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十四载治世，十六岁登基的年轻君主如何将偏安西北的西夏推向文明巅峰？李仁孝的统治不仅是西夏历史上最长的 “黄金时代”，更以 “儒佛共生、蕃汉交融” 的治理智慧，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注脚。
五十四载治世，十六岁登基的年轻君主如何将偏安西北的西夏推向文明巅峰？李仁孝的统治不仅是西夏历史上最长的 “黄金时代”，更以 “儒佛共生、蕃汉交融” 的治理智慧，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注脚。
1139 年六月，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的宫城上空，夏日的烈日被一层肃穆的云层笼罩。西夏崇宗李乾顺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历程，遗诏传位于十六岁的太子李仁孝。此时的西夏，已历经四世君主的经营：景宗李元昊以铁血手腕草创基业，废除唐、宋赐姓，创制西夏文，建立官制与军事体系，使党项族从部落联盟走向王朝形态；毅宗李谅祚幼年即位，在母党专权的夹缝中推行汉化，首开科举，引入中原典章制度；惠宗李秉常时期因 “复汉仪” 与保守派冲突，引发梁氏母党专权与宋夏战争，国势动荡；崇宗李乾顺亲政后，对内平定母党，对外依附金朝、抗衡宋朝，收复河西故地，稳固了疆域。
兴庆府今为宁夏银川市老城，上图为宁夏银川地标建筑鼓楼。
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接手的是一个疆域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王朝，却也面临着权臣窥伺、民族矛盾隐现、经济结构单一的复杂局面。谁也未曾想到，正是这位看似稚嫩的君主，将用五十四年的统治，书写西夏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创造被后世誉为 “仁宗盛世” 的文明巅峰。
一、少年天子与权臣危机：暗流涌动的权力棋局
李仁孝即位之初，西夏的政治版图看似稳固 —— 与金朝保持着 “君臣之礼” 的宗藩关系，宋朝因 “靖康之耻” 国力大损，无力西顾，边境暂得安宁；农业在黄河灌区的滋养下有所恢复，人口稳步增长。然而，朝堂深处的权力暗流，正以任得敬为中心悄然汇聚。
（一）任得敬的 “发迹之路”：从降臣到国丈的政治投机
宁夏海源南华山
任得敬的崛起，堪称西夏中期政治的 “异数”。他本是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通判，1137 年西夏崇宗李乾顺亲征西安州时，这座北宋西北边陲的军事重镇陷落。与其他殉国或逃亡的官员不同，任得敬选择了 “举城降夏”，并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将自己年仅十七岁、容貌出众的女儿献给了年近五旬的崇宗李乾顺。
据《西夏书事》记载，任氏 “性聪慧，善承帝意”，很快获得崇宗宠爱，从才人逐步晋升为皇后。任得敬也随之 “父凭女贵”，从一名降臣跻身西夏统治阶层，先后担任静州（今宁夏灵武）防御使、尚书令等职。崇宗晚年体弱多病，对朝政的掌控力减弱，任得敬趁机 “广结党羽，收纳亡命”，甚至私自招募士兵，在自己的封地训练私兵。史载其 “于静州筑城，役民夫三万，造甲仗千余副”，已然显露割据之心。
更值得警惕的是，任得敬深谙 “文化投机” 之道。他深知西夏自毅宗以来推行汉化，便刻意研习儒家经典，时常在崇宗面前 “引经据典，谈论治道”，伪装成 “汉化派” 官员，与保守的党项贵族形成对比，以此博取崇宗的信任。这种 “双面形象”，让他在崇宗晚年的权力格局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二）权倾朝野：任得敬的 “五大专权手段”
李仁孝即位后，任得敬以 “国丈” 身份被尊为 “太傅”，名义上辅佐新帝，实则逐步架空皇权。他的专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五大手段逐步实现：
掌控人事任免：任得敬利用李仁孝 “初即位，欲收人心” 的心态，以 “整顿吏治” 为名，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至关键职位。其心腹任得聪、任得恭分别担任殿前太尉、兴庆府尹，掌控京城防务与行政；女婿马雄则任西平府（今宁夏吴忠）守将，控制西夏东部重镇。据《西夏书事》统计，天盛四年（1152）时，西夏朝廷中 “任氏党羽占朝官三分之一”，形成了 “非任氏亲信不得进用” 的局面。
西平府（今宁夏吴忠）,上图为吴忠青铜峡黄河楼。
扩充私人武装：任得敬以 “防御吐蕃、回鹘” 为由，请求李仁孝允许其在灵州、夏州（今陕西靖边）扩建军队。到天盛六年（1154），他已拥兵十万，且装备精良 —— 史载其私兵 “皆配冷锻甲、强弩，战斗力远超朝廷禁军”。更严重的是，他还控制了西夏的盐铁产地，“据盐池之利，岁入银十万两，以充军饷”，实现了 “财权与兵权的合一”。
干预皇室事务：任得敬通过女儿任皇后，不断干预后宫与宗室事务。他曾试图劝说李仁孝废黜太子李纯祐（非任皇后所生），改立自己的外孙为太子，因遭到宗室反对而未能得逞。此外，他还 “限制宗室成员参政”，将嵬名氏等党项贵族后裔排挤出核心决策层，削弱皇室根基。
制造舆论造势：任得敬授意亲信编撰《任氏家史》，宣称其家族 “本为党项贵族，因战乱流落中原”，伪造 “正统身份”；又在民间散布 “夏国危局，非任公不能挽救” 的流言，甚至在寺庙中塑造自己的 “生祠”，将自己包装成 “救时宰相”。
试探皇权底线：天盛八年（1156），任得敬升任国相后，公然在朝堂上提出 “分治西夏” 的初步构想，主张 “以黄河为界，河北归帝，河南归臣”，试探李仁孝的反应。年轻的李仁孝虽心中震怒，却因 “羽翼未丰，恐引发内乱”，只能以 “天下一统，不可分割” 为由暂时搁置，这更助长了任得敬的野心。
（三）危机加剧：任得敬的 “分国计划” 与外部勾结
到天盛末年（1169），任得敬的势力已达到顶峰。他在自己的封地内 “置百官，仿皇宫建制”，甚至使用 “赭黄袍”（帝王专用服饰），其分裂意图已昭然若揭。为了实现 “分国而治” 的最终目标，任得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内部施压：他以 “天灾频繁，需分疆而治以安民心” 为由，多次在朝会上逼迫李仁孝同意分国，甚至威胁 “若陛下不从，臣恐国中乱起”。
外部求援：任得敬深知，若没有金朝的支持，分国计划难以实现。他暗中派遣使者携带重金前往金朝，拜见金世宗完颜雍，请求金朝册封自己为 “夏王”，并承诺 “若得册封，愿以河南之地附金”。这一行为，不仅是对西夏皇权的背叛，更是将西夏置于 “被分裂、被控制” 的危险境地。
此时的李仁孝，虽年仅三十余岁，却已在多年的政治隐忍中练就了沉稳的心智。他深知，任得敬的分裂阴谋一旦得逞，西夏将重蹈五代十国的覆辙，沦为金朝的附庸。一场关乎西夏国运的 “权力博弈”，已箭在弦上。
