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BP机在腰间震动的时候,我正蹲在脚手架上,拧紧最后一颗螺丝。南方的夏天,汗水像不要钱的自来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在滚烫的钢管上,滋啦一声就没了。
“陈东,活干完了就过来,我请你吃饭。”
BP机在腰间震动的时候,我正蹲在脚手架上,拧紧最后一颗螺丝。南方的夏天,汗水像不要钱的自来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在滚烫的钢管上,滋啦一声就没了。
说话的是我们老板,李静。
我抬头,眯着眼看过去。她就站在工地门口那棵大榕树下,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干净得跟这片尘土飞扬的工地格格不入。她手里拿着个小风扇,对着自己吹,但头发丝还是被热浪粘在了脸颊上。
我赶紧应了一声:“哎,好嘞,李总!”
周围的工友们都朝我挤眉弄眼,有个叫老王的,拿胳膊肘捅捅我,压低了声音说:“行啊,陈东,老板单独请你吃饭,你小子要走运了。”
我心里没什么波澜,只是觉得奇怪。我叫陈东,安徽来的,二十六岁,出来打工三年了。李总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板,不拖欠工钱,天热了还给我们买西瓜和凉茶。但她也是最有距离感的老板,平时话不多,脸上很少有笑,像一块冰,清清冷冷地隔着。
我一个大老粗,她请我吃什么饭?
把工具收拾好,在水龙头下胡乱冲了把脸,水流下来都是黄泥汤。我看着水洼里自己那张黑红的脸,还有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字背心,觉得就这么去见李总,不太合适。可工地上也没地方换衣服。
我磨磨蹭蹭地走到榕树下,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就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
“李总,我……我这身太脏了。”我低着头说。
“没事,上车吧。”她声音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情绪,自己先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那是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在1993年的广州,这车开在路上,跟个小明星似的,惹眼。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坐这么好的车。屁股刚挨着那软乎乎的座椅,我就浑身不自在,生怕把我身上的汗和泥弄脏了她的车。
车里有股好闻的香味,说不上来是什么花,反正比我婆娘秀兰用的雪花膏高级多了。
李静没说话,只是专心开车。车子穿过尘土飞扬的城中村,开上了宽阔的柏油马路。路两边的高楼一栋比一栋高,玻璃墙在太阳下晃得人眼晕。我像个刚进城的傻子,偷偷看着窗外,心里想着,等攒够了钱,就带秀兰和娃也来看看,看看这城里是啥样。
车子最后停在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区门口,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看见李静的车,立马笑着敬礼。
我跟着她下车,心里更犯嘀咕了。这不像要去饭店的样子。
“李总,我们这是……”
“到我家了。”她说着,从包里拿出钥匙,打开了一扇门,“进来吧,家里没人。”
我脚底下像踩了棉花,轻一脚重一脚地跟了进去。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亮堂的屋子。地上铺着能照出人影的木地板,屋顶上挂着一盏亮晶晶的,像一大串葡萄的灯。屋子很大,空落落的,显得有点冷清。
“你先坐,我去弄两个菜。”她指了指客厅的沙发,就自己进了厨房。
我哪敢坐,就跟个木桩子一样杵在客厅中间。那沙发是皮的,看着就贵,我怕一屁股坐下去给人家坐出个印子。
厨房里很快传来了切菜的声音,笃,笃,笃,很有节奏。没一会儿,又响起了抽油烟机的嗡嗡声,一股饭菜的香气飘了出来。
我心里那点不安,被这股烟火气冲淡了一些。我想起在老家,秀兰也是这样,每天在厨房里忙活,给我和娃做饭。
过了一会儿,李静端着菜出来了。四菜一汤,有鱼有肉,都是我叫不上名字的菜。她还开了一瓶白酒。
“坐啊,站着干嘛。”她把酒给我倒满,“今天这批货赶得急,你带着兄弟们连着加了好几个夜班,辛苦了。”
我这才敢在桌子边坐下,腰杆挺得笔直。
“不辛苦,李总,这都是我们该做的。”我端起酒杯,双手捧着,“我敬您一杯。”
酒是好酒,绵柔,不辣喉咙,一股热线顺着嗓子眼一直烧到胃里。
李静也喝了一口,脸颊上泛起一点红晕,不像在工地上那么冷了,眼睛里好像也有了点温度。
“你家里,都还好吗?”她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赶紧点头:“好,都好。我媳妇在家带娃,我爹妈身体也还行。”
“孩子多大了?”
