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多年后，当我女儿高烧不退，我抱着她深夜冲向医院急诊室，听着她在怀里微弱的哼唧声时，我的脑海里总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出1995年那趟绿皮火车。

二十多年后，当我女儿高烧不退，我抱着她深夜冲向医院急诊室，听着她在怀里微弱的哼唧声时，我的脑海里总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出1995年那趟绿皮火车。

我会想起那个在卫生间门口，把一个沉甸甸的信封硬塞进我手里的女人，和她那句几乎被火车轰鸣声彻底淹没的“谢谢你”。

那笔钱，她坚持了整整十年。每年一张汇款单，从天南海北的不同城市寄来，汇款人的名字永远是“林秀兰”，附言栏里却只有最简单的两个字：“还款”。直到第十年，最后一张汇款单上附了一张小纸条，字迹比以前舒展了许多：“陈大哥，孩子上大学了，是个男孩，很争气。大恩不言谢，祝你一生平安。”

自那以后，林秀兰这个名字就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命里，仿佛那十年间的执着，只是为了给那个发生在火车上的、仅有三十多个小时的故事，画上一个郑重的句号。

可这一切漫长故事的起点，不过是那张被我手心里的汗浸得又湿又软，几乎要化开的、皱巴巴的纸条。

上面只有五个字：卫生间，等你。

第1章 摇晃的目光

1995年的夏天，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躁动而又湿热的气息。我，陈建军，刚刚从一所不好不坏的大学毕业，揣着毕业证和父亲东拼西凑来的八百块钱，登上了南下广州的绿皮火车。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里一半是闯荡世界的豪情，一半是对未知的忐忑。八百块，是我未来三个月，甚至半年的全部家当。我把它们缝在内裤的口袋里，每隔一会儿就要下意识地摸一下，感受那份厚实带来的虚假安全感。

火车像一条疲惫的绿色巨龙，喘着粗气，载着满车厢南腔北调的梦想和辛劳，哐当哐当，一头扎进了无边的黑夜。我买的是硬卧，中铺。过道的窗户开着，混杂着煤烟味的野风灌进来，吹散了车厢里泡面、汗味和廉价香烟混合成的复杂气味。

对铺的那个女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频繁地看我的。

她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衬衫，梳着那个年代很常见的齐耳短发。她长得不算是顶漂亮，但五官很柔和，尤其是一双眼睛，很亮，只是眼神里总带着一丝化不开的愁绪。她带着一个孩子，看起来也就一岁多，裹在一张小小的薄被里，睡得很沉。

起初，我并没太在意。长途旅行，大家闲着无聊，互相打量再正常不过。我低头看我的书，是一本泛黄的《平凡的世界》，偶尔翻一页，一抬头，总能撞上她的目光。

她不躲不闪，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犹豫，甚至……带着一丝恳求？

我一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子，哪里经过这个。被一个年轻的陌生女人这么盯着，脸上顿时火辣辣的。我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又觉得不妥，只好尴尬地对她笑笑，然后迅速把视线挪回到书页上。可那些铅字，一个也看不进去了，满脑子都是她那双探究的眼睛。

“小兄弟，去广州打工啊？”

是睡在我下铺的大叔先开的口，他是个去东莞探亲的木匠，嗓门洪亮，人很健谈。

我赶紧应道：“是啊，大叔，毕业了，过去找找机会。”

“广州好啊，遍地是黄金！”大叔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不过坏人也多，你一个学生仔，可得留个心眼。”

我点点头，感激地说了声“谢谢大叔提醒”。

这时候，对铺的女人忽然轻轻地开了口，声音很柔，带着点南方口音：“你……是大学生？”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主动跟我说话。我有些拘谨地回答：“嗯，刚毕业。”

她“哦”了一声，低下头，轻轻拍了拍怀里孩子的背，然后又抬起头，目光再次落在我脸上，那眼神里的情绪似乎更浓了。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心里开始胡思乱想。那个年代，社会上正流传着各种各样南下淘金的故事，其中不乏一些桃色陷阱的传闻。我读过一些地摊文学，上面把某些独自出行的女人描绘得既神秘又危险。