二、智斗权臣：隐忍与反击的政治智慧
面对任得敬的步步紧逼，李仁孝并未选择硬碰硬，而是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政治智慧。他以 “隐忍为盾，布局为矛”，在看似被动的局面中，悄然构建起反击的网络。
（一）“示弱” 与 “麻痹”：李仁孝的隐忍之策
李仁孝深知，任得敬手握重兵、党羽遍布，若贸然发难，必然引发内战。因此，他采取了 “表面妥协，暗中蓄力” 的策略：
加官晋爵，安抚其心：天盛九年（1157），李仁孝 “破格” 册封任得敬为 “楚王”，赐 “秦晋国王” 印，允许其 “乘舆、服饰如帝王之制”。这一举措，看似是对任得敬的妥协，实则是为了麻痹对方，让其放松对皇权的警惕。史载任得敬获封后，“益骄纵，以为帝已屈服”，对李仁孝的监视反而有所松懈。
默许扩张，引其暴露：对于任得敬扩建私兵、修建宫殿的行为，李仁孝 “不加阻止，仅以‘国相为国家防御，劳苦功高’为由表示理解”。这种 “默许”，实则是为了让任得敬的分裂行为更加公开化，为日后的反击收集证据。同时，任得敬的过度扩张也导致其内部矛盾加剧 —— 私兵的粮饷需求巨大，他不得不加重封地百姓的赋税，引发民怨，为李仁孝争取民心创造了条件。
避其锋芒，专注民生：在任得敬专权的十余年间，李仁孝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民生改善中，推行 “轻徭薄赋”“兴修水利” 等政策。例如，他下令 “减免受灾地区赋税三年”，组织民众修复黄河灌区的渠道，使银川平原的耕地面积扩大了 20%。这些举措，不仅稳定了民心，也让李仁孝获得了 “仁君” 的美誉，与任得敬的 “苛政” 形成鲜明对比，为后续的反击奠定了民意基础。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宁夏引黄灌区成为西夏的重要粮食保障。
（二）“结盟” 与 “布局”：李仁孝的反击准备
在 “示弱” 的同时，李仁孝从未停止过反击的准备。他围绕 “宗室、文官、军方” 三大核心力量，构建起反对任得敬的联盟：
依托宗室：嵬名令公的军事支持：嵬名氏是西夏皇室的 “国姓”，嵬名令公作为宗室远支，时任兴庆府禁军副都统，手握京城防务的部分兵权。他对任得敬的专权早已不满，曾多次秘密向李仁孝进言 “任贼不除，国无宁日”。李仁孝与嵬名令公达成默契，暗中将禁军精锐中的 “质子军”（由宗室子弟组成的精锐部队）交由其统领，并约定 “若有异动，质子军为先驱”。
团结文官：斡道冲的智力与舆论支持：斡道冲是西夏著名的儒学大师，出身于党项贵族，却精通汉儒经典，时任翰林学士。他不仅是李仁孝推行汉化的重要助手，更是文官集团的核心人物。李仁孝秘密召见斡道冲，任命其为 “御史中丞”，负责收集任得敬党羽的罪证；同时，斡道冲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文官集团中宣传 “忠君爱国” 思想，揭露任得敬的分裂阴谋，争取到了绝大多数文官的支持。
争取军方：安抚边疆将领：任得敬的私兵主要集中在灵州、夏州，而西夏的边疆将领（如镇守河西的回鹘降将、防御吐蕃的党项将领）大多对其不满。李仁孝通过 “赏赐、加官” 等方式，安抚边疆将领，约定 “若京城有变，边疆军即刻入援”。其中，镇守甘州（今甘肃张掖）的将领苏执礼明确表示 “愿以所部三万兵，听陛下调遣，共诛叛贼”。
甘州（今甘肃张掖），上图为张掖七彩丹霞地貌。
外交铺垫：试探金朝态度：李仁孝深知，金朝的态度是反击任得敬的关键。他以 “朝贡” 为名，派遣亲信使者前往金朝，暗中向金世宗透露 “任得敬专权，恐危及两国宗藩关系”，并表示 “西夏愿始终臣属金朝，绝无二心”。这一举措，既向金朝表明了西夏皇室的立场，也为日后 “借金制逆” 埋下了伏笔。
（三）“借金制逆”：平叛之战的雷霆一击
乾祐元年（1170），任得敬认为时机成熟，正式胁迫李仁孝派遣使者前往金朝，请求册封自己为 “夏王”。这一行为，成为李仁孝反击的 “导火索”。
金朝的态度：关键的转折点：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极具政治远见的君主，他深知 “任得敬分裂西夏，只会让西夏更易被宋朝或蒙古控制，不利于金朝的西北边防”。因此，当西夏使者（任得敬的亲信）请求册封时，金世宗当场怒斥：“夏国乃大金藩属，惟君主是从，岂容权臣分割！汝主若不能制，朕当出兵助之！” 随后，金世宗下令将任得敬的使者扣押，并遣使前往西夏，明确表示 “支持李仁孝，反对任得敬分裂”。
雷霆反击：一日平叛：得知金朝拒绝册封且支持自己的消息后，李仁孝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与嵬名令公、斡道冲等人制定平叛计划。当日深夜，李仁孝以 “金廷遣使慰问” 为名，召任得敬入宫。任得敬不知是计，仅带少量随从入宫，刚入宫门便被嵬名令公率领的质子军包围。
与此同时，斡道冲在朝堂上宣读任得敬的罪状（私藏兵器、意图分裂、勾结外敌等），文官集团纷纷响应，请求 “诛杀叛贼”。任得敬的党羽见金朝支持皇室、任得敬被擒，纷纷倒戈，有的甚至主动交出兵权。仅用一日时间，任得敬的私兵便被瓦解，其家族三十余口（包括任皇后）被全部处决，家产充公。
采取雷霆手段，诛杀叛贼任得敬。
后续整顿：巩固皇权：平叛后，李仁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皇权：
清算党羽：对任得敬的党羽，“罪大恶极者诛，胁从者免”，既清除了隐患，又避免了大规模杀戮引发的动荡。
树立警示：将任得敬的分裂阴谋刻碑立于兴庆府南门，题为《逆臣任得敬罪状碑》，警示后世 “权臣专权，必遭天诛”。
调整军制：废除 “私兵制度”，将任得敬的私兵编入朝廷禁军，由皇室直接掌控；同时规定 “边疆将领不得兼管地方行政，兵权与财权分离”，防止将领专权。
此次平叛，不仅终结了西夏自毅宗以来 “母党、外戚专权” 的恶性循环，更让李仁孝彻底掌控了西夏的军政大权，为“仁宗盛世”的开启扫清了最大障碍。金世宗在得知平叛结果后，遣使慰问李仁孝，并赏赐 “金器百件、丝绸千匹”，两国的宗藩关系也更加稳固。
二、文治工程：教育、宗教与法律的全面革新
任得敬之乱的平定，不仅终结了西夏 “外戚专权” 的政治顽疾，更让李仁孝彻底掌控了军政大权。这位历经十年隐忍的君主深知，军事胜利只能稳固一时统治，唯有构建成熟的文化体系与制度框架，才能让西夏从 “军事强权” 蜕变为 “文明王朝”。为此，他以 “儒佛共生、蕃汉交融” 为核心，启动了覆盖教育、宗教、法律三大领域的文治改革，打造出 “以儒治国、以佛辅教、以律治民” 的治理体系，为 “仁宗盛世” 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
1. 教育：从 “贵族专属” 到 “全民教化”，科举取士重塑统治阶层
仁宗时期重视科举，以儒治国
李仁孝曾在朝堂上对大臣坦言：“国之根本在民，民之教化在学。若百姓蒙昧，则政令难行；若士人匮乏，则社稷无依。” 这番话道出了他对教育的重视 —— 在他看来，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巩固皇权、重塑统治阶层的关键手段。
