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会仙人。辛亥革命时，他参加学生军到武昌，随后进陆军第三预备学校，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和我同学。在保定军官学校时，他在步科第九连，我在炮科第二连；学校规定每一个学员至少要读一种外国文，他读德文，我读日文。他们步九连和我炮二连的宿舍是两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桂林会仙人。辛亥革命时，他参加学生军到武昌，随后进陆军第三预备学校，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和我同学。在保定军官学校时，他在步科第九连，我在炮科第二连；学校规定每一个学员至少要读一种外国文，他读德文，我读日文。他们步九连和我炮二连的宿舍是两幢面对面的大楼，相距不远。我经常到他们的宿舍去找我的一个同乡邓哲聊天，还没有与白崇禧接触过。
邓哲告诉我，说白是回族，时常和他谈起边疆的问题，流露出有一种要到边疆创业的志愿。我们1916年在保定毕业，白的毕业论文就是以这个题目为中心，洋洋数万字，考试时间到了，尚未写完，也交了卷。邓哲还告诉我，在保定的几个广西同学，好吃狗肉。有一次，他们看到一条民间肥壮的狗跑到学校来，他们就想方设法把这条狗引进宿舍来，然后把宿舍的两扇门虚开一条缝，等那条狗从这条门缝钻出去的时候，他们就用力把门扇一推，把狗头夹住了。于是他们七手八脚地结束了这条狗的性命，饱吃一顿。白崇禧也参与了这场“战斗”。
我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在北洋政府的军队里工作。白崇禧和几个广西人如黄绍竑、夏威等，则被派回广西在陆荣廷部下的马晓军模范营当连长。
十年后，即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时候，我离开北平，投入国民革命军，在第六军程潜军长部下当一个副师长。这时白崇禧已赫然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李济深留守广州。白事实上成了前方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并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李宗仁是第七军军长，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官夏威，第二纵队司令官胡宗铎，每一个纵队指挥三个旅六个团。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军发展到上海南京，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此时，第七军扩充成为两个军，即原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夏威当七军军长，胡宗铎当十九军军长；就在这时候，白崇禧推荐我当第十九军第二师师长，从此我加入了桂系军队的行列。但尚未和白崇禧接近，因为我在芜湖当师长，他当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上海警备司令，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只听说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白崇禧和李宗仁是蒋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当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时候共有八个军，除李福林的第五军留守广东外，其余随着北伐的胜利发展，第二军谭延倒在湖南，第三军朱培德在江西，第四军张发奎和第八军唐生智在武汉，第六军军长程潜也去了武汉。“四一二”前后，这几个军都是反对蒋介石的，连何应钦的第一军也只有刘峙一个师忠于蒋，严重和薛岳两个师也靠不住。只有桂系的第七军(包括新扩充的十九军)死心塌地拥护蒋介石。这种情况，连帝国主义都很清楚。如当年三月二十六日的上海工部局日报，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据准确之观察，国民党中不久将发生分裂。白崇禧是右派的坚强支持者，他会帮助蒋介石。”
白崇禧的家庭出身并不富裕，他的兄弟姐妹不少，他排行第五；少时家庭生活主要靠他的大哥白佐庭做点小生意来维持，他在桂林读书的时候，靠他的二姐嫁给城里的一个人帮助他的。他当了大官，生活还是很朴素。有一次他对我说；北伐时他多次经过杭州，却未见过西湖，说明他不是一个游山玩水、贪图享乐的人。但他为什么那么强烈反共，我弄不清楚。也许因为他读过一点古书，受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对管仲襄助齐桓公称霸，尤时多称颂。加上蒋介石对他的拉拢，使他飞黄腾达，“少年得志”，造成个人英雄主义更加狂妄，就自然和那与人民群众共呼吸的共产党，势不两立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
蒋介石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的孤立地位，没能改变，一度被迫下台，东渡日本。南京国民党以西山会议派为主，勾结桂系，成立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三人掌握了南京政权，与武汉国民党政府对立。孙传芳看到国民党内部分裂，集中了号称十万的大军，向南京反扑，遂有龙潭之战。这一战役关系到国民党的生死存亡，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新老军阀的一场大战，双方伤亡都很大，最后以孙传芳全军复没而告终。当时白崇禧正在上海筹措军饷，闻讯急回南京，受阻于镇江，他临危在镇江组织指挥所，调动沪杭线上的第一军的两个师和其他部队，同李宗仁、何应钦指挥的第七军、十九军以及第一军的一部，对孙军东西合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获得了全胜。