难道……她把我当成了某种可以下手的目标？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赶紧摇摇头，为自己的龌龊想法感到羞愧。人家还带着孩子呢，我怎么能这么想她。可她那毫不避讳的、持续的注视，又实在让我无法不多心。

夜渐渐深了。车厢里的人声渐渐平息，只剩下火车单调的“哐当”声和此起彼伏的鼾声。我躺在中铺，翻来覆去睡不着。下铺大叔的呼噜声震天响，而我的脑子里，却全是白天那个女人的眼神。

我悄悄探出头，借着走廊昏暗的灯光朝对面看去。

她也没睡。她侧身躺着，面对着墙壁，肩膀微微耸动，像是在无声地哭泣。她怀里的孩子似乎有些不安稳，发出了几声模糊的呓语。她立刻转过身，熟练地将孩子搂得更紧些，用脸颊贴着孩子的额头，一动不动，像一尊忧伤的雕塑。

那一刻，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猜测忽然就烟消云散了。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为孩子忧心忡忡的、疲惫的母亲。也许她遇到了什么难处，也许她的丈夫不在身边，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远行，眼神里的愁苦和警惕，都是生活刻下的痕迹。

我缩回头，心里莫名地有些发酸，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

第2章 汗湿的纸条

后半夜，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尿意憋醒。

车厢里静得可怕，只有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处时，才发出一声沉重而规律的巨响。我轻手轻脚地从铺位上爬下来，摸索着穿上鞋，准备去车厢连接处的卫生间。

就在我路过她下铺的时候，一只手忽然从黑暗中伸了出来，轻轻地、却又异常坚定地抓住了我的裤脚。

我吓得一个激灵，差点叫出声来。

我猛地回头，对上了她那双在黑暗中亮得惊人的眼睛。

是她，林秀兰。

她半坐起身，一只手还抱着熟睡的孩子，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我的裤脚。她的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异常苍白，嘴唇翕动着，却没发出任何声音。

我的心跳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血液“嗡”地一下全冲上了头顶。这是干什么？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各种离奇的猜测又一次翻江倒海般涌了上来。

她见我僵在原地，眼神里的焦急更甚。她松开我的裤脚，飞快地将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纸团塞进了我的手心，然后迅速缩回手，躺下，用被子蒙住了头，整个过程快如闪电，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手里捏着那个尚带着她体温的纸团，愣在原地，手心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纸团很小，被捏得很紧，甚至有些潮湿。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每一次跳动都撞击着我的肋骨。

我做贼似的左右看了一眼，确认没人注意到这诡异的一幕，然后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向了卫生间。

“哐当——”

我反锁上卫生间的门，整个后背紧紧贴在冰凉的铁皮门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火车连接处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带着一股铁锈和厕所混合的怪味，却让我混乱的大脑稍微清醒了一点。

我摊开手，借着头顶那盏昏黄的、忽明忽暗的灯泡，小心翼翼地展开了那个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纸条。

那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边缘毛糙。上面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娟秀，却因为主人的紧张而显得有些歪歪扭扭。

只有五个字：卫生间，等你。

这五个字，像五颗烧红的钉子，瞬间烙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真遇上传说中的“那种事”了。

我的脸烫得厉害，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半夜三更，偷偷塞给我一张这样的纸条。这暗示，已经不能再明显了。

可为什么是我？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件普通的白T恤，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张丢在人堆里就找不着的普通面孔。我既不像有钱人，也不像什么风流倜傥的人物。我身上唯一的“资产”，可能就是那股还没被社会磨平的学生气。

难道……她就是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一时间，我心乱如麻。拒绝？还是去？拒绝的话，会不会显得我太不解风情，甚至有些侮辱人？可如果去了，会发生什么？我还是个连女孩子手都没怎么牵过的愣头青，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更何况，她还是个有夫之妇，还带着孩子！