（1）国学：西夏最高学府的 “制度创新”
早在即位之初（1139 年），李仁孝便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宫城西侧设立 “国学”，作为西夏的最高学府。与前代相比，这所国学并非简单照搬中原太学制度，而是融入了西夏 “蕃汉并行”的特色：
招生范围的突破：最初国学仅招收 “宗室子弟及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员额限定三百人，延续了贵族教育的传统。但到 1142 年，李仁孝下令 “凡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功勋贵族后裔，皆可入学；若有平民子弟才智出众，经州府推荐亦可旁听”，首次打破了教育的阶层壁垒。据《西夏书事》记载，到 1150 年，国学在校生已达四百余人，其中平民子弟占比近三成，远超崇宗时期。
课程体系的 “蕃汉融合”：国学的核心课程为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孝经》为必修科目，由精通汉学的博士（教师）授课；同时增设 “蕃学” 课程，教授西夏文读写、西夏历史（如《夏国世次》）及律法常识，由党项贵族出身的学者任教。这种 “汉儒为体、蕃学为用” 的课程设置，既保证了中原文化的正统地位，又兼顾了党项民族的文化认同。
推行“蕃汉融合”，儒家经典为国学的核心课程
管理制度的 “实用性”：李仁孝为国学制定了严格的 “考核与晋升机制”—— 每月举行 “月考”，考核经义背诵与文书写作；每季度举行 “季考”，增加策论（针对时政的议论文）科目；年末举行 “大考”，成绩优异者可直接授予 “秘书郎”“著作郎” 等文职，进入朝廷中枢。这种 “教育与仕途直接挂钩” 的制度，极大激发了学子的求学热情，史载 “国学学子昼夜苦读，竟有宿于讲堂者”。
李仁孝对国学的重视并非停留在制度层面，他还多次 “幸国学”（亲临视察），与学子讨论经义。1145 年，他在国学讲堂听取博士讲解《孝经》“为政” 篇后，感叹道：“‘孝者，德之本也’，若天下人皆行孝，则君臣有序、父子和睦，国何愁不治？” 随即赏赐授课博士 “金带一条、绢五十匹”，并下令提高国学教师的俸禄，史称 “国学博士月俸增至二十贯，远超同级官员”。
（2）州县学与私塾：覆盖全国的 “教育网络”
1144 年，李仁孝在国学基础上，推行 “地方教育普及计划”，下令 “诸州各设州学，县设县学，乡设私塾”，将教育网络从中央延伸至基层：
州学与县学：官府主导的 “义务教育”：每州设州学一所，配备 “教授” 二至三人（需通过国学博士推荐、朝廷考核）；每县设县学一所，配备 “教谕” 一人（由州学教授选拔）。为解决经费问题，李仁孝规定 “州学经费由州府赋税拨给，县学经费由县库承担”，并推行 “免费就学” 政策 —— 州县学生 “日食米二升、钱十文，皆由官库供给；贫寒学子另赐冬衣一袭、纸笔若干”。这一政策让偏远地区的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例如夏州（今陕西靖边）州学设立后，“周边部落子弟负笈而来，竟至校舍不足”，州府不得不扩建校舍。
州县学与私塾覆盖了全国的 “教育网络”
私塾：民间参与的 “补充力量”：李仁孝鼓励民间士绅、退休官员创办私塾，并给予政策支持 —— 凡创办私塾者，可向官府申请 “免差役三年”；私塾学生若通过州府考核，可直接进入州学深造。这一政策激发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到 1150 年，西夏 “乡塾逾千所，弟子逾万”，甚至在偏远的河西走廊（如甘州、肃州），也出现了 “胡人（党项、回鹘）子弟与汉人子弟同堂读书” 的场景。
教育普及的成效极为显著：西夏社会 “文风渐盛，士人辈出”，据《西夏书事》记载，到 1160 年，“西夏境内识字者占总人口比例达一成，远超崇宗时期的三成”（此处应为 “三成” 修正为 “不足三成”，原文可能为笔误）；更重要的是，平民子弟通过教育进入仕途，打破了党项贵族 “世袭为官” 的垄断，史称 “科目人（科举出身官员）渐多，旧贵族子弟若不通儒经，竟无官可做”。
（3）科举制度的 “完善与成熟”
与教育体系配套的，是科举制度的全面革新。西夏科举始于毅宗李谅祚（1061 年），但当时仅为 “偶尔举行，取士不过十人”，且多为贵族子弟 “走形式”。李仁孝在这一基础上，将科举制度制度化、规范化：
“三年一大比” 的固定周期：1147 年，李仁孝颁布《科举条例》，规定 “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称‘大比’，定在辰、未、戌年春季”，彻底改变了以往 “无固定周期” 的混乱局面。
考试内容的 “蕃汉兼顾”：科举分为 “汉科” 与 “蕃科”—— 汉科考试内容为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孝经》为必考，《诗经》《尚书》选考），需撰写汉文策论；蕃科考试内容为西夏文经义（如西夏文《论语注》）与西夏文书写作，需用西夏文作答。考生可任选一科报考，录取后均称为 “进士”，但汉科进士多授予文职，蕃科进士多授予地方行政官职（如县丞、巡检）。
取士规模的 “逐步扩大”：1147 年首次 “大比”，取士仅五十人；到 1160 年，取士人数增至一百五十人；1180 年达到顶峰，“年取进士三百人”，其中平民子弟占比超过六成。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被称为 “科目人”，逐渐取代世袭贵族，成为朝廷中枢的核心力量。例如，西夏名相斡道冲便是 1147 年汉科进士，他不仅在政治上辅佐李仁孝推行汉化改革，还主持翻译《论语注》《孟子注》为西夏文（合称《论语孟子注》），成为李仁孝 “以儒治国” 的重要助手。
科举制度的完善，对西夏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科目人” 多出身平民，熟悉民间疾苦，且受儒家 “民本思想” 影响，在施政中更注重民生，史载 “科目人任地方官者，多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百姓称之为‘贤令’”；另一方面，“科目人” 的崛起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避免了 “贵族专权” 的重演，巩固了皇权。英国西夏学专家崔瑞德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评价：“李仁孝的教育与科举改革，使西夏从一个依赖军事贵族的部落联盟，转变为拥有成熟文官体系的中央集权王朝，这是西夏文明史上最重大的转折之一。”
2. 宗教：帝师制度与译经工程，佛儒融合的 “精神统治”
西夏境内佛教盛行，自景宗李元昊时期便 “广建寺庙，尊崇佛法”，但此前佛教管理混乱，汉传、藏传佛教并存，缺乏统一的宗教体系。李仁孝敏锐地意识到，佛教不仅是民众的精神信仰，更是巩固统治的工具 —— 通过规范佛教管理、融合佛儒思想，既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又能为皇权披上 “神圣外衣”。为此，他推行了以 “帝师制度” 为核心的宗教改革，构建了 “佛儒共生” 的精神统治体系。