“五岁了,是个小子,皮得很。”一说起我儿子狗蛋,我脸上就忍不住笑。我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张被我摸得起了毛边的照片,照片上秀兰抱着狗蛋,笑得一脸实在。
李... ...静凑过来看了看,嘴角也微微弯了一下:“你媳生得真好,很淳朴。”
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比她夸我活干得好还高兴。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大多是她说,我听。她说她也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一个人来广州打拼,吃了多少苦。她说开这个建筑公司,看起来风光,其实每天都像在走钢丝。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一个劲儿地给她倒酒,陪着她喝。
我发现她其实很能喝,一瓶白酒,大半瓶都进了她的肚子。她的眼神开始有点迷离,说话也慢了下来。
屋子里很安静,只听得见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声。那盏像葡萄一样的灯,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一个女人,撑起这么大一个摊子。
酒喝得差不多了,桌上的菜也冷了。
她撑着下巴,看着我,看了很久,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然后,她忽然笑了,那笑里带着点说不出的味道。她身体微微前倾,凑近了些,一股酒气和那股好闻的香味混在一起,扑到我脸上。
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陈东,你说,这酒喝下去,人是不是就没那么硬气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谁打了一闷棍。
我手里的酒杯差点没拿稳。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一个大男人,她一个单身女人,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她还喝了这么多酒……我脑子里闪过村里那些长舌妇说的闲话,脸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从脖子根一直红到耳朵尖。
我不是傻子,男人那点心思我懂。可我没想到,李总这样的人,也会……
我的心跳得跟打鼓一样,手心里全是汗。一边是我的老板,得罪了她,我这份工就没了,一家老小都指着我这点钱过活。另一边是秀兰和狗蛋,他们的脸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出来打工,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我猛地站了起来,椅子腿在光滑的地板上划出一声刺耳的响动。
“李总,不早了,我……我得回去了。”我结结巴巴地说,眼睛不敢看她,“工地上明天还……还有活。”
李静好像没料到我反应这么大,她愣住了,脸上的那点笑意也僵住了。
她就那么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失望,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悲伤。
屋子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
过了好半天,她才轻轻叹了口气,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的气场都垮了下来。
她靠回到椅子上,声音很轻,带着点自嘲:“你坐下,我没别的意思。”
我站着没动,像一根电线杆。
她又说:“陈... ...东,你是个好人。比他……好多了。”
她嘴里的那个“他”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当时满脑子就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李总,我真的得走了。”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的楼,怎么走出那个漂亮的小区的。夜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后背的背心都湿透了,分不清是汗还是酒。
回到工地的集体宿舍,一股汗臭味和脚臭味扑面而来。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鼾声此起彼伏。老王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陈东,回来了?老板娘把你咋了?”
我没理他,摸黑找到自己的铺位,一头栽了下去,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的心还在狂跳。我一遍遍地想刚才发生的事,想李静说的那句话。我越想越觉得后怕,也越想越觉得屈辱。她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打工的,为了钱什么都能干?