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甚至触及了我的道德底线。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把那张纸条揉成一团，想扔进脚下的便池冲走，可手抬到一半，又停住了。

我想起了她白天看我时那复杂的眼神，想起了她半夜抱着孩子无声哭泣的背影。一个被逼到要在火车上用这种方式寻求慰藉的女人，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绝望和无助？

我的心里，那点刚刚升起的、不合时宜的旖旎念头，瞬间就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了——怜悯。

也许，我该去见她。不是为了别的，至少该去听听她想说什么。就算我帮不了她，当面把话说清楚，也比这样不清不楚地躲着要好。

我把那团纸塞进口袋，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即将奔赴一个九死一生的战场。我打开卫生间的门，外面的风“呼”地一下灌了进来，吹得我一个哆嗦。

我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脚下是剧烈晃动的铁板，耳边是震耳欲聋的轰鸣。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不管怎么样，我得去看看。一个男人，总不能当缩头乌龟。

我整理了一下衣领，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镇定一些，然后迈开步子，朝着我们那节车厢走去。我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虚浮无力。

然而，当我走到我们那个隔间时，却发现她的铺位上是空的。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孩子也不见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她人呢？难道她已经等不及，自己先去了？

我立刻转身，快步走向另一头的卫生间。

那个卫生间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微弱的灯光。

我的心，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

第3章 刺耳的啼哭

我站在卫生间门口，犹豫了足足半分钟。

门缝里没有传出任何声音，安静得有些诡异。我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冰凉的触感让我稍微冷静了一些。陈建军，我对自己说，你是个男人，是个读过书的大学生，不管里面是什么情况，你都得有担当。

我一咬牙，推开了门。

眼前的景象，和我脑海中预演过的任何一个香艳或尴尬的场面，都截然不同。

狭小、肮脏的卫生间里，林秀兰正蹲在地上。她没有看我，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怀里的孩子身上。那个小小的孩子，此刻正躺在她用自己的外套铺成的简易垫子上，小脸烧得通红，嘴里发出微弱而痛苦的哼唧声，身体还在一阵阵地抽搐。

林秀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砸在孩子的脸上。她用自己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孩子的额头、胸口，嘴里反复念叨着：“宝宝不难受，宝宝不难受，妈妈在……”

她的声音沙哑、颤抖，充满了无助和绝望。

那一刻，我之前所有乱七八糟的龌龊想法，瞬间被一股巨大的羞愧感击得粉碎。我像个傻子一样杵在门口，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原来，她约我来这里，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

她听到了开门声，猛地抬起头。当她看到是我时，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希望，随即又被更深的绝望所覆盖。

“对不起……对不起……”她哽咽着，语无伦次地说，“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孩子……孩子这是怎么了？”我蹲下身，声音有些干涩。

“发烧，烧得很高。”她用手背胡乱抹了一把眼泪，“从昨天下午就开始了，我以为是坐火车累着了，捂一捂汗就好了。可谁知道越来越烫，刚刚……刚刚还抽了……”

我伸手，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孩子的额头。那温度，烫得我心里一惊。这绝对是高烧！在火车这种密闭、卫生条件又差的环境里，小孩子高烧不退，是会出大事的。

“得赶紧送医院！下一站是哪里？停车了马上下车！”我急切地说。

我的话，却像一根针，刺破了她最后一点希望。她抱着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几乎要瘫倒在地上。

“没用的……我……我没有钱……”她一边哭，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家当，几张被捏得皱巴巴的毛票，还有几个钢镚，摊在手心里给我看，“我就剩这点钱了，连买张站台票都不够，更别说去医院了……”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又酸又疼。

“孩子的爸爸呢？你没跟他一起来吗？”我问。

提到“孩子的爸爸”，她的身体明显地颤抖了一下，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恐惧和恨意。她摇了摇头，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像是怕被谁抢走一样，什么话也没说。

我立刻明白了，她的家庭，恐怕也出了问题。

一个女人，独自带着生病的孩子，身无分文地在路上奔波。她该有多么的无助和彷徨。

我终于懂了她白天看我的那个眼神。那不是什么暧昧的试探，而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看起来还算面善的陌生人，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观察和评估。她在判断，我值不值得她冒着被误解、被羞辱的风险，去开口求助。