（1）帝师制度：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 “帝师”
1159 年，李仁孝做出了一项影响中国宗教史的决策 —— 册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 “大乘玄密” 为 “帝师”，并颁布《帝师条例》，明确其地位与职责：
地位尊崇：位在诸王之上：帝师 “冠服与帝同，入朝不拜，赞拜不名”（朝拜皇帝时无需下跪，皇帝称呼其名字时需加尊称），其地位仅次于皇帝，高于亲王、宰相。每次朝会，帝师位列左侧首位，宰相位列右侧首位，史载 “帝师入宫，诸王、大臣皆需避让”。
职责全面：统辖宗教与参与政治：帝师的核心职责是 “统辖全国僧尼，掌宗教事务”，包括任命寺庙住持、审批僧尼出家、组织佛事活动；同时拥有 “参与国家重大决策” 的权力，李仁孝规定 “凡军国大事，必先咨询帝师，再召大臣议之”。大乘玄密担任帝师期间，曾多次就 “是否与金朝和亲”“如何应对吐蕃部落侵扰” 等问题提出建议，多被李仁孝采纳。
宁夏银川拜寺口双塔
李仁孝设立帝师制度的初衷，既是为了整合西夏境内的佛教势力（当时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存在竞争），也是为了借助藏传佛教与吐蕃部落的联系，稳定西部边境。大乘玄密作为萨迦派高僧，在吐蕃地区拥有极高威望，他担任帝师后，多次遣使前往吐蕃部落（如唃厮啰政权），传达西夏的友好意愿，史称 “吐蕃诸部因帝师之故，十年无犯西夏边境者”。
值得注意的是，李仁孝的帝师制度并非 “宗教凌驾于皇权之上”，而是 “皇权控制宗教”—— 帝师的任命需经皇帝批准，其权力来源于皇权；同时，李仁孝规定 “僧尼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寺庙不得私藏兵器”，避免了佛教势力膨胀威胁皇权。这种 “皇权主导下的宗教管理模式”，比元朝八思巴被封帝师（1260 年）早近百年，是中国古代 “政教关系” 的重要创新。
（2）译经工程：《西夏文大藏经》的编纂
在帝师大乘玄密的主持下，李仁孝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 “佛经翻译与编纂工程”，其核心目标是将汉文《大藏经》译为西夏文，形成西夏自己的佛教经典体系：
译经团队：多元文化的 “专家组合”：译经工程以兴庆府承天寺（西夏皇家寺庙）和凉州护国寺（河西地区最大寺庙）为中心，组建了由汉、藏、党项、回鹘学者组成的译经团队 —— 汉僧负责解读汉文佛经（如《金刚经》《法华经》），藏僧负责解读藏传佛教密宗典籍（如《大日经》），党项学者负责将经文译为西夏文，回鹘学者则参与文字校对（回鹘文与西夏文同属阿尔泰语系，语法相近）。这支团队规模最大时达两百余人，史称 “译经僧众昼夜劳作，承天寺灯火通明”。
西夏文物罗汉像
译经成果：3600 卷的《西夏文大藏经》：从 1159 年到 1189 年，译经团队历时三十年，共翻译汉文佛经 3600 卷，编纂成《西夏文大藏经》（又称《番藏》），内容涵盖经（佛陀教诲）、律（僧尼戒律）、论（高僧著作）三藏，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原地区流传的所有重要佛经。与其他朝代的译经不同，《西夏文大藏经》不仅收录汉传佛教经典，还特别加入了藏传佛教密宗典籍（如《大手印法门》），体现了 “汉藏佛教融合” 的特点，这与李仁孝 “兼容并蓄” 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
译经的 “文化意义”：大规模的译经工程不仅推动了佛教在西夏的普及，还对西夏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 在翻译过程中，学者们需要创造大量西夏文佛教术语（如将 “菩提” 译为 “觉”，“般若” 译为 “智慧”），丰富了西夏文的词汇体系；同时，译经成果通过抄写、印刷（西夏已掌握活字印刷术）的方式在全国传播，使西夏文的使用范围从官方文书扩展到民间宗教领域，史载 “民间百姓多能识读西夏文佛经，甚至用西夏文书写祈福文书”。
西夏文的严华经
（3）佛儒融合：“以佛辅教” 的统治智慧
李仁孝并未将佛教与儒家视为对立的文化体系，而是巧妙地将二者融合，形成 “以儒治国、以佛辅教” 的治理理念：
西夏水月观音
尊孔与崇佛并行：1144 年，李仁孝下令尊孔子为 “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孔子的最高封号（此前中原王朝多尊孔子为 “文宣王”），并下令 “各州立孔庙，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同时，他在全国范围内扩建寺庙，“诸州建寺，每寺赐田百亩”，为寺庙提供经济支持。这种 “既尊儒又崇佛” 的政策，既满足了文官集团对中原文化正统性的需求，又迎合了民众对佛教的信仰。
佛儒思想的 “融合宣传”：李仁孝组织学者撰写《佛儒合论》，将佛教的 “慈悲”“行善” 与儒家的 “仁”“义” 相结合，宣称 “佛者，劝人向善，与儒之‘仁’无异；儒者，教人孝悌，与佛之‘慈悲’相通”。同时，他下令在孔庙与寺庙中张贴 “忠孝”“行善” 的标语，例如在兴庆府孔庙大门两侧刻有 “忠君爱国，乃儒之大义；慈悲济世，乃佛之真谛”，在承天寺大殿内悬挂 “孝亲敬长，方得善果；忠君忧国，乃证菩提” 的匾额。这种宣传使民众逐渐接受 “忠君”“孝亲” 既是儒家要求，也是佛教善举，从而强化了对皇权的认同。
佛教的普及与佛儒融合，对西夏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李仁孝时期 “民间犯罪率大幅下降，岁断死刑不过数十人”，百姓 “皆以行善为乐，以违法为耻”。同时，宗教文化交流也成为西夏与周边政权改善关系的纽带 ——1165 年，西夏向宋朝 “献西夏文佛经三百卷”，宋孝宗 “诏赐《汉文大藏经》一部” 作为回赠，两国使者在边境举行了隆重的佛经交接仪式，史称 “宋夏佛经之赠，虽未止兵戈，却缓冲突之”；1170 年，西夏又将《西夏文大藏经》部分典籍赠予吐蕃唃厮啰政权，进一步巩固了西部边境的和平。
3. 法律：《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修订 —— 以礼入法，构建规范化治理体系
李仁孝深知，“治大国若烹小鲜，需以律法为釜，以民心为薪”。在平定任得敬之乱、稳固皇权后，他将法律修订作为文治改革的核心支柱，针对崇宗李乾顺时期颁布的《天盛律令》进行全面革新，最终形成《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后世简称《新法》）。这部法典共 20 卷、150 门、1461 条，涵盖行政、民事、刑事、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不仅是西夏法律体系成熟的标志，更以 “以礼入法” 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法治建设的典范。
