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后，约在1929年向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购置了5000门自动电话机，把原有的共电式电话全部换装了。

（十）蒋介石不会打自动电话

在30年代，现代通信工具以电话较为方便，在比较大的城市中，均有自动电话设备。

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后，约在1929年向美国自动电话公司购置了5000门自动电话机，把原有的共电式电话全部换装了。

直到1937年时，蒋介石还是不习惯自己拨号码打自动电话，需人代打。1938年撤到武汉后，他这个不会打自动电话的内情，我们才知道了一些底蕴。

据侍从室的蒋孝镇说，蒋介石一拿起话筒就拨号码，可总是打不通。

本来，使用自动电话说明上清楚地说，先要听一下有无“蝉鸣声”，如果有，说明线路没空，那就得等一等再拨。

那时，蒋介石住在武昌，凡打到汉口的电话，必须通过过江的“中继线”，如果只拨一个数字就有“拉”声，就说明过江的中继线不空。

可是，蒋介石根本就不管这些，连续拨不通时，就暴跳如雷。

有一次，蒋介石老是打不通一个电话，立即呼叫随身的副官蒋孝镇，要他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叫来。

这一来，吓得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忙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检查在电话上出了什么差错，查了半天，并未发现什么问题。

我当即把数日内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的通话记录，以及电路情况，列了一份表，交给黄如祖带着去见蒋介石。

黄到武昌蒋介石官邸，先听了蒋孝镇介绍经过后，再见蒋介石，这才了解到原因所在。

黄如祖本来就是电话专家（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他当面向蒋介石陈说缘由后，并拟为蒋介石的自动电话机加以改善，并拨过江专线供其随时使用，不受电路拥塞限制。

就是经过这样周详完备的改进，蒋介石还是打不通。据我们所了解，有几个原因：

武汉电话是五位制，蒋介石往往只拨了四位，就不拨了，比较大的数字，如“9”、“8”，他还没有拨到位就放手了。这样打，当然不是打不通就是打错了；

还有遇到对方正在通话，他只要连续几次拨不通，就气恼地把听筒使劲一掼。

据蒋孝镇说，蒋介石从没有一次顺顺当当把自动电话打通的。后来，蒋介石索性下令把办公桌上的自动电话拆除了事。

磁石电话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到了重庆以后，蒋介石在重庆的三处官邸统统装置了长途专线话机（即“西门子”手摇磁式话机），一律不在他的办公桌上再装自动电话，不论打长途电话，或者打市内电话，均用手摇话机。

这一来，对蒋介石本人来说是方便多了。如果使用自动电话，既要自己拨号，还要自己找人，尤其是许多接电话者听不懂他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不会使用。

装了这部“西门子”后，蒋介石打长途、市内电话均用这部机子。他由专线摇出后，我们在控制台见他发出了“信号灯”，就立即答应。

蒋说“我要何总长”或者“军令部徐部长”，我们立即为之电话寻找（有专线者就利用专线，无专线者就利用自动电话），把他所要的接话者找到后，并向对方说明是委员长请你接电话，于是再把蒋的电话叫通，并向其说：

“委员长，××来了。”

蒋一拿电话就开始说话，毋须多问的。

又例如他要接何应钦，接通后即说

“敬之兄吗？”

他无论打给任何人的电话，长途也好，市内电话也好，都是别人先拿着听筒等他。

以后，蒋介石不论市内、长途都使用这条长途专线和这部机子，确实方便多了。在这条专线上，大家都十分小心谨慎，好多年从来未发生过差错。

蒋介石打电话，最反对女性为他接续，在“八一三”沪战时，因女性话务员听不清他的宁波官话，因而总要向他多问几句，再加上屡有错接和拖延，蒋介石十分恼火。

以后，凡在电话中听到有女话务员为之接话时，他立即一句话不说，即把电话挂断，还命副官打电话查询原因。

有一次在重庆，晚间10时许，我确因有事暂时离开，还有一次在武汉时，早晨6时许，也因事离开，都另请女话务班长代看一下。

讵料竟这样巧，两次都在我离开时，蒋叫接电话，班长当即代接。蒋介石听到女性声音，立即把电话挂断，随后，副官立即打电话查询是怎么回事。

在重庆那一次，蒋介石发了火，因为那位班长是重庆姑娘，重庆人开口说话的口头禅就是:

“啥子吗？”

