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傭，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少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清兵入关后，曾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游遍华北，搜集所至之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傭，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少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清兵入关后，曾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游遍华北，搜集所至之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华阴。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重考据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在哲学上赞同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观点。肯定“气”是物质性的实体，天地万物的存亡皆由气聚散而成，“精气为物，自无而之有也，游魂为变，自有而之无也”。宇宙间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变化也同样都是气的聚散。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唯物主义命题。指出抽象的“道”不可脱离具体有形的事物“器”而存在，“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形而上者谓之道》）。认为要得“道”，需求之于器，“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也：‘下学而上达’”（同上）。强调为学应先求而后得，先学而后知。其“下学”指考察实际的具体事物，其“上达”指贯通具体事物的道理和原则。力倡“经世致用”，主张“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结合。要求学问应成为“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与黄宗羲书》）。指责当时空谈良知心性的恶劣学风。认为宋明理学已堕为禅学，“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与施愚山书》）。否定鬼神的善恶报应说，指出“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而然”（《日知录·惠迪吉从逆凶》）。肯定市民经济利益，倡言自私为人之常情，“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为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日知录·言私其豵》），但强调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道德准则。其“文”指自身以至天下国家大事，其“耻”指操守气节，强调民族气节。把对道德规范的践行与博学多闻放在同等地位，认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还认为人性可变是由于人情可变，指出“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日知录·宋世风俗》）。反对“模仿”、“求古”的治学方法，主张考证研究应“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序》）。在书本考证的同时，又注重于实际的考察，创立一套综合归纳、演绎于一体的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在文学上，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认为文人应怀“救民于水火之心”，以“明道救人”（《与人书三》）为己任。在政治上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日知录·守令》）的思想，要求君主分权而治。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

陈瑚（1613—1675）明清之际学者。字言夏，号确庵，学者称安道先生。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举人。明亡后，绝意仕进，并奉父移居昆山之蔚村，耕读为生。时局稍定，开始讲学。制定“蔚村讲规”，重“端心术、广气类、崇俭朴”。著“莲社约法”，教以人伦，以“不妄言，不讦私，不谋利，不作无益”相戒，并以“孝弟、力田、行善”为蔚村三约。把著书讲学与风俗教化相结合。早年与同乡陆世仪、江士韶、盛敬“西轩会约”后，放弃“功过格”。接受陆世仪“以敬为本”，在人伦日用中，“随事精察”，日记“敬怠”以分差过。为学强调经世致用，并视“人才消长”、“教化兴废”为“人心生死”、“国家盛衰”之关键。强调“人心”的决定作用，认为：“人心不死，则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则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几乎毁矣。”（《圣学入门序》）坚持并发挥程朱理学的主敬论，认为“敬之一字”是“圣学”之要，是修身与治世的根本。对“敬”字做了细致的分类，提出不同的主敬要求：内敬，要求内心“主一无适”；外敬，要求表现出“整齐严肃”的风貌；静时之敬，要求“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动时之敬，要求“喜怒哀乐，发皆中节”。此外，还有“一日之敬”、“一息之敬”、“统体之敬”、“物物之敬”等等，要求时时事事都须戒慎恐惧，非礼勿视听言动。提出“一敬立而万善”的观点，把主敬视为通向儒家最高精神境界的必由之路。后汤斌在巡抚“三吴”时，于陈瑚故居建“安道书院”，以弘扬其学。有《圣学入门》、《经义录》、《治事录》、《求道录》、《切己录》、《同善会语》、《西湖约言》、《九谛训解》、《确庵集》。

刘原禄（1619—1700）明清之际学者。字昆石，号直斋。安丘（今属山东）人。十四岁而孤，事母至孝。入清后，致力耕读。其思想几经变化，始去外物而见身，以求长生之术，继去身而见心，又去心而见理。在后半生的四十年中，“读宋儒书乃笃信朱子之学，集朱子书作《续近思录》”（《清史稿·刘原禄传》）。坚持程朱的理气观，主张“理为主宰，而气听命焉，气自理出”（唐鉴《清学案小识》）。反对理与事相割裂，提出“理即事物”的命题，指出：“以理事打成两橛，求理则废事，处事则失理”，“终身未得实理”（同上）。主张理事合一，肯定“一个天理流行，随处充满”（同上），一切事物都是天理的体现。同时接受王守仁“心即理”的观点，主张“心与理一”（同上），表现了调和朱熹理学与王守仁心学的倾向。认为：“一向在事物上着力，则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着力，则有虚无之弊，故须敬义夹持”（同上）。提出人性善恶循环论，认为善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世间一切祸福盛衰都“在循环中”（同上）。有《读书日记》、《续近思录》、《冷语》等。

王宏撰（1622—1702）明清之际学者。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今属陕西）人。明诸生。与李颙、李柏、李因笃齐名。入清不仕，隐居华山，潜心治学，探研经史，主讲关中书院。与顾炎武交往甚密，常游学江南，宣传关学，在“关学”中别具一格。提出“动是本体”的命题，坚持从体与用两个方面，对理与气的关系进行阐释：从体而言，理与气非一；从用而言，理与气合一。从体而言，理在气先，故理气不能合一；从用而言，理与气同时具于心中，故理与气合而为一。对理学家曾经反复宣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作为心，人心、道心是相同的，其动的状况则有区别。把“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解释为本体与工夫。“精一者，工夫，中者，本体。精一是从本体用工夫，至允执厥中，是从工夫识本体”（《人心道心》）。提出“顺逆一理”，肯定顺与逆之间的矛盾不仅能够统一，而且可以互相转化。肯定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之“机”，即动力。认为“天地之间，一阴一阳”，“根主发生，鼓万物之出机”，“窟主闭藏，鼓万物之入机”（《天根月窟）》。有《周易图说述》、《山志》、《砥斋集》。

费密（1623—1699）明清之际学者。字此度，号燕峰。新繁（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曾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失败后，流寓泰州（今属江苏），著书终身。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主张“道”要能“致用”。“自宋以来，天下之大患，在实事与议论两不相侔，故虚文盛而真用薄。”（《先王传道述》）又反对宋儒的禁欲，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众人如是也，贤哲亦未尝不如是也。”“欲不可纵，亦不可禁者也。”（《统典论》）对宋儒承韩愈而来的“道统”说进行了抨击。论证了汉唐诸儒在学术上的贡献超过宋儒。但断言“道统”只能由帝王讲，不能由儒生讲。有《中传正记》、《弘道书》、《燕峰集》等。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