那一晚上,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去上工,我一直躲着李静。她来工地视察,我就假装在忙,埋着头干活。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但我一次也没抬头。
气氛变得很尴尬。
工友们也看出了不对劲。老王又凑过来问我:“你小子是不是把老板给得罪了?看她今天那脸,跟冰块似的。”
我嘴上说没有,心里却虚得很。
一连好几天,李静都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只是通过工头给我派活。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觉得这份工八成是要干到头了。我开始盘算着,要是真被辞了,我去哪个工地找活。广州这么大,总有我一口饭吃。
那段时间,我干活比谁都卖力,就是想让她看见,我陈东是靠力气吃饭的,不是靠别的。
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劲。那晚她说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她说我“硬气”,可我怎么觉得,我那一下站起来,更像个胆小鬼。
就在我以为这件事会这么不了了之的时候,一天下午,工地出了事。
那天下午,天跟漏了似的,下着瓢泼大雨。我们正在给一栋快封顶的楼浇筑水泥。一个新来的小伙子,叫刘三,脚下一滑,从两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当时就摔得不能动了,腿以一个奇怪的角度扭着,人疼得满地打滚。
工地上一下就乱了套。工头吓得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给李静打电话。
不到十分钟,李静就开车来了。她连伞都没打,穿着高跟鞋,一脚深一脚浅地踩在泥水里,冲了过来。那身干净的职业套装,很快就被泥点子溅脏了。
她蹲下身,查看刘三的伤势,脸上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镇定和果断。
“别动他!”她冲着几个想去扶刘三的工人喊,“快,打120!老王,去找块木板来,把他固定住!”
她的声音不大,但特别有穿透力,乱糟糟的工地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听她指挥。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动了一下。那一刻,她不是那个在家里喝酒的迷离女人,也不是那个冷冰冰的女老板,她像个将军。
救护车来了,把刘三拉走了。李静跟着上了车,临走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陈东,工地你先看着。”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李静一夜没回来。第二天,工头告诉我们,刘三的腿粉碎性骨折,要动大手术,医药费得好几万。
工友们私下里都在议论,说这下公司要大出血了。还有人说,李总一个女人家,肯定撑不住,说不定公司都要黄了。
我心里也跟着悬了起来。
第三天,李静回来了。她看起来很憔悴,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但腰杆挺得笔直。
她把所有工人都召集起来,当着大家的面说:“刘三的医药费,公司全包了。他后续的康复费用,公司也负责到底。大家都是出来养家糊口的,只要在我这里干一天,我就要对你们负责。”
她顿了顿,看着我们,说:“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我告诉你们,公司不会倒。只要我们把手上的活干好,按时交工,什么坎都能过去。”
她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所有人都安了心。
那天开完会,她单独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是那股好闻的香味。她给我倒了杯水,自己点了一支烟。她抽烟的姿势很熟练,烟雾缭绕在她憔悴的脸庞前,让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陈东,”她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那天晚上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我端着水杯,手有点抖。
“我那天……喝多了。”她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只是那天心情不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嗯”了一声。
她掐灭了烟,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我问你还能不能硬气,是想问你,如果遇到天大的难处,家里人指望不上,外面的人都看你笑话,你一个男人,能不能咬着牙,自己扛过去。”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她强撑着的疲惫,忽然明白了那天晚上,她眼神里那抹我看不懂的悲伤。
“我能。”我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李总,我能。”
她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很欣慰的笑。她说:“我就知道。”
从那天起,我心里的那根刺,被拔掉了。我对李静,除了敬佩,又多了一丝说不清的亲近。我开始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都在为了自己想守护的东西,拼了命地“硬气”着。
我不再躲着她。有时候在工地上碰到,我会主动跟她打招呼,问问刘三的伤势。她也会跟我聊几句,问我家里的情况。我们之间,有了一种很微妙的默契。
我开始主动地多干活,带着几个信得过的老乡,把工地上一些难啃的骨头都给啃下来了。我知道,公司现在不容易,我能做的,就是把活干得更好,让她少操点心。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刘三的手术很成功,公司也慢慢走上了正轨。
我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平淡但安稳地继续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路过市里最大的一家医院,看到了李静。