蒋介石听到这一句就光火。电话挂断后，蒋孝镇打电话来叫我立即到官邸去。

我向蒋孝镇问明情况后，即请蒋孝镇代向蒋介石报告，刚才我的离开是因上厕所，并未敢擅离，而且要我晚间前来，既无车辆，又无人值班。

不一会儿，蒋孝镇回电话说：

“你不必来了，以后要注意。”

这样才总算把这一关过了。以后，我们三个男子汉轮流值班，片刻也不离开。

这几次以后，我们就和蒋的随从副官蒋孝镇、蒋恒祥以及几个侍卫官约好，凡蒋介石离开办公室时，就随时通知我们。

后来，凡是蒋介石早晨的散步时间、做祷告的时间、午睡时间，以及偕同宋美龄出游的时间，我们都掌握了，甚至他正在会客，或者马上要换住郊区官邸，出发前的时间，我们也掌握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主动多了，凡是每次随蒋出巡外地，只有我一人随往，这几位副官也照样随时和我联系。因此，再没有发生类似事故。

（十一）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

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是因人而异，就是视其亲信与否而有所区别。蒋介石对宋美龄是用“Mrs”（夫人）来称呼的。宋美龄对蒋介石是用“介兄”来称呼的。

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自称，一般都说“我是委员长”。即使是对非嫡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人也是如此。

在他当上“总统”后，他仍是这样自称“我是委员长”。但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呼，这一点无形中已掌握了分寸。

对李济深、程潜、孔祥熙等极少数人，他就自称：

“我是介石啊！”

如蒋介石两次和程潜通长途电话时，因程潜有重听毛病，蒋介石就在电话中使劲地叫：

“我是介石啊，我是介石啊！”

蒋介石对其下属的称呼，是根据不同的亲疏关系而有所区别的。对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如辞修、伯陵、文白、蔚文……

只有称呼孔祥熙时例外，称“庸兄”（孔祥熙字庸之），而孔祥熙称呼蒋介石为“介弟”。

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颂云先生……

在称呼上，完全可以分出亲疏，像对白崇禧、刘斐等人，既不呼字，也不叫名，就在姓的后面冠以职衔，直呼白副总长、刘次长……

蒋介石不管与任何人通话，对方都是在电话中先叫“委员长”，然后开始谈话。

如对方还没有先叫“委员长”时，我就代蒋自称“我是委员长”，意指这是委员长的电话。

这个“委员长”的称呼，不论别人称他，或者是自称，到了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和“总统”后，都是这样的称呼，从没改变，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自己是蒋多年的部下了。

所有党政军高级官员，凡够得上和蒋介石通话的，只有一个人既不称“委员长”，又不称“主席”或“总统”，而一直称呼“总裁”，这人就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

（十二）电话军令一夕数改

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中，没有哪一个不知道蒋介石喜欢用长途电话询问情况、下达命令、指挥战事的。

而且，战区司令长官和集团军总司令，也都熟知他经常在清晨甚至深夜，亲自打长途电话。

我们从电话中经常听到蒋介石命令调动军队或者对前线高级指挥官自行下达指示部署，而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却一无所知。事后，再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

蒋介石在一天中，不知要打多少次长途电话，而且经常越级指挥，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蒋介石就直接打长途电话给军长一级。

这样一来，不但中央一级部署乱了，连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部署也被打乱了，弄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怨声载道。

比如，陈诚和薛岳通话时说：

“委员长屡次布置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样，我们就很棘手了。”

陈诚又有一次在长途电话中对林蔚提起这件事说：

“委员长通知一○○军王军长的调动事，你知道吗？”

蒋介石经常利用长途电话随心所欲，从中插一杠子，完整的作战计划虽被打乱了，但哪一个也不敢非议。

蒋介石自己下达军令、自己指挥战事，已成为他的习惯，一天二十四小时内，他不论什么时候叫接长途电话，即使是深更半夜，前线高级指挥官们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接听。

记得有一次是在午夜后，蒋要接郑州前线卫立煌司令长官，当我们把电话接通后，卫的副官婉辞说：

“长官才入睡不到一小时，恐怕刚睡熟，是否……”

下面未敢讲出。我们很清楚，蒋介石的电话，除非要找的人不在，或是电路发生特别故障不能接通外，是一定要来接电话的。

于是，我不客气地说：

“委员长电话是紧急事，还是请卫长官来接电话吧。”

副官无法，只好把睡梦中的卫立煌叫起来接听。

蒋介石每每亲自部署一事，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就下达命令。

上面接到命令，研究后刚刚通过实行，传达到下面，岂知蒋介石一时心血来潮又打长途电话给司令长官更动刚下达不久的命令。

蒋介石这一套经常出现，弄得上下都无所适从。

陈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有几位聪明的前线高级指挥官，摸到了蒋介石的脾气。一次，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给陈诚说：

