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6年10月27日凌晨，罗布泊沙漠寒风凛冽。一枚装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直刺夜空，几百公里外的雷达屏上跳动着光点，倒计时归零，巨大的火球在预定高度绽放。试验成功。消息第一时间送抵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灯彻夜未熄。

1966年10月27日凌晨，罗布泊沙漠寒风凛冽。一枚装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直刺夜空，几百公里外的雷达屏上跳动着光点，倒计时归零，巨大的火球在预定高度绽放。试验成功。消息第一时间送抵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灯彻夜未熄。

人们只看到成功那一刻的欢呼，却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试验日之前短短几周，中南海里召开了一次分量极重的闭门会议。与会者不多，却个个分量惊人：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名单中任何一位都足以撑起一段传奇。

背景摆在那儿。1964年10月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震惊世界，可外国报纸立刻冷嘲热讽，话里话外一句“有弹无枪”——有核装药却缺少可靠运载工具。冷战正在高峰，这种尴尬显然不能拖。中央专委会临危受命，要在最短时间里解决导弹核武器的技术闭环。

往前推几年，苏联专家撤走、经济困难、科研资料严重短缺，一道道关口几乎把项目卡死。1960年那段日子，核工业系统的库存物资被反复拆解再利用，连实验室的螺丝钉都编号领用。周恩来私下对聂荣臻说过一次：“自己缺啥自己造，时间一定要抢出来。”这句硬话后来被内部不少年轻工程师当作口头禅。

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成立，周恩来挂帅主任。此后，他用指挥战争的办法来指挥科研：目标拆解、责任到人、日清日结，一张调度表一拉就是全国九百多家单位。高压之下，1964年罗布泊的蘑菇云准时升起，比最初计划提前四年；正因为提前，导弹问题却变得更刺眼。

再说回那场66年的高层会议。周恩来先让总参气象部门汇报靶场数据，随后科技口专家逐项陈述。钱学森在黑板上画出弹道曲线后，会议室短暂沉默——理论方案没问题，可实际试验风险太高。一旦发生脱靶或哑火，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时，电话接入毛主席办公室，周恩来简要汇报后请示是否批准按方案执行。主席很快给出十六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十六字一落地，屋里气压瞬间下沉。科学家们面面相觑，谁都明白“万无一失”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半分钟的寂静后，几位总装代表轻轻吸了口气，桌上的茶水都凉了。有人低声自语：“这怎么敢保证？”

周恩来察觉到这种凝重，他合上文件夹，缓慢抬头：“诸位，什么叫万无一失？把已经想到的全部消除隐患，就是万无一失；没想到的，真出了问题，由领导来担责。我负责，中央负责。”他说完又补一句，“打枪也会卡壳，导弹更复杂。怕出事就干不成大事。”这番话像重锤敲在桌面，又像暖流进了人心。紧绷的空气被卸掉几分，有人抿嘴一笑，更多人开始翻阅手中的数据表。

会后不到四十八小时，新的任务分解表发到二十多个系统单位。试验场加装了双重自毁装置，火工品检验从三道工序增为五道，甚至连运输车辆的胎压都列入监控。细节繁琐得近乎苛刻，却没人再抱怨，因为“领导来负责”给了技术人员最大的底气。

接下来的三个月，罗布泊昼夜灯火通明。总装组把导弹拆了装、装了拆，足足折腾了十二轮。有人调侃：“一枚导弹让我们当闺女养。”虽然是玩笑，但里面藏着事实——每一道焊缝、每一颗螺母，都被一再确认，无人敢大意。

制度发挥了威力。1966年10月27日，飞行器按预设曲线完成全程，空中核爆光芒划破戈壁。远在北京，电话铃声急促响起。张爱萍将军在另一端报告：“导弹核试验完全成功！”周恩来沉声问：“数据锁定？”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才放下话筒，深吸一口气，对身旁工作人员说了句：“这回真上了台阶。”

成功并未停歇科学界的脚步。氢弹、卫星、返回式飞船，一个个项目排队立项。1974年，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主持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会议，核电站建设被写进决议。会后，他靠在椅背上，对陪同人员轻声交代：“尖端事业还在起步，要加速度。”

1976年1月8日，总理病逝。那张写有十六字指示和“领导来负责”的会议记录本，被钱学森小心封存。后来负责卫星回收的青年工程师看到那行字时感慨：“胆子给足了，技术就能闯关。”在冷冰冰的设备堆里，这句铿锵承诺仍旧贴在墙上，提醒后来者：严谨之外，还需要担当。

来源：说说历史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