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朴方被关在一间由实验室改造的囚室里，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他的“罪行”。

1968年的夏天，北大物理系。

邓朴方被关在一间由实验室改造的囚室里，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他的“罪行”。

作为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身上看不到半分骄矜之气。

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布衫，一辆半旧的“飞鸽”自行车，便是他穿行于校园的全部行头。

除了少数几个知根知底的同学，没人知道这个总是埋首于书本和习题，又在操场上像风一样奔跑的青年，来自中南海。

1962年秋天，他以每门功课平均九十分的成绩，毫无悬念地踏入了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物理系。

他的母亲卓琳，年轻时是运动场上的短跑健将，这份天赋，似乎也一并遗传给了他。

在同学们的记忆里，邓朴方不仅是解开复杂物理公式的学霸，更是百米跑道上的运动健将。那时的他，阳光、正直，前途一片光明坦途。

1966年五月，当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的“四清”工作，乘着绿皮火车返回北京。

此时此刻，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已经开始酝酿。

邓朴方和同学们第一次听说了哲学系聂元梓的名字，以及那张贴在北大食堂、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一夜之间，聂元梓成了北大的风云人物，而整个校园，也开始被一种狂热而陌生的气息所笼罩。

回到学校，邓朴方因其一贯的优异表现，被选为系里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可他很快就发现，昔日的师长被戴上高帽游街，珍贵的书籍被付之一炬，理性的讨论被声嘶力竭的口号所取代。

父亲邓小平，被定性为“第二号走资派”，邓家五个姐弟被赶出了中南海，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们挤在宜武门方胡斋十号院的两间小平房里，那儿成了他们临时的避难所。

姐姐邓楠担起了管家的重任，每月定时去中南海西门领取微薄的生活费，精打细算地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计。

那个狭小的院落，也时常会收留一些同样落难的同学、同命相连的干部子女，大家在这里抱团取暖。

邓朴方没有离开北大，他固执地留了下来。巨大的压力和苦闷无处排遣，他开始喝酒，用酒精麻痹自己日渐清醒的痛苦。

一个深秋的夜晚，他喝多了。

在校园里那条熟悉的林荫道上，他撞见了同窗好友李伟。

李伟也是干部子弟，只是父亲的职位不高，此刻正像一只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借着酒劲，邓朴方心中的块垒再也压抑不住，他抓着李伟的胳膊，压低了声音：“看来，主席选林彪是选错了，这个人……心胸太窄！还有江青，他们这样搞，不会有好下场的，总有一天要垮台！也许要很长时间，可这个国家，怎么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李伟不是天生的恶人，其实当时在内心深处他也隐隐赞同邓朴方的看法。

接下来的几天，李伟夜不能寐。他害怕被牵连，害怕自己和家人也被打入深渊。

他找到了聂元梓的亲信，将邓朴方酒后的话添油加醋，变成了一份指向邓小平家庭的、分量十足的“黑材料”。

这张由恐惧和背叛编织的大网，悄然张开。

1968年春天，聂元梓的人通过跟踪邓楠，摸清了邓家兄妹的住所。

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里，邓朴方和邓楠被秘密带走，押进了那栋他们曾经日夜苦读的物理大楼。

物理大楼不再是知识的殿堂，而是一座临时搭建的地狱。

邓朴方和邓楠被分开关押在两间实验室里。、

聂元梓找来的那些打手，日夜不停地对他们进行诱供、逼供。

他们想从这对兄妹口中，挖出足以彻底打倒邓小平的“炮弹”。

邓朴方并不清楚他们的最终目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妹妹。邓楠性格刚烈，勇敢直率，他生怕妹妹会吃亏。

于是，他将所有的“过错”都往自己身上揽，把李伟告密的那几句酒话，说成是自己蓄谋已久的想法。

长达5个月的折磨开始了。

他们不让他睡觉，只要他一合眼，就会被刺眼的灯光照醒，或是被一盆冷水浇醒。

他们不让他正常吃饭，食物时有时无。

他们变着法子折磨他，让他长时间保持一个痛苦的姿势。

“揭发你父亲！揭发你母亲！只要你写，我们马上让你出去，让你毕业分配！”

“如果开除你的党籍！让你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威胁和利诱轮番上阵，但邓朴方只是沉默。