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大学生”，却用自己那点可怜的、从地摊文学上看来的阅历，把她的绝望，揣测成了不堪的动机。

我的脸颊滚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为什么……为什么选我？”我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 ઉ 的颤抖。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声音微弱却清晰：“因为……你一直在看书。我觉得，爱看书的人，心不会太坏。而且……你长得有点像我弟弟，我弟弟也是个学生……”

这个理由，简单得让我几乎要掉下泪来。

原来，在她眼里，我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学生气，那本被我当做旅途消遣的《平凡的世界》，竟然成了她在黑暗中，唯一能抓住的一点微光。

“哐当——哐当——”

火车依旧在不知疲倦地向前行驶，仿佛要将我们带向一个没有尽头的未来。而在这节摇晃的车厢里，在这个肮脏的卫生间里，一个年轻母亲的哭声，和一个婴儿痛苦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成了我这辈子听过的，最令人心碎的乐章。

我看着她怀里那个因为高烧而小脸通红的孩子，再看看她那张被泪水和焦虑布满的脸，我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我必须帮她。

第4章 内裤里的八百块

“你等我一下，别走开！”

我丢下这句话，转身就往回跑。我的铺位，我的行李，我那缝在内裤里的全部家当，此刻成了唯一的希望。

我冲回隔间，下铺的大叔被我的动静惊醒了，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句：“小伙子，闹肚子啊？”

我没时间解释，胡乱应了一声，手忙脚乱地爬上中铺。我钻进被窝，用被子把自己整个蒙住，然后颤抖着手，解开裤腰带，摸向那个我一路都小心翼翼保护着的、缝在内裤上的小口袋。

那八百块钱，被我的体温捂得暖烘烘的。它们是我父亲半年的烟钱，是我母亲起早贪黑卖菜攒下的积蓄，是我未来在广州那个陌生城市里站稳脚跟的唯一依仗。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理智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叫嚣：陈建军，你疯了吗？这钱给了她，你怎么办？你到了广州，吃什么，住哪里？你怎么找工作？你跟她非亲非故，万一她是个骗子呢？现在社会上骗子那么多，专门挑你这种涉世未深的学生下手！

可另一个声音却在说：那是个孩子！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你今天要是见死不救，你这辈子读的书，你心里那点做人的良知，就全都白费了！钱没了可以再挣，一条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两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激烈地交战，我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眼前浮现出林秀兰那张绝望的脸，浮现出那个孩子通红的小脸和痛苦的呻吟。

骗子？

一个骗子，会哭得那么伤心吗？一个骗子，会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孩子当垫子，自己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蹲在冰冷的地板上吗？一个骗子，会用那种看救命稻草一样的眼神看着我吗？

不，她不是。

我几乎可以肯定，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我一咬牙，不再犹豫。我用最快的速度，从那个布包里数出了七百块钱。我给自己留下了一百块，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一百块，至少能让我在广州撑上几天，不至于饿死街头。

我把那七百块钱整整齐齐地叠好，塞进口袋，然后迅速整理好衣服，从铺位上爬了下来。

我再次回到那个卫生间门口，推开门。

林秀兰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像一尊绝望的望夫石。看到我回来，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但很快又黯淡了下去，也许在她看来，我这样一个穷学生，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没有说话，直接走到她面前，蹲下，将那叠得厚厚的七百块钱，塞进了她的手里。

“拿着。”我的声音有些沙哑。

林秀兰愣住了，她低头看着手里那沓钱，又抬头看看我，整个人都呆住了，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沓钱，对于95年的一个普通人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这怎么行！我不能要你的钱！”她反应过来后，立刻像触电一样，要把钱推还给我。

“孩子要紧！”我按住她的手，语气不容置疑，“钱是拿来救命的，不是拿来看的。你先拿着给孩子看病，剩下的，以后再说。”