（1）“以礼入法”：儒家伦理与法律条文的深度融合
李仁孝执政前，西夏法律虽借鉴中原制度，但仍保留大量党项部落 “重刑轻礼” 的传统，如 “部落冲突私斗不问，盗窃财物即斩” 等条文，难以适应中央集权王朝的治理需求。为此，李仁孝在修订《新法》时，明确提出 “礼为法之本，法为礼之卫” 的理念，将儒家伦理中的 “忠孝”“等级”“仁政” 等核心思想融入法律条文，实现 “礼法合一”。
贵族袭爵：以儒经考核打破世袭特权
党项族自部落时期便实行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的世袭制度，贵族子弟无需任何能力考核即可承袭爵位与官职，这不仅导致官员素质低下，更形成 “贵族专权” 的政治隐患。《新法》对此作出颠覆性规定：“凡贵族袭爵，需于国学参加儒经考试，通《论语》《孝经》大义者方可承袭；若不通儒经，虽嫡子亦暂罢袭爵，入国学肄业合格后再议。”
这一规定的执行力度极为严格。据《西夏书事》记载，党项大族野利氏后裔野利仁荣（与西夏开国功臣野利仁荣同名），因 “袭爵考试仅能背诵《孝经》半部”，被李仁孝下令 “暂免其‘宁州刺史’之爵，入国学重修三年”。直到三年后，野利仁荣通过考核，才得以正式承袭爵位。这种 “以儒经定爵位” 的制度，不仅迫使贵族子弟研习儒学，更打破了 “世袭特权” 的固化格局，为科举出身的 “科目人” 腾出了晋升空间。
民事治理：以 “孝道” 强化家庭与社会秩序
儒家 “孝道” 是李仁孝 “以礼入法” 的核心内容。《新法》将 “不孝” 列为重罪，条款细化程度远超此前：“子孙对父母不敬，笞五十；若不供父母衣食，徒（流放）二年；辱骂父母，绞（绞刑）；殴打父母，无论轻重，皆斩；若因不孝致父母自尽，诛其三族。” 这些条款明显借鉴了中原唐朝《唐律疏议》中的 “十恶” 制度（“不孝” 为十恶之七），但惩罚力度更重，体现了李仁孝 “以重刑护礼教” 的治理思路。
为确保 “孝道” 条款落地，《新法》还规定 “地方官需每季度巡查乡社，访查孝行与不孝案例”，对 “孝行卓著者” 上报朝廷予以表彰（如赐 “孝子” 称号、免徭役三年），对 “不孝者” 即时惩处。史载 1165 年，灵州（今宁夏吴忠）百姓张阿六因 “长期不赡养母亲，致其流落街头”，被灵州知州依《新法》判处绞刑，其案例还被 “刻石于灵州城门，警示百姓”。这种 “奖惩分明” 的治理方式，使 “孝道” 观念深入民间，史称 “仁宗时期，西夏境内‘孝子’辈出，民间多以‘不孝’为最大耻辱”。
灵州（今宁夏灵武）
官员行为：以 “仁政” 规范执政伦理
针对官员可能出现的贪腐、酷政等问题，《新法》引入儒家 “仁政” 思想，对官员行为作出详细规范：“凡官员征收赋税，需按《新法》定例，不得额外加征，违者杖七十；若强占民田、勒索财物，赃满五十贯者绞；地方官需‘劝农桑、兴水利’，每年秋收后需向朝廷上报农桑政绩，政绩不佳者降职。”
李仁孝还特别设立 “御史台” 作为监察机构，御史可 “风闻奏事”（无需确凿证据即可弹劾官员），一旦查实官员违反 “仁政” 条款，严惩不贷。1172 年，西夏 “户部侍郎” 梁惟忠因 “在凉州督粮时额外征收‘车马费’三十贯”，被御史弹劾，李仁孝依《新法》将其 “杖八十，罢官流放沙州（今甘肃敦煌）”，并下令 “将梁惟忠贪腐案通报全国，警示百官”。这种 “以儒术规范官德” 的制度，有效遏制了贪腐之风，使仁宗时期成为西夏 “吏治最清明” 的阶段。
（2）经济法律：规范赋税、贸易与手工业，支撑盛世经济
李仁孝时期的西夏，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新法》的经济条款不仅是对经济活动的规范，更成为 “促生产、兴贸易” 的政策工具，其核心目标是 “轻徭薄赋以养民，规范交易以富民”。
农业赋税：分级定税，鼓励农耕
西夏的核心农业区集中在黄河灌区（如兴庆府、灵州、兴州），但此前赋税制度混乱，“无论土地肥瘠，皆按每亩三斗征收”，导致农民 “弃薄田而耕良田”，大量土地闲置。《新法》根据土地质量将农田分为 “上田、中田、下田” 三级，制定差异化税率：“上田每亩缴粮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比旧制平均减轻一成；若遇旱灾、水灾，下田全免，中田免半，上田免三成。”
为保障农民生产，《新法》还规定 “官府需在春耕前向贫民贷放种子，秋收后按‘什一之利’（10% 利息）收回，若遇灾年则免息”；同时严禁 “地主过度兼并土地”，规定 “官员与地主占田不得超过万亩，超过者没收多余土地，分配给无地贫民”。这些政策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西夏书事》记载，到 1170 年，西夏耕地面积比崇宗时期扩大一倍，“黄河灌区亩产可达一石五斗，远超宋朝西北边境的亩产（一石）”，为 “岁入粮三百万石” 的经济巅峰奠定了基础。
宁夏引黄灌区
商业贸易：简化流程，降低税率
西夏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是中原与西域贸易的必经之地，商业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但此前西夏对商人 “征收重税，关卡林立”，商人需在每州缴纳 “15% 的过境税”，且需重复申请 “过所”（通行证），严重阻碍了贸易发展。《新法》对商业政策进行全面调整：
其一，统一 “过所” 制度，商人在兴庆府办理 “全国通用过所” 后，可通行全国，无需在各州重复申请；其二，将过境税率从 15% 降至 10%，并规定 “大宗商品（如茶叶、丝绸、马匹）再减二成”；其三，在边境设立 “榷场（官方贸易市场）”，由官府 “监督交易，禁止强买强卖”，并为商人提供 “住宿、仓储” 等便利。
这些政策使西夏商业迅速繁荣。据敦煌文书《西夏商队账簿》记载，1180 年，一支从甘州（今甘肃张掖）前往长安的西夏商队，携带 “氆氇（毛织品）二百匹、青盐五千斤、药材一百担”，仅缴纳一次税款即可通行，比此前节省 “银五十两、时间十日”。商业的繁荣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岁入钱二百万贯”），还使西夏成为 “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中原的丝绸、茶叶，西域的香料、珠宝，都通过西夏境内流通，形成 “商旅不绝，胡商云集” 的景象。
手工业管理：标准化生产，保护工匠权益
西夏手工业（尤其是兵器制造、毛纺、制盐）技艺精湛，但此前缺乏统一标准，工匠 “待遇低下，逃亡频繁”。《新法》对之又进行规范：
在生产标准上，规定 “冷锻甲需‘坚滑光莹，弩箭不能入’，若不合格则工匠罚作苦役；毛纺品‘氆氇需每尺重三两，织纹清晰’，不合格者没收产品”；在工匠权益上，规定 “工匠月俸不得低于五贯，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六时辰（12 小时），若官府强征工匠无偿劳作，官员杖六十”；同时设立 “手工业作坊管理官”，负责 “监督生产、发放俸禄、处理工匠纠纷”。