在一次审讯后，打手扔给邓朴方一支笔和一张纸，让他写“揭发材料”。让邓朴方去污蔑自己的父母，比杀了他还难受。

邓朴方在这张纸上，写下了绝命书。

一个平静的夏日，邓朴方找到一个上厕所的机会，环顾四周，看到了一扇虚掩的窗户，他觉得尘世间再无路可走，他推开窗，纵身一跃。

邓朴方原是头朝下，决绝地奔向死亡。

然而，命运似乎在这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坠落到一楼时，一根不知是谁拉在两根木桩之间的铁丝，拦住了他下坠的身体。他被猛地一弹，翻了个个儿，重重地摔在地上，背部着地。

剧痛传来，但他异常清醒。他试着动了动腿，已经是毫无知觉。

看着那些看守他的人围了上来，脸上是惊愕与幸灾乐祸的复杂表情，邓朴方求生的欲望反而重新燃起。。邓朴方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气，清晰地喊出了第一句话：“告诉聂元梓，我要求治疗。”

而此时窗外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更加尖利的声音：“反革命分子邓朴方，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他被草草地抬上了一辆车，送往附近的医院。

第一家医院，听说是“邓小平的儿子”，连门都没让进。

第二家医院，勉强收了，却把他推到走廊的角落里，任其自生自灭。

那一夜，他躺在冰冷的地上，高烧不止，无人理睬。

就在他以为自己将要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时，一位善良的工人师傅给了他一线希望。

1968年9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北京外文印刷厂的一位名叫王风梧的工人师傅被派到核物理系，恰好分在邓朴方所在的班。

王风梧在校医院的角落里，看到了邓朴方，他躺在病床上，嘴唇干裂，双眼紧闭，正发着四十度的高烧。

这位朴实的工人不懂什么复杂的路线斗争，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命悬一线的孩子。他二话不说，马上跑出去，想办法弄来了食物和水，又去找医生。

就在病房门口，王风梧看到了两个哭得眼睛通红的小姑娘。

她们是邓楠和毛毛（邓榕），每天都偷偷跑来，却又不敢进病房，只能在门外远远地望着哥哥。王风梧看着这一幕，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然而，校医院坚持让邓朴方出院。

很快，王风梧也被告知，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的资格被撤销了，必须立刻离开北大。

王风梧不甘心。他回到厂里，找了一辆运货的平板车，不顾一切地冲回北大，拉上邓朴方，开始了一场跑遍北京的求医之旅。

他们去了一家又一家医院，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王风梧的义愤终于压倒了恐惧，他决定冒一次险。他帮邓朴方写了“状子”，一层一层地向上反映。

这封凝聚着一个普通工人最朴素正义感的信，奇迹般地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案头。

毛泽东批示，让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过问此事。

一张救命的通行证，终于下发了。邓朴方被送进了北京最好的骨科医院——积水潭医院。

会诊结果冰冷而残酷：第一腰椎、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双下肢截瘫。

尽管得到了初步治疗，邓朴方很快又被秘密地转走。

不久，他看到了自己“处分决定”：因其“反革命”行径，开除党籍，撤销预备党员资格，不予毕业。

随后，邓朴方被人用一辆车，拉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

邓朴方被扔在一间臭气熏天的病房里，彻底与世隔绝，他再次跌入了谷底。

王风梧再见到邓朴方，是在清河救济院那间充满了霉味和药味的破旧病房里。

自从邓朴方从积水潭医院神秘“失踪”后，王风梧四处打听，却没人敢告诉他邓朴方的下落。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积水潭医院那位曾暗中帮助过邓朴方的李大姐，在一次擦肩而过时，往他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清河，福利院。”

王风梧揣着这张纸条，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敢想象，那个曾经的北大才子，如今会在一个收容孤寡老人的地方过着怎样的日子。

王风梧蹬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路向着京郊的清河骑去。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病房门，王风梧的心沉到了底。

邓朴方躺在一张靠墙的旧木板床上，面容憔悴，眼神里是死一般的寂静。看到王风梧，他那黯淡的眸子才闪过一丝微光。

“王师傅……”他的声音干涩而微弱。

王风梧握住他冰凉的手：“孩子，我来晚了。”

那天，王风梧把他从那间臭气熏天的病房里推了出来，让他呼吸到了外面带着泥土气息的新鲜空气。

两人凑了身上所有的钱，在附近的小饭馆里，要了一盘炒鸡蛋，一碗白菜豆腐汤。

邓朴方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这样热乎的饭菜了。

临别前，王风梧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和一些粮票，硬塞到邓朴方手里，反复叮嘱他要照顾好自己，要活下去。

“你放心，总有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在回北京的路上，王风梧一边奋力地蹬着车，一边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那盘炒鸡蛋的余温，那句“总有云开雾散的那一天”，成了支撑邓朴方度过清河那段最黑暗时期的精神支柱。