“可是……可是我拿什么还你？我连家都没有了……”她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这一次，却是因为感动和无措。

“那就等你有了再还。”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叫陈建军，江苏淮安人。这是我的大学地址，毕业后档案会暂时留在那儿。你以后要是想还钱，就往这个地址寄。”

我从口袋里掏出笔和那张写着“卫生间，等你”的纸条，在它的背面，写下了我的名字和学校的地址，然后塞还给她。

“你……你就不怕我是骗子吗？”她攥着钱和纸条，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我笑了笑，是那种学生式的、有点傻气的笑。

“我赌你不是。”我说，“再说，就算我赌输了，也就七百块钱。可万一我赌赢了，救的可是一条人命。”

我的话音刚落，林秀兰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着孩子，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里，有绝望，有委屈，有感激，有劫后余生的庆幸。

我默默地站起身，退出了卫生间，把空间留给了她。

我靠在车厢连接处的挡板上，听着风声和她的哭声，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口袋里只剩下的一百块钱，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恐惧。

但同时，我的心里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坦荡。

我知道，我做了一件对的事。这就够了。

第5章 武汉站的别离

天色微亮时，火车发出了一声悠长的汽笛，速度缓缓降了下来。广播里传来乘务员柔和的声音：“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前方到站是武汉长江大桥，有在武昌站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武昌站，一个大站。

林秀兰抱着孩子回到了铺位上，她的眼睛还是红肿的，但神情已经镇定了许多。孩子被她喂了点水，似乎安稳了一些，依旧昏睡着，但呼吸平稳了许多。

她默默地收拾着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行李，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

车厢里的人们陆续醒来，开始洗漱、吃早点。下铺的大叔一边啃着干硬的馒头，一边好奇地问我：“小陈，昨晚看你跑了好几趟厕所，没事吧？”

我摇摇头，笑了笑：“没事，大叔，可能水土不服。”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对面的林秀兰。她也正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感激。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

火车稳稳地停靠在武昌站的站台上。站台上人声鼎沸，充满了南来北往的嘈杂和活力。

林秀兰站起身，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大哥……”她改了口，声音很轻，却很郑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份恩情，我林秀兰记一辈子。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先别说这些，赶紧带孩子去看病。”我帮她把那个小小的布包提起来，“武汉有大医院，同济、协和都很有名，你找人打听一下。”

“嗯。”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眼圈又红了。

她抱着孩子，我提着包，我们一前一后地挤下火车。清晨的空气带着一丝江城的湿气，扑面而来，让我精神一振。

站台上人潮汹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我把布包递给她，最后叮嘱道：“一个人在外面，凡事多留个心眼。钱要省着点花，先紧着孩子。”

她接过包，从里面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你拿着。就当……就当是个念想。”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一只成色很旧的银手镯，上面刻着细密的花纹，看得出有些年头了。这很可能是她的嫁妆，甚至是祖传的东西。

我立刻把手镯推了回去：“不行，这个我不能要。你留着，万一以后还有急用呢？”

“可是……”

“别可是了。”我打断她，“快去医院吧，别耽误了。”

她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把手镯收了回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又对我鞠了一躬，然后抱着孩子，毅然决然地转身，汇入了出站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那个单薄瘦弱的背影，在拥挤的人群中，显得那么的渺小和无助。她走得很急，有好几次都差点被匆忙的旅客撞倒，但她始终把怀里的孩子护得紧紧的。

很快，她的身影就消失在了人群的尽头。

站台上响起了催促上车的哨声。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我转身准备上车，继续我那趟前途未卜的南下之旅。

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喊我的名字。

“陈建军——”

我猛地回头，看到林秀兰正站在出站口的栏杆旁，拼命地向我挥手。她把孩子托付给旁边一位好心的大妈暂时抱着，自己则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喊。

站台上的噪音很大，但我还是听清了她喊的每一个字。

“陈建军！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你等着！”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我愣在原地，心里百感交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也抬起手，用力地朝她挥了挥。