这些政策使西夏手工业技艺进一步提升，冷锻甲、氆氇等产品成为 “丝绸之路的畅销品”，甚至被宋朝官员评价为 “夏国甲胄天下第一，氆氇价值千金”。工匠待遇的改善也减少了逃亡，史称 “仁宗时期，西夏手工业作坊‘工匠稳定，技艺日精’，仅兴庆府的冷锻甲作坊就有工匠三千人”。
三、艺术巅峰：榆林窟的世俗化与汉藏融合 —— 文明交融的视觉表达
李仁孝时期的西夏艺术，不再是单纯的 “宗教工具” 或 “民族符号”，而是成为 “儒佛共生、蕃汉交融” 治国理念的视觉载体。其中，敦煌榆林窟的壁画艺术达到巅峰，尤其是第 3 窟的《五十一面千手观音》，不仅是西夏宗教艺术的代表作，更堪称 “西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雕塑、书法的成就，则进一步丰富了西夏艺术的内涵，共同构成 “仁宗盛世” 的文明图景。
（1）榆林窟第 3 窟《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宗教与世俗的完美融合
榆林窟位于今甘肃瓜州，是西夏佛教艺术的核心遗址之一，李仁孝时期对其进行大规模扩建与彩绘，其中第 3 窟的《五十一面千手观音》壁画，创作于 1170-1180 年间，是西夏艺术的巅峰之作。这幅壁画高 3.8 米、宽 2.7 米，以 “千手观音” 为核心，但突破了传统宗教壁画 “只绘神佛，不绘世俗” 的局限，将宗教神圣性与世俗生活性完美结合。
甘肃瓜洲榆林窟
世俗场景的真实再现：西夏社会的 “活化石”
在千手观音像下方的 “供养人” 区域，壁画并未绘制传统的 “贵族供养像”，而是绘制了近百个平民生活场景，涵盖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
—— 农耕场景：农夫头戴斗笠，手持秧苗在水田中插秧，旁边有农妇送饭，田埂上还放着水桶、锄头，与西夏 “黄河灌区农耕” 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
—— 手工业场景：锻铁工匠赤裸上身，挥锤敲打铁砧，铁炉中火焰熊熊，旁边放着已锻造成型的刀具、农具，其锻铁炉结构与宁夏灵武西夏冷锻甲作坊遗址出土的锻炉完全吻合；酿酒师傅站在灶台前，搅拌蒸煮粮食的大锅，旁边有陶制酒坛，与《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双语词典）中记载的 “酒器”（如 “甑”“坛”）一一对应；纺织女工坐在织机前，双手穿梭引线，织机的 “综片”“踏板” 结构清晰可见，反映了西夏毛纺业的精湛技艺；
—— 商业场景：商人坐在摊位后，手持算筹计数，摊位上摆放着茶叶、丝绸、药材，旁边有顾客驻足询问，生动再现了西夏榷场的交易场景。
这些场景并非艺术家的想象，而是对西夏世俗生活的真实记录。敦煌研究院通过将壁画与西夏考古发现（如灵武窑遗址、黑水城文书）对比，证实“壁画中的工具、服饰、场景，均与西夏实际情况高度一致”，因此这幅壁画被称为 “西夏社会的活化石”。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
汉藏回鹘艺术的融合：独特 “西夏风格” 的形成
《五十一面千手观音》的艺术风格，并非单一文化的复制，而是融合了汉传佛教艺术、藏传佛教艺术、回鹘艺术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 “西夏风格”：
—— 汉传佛教元素：观音的面部线条圆润饱满，眉如弯月，眼含慈悲，具有汉传佛教 “秀骨清像” 的审美特征；观音的衣纹采用 “铁线描” 技法，线条流畅细腻，与宋朝吴道子的 “吴带当风” 风格相近；
—— 藏传佛教元素：观音的身体采用 “晕染法”（又称 “凹凸法”），通过色彩的深浅对比，使身体呈现出强烈的立体感，这是藏传佛教密宗壁画的典型技法；观音手中的 “法器”（如金刚杵、法轮），其造型与藏传佛教《大日经》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 回鹘艺术元素：壁画背景中的 “缠枝纹”（花卉枝叶相互缠绕），其图案结构源自回鹘艺术，与吐鲁番回鹘墓葬出土的织物纹样相似；壁画的色彩以 “朱砂红、石青、石绿” 为主，色彩浓艳鲜明，也继承了回鹘艺术的色彩特点。
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 “元素拼凑”，而是形成了统一的艺术风格。正如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樊锦诗所言：“榆林窟第 3 窟壁画，没有刻意突出某一种文化，而是将汉、藏、回鹘艺术的优点融为一体，形成‘既非汉、亦非藏、亦非回鹘’的西夏特色。这种艺术上的兼容并蓄，正是李仁孝‘儒佛共生、蕃汉交融’治国理念的直接表达 —— 西夏既是党项人的国家，也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体。”
（2）雕塑与书法：艺术成就的多元呈现
除壁画外，李仁孝时期的雕塑与书法艺术也达到极高水平，成为西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雕塑艺术：宗教与情感的结合
西夏雕塑以佛教造像为主，材质包括铜、石、泥塑等，其中以兴庆府承天寺塔出土的 “鎏金铜佛” 最为著名。这尊铜佛高 1.2 米，为 “结跏趺坐式”，佛面丰满，双目微闭，双手结 “禅定印”，通体鎏金，虽历经近千年，仍金光闪闪。佛座底部刻有西夏文铭文：“天盛十五年（1163 年），仁孝皇帝为母曹氏祈福，铸此鎏金铜佛，愿国泰民安，母仪天下。”
这尊铜佛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工艺精湛（鎏金厚度均匀，无一处脱落），更在于其 “情感化” 的造型 —— 佛像的面部表情并非传统佛教造像的 “威严冷漠”，而是带有 “温和慈祥” 的气质，尤其是嘴角的细微弧度，仿佛在微笑，这与李仁孝 “以佛辅教、强调慈悲” 的宗教理念相契合。此外，凉州（今甘肃武威）护国寺出土的 “泥塑菩萨像”，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菩萨头戴宝冠，身披璎珞，姿态优雅，面部表情柔和，体现了西夏雕塑 “宗教性与人文性结合” 的特色。
书法艺术：西夏文与汉文的并行发展
李仁孝时期，西夏文书法形成了 “楷书、行书、草书” 等完整字体，与汉文书法并行发展，成为西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在西夏文书法方面，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论语》写本（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堪称典范。这部写本为楷书，字迹工整秀丽，笔画粗细均匀，结构严谨对称，每一个西夏文汉字都 “笔法娴熟，无一处涂改”，其书法水平堪比中原宋朝的 “馆阁体”。此外，黑水城还出土了《西夏文草书佛经》，字体流畅自然，笔画连绵不断，体现了西夏文草书的成熟；
