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原典】

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摘自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解读】

晨起，阅读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感悟颇深。宋神宗熙宁二年，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青苗、募役、均输、市易、保甲等政策相继推出，欧阳修、司马光、韩琦、富弼等变法的反对派相继退隐。两年之后，目睹变法诸多不便的苏轼忧心忡忡地写了《上皇帝书》，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反对王安石的变法逻辑。苏轼认为王安石与商鞅、桑弘羊一样，本质上就是主张与民争利的“言利之臣”，他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结人心”、“厚风俗”和“存纪纲”。苏轼在《上皇帝书》中疾呼“国之长短在风俗”，直指风俗乃国家元气所在。这一箴言穿越千年，在明末顾炎武“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的阐述中愈发清晰。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孔门教诲，到“移风易俗，使之雅正”的北齐刘昼之论，中华文明始终将“厚风淳俗”视为安身立命之本。所谓“风”，是自上而下的道德示范；“俗”，是众心安定的价值共识，二者共同筑起中华文明的巍峨长城。

厚风淳俗，始于诗礼立身的家训传承。孔子“过庭之训”以“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诫子，将《诗》《礼》提升到安身立命的高度。《颜氏家训》载“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正是这种“少成若天性”的教化，让诗礼之风代际相承，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周易》载“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北齐刘昼所言“明王之化，当移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恰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自上而下的教化如春风化雨，最终沉淀为“众心安定”的俗。

厚风淳俗，贵在明德弘道的精神引领。“明德”源于《大学》“明明德”之教，《周易》“君子以自昭明德”之训，更与《尚书》“明德惟馨”的古训一脉相承。这种人人本有的光明德性，需通过“弘道”彰扬。陆游“请自厚俗始”的诗笔，与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喻世名言遥相呼应：上位者以德为风，民众自然如草偃之，形成“上行下效”的良性循环。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正是“风”与“俗”的本质关联——“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最终凝为稳固的心理定势与行为习惯。

厚风淳俗，成于勤廉为政的官箴实践。南宋吕本中《官箴》开宗明义“当官三法：曰清，曰慎，曰勤”，乾隆皇帝手书“清慎勤”三字刻石传世，印证了这三个字“千古不可易”的永恒价值。为政者若能以清正守底线、以审慎避风险、以勤勉尽职守，则“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更能以上率下，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清正。这种“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的垂范，恰是“风”自上而下、最终沉淀为“俗”的生动体现。“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我们要以清醒的心智和勤廉的步履走好人生每一步。

厚风淳俗，根在诚信治国的道德基石。《论语》“言忠信，行笃敬”的训诫，孟子“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哲思，周敦颐“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阐发，共同构建了诚信作为“一切道德标准源头”的体系。从“言必信，行必果”的个体准则，到“以诚为本”的治国理念，诚信不仅是个体立身处世的根本，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正如“车无輗軏不行”，若无诚信，国之舟车亦将倾覆。真正的国家长治久安，不在疆域的扩张，而在风俗的醇厚；不在权力的强横，而在民心的安定。

站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边回望，从孔子的“草上之风”到顾炎武的“正人心”，从“诗礼立身”的家训到“清慎勤”的官箴，“厚风淳俗”始终是文明传承的基因密码。它不靠法令的强制，而靠教化的潜移默化；不慕浮华的表象，而求道德的实质。这种“厚”与“淳”，既是先秦诸子“思诚”的哲学追寻，也是宋明理学家“以诚为本”的价值坚守，更是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气象。

今日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厚风淳俗的滋养。它不是复古的倒退，而是面向未来的智慧——当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探寻“人机共生”的伦理边界时，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依然是最根本的准则；当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中守护文化主体性时，顾炎武的“法令其本在正人心”仍是最深刻的警示。“厚风淳俗”，从来不是历史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文明长河，它既承载着“斯文在兹”的使命，也孕育着“万物并育”的生机。这，正是中华文明长卷最厚重的底色，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实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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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麦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