火车缓缓开动，她的身影，连同那个喧闹的站台，都在我的视线里慢慢变小，最终化成了一个模糊的点。

我回到车厢，坐在空荡荡的铺位上，心里也变得空落落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内裤里的口袋，那仅剩的一百块钱，薄薄的一层，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下铺的大叔凑过来，好奇地问：“小陈，刚才那个女的，你认识啊？”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只是苦笑了一下，说：“萍水相逢。”

是啊，萍水相逢。我和她，就像两条在命运长河中偶然交汇的浮萍，短暂的相遇之后，便又各自漂向了未知的远方。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找到医院，不知道她的孩子能不能转危为安，更不知道，她那句“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究竟是一句郑重的承诺，还是一句被现实冲刷后，终将无影无踪的誓言。

火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我的广州之行，还没开始，就已经变得无比艰难。

但我并不后悔。

第6章 第一张汇款单

抵达广州的时候，我几乎是身无分文。

那剩下的一百块钱，在支付了剩下的路费和买了几顿最便宜的盒饭后，已经所剩无几。我像一粒沙子，被抛进了这座繁华而又陌生的城市，瞬间就被巨大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所淹没。

最初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我住过七八个人一间的地下室，铺位潮湿得能拧出水来。我啃过最硬的馒头，喝过自来水。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车费，我顶着南方的烈日，徒步走过大半个城市去面试。

我被拒绝过，被骗过，也曾有好几次，在深夜里饿着肚子，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太冲动，太愚蠢了。那七百块钱，如果还在，我的处境会好上千百倍。

有好几次，我都想到了放弃，想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回到父母的身边。

可每当这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林秀兰在武汉站台上那个决绝的背影，和她那句声嘶力竭的呐喊：“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尚且有那样的勇气去面对未知的命运，我一个四肢健全的男人，又有什么资格退缩？

那段萍水相逢的经历，像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在我的身后，默默地抽打着我，催促着我，不许我倒下。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我终于在一家小型的外贸公司找到了一个业务员的工作。没有底薪，全靠提成。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骡子，没日没夜地跑业务，背产品资料，学着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生活，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奔波和辛劳中，慢慢地，有了一点点起色。我从地下室搬到了城中村的单间，虽然依旧简陋，但至少有了一扇能看见阳光的窗户。

一年后，我已经基本在广州站稳了脚跟。我对那七百块钱，早已不再抱任何希望。林秀兰和那个孩子，就像我青春里做过的一场遥远的梦，偶尔会在午夜梦回时想起，醒来后，便又被现实的忙碌冲得无影无踪。我甚至觉得，她可能早就忘了我的名字，忘了那个地址。

直到那天下午。

那天我刚跑完一个客户，累得满头大汗地回到公司。前台的小姑娘递给我一封信，说：“陈建军，有你的信，是从你老家的大学转过来的。”

我有些纳闷，毕业一年了，谁还会往学校寄信给我？

我撕开信封，里面掉出来的，不是信纸，而是一张绿色的邮政汇款单。

汇款金额：一百元。

汇款人：林秀兰。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

附言：还款。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汇款单，站在人来人往的公司走廊里，一瞬间，仿佛被施了定身法，动弹不得。

我的眼眶，毫无征兆地就湿了。

她没有忘记。她真的找到了我。

一百块钱，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不算什么大数目了。但这张汇款单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它像一个迟到了一年的回音，告诉我，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我赌赢了。

它证明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信义和善良存在。

我能想象，这一年里，她过得有多么不容易。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生过大病的孩子，在东莞那样的工业城市里，要付出多少汗水和辛劳，才能在安顿好生活之余，攒下这一百块钱，寄给我这个几乎已经快被她遗忘的“恩人”。

那个“还款”的附言，写得那么简单，却又那么有力量。它代表着一个普通女人的尊严和承诺。

我把那张汇款单小心翼翼地收进口袋，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我不仅为她感到高兴，也为我自己感到庆幸。