那天我正好休息,想着去邮局给家里汇钱。医院就在邮局旁边。我刚办完事出来,就看到李静从医院大门里走出来。
她不是一个人。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个看起来五六岁的小男孩。
那孩子很瘦,脸色苍白,靠在她怀里,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李静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疲惫。她低着头,亲了亲孩子的额头,然后抱着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很沉。
我当时就愣在了原地。
我从来不知道她有孩子。公司里的人,都说她是单身。
我下意识地躲到了一棵树后面。我看着她抱着孩子,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开走了,我还在那站了很久。
我的脑子很乱。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
我忽然想起了那天晚上,她说的那句“你比他好多了”。那个“他”,难道是孩子的父亲?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
我开始留心观察李静。我发现,她每周都会有那么一两天,很早就离开公司。有时候,我会在她办公室的垃圾桶里,看到一些药品的包装盒。还有一次,我看到她对着一张照片发呆,那照片上,就是一个小男孩。
我心里有了一个大概的猜测,这个猜测让我心里沉甸甸的。
我更加卖力地干活了。我不知道我能帮她什么,我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分担一点点。我知道,她肩上的担子,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
转折发生在一个月后。
那天,一个男人开着一辆比李静的桑塔纳还要气派的黑色轿车,冲到了我们工地上。
男人穿着一身名牌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一下车,就满脸戾气。
他直接冲到李静的办公室,一脚踹开了门。
我们当时正在外面干活,听到声音都吓了一跳。
办公室里很快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男人的声音很大,骂得很难听,说什么“你别给脸不要脸”,“那个病秧子就是个无底洞”,“想从我这里拿钱,门都没有”。
然后是李静的声音,她的声音不大,但很冷,很硬:“那是你的儿子,你有没有良心!”
“我没这个儿子!当初是你非要生下来的,现在他要死了,你来找我?”
再然后,是“啪”的一声脆响,好像是耳光的声音。
紧接着,是东西被砸碎的声音。
我们几个工人都围了过去,但谁也不敢进去。工头想进去劝架,被男人一把推了出来,差点摔倒。
我当时血一下就冲到了头顶。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把推开围着的人,冲了进去。
办公室里一片狼藉。文件撒了一地,花瓶碎成了几片。
那个男人正揪着李静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
李静的额头已经磕破了,有血顺着脸颊流下来。但她一声不吭,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用一种淬了冰的眼神,瞪着那个男人。
我眼睛都红了,想也没想,冲上去,一把抓住了那个男人的手腕。
我的力气比他大得多,常年干体力活的手,像一把铁钳。
“你放开她!”我吼道。
男人吃痛,松开了手。他转过头,看着我,一脸的鄙夷:“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臭打工的,也敢管我的闲事?”
“你再动她一下试试!”我死死地盯着他,手上的力气又加重了几分。
李静靠着墙,慢慢地站直了身体。她擦了一把额头上的血,对我说:“陈东,你出去,这是我的事。”
“李总!”
“出去!”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松开了手。
男人揉着手腕,冷笑着看着李静:“怎么?怕你的小情人看见你这副样子?”
李静没理他,只是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服和头发,然后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摔在他面前。
“把这个签了,你以后就跟我们母子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男人拿起文件看了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净身出户?李静,你还真够硬气的。行,我签。不过我告诉你,那个小杂种的医药费,你一分钱也别想从我这里拿到。”
他说完,拿起笔,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文件扔回给李静,转身就走了。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只蚂蚁。
等他走了,李静才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她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她哭。
她哭得没有声音,只是肩膀在一抽一抽的。那种压抑的,无声的哭泣,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里难受。
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我想安慰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一个大老粗,哪里会安慰人。
我默默地走过去,拿起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和纸张,一点一点地扫干净。
我把办公室收拾利索了,又给她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她手边。
她终于抬起头,眼睛又红又肿,声音沙哑得厉害:“陈东,谢谢你。”
我摇摇头:“李总,你别这么说。”
她看着我,忽然问:“你是不是……都看见了?”
