。”

她刷小红书看见小陈的“假装上班公司”，为了有个自律的环境，成了这里的员工，也是时间最长的“员工”。

从7月份来，她一直待到现在，每天严格按照小陈公司早10点到晚10点的工作时间，像真正上班打卡一样，不迟到不早退。

“我没问过，她现在的收入是多少，反正她每天都很忙。”

看到她的自律和能力，小陈也会把公司一些剪辑的活交给她干。

“我不是缺工位，而是缺一个能哭完继续干活的地方。”女孩说。

规律的作息,让她重获人样。每天的通勤打卡，对她而言不是任务，而是她的救赎。

渡人也是渡己

“假装上班公司”这个看似新鲜的项目并不被所有人理解。

“很多人骂我，说我是电诈公司、洗钱，甚至说我脑袋被驴踢了。”小陈坦言，“假装上班公司”的业务并不赚钱，如果不是真公司的主业在盈利，他早就撑不住了。

数字就能说明一切：自从开了假装上班公司，小陈公司的电费从每月1000元涨到近3000元；瓶装饮用水从每月30多箱激增到150箱，还有其他耗材也在增加支出。

后来，一个男孩的出现，才让他真正找到成立“假装公司”的意义。

男孩20岁出头，失业前是一名程序员。年初，他家里发生变故，便跟公司提出休长假，等家里事情处理完，再回原公司，公司业务调整已经不需要他了。

“找不到工作，他情绪特别低落，总是缩在角落干活，不太跟别人说话。”小陈说，男孩一共待了10多天，每天都在投简历，偶尔接一些毕业设计的活赚点零花钱。

终于，海投了无数简历的男孩收到一个offer，他开心地跟小陈分享。

可是，看见底薪2800元，小陈有点没控制住情绪，“这家公司，根本没把你当人看。”

之所以情绪激动，是因为小陈也是程序员出身，毕业第一份工作也是做软件开发，“我当时底薪都够低了，至少还有4000元。”他观察过男孩的代码格式，逻辑非常清晰，而且男孩有产品思维，无论前端后端都能做，对方明摆着有点欺负人。

小陈给他推荐了朋友的软件开发公司，入职薪资6000元，虽然也不算太高，但还有上升空间，目前男孩已经被调到上海工作。

后来，男孩非常感激地对他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还在找工作。”

这次助人经历，打开了小陈的思路。因为他的公司经营范围没有劳务派遣，所以只要有合适机会，他就免费帮忙推荐。

他希望“这里没有假装，只有认真工作的人。”

因为从经营角度，如果将失业者的窘迫明码标价，小陈不认为这是一门能做得长久的生意，他完全可以换租个小办公室。

“这个模式成本高、盈利难，很难成为主流业态。”小陈清醒地认识到，几个月后，看热闹的人散了，风口就会过去。

但社会总需要有人去做一些可以不计成本的事情。

“我的父母快50岁了，他们也害怕失业，我希望有人能帮他们，而我也有可能再次经历失业。”

因为淋过雨，就想为别人撑伞。小陈希望每个失业者都能被善待。

晚上10点，小陈准时关灯，“假员工”们各自离开，融入城市夜色。

有人找到了新工作，有人只是暂时安放了焦虑，更多的人在迷茫中继续徘徊。

这个30元一天的“戏台”，演的不只是上班的戏，更是无数人在现实和无奈之间的挣扎。它不解决失业，却提供了一处短暂的避风港——一个可以停靠、喘息甚至尝试重启的简陋码头。

在“真”与“假”的边界上，那一点微小的善意与理解，显得如此真实。

在生活的重压下，我们都害怕原有的生活脱轨、失控。所以，当意外来临，我们本能地想为自己营造一种“假装正常”的状态。

你是否也有过假装正常的时刻?

这不是虚荣心作祟，而是遭遇突如起来的意外后，对抗压力、偏见进行的反向操作，用荒诞对抗荒诞。

这间“假公司”，是我们这个时代焦虑与温情的缩影，也是每一个在现实中挣扎的普通人的侧写。

它提醒我们，在坠落与起飞之间，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块缓冲地带——不是为了躺平，而是为了下一次起身，能更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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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