庆幸我当初没有因为一时的私心，而错过这场跨越千里的君子之约。

从那以后，每年的夏天，我都会收到一张来自林秀兰的汇款单。有时候是一百，有时候是两百。汇款的地址一直在变，从东莞到深圳，再到惠州，最后又到了某个我没听过名字的小县城。

我能从这些地址的变迁中，大致勾勒出她这十年来颠沛流离，却又始终在努力向上的生活轨迹。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多余的联系，没有电话，没有书信，只有这每年一次的、雷打不动的汇款单。

它像一个无声的约定，一条连接我们两个陌生人的、坚韧的纽带。

我从来没有去兑换过这些汇款单。我把它们一张一张地，全都珍藏在一个铁盒子里。我知道，她寄钱给我，是为了还她的心安。而我不去取钱，是为了守我的初心。

这份情义，早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

第7章 十年后的纸条

第十年的夏天，我收到了最后一张汇款单。

金额是三百块，正好凑齐了当年我给她的七百块钱。

这一次，汇款单上附了一张小小的纸条，是夹在里面的。纸条上是那熟悉的、娟秀的字迹，但比十年前，显得从容和有力了许多。

“陈大哥，孩子上大学了，是个男孩，很争气。考上了武汉的一所重点大学。我们娘俩的生活现在很安稳，我在一个小镇上开了家小小的服装店，生意还过得去。当年的大恩不言谢，这笔钱，终于还清了。以后，我不会再寄了。祝你一生平安。林秀兰。”

我捏着那张轻飘飘的纸条，心里却觉得有千斤重。

十年。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一个女人最宝贵的十年，她用来抚养一个孩子，偿还一笔救命的恩情。她做到了。

孩子考上了武汉的大学。这个安排，像是命运的一个轮回。当年，武汉是他们母子绝望的终点，和重生的起点。现在，它成了那个孩子梦想开始的地方。这里面，蕴含着林秀兰多少无言的期许和纪念。

我仿佛能看到，在某个南方小镇温暖的灯光下，一个历经沧桑却眼神坚毅的女人，在写下这张纸条时，脸上露出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欣慰的笑容。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林秀兰的任何音讯。她就像一个江湖侠客，在报答完恩情之后，便悄然隐退，消失于人海。

我把那张纸条，和那沓从未兑换过的汇款单，一起放进了那个铁盒子里，锁了起来。锁住的，是我青春里最宝贵的一段回忆。

又过了很多年，我也早已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生活平淡而幸福。当年的那个愣头青陈建军，已经变成了一个为女儿学区房而焦虑的中年男人。

那趟绿皮火车上的经历，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的妻子。不是想隐瞒什么，而是觉得，那份记忆太珍贵，也太私人，它是我内心深处一个温暖的角落，不必与人分享。

直到有一天，我女儿深夜发高烧，上吐下泻，我和妻子急得团团转，抱着她就往医院跑。在急诊室的长廊里，我抱着滚烫的女儿，看着她难受得紧蹙的小眉头，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那一刻，二十多年前，在火车卫生间里，林秀兰抱着她那个同样发着高烧、浑身抽搐的孩子的画面，毫无征兆地，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忽然间，就彻底理解了她当年的那种绝望和无助。那种作为父母，宁愿自己承受所有痛苦，也想让孩子好起来的心情。

原来，有些情感，只有当你走到了同样的境地，才能真正地感同身受。

我抱着女儿，轻轻拍着她的背，心里默默地说：林秀兰，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最年轻、最一无所有的时候，用你的故事，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你让我相信，人性深处，总有一些东西，是比金钱、比利益更重要的。比如善良，比如承诺，比如一个陌生人在你最绝望时，向你伸出的那只手。

那趟1995年的绿皮火车，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但它载着我，从青春的起点，驶向了人生的腹地。它让我明白，人生这趟漫长的旅程，我们真正能带到终点的，不是你拥有了多少，而是你付出了什么，以及，你曾被怎样地温柔对待过。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那张被汗水浸湿的，写着“卫生间，等你”的、皱巴巴的纸条。

它曾让我误入歧途，却最终，把我引向了生命里最光明的地方。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