我点了点头。
她苦笑了一下,说:“让你看笑话了。”
“没有。”我说,“李总,你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女人。”
我说的是真心话。
那天,她跟我讲了她的故事。
那个男人,是她的前夫,叫赵军。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创业。公司做起来了,他却变了。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开始嫌弃李静,嫌弃他们那个天生体弱多病的儿子。
他们的儿子,叫小远,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赵军不愿意出这笔钱,还想把公司占为己有。
李静为了儿子,什么都能忍,但赵军一次又一次地挑战她的底线。最后,她选择了离婚,只要了儿子的抚养权和这家半死不活的公司。
她说,她之所以这么拼命地工作,就是想赚钱给儿子做手术。
“医生说,小远的手术,成功率只有一半。”她看着窗外,眼神空洞,“可就算只有一丝希望,我也要试。”
我听着,心里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闷得喘不过气。
我终于明白了,那天晚上,她为什么会问我那句话。
她不是在试探我,她是在问她自己。她是在问这个世界,一个人,到底要多硬气,才能扛住这所有的苦难。
那天之后,公司的情况越来越糟。
赵军在外面散播谣言,说李静的公司偷工减料,信誉破产。好几个已经谈好的项目,都黄了。公司的资金链,一下子就断了。
工地上开始人心惶惶。有几个工人,怕拿不到工钱,偷偷地走了。
李静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但她每天还是准时来公司,处理各种焦头烂额的事情。她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任何的脆弱,只是她抽烟抽得越来越凶了。
我知道,她快撑不住了。
那天晚上,宿舍里的人都睡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想起了李静,想起了她那个生病的孩子。我又想起了我的秀兰和狗蛋。如果有一天,我的狗蛋也生了这么重的病,我该怎么办?我会不会像她一样,就算天塌下来,也要一个人硬扛着?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了我的存折。
那是我来广州三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钱。一共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七块五毛。
我本来打算,再干一年,凑够两万块,就回家盖房子,再也不出来了。
我看着存折上的那个数字,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的手在抖。
我知道,这点钱,对于小远几十万的手术费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这是我的全部了。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李静。
我把存折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推到她面前。
“李总,这是我全部的积蓄。我知道不多,但你先拿着应急。”
李静愣住了,她看着那本薄薄的存折,半天没有说话。
“陈东,你……”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李总,你别嫌少。”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一个打工的,也就这点能耐了。你是个好老板,我们都信你。你不能倒下,你倒下了,小远怎么办?”
李静拿起那本存折,手指都在颤抖。她打开,看着上面的数字,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
她猛地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深深地,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
我赶紧扶住她:“李总,你这是干什么,使不得,使不得啊!”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但更多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
她说:“陈东,这钱我不能要。但是,你的这份情,我李静记一辈子。”
她把存折还给了我。
“但是,”她话锋一转,“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你说!”
“帮我把剩下的兄弟们稳住。我们手上还有一个项目,只要能按时完工,拿到尾款,公司就能活过来。”
“我懂了。”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李总,你放心,只要我陈东还在,这帮兄弟,就不会散!”
那天,我把所有还留在工地的工友都召集了起来。
我把我看到听到的,都跟他们说了。我告诉他们,李总现在有多难,她是为了救她的孩子。
我说:“兄弟们,我们出来打工,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家里的婆娘孩子过上好日子吗?李总她也是,她也是个当妈的!她现在有难了,我们能眼睁睁看着吗?”
“李总平时待我们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工钱一分没欠过我们的,天热了有凉茶,过年了有红包。现在,她有难了,我们要是因为怕拿不到工钱就跑了,我们还算不算个爷们?”
“我陈东今天把话撂这儿了,我信李总。就算最后一个月工钱拿不到,我也认了!我愿意跟着她,把这个活干完!愿意留下来的,我们一起拼一把。想走的,我陈东不拦着,现在就可以去收拾东西。”
我说完,工地上鸦雀无声。
过了好一会儿,老王第一个站了出来。他一巴掌拍在自己胸口,说:“陈东说得对!他娘的,李总是个好人,我们不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我留下!”
“我也留下!”
“算我一个!”