额济纳旗黑水城
在汉文书法方面，西夏官员与学者的汉文书法也达到很高水平。例如，名相斡道冲的汉文《论语注序》手稿（残片），字体为行书，笔法潇洒飘逸，兼具王羲之《兰亭序》的 “灵动” 与颜真卿《祭侄文稿》的 “厚重”，展现了西夏文人对中原书法的深刻理解。
李仁孝对书法艺术的重视，还体现在 “官方文书的书法规范” 上 ——《新法》规定 “官府文书需用楷书书写，字迹清晰，不得潦草；若文书字迹模糊导致误事，官员杖三十”，这一规定推动了书法艺术在官方层面的普及，使西夏 “文风更盛，书法成为士人必备技能”。
四、功过评说：盛世背后的隐忧 —— 繁荣表象下的危机暗流
李仁孝五十四年的统治（1139-1193），是西夏王朝历史上无可争议的 “黄金时代”。政治上，他平定权臣叛乱，终结了 “外戚专权” 的恶性循环，建立起以科举出身 “科目人” 为核心的文官体系，皇权稳固程度远超前代；经济上，黄河灌区农耕繁荣，丝绸之路贸易兴盛，“岁入粮三百万石，钱二百万贯” 的财政规模，让西夏成为西北边陲的富庶政权；文化上，儒佛交融的治理理念落地生根，教育普及至乡野，艺术成就冠绝西夏一朝。《金史・西夏传》用 “边鄙安，百姓乐业，几致小康” 概括这一时期，《西夏书事》更盛赞 “仁宗之治，虽比之唐宋盛世亦不逊色”。
仁宗之治，虽比之唐宋盛世亦不逊色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在于：盛世的光环之下，往往潜藏着由政策惯性与时代局限酿成的隐忧。李仁孝的文治改革在创造繁荣的同时，也为西夏后期的衰落埋下了三大隐患 —— 军事松弛削弱了国家防御能力，贵族奢靡与财政透支动摇了经济根基，土地兼并则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在李仁孝晚年逐渐显现，如同暗流涌动，最终在他去世后演变为西夏难以逆转的衰败趋势。
（1）军事松弛：重文轻武的政策失衡与边防危机
李仁孝以 “文治” 开创盛世，却在不经意间陷入了 “重文轻武” 的政策失衡。他深知西夏自景宗李元昊以来，长期依赖军事贵族治国，导致 “武人专权、内战频发”，因此在平定任得敬之乱后，着力削弱军事集团势力，将治国重心转向文官体系。这一思路本无可厚非，但过度压制军事力量，却使西夏逐渐丧失了游牧民族 “尚武善战” 的传统优势，最终引发边防危机。
军费削减与边军屯田的废除：军事基础的瓦解
李仁孝为支撑文治工程（如扩建国学、修建寺庙、推广教育），将财政支出向文化与民生领域倾斜，对军事领域则采取 “压缩成本” 的策略。据《西夏书事》记载，1165 年，李仁孝以 “边境无战事，军费冗余” 为由，下令 “削减全国军费三成”，其中边防军军费削减幅度最大，“灵州、凉州等边军月俸从五贯降至三贯，战马补给从每年一匹减为每两年一匹”。更致命的是，他废除了自崇宗时期推行的 “边军屯田制”—— 此前西夏边防军实行 “亦兵亦农” 制度，士兵在非战时开垦边境荒地，收获粮食充作军粮，既减轻财政负担，又能保持军队战斗力；而废除屯田后，边军完全依赖中央财政供养，军费压力陡增，士兵也因 “久不事农、亦不勤练”，战斗力大幅下滑。
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很快显现。1170 年，西夏与吐蕃唃厮啰政权在河湟谷地（今青海东部）爆发冲突 —— 河湟谷地是西夏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也是传统游牧区，此前一直由西夏控制。但此时的西夏边防军，因 “军费不足、训练废弛”，竟在与吐蕃部落的战斗中连遭败绩：先是在宗哥城（今青海平安）被吐蕃军击溃，损失士兵三千余人；随后又丢失了河湟谷地的核心据点邈川城（今青海乐都），被迫退守兰州以西。《西夏书事》记载，此次战败后，西夏将领向李仁孝上奏：“边军士兵多无铠甲，弓弩亦多朽坏，战时竟需以木棍为兵，岂能不败？” 李仁孝虽紧急调拨物资补充边军，但 “重文轻武” 的政策惯性已难逆转，西夏从此失去了对河湟谷地的控制，西部边境门户洞开。
军事贵族的边缘化与将领选拔的僵化
李仁孝推行科举制度，将 “科目人” 推向政治核心，同时刻意边缘化传统军事贵族。《新法》虽未明确禁止军事贵族参政，但规定 “凡担任军职者，需通儒经大义”，这一要求对自幼习武的军事贵族而言极为苛刻，导致大量优秀将领被排除在军队指挥体系之外。例如，党项大族嵬名氏后裔嵬名察哥（西夏名将嵬名察哥之孙），精通骑射与兵法，却因 “不通《论语》”，始终无法担任正职将领，只能以 “副将” 身份辅佐科举出身的文官统帅 —— 而这些文官统帅多缺乏实战经验，往往 “纸上谈兵，指挥失当”。
将领选拔的僵化，进一步加剧了军队战斗力的衰退。到李仁孝晚年，西夏军队中 “文官治军” 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出现 “户部侍郎兼任灵州都统”“国子监博士统领凉州边军” 的荒诞局面。这些文官统帅既不熟悉边境地理，也不懂战术指挥，导致军队 “纪律涣散，士气低落”。史载 1185 年，蒙古部落（此时尚未统一）袭扰西夏北部边境，“蒙古骑兵仅千人，却能在西夏境内劫掠十日，如入无人之境”，而负责北部边防的文官统帅，竟因 “恐战避敌”，不敢率军出击。这种军事上的被动，与西夏鼎盛时期 “吊打宋朝、抗衡金朝” 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预示着西夏国防体系已濒临崩溃。
（2）贵族奢靡与财政透支：繁荣经济的潜在危机
李仁孝时期的西夏经济虽称繁荣，但这种繁荣依赖于 “轻徭薄赋” 与 “丝绸之路贸易” 的双重支撑，根基并不稳固。而晚年的李仁孝在 “文治成就” 的光环下，逐渐滋生了奢靡之风，加之旧贵族与科举文官集团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财政透支，动摇了经济繁荣的基础。
宫殿修建与宗教工程：财政支出的失控
李仁孝前期推行 “节俭治国”，曾下令 “禁止官员奢靡，皇宫用度减半”，但到统治后期（1180 年后），随着年龄增长与统治地位的稳固，他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与寺庙。据《西夏书事》记载，1183 年，李仁孝为 “彰显盛世气象”，在兴庆府扩建皇宫，新建 “寿宁殿”“文思殿” 等十余座宫殿，“耗银五十万两，征调民夫十余万，历时三年方完工”—— 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西夏半年的财政收入，而十余万民夫被征调，导致当年黄河灌区春耕延误，粮食减产。
除宫殿外，宗教工程的支出同样惊人。李仁孝崇信佛教，晚年在全国范围内扩建寺庙，仅兴庆府就新建 “大觉寺”“广福寺” 等五座大型寺庙，每座寺庙 “赐田百亩，僧众百人，年耗粮万石”。1189 年，他还下令在凉州护国寺铸造 “鎏金铜佛”，仅用铜就达五万斤，鎏金用金三千两，“费用之巨，朝野震动”。这些非生产性支出，迅速消耗了西夏前期积累的财政储备，到 1190 年，西夏国库 “存银不足十万两，存粮仅够半年支用”，财政状况已濒临赤字。