“辞修，你和伯陵研究一下，把李玉堂部抽出一个师填补某地。”

大概隔了两小时，蒋介石又打电话给陈诚说：

“李玉堂集团军全部移驻某地吧。”

陈诚两次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就是按兵不动。蒋介石是上午打的电话，陈诚一直等到晚间才打电话给林蔚商议说：

“委员长两次电话要调李玉堂的事，要我通知薛伯陵。”

林蔚说：

“辞公，你的意见怎样？”

陈诚接着说：

“看来委员长的决心很大，非调不可。”

林蔚说：

“依我看，目下似乎无此必要，因为李的防地填补部队，恐怕还未定下来吧。”

陈诚接着说：

“如此看来，我就准备缓一下再和伯陵商议，说不定委员长还会更动哩。”

果不出陈诚所料，第二天蒋介石不是打电话给陈诚，而是直接打电话给薛岳说：

“李玉堂的部队调动了没有？”

薛岳回说：

“没有。”

他马上又接着说：

“我还没有接到命令。”

薛当时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蒋介石接着对薛岳说：

“好吧，暂且就不要调动了，等等再说。”

此时，陈诚正准备和薛岳商议，正在等待和观望中，而蒋介石就把命令改了。随后，陈诚和林蔚又通了电话，谈及此事时两人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十三）蒋夫人与孔二小姐

宋美龄在正式场合名单上，总是要把“蒋”字放在前面，称为蒋宋美龄。报刊上一般称“蒋夫人”。当着她的面或在电话中都称她为“夫人”。

宋美龄在政府中，虽无正式官职，可是她的权力和威望，在国民党妇女界中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在外事擘画上。

抗战时期，主管国际宣传事务的国际宣传处，就由她亲自领导，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要向她请示汇报，宋美龄经常和董显光通电话，下达有关对外宣传的指示。

有趣的是，蒋介石打电话给董显光，董连话都讲不清楚，总是吞吞吐吐，没有一句话回答得利利索索。

而宋美龄打电话给他，他不论讲外语或国语，都是极为流利，与同蒋介石通话时判若两人。

另外，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虽有主任设置，但实际上中国空军的领导权也操在宋美龄手中。

起初，航空委员会主任由钱大钧担任，不久因贪污而去职，即由周至柔接任。周是属于公馆派的人物，所谓公馆人物，即属宋美龄所推荐者。

据我所知，属于公馆派的人物有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杭州市市长周某某、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等，其圈子里的人物大多数是留美生。

蒋介石每次出巡，宋美龄必伴行，此外，还有随宋美龄工作的陈秘书陈小姐和孔二小姐。

孔令俊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孔二小姐其大名叫孔令俊，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孔二小姐”称呼却名噪一时。其人我在电话中常常听到她说话，见到却不多。

一次由南岳返桂林途中，在衡阳车站，我看到一位身着男式皮袍的青年。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位20多岁的女性。

我即问身旁的副官这是何人，副官回我说：

“你常来公馆，连二小姐都不认得呢！”

我说：

另一次，是在昆明赴大理途中，只见她穿的是一套笔挺的西装，俨然像一个翩翩少年。

据侍从室的人说，孔二小姐擅骑术、游泳，会开汽车，总喜欢打扮得像男人。

宋美龄对她极为宠爱，孔二小姐既是“副官”，又是秘书，因此，常常是有恃无恐，办事通行无阻。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孔祥熙以四川军阀范绍增公馆“范庄”作为府邸，孔二小姐每天早晨都要出去骑马散步。

住在“范庄”附近的原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也常在“范庄”附近散步。

一天，他看到孔二小姐后，就紧跟上去和她并行搭讪说话，孔也回眸答话，并不拒绝。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谈着，不知不觉走到了“范庄”大门口，只听孔二小姐大喊一声：

“来人！”

大门内立即窜出五名彪形大汉，孔二小姐把嘴一呶，大汉们不由分说把朱一成拖到大门内卫兵室，一阵拳打脚踢，把朱一成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朱跪在地下求饶不迭，孔二小姐这才罢手。

“范庄”离曾家岩不远，蒋孔两家人员经常往来，这件事是孔家的人原原本本告诉侍从室的人的，侍从室的一位副官又告诉了我。

来源：中土岛SxY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