一个接一个的工人站了出来,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
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群皮肤黝黑,满身汗臭的兄弟们,我的眼睛湿了。
从那天开始,整个工地,像是拧成了一股绳。
我们不要加班费,不要奖金,每天天不亮就开工,干到半夜才收工。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耽误的工期抢回来。
李静也把办公室搬到了工地上,跟我们一起吃住。她一个女人,跟着我们一起熬夜,给我们买饭,给我们打气。
那一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累,也是最痛快的一个月。
我们真的做到了。
我们提前了十天,完成了项目。
甲方验收的时候,对我们的工程质量赞不绝口,当场就把尾款结清了。
拿到钱的那天,李静把我们所有人都叫到了一起。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拖欠的工资,双倍发给了我们。
她说:“这份钱,是我李静,谢谢各位兄弟的救命之恩。”
我们都说不要,她却坚持要给。
她说:“你们的情,我记在心里。但这钱,是你们应得的。你们家里,也都有老婆孩子等着你们养活。”
那天晚上,我们在工地上,摆了十几桌。
李静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我们。
她走到我面前,给我和她自己都倒满了酒。
她看着我,眼睛亮晶亮的。
她说:“陈东,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硬气’。”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酒,比我这辈子喝过的任何一次,都烈,都醇。
后来,小远的手术很成功。
李静的公司,也慢慢地渡过了难关,越做越大。
第二年过年,我回家了。
我用这一年挣的钱,在村里盖了三间大瓦房。
秀兰抱着狗蛋,站在新房门口等我。看到我,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狗蛋扑过来,抱着我的腿,一个劲儿地喊“爹”。
我把他抱起来,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那一刻,我看着我的老婆孩子,看着我的新房子,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足的人。
年后,我准备回广州。
李静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在电话里说:“陈东,别来工地了。我给你在公司里留了个位置,项目部经理,你来管着他们。”
我拒绝了。
我说:“李总,我就是个大老粗,干不了那细致活。我还是喜欢在工地上,踏实。”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行,我尊重你的选择。不过,你什么时候想来了,这个位置,永远给你留着。”
挂了电话,秀兰问我:“谁啊?”
我说:“我老板。”
“是个好人吧?”
“嗯,”我点点头,看着窗外,笑了,“是个很硬气的女人。”
我在李静的公司,又干了五年。
这五年里,公司越做越大,我也从一个普通工人,做到了总工头。我手底下,管着好几百号人。
我把秀兰和狗蛋也接到了广州。我们租了一个小房子,虽然不大,但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狗蛋上了学,会说普通话了,有时候还嫌我说话带口音。
李... ...静还是那么忙,但她每个周末,都会抽出时间陪小远。小远手术后,身体恢复得很好,跟普通孩子没什么两样,就是比同龄人要文静一些。
他很喜欢我,每次见了我,都会“陈叔叔,陈叔叔”地叫。
有时候,李静会请我们一家人去她家吃饭。
她家还是那么亮堂,那么干净。
秀兰第一次去的时候,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李静拉着她的手,跟她聊家常,聊孩子,就像多年的姐妹一样。
秀兰后来跟我说:“你老板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就是看着,觉得她心里藏着好多事,挺让人心疼的。”
我说是啊。
我知道,赵军那些年,一直没放过她,明里暗里,给她使了不少绊子。
但她都一个人扛过来了。
她从来没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苦,叫过一声累。
我常常会想起1993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个闷热的夜晚,她问我的那句话。
“酒后你还能硬气?”
现在我明白了,那句话,是她问我的,也是问她自己的。
硬气,不是指脾气有多硬,拳头有多硬。
硬气,是当生活把你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你还能咬着牙,不吭一声,自己站起来。
硬气,是当所有人都离你而去,你还能守着心里的那点光,不让它灭了。
硬气,是明明自己已经千疮百孔,却还能笑着对别人说,没事,我扛得住。
这世上,多的是风光无限的人,但真正让人敬佩的,是那些从泥潭里爬出来,身上沾着泥,眼里却依然有光的人。
李静是,我也是。
我们这些从土里刨食,用汗水换饭吃的人,或许一辈子都成不了什么大人物。
但我们活得,硬气。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