1971年6月，远在江西新建县谪居的邓小平在得知儿子因迫害致残并被遗弃在救济院后，心急如焚。

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央写信，请求让儿子来到自己身边。

最终，中央的批示下来了：同意。

当邓朴方被人用担架抬着，辗转千里，终于抵达江西那座被称为“将军楼”的小院时，他看到了在门口翘首以盼的父母。

一家人相见，没有嚎啕大哭，只有默默的泪水。

邓朴方的到来，给这个被隔绝的小家庭带来了些许生气，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天瘫在床上，到了夏天，溽热难当，褥疮的风险如影随形。

每天为儿子擦澡，成了邓小平雷打不动的功课。

每天下午，当邓小平夫妇从工厂劳动回来，卓琳会先把水烧好。

然后，邓小平组织全家人，小心翼翼地把邓朴方抬进简陋的洗澡间。

邓小平弯下他那已经不再挺拔的腰，拧干毛巾，轻轻地为儿子擦拭身体。

他的动作极其认真细致，仿佛在擦拭一件稀世珍宝。

第一遍用凉水，擦去汗渍；第二遍打上肥皂，仔细清洗；第三遍再用清水，彻底擦净。

整个过程，邓小平一言不发。

然而，正是这份沉默，蕴含着如山般深沉的父爱。邓朴方后来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小平时常看着儿子，想着他本该在科研领域大放异彩，本该在运动场上自由奔跑，可如今，却只能困于这一方床榻。

他的人生之路还那么漫长，必须让他找到活下去的动力和目标。

一个念头在邓小平心中萌生：让儿子学一门手艺。

他们把家里那台海鸥牌照相机拆了，把零件摊在邓朴方面前，让他再装回去。

对于一个瘫痪在床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邓朴方起初很抗拒，但看着父母期待的眼神，他还是拿起了螺丝刀。那些微小的零件，在他的手指间不停滑落，他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感到烦躁。

但邓小平夫妇只是默默地陪在一旁，不催促，也不责备。

在与那些精密零件日复一日的搏斗中，邓朴方的内心却渐渐平静下来。

当邓朴方第一次成功地将一台收音机拆开又重新组装，并让它发出声音时，一种久违的成就感涌上心头。他不仅锻炼了双手，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找回了专注的能力，找回了对自我的掌控感。

那个曾经对前途一片茫然的青年，在叮叮当当的修理声中，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十年浩劫终于结束。

当年被聂元梓迫害的干部和家属们，纷纷提起了笔，一封封带着血泪的申诉信，雪片般地飞向北京，要求严惩这个“文革”中的风云人物。

1983年，正义的审判终于来临，聂元梓被正式逮捕。

在讨论如何量刑时，出现了一些争议。然而，一向在处理人事问题上极为克制、顾全大局的邓小平，这一次却表现出了罕见的坚决。

这不仅仅是为一个父亲为儿子讨还公道。

在那场由聂元梓带头的批斗狂潮中，北大有大约60名教职工被迫害致死。

邓小平的坚持，是为了儿子，更是为了那些在黑暗中逝去的无辜冤魂。

他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为一个时代划下了一个必须清晰的句点：作恶者，必将受到惩罚。

而那位帮助邓朴方的王凤梧，在邓公复出后，曾专门找到他答谢，但他没有接受任何的好处，只是摆摆手说：这只是举手之劳！

又过了许多年，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通过多方渠道，辗转联系到了邓朴方，请求见一面。

他就是当年那个向聂元梓告密的同学，李伟。

在一个平静的下午，两人相对而坐。

李伟的脸上写满了愧疚与时间的沧桑，他向邓朴方深深地忏悔了当年的背叛，讲述了这几十年来，自己是如何在良心的煎熬中度过的。

邓朴方平静地听着，脸上没有怨恨，也没有波澜。等李伟说完，他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了一句：“都过去了，那是时代的错。”

经历过生死磨难的邓朴方，对生命有了远比常人深刻的理解。

他没有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也没有安于在家庭的庇护下度过余生。

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也更伟大的道路——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数千万残疾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文革”之后，邓家子女都回到了北京，住在一个院子里。

邓楠投身于科技管理工作，后来被提拔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弟妹们也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而邓朴方，则在轮椅上开启了他新的征程。他创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后来又组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他的人生，从一场惨烈的个人悲剧开始，最终升华为为中国八千多万残疾人谋求福祉、争取尊严的宏伟事业。

那个曾经在北大操场上矫健奔跑的阳光身影，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烟里。但在轮椅之上，一个推动着一个庞大群体命运前进的身影，却变得愈发高大、清晰。

来源：中土岛SxY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