文官与旧贵族的矛盾：资源分配的内耗
李仁孝推行科举制度，打破了旧贵族的世袭特权，科举出身的 “科目人” 逐渐占据朝廷要职，这引发了旧贵族的强烈不满，双方围绕资源分配展开激烈斗争。旧贵族虽失去政治主导权，但仍掌控着大量土地与财富，他们通过 “隐瞒田产、逃避赋税” 等方式，将财政负担转嫁给平民；而文官集团为巩固地位，则不断向李仁孝请求 “增加文官俸禄、扩大科举取士规模”，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
这种内部矛盾的典型表现，是 1188 年的 “俸禄之争”。当时，文官集团以 “治国辛劳” 为由，请求李仁孝将文官俸禄提高三成，而旧贵族则联名上奏，指责文官 “空谈误国，不应独享高薪”，甚至提出 “恢复贵族世袭官职，削减科举取士名额”。李仁孝虽最终折中处理（文官俸禄提高一成，同时恢复部分贵族世袭爵位），但这场斗争暴露了西夏统治集团的分裂 —— 文官与旧贵族的相互倾轧，不仅消耗了治国精力，更导致政策摇摆不定，难以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
（3）土地兼并：政策红利的异化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李仁孝推行的 “教育普及” 与 “宗教扶持” 政策，本是为了推动文化发展与社会稳定，但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因 “资源向官僚与寺院倾斜”，异化为土地兼并的工具，最终导致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的社会失衡，成为西夏后期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赐寺田” 与 “官田私有化”：土地集中的加速
李仁孝为扶持佛教发展，推行 “诸州建寺，每寺赐田百亩” 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前期促进了佛教普及，但到后期，寺庙通过 “兼并民田、接受捐赠” 等方式，不断扩大土地占有规模。据《西夏书事》记载，到 1190 年，西夏境内寺庙共占有土地 “逾百万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其中兴庆府承天寺 “占田五千亩，收租粮万石”，成为最大的地主之一。
与此同时，官僚集团也在疯狂兼并土地。李仁孝时期的文官多来自平民阶层，他们通过科举入仕后，迅速利用职权购置土地，甚至 “强占民田”。《新法》虽规定 “官员占田不得超过万亩”，但这一规定形同虚设 —— 文官集团通过 “亲属代持”“寺庙托管” 等方式，隐瞒实际占有土地面积。例如，名相斡道冲虽以 “清廉” 著称，但其家族实际占有土地达 “两万余亩”，分布在灵州、兴州等地；而一些地方官员更是 “每到一州，必占民田数百亩”，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
流民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显现
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是流民数量的激增。到 1190 年，西夏 “贫民无地可耕者达十余万”，这些流民或依附于地主、寺庙，成为 “佃农”（需缴纳五成以上收成作为地租），或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西夏书事》记载，1191 年，兴庆府 “流民聚集于城门，每日饿死数十人”，地方官上奏请求 “开仓放粮”，但此时西夏国库已无粮可放，李仁孝只能下令 “让寺庙与官僚捐粮赈灾”，但响应者寥寥无几，最终导致 “流民骚乱”，虽被镇压，却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
更严重的是，流民问题还引发了 “赋税流失”—— 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后，无法缴纳赋税，而官僚与寺庙又通过各种手段逃避赋税，导致西夏财政收入逐年下降。1192 年（李仁孝去世前一年），西夏 “岁入粮降至二百五十万石，钱降至一百五十万贯”，较巅峰时期大幅下滑，财政困境与社会矛盾形成恶性循环，预示着西夏 “仁宗盛世” 的终结。
（4）历史的回响：李仁孝的遗产与西夏的命运
1193 年，七十岁的李仁孝在兴庆府皇宫寿宁殿病逝，葬于西夏陵 6 号陵（寿陵）。其陵寝出土的汉文篆书《圣德碑》残片，用 “崇儒兴学，译经弘法，天下太平，四夷宾服” 十六字概括他的一生 —— 这虽是后世对君主的溢美之词，却也客观反映了他在西夏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他既是党项文明的集大成者，将西夏从 “军事部落联盟” 彻底改造为 “成熟文官王朝”；也是将西夏融入中华文明圈的关键人物，通过儒佛交融的治理理念，让党项族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仁孝的历史局限性，本质上是封建王朝 “盛世难继” 的共性困境 —— 他的改革解决了前代的问题，却又创造了新的矛盾；他推动西夏达到文明巅峰，却无法突破 “重文轻武”“土地兼并” 的封建制度枷锁。他去世后，其子李纯祐继位（桓宗），此时的西夏已陷入 “军事衰退、财政枯竭、社会动荡” 的困境，而北方蒙古部落的崛起，更让西夏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威胁。最终，在李仁孝去世四十余年后（1227 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为蒙古帝国扩张的第一个牺牲品。
回望李仁孝的五十四年统治，我们既能看到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 以文治化解内部矛盾，以融合促进文明发展；也能看到历史的无奈 —— 盛世的荣光终会褪去，隐忧的种子终将发芽。但无论如何，李仁孝创造的 “仁宗盛世”，仍是西夏历史上最耀眼的篇章，也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生动例证 —— 它证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只要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吸纳中原文明的精华，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文明，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贡献独特力量。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