不久，蒋介石复职，白宗禧对他表示拥护。白对我说过，他一生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李德公(按即李宗仁)。许多人说白反蒋，其实，他对蒋介石是忠心耿耿的。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是蒋介石打他，不是他打蒋介石。当时我在汉口当整编甲种师第五十六师师长。(详见另文)战事爆发前，蒋介石的心腹何成浚派他的参谋朱传经 (保定军官学校三期同学)来和我密谈，说蒋介石有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有黄埔军校的学生为骨干，实力雄厚；桂系羽毛未丰，不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不如蒋。他劝我弃桂投蒋，至少在蒋桂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他并带来大洋三十万元，说蒋送给我作军饷。实际上就是要收买我，由此可见蒋介石要打桂系是蓄谋已久了的。
我当时婉言拒绝了朱传经。我说李、白待我很好，为人要守信义，你这条路我不能走。我请他早日离开汉口，免惹是非。不知道胡宗铎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晓得了朱传经其人的活动，他要我叫朱快点走开。也许是朱不但想收买我，甚至曾经试探过胡，不然的话，胡宗铎怎么知道朱的动向?后来李宗仁、白崇禧知道了这作事，就每个月发给每个整编师师长特别费五万元；当时桂系在武汉共有六个整编师，除胡宗铎、陶钧两个师长外，其余几个师长都得了这笔特别费，但只拿了三个月就失败了。
桂系在武汉失败之前，白崇禧带领从唐生智部下改编过来的李品仙、廖磊、叶琪等部队，担任国民党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打到北平。武汉军事紧急的时候，胡宗铎、夏威、陶钧等人的意见，请白把李品仙等部队迅速撤回向武汉靠拢。李品仙乘机勒索，要胡、陶寄开拨费五十万元，胡、陶、夏商议之后，照寄给他，但他收到钱之后，却按兵不动。不但如此，当武汉桂系军队因李明瑞倒戈被蒋介石瓦解之后，蒋派唐生智去北方收编李品仙和廖磊等旧部，白崇禧面临有杀身之祸，先跑去找李品仙商量，但李面有难色，表示很为难、爱莫能助的样子。白对此非常气愤，乃转而去找廖磊，廖一口答应同生死共患难，亲自护送白从唐山到天津，由天津搭船去香港。从此白对廖信任有加，对李则有所芥蒂。这一段事情；是廖磊亲口对我说的。
后来李宗仁、白崇禧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在三十年代初期重新回到广西老巢，整军经武，提出什么“亲仁善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又有所谓三自政策一自卫、自治、自给和三寓政策——寓兵于困，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等等措施。那时候我在上海闲居，经原第七军参谋长王应榆的劝说，说白崇禧“有作为、有希望”，劝我到广西去跟他。
于是我于一九三二年到南宁见白，他表示很高兴。那时广西军队只有两个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白派我当第十五军参谋长。白常对我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反映他“招贤纳士”的迫切心情。又对我说：“你虽是外江佬，有时我们觉得比广西佬更为重要”。这都是他笼络千部、收买人心的话。时李宗仁常在广州活动，广西的军政大权，由白一人独揽，李妻郭德洁，时有烦言。白对我说，郭德洁不明大义，气量小。
但德公(按即李宗仁)为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宗仁字德邻”，“既仁且有德。”当时我也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什么仁呀、德呀，都是有阶级性的。白在我面前这样推崇李，揣其意无非是要我忠于他们而已，我的确也为了他们卖尽力气，竭尽忠诚。以为他们“有抱负，有前途”。
有一次，白对我说：“黄河流域的人老大了，长江流域的人腐化了，以后只寄希望于珠江流域的人了。”他在北平时，在故宫见有“崇禧门”，高兴极了，就在这门前照了相，这张照片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可见他野心不小。
我到第十五军当参谋长不久，何宣、黎行恕等人从陆军大学毕业回来，白崇禧要何宣去第七军当参谋长，何不肯去。何背地里说七军军长廖磊非大将之才，性情暴躁，没有度量。白乃和我商议，叫我去七军当参谋长，让何宣来第十五军接替我。他一再夸奖廖，并要我顾全大局，迁就一下。我答应去了。后来第七军缺了一个师长，我满以为白会给我去当的，但出我意料之外，他提升一个团长(程树芬)来当，我失望之余，第一次闹了情绪，想辞职不干了。
当时是在柳州，有一天，夏威忽然来看我，说白崇禧叫他来问我近来工作干得怎么样?我老实对他说，不想干了。夏问我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同廖磊合不来?我说不是的，我觉得白对我不够信任，没有什么好干的。夏对我解释了一番。隔日，廖磊给我看了一封白崇禧写给他的亲笔信，大意是说我们的团体 (指桂系)还要大发展，要注意观察和培养人才.合理使用，信中并列举了许多人的名字，说某等“俱良将也”，其中有我的名字在内。我看了这封信，顿即安心下来，打消辞意。这是白崇禧笼络干部的又一手法。
白崇禧也善于敷衍李宗仁，每当李回到南宁的时候，白就故意多到军校去，让总司令部的人员多请示李处理问题。有一次，在白的办公室，我见一个参谋处的人来向白请示汇报一件什么事，白说，“等我向总司令(指李宗仁)请示以后再说”。表示对李十分尊重。所以人们都说，李、白二人共事二十多年，配合得很好。其实，这是他们共同利害、互相利用的关系，到了国民党政权崩溃之后，李宗仁最后还是回归祖国，投向人民；白崇禧却坚持和人民为敌，跟蒋介石死在台湾，结果就完全两样了。这是后话。
白崇禧还会拉拢文人。他对马君武、李任仁、白鹏飞、梁漱溟、雷沛鸿等表面都很尊重；他又经常邀请一些省外的“知名人士”到广西参观，如江亢虎、胡适、罗隆基、伍朝枢等人，都先后到过广西，受到白的亲自接待，并赠送旅费。我知道他送给江亢虎的旅费就有大洋三千元之多。江曾向白表示，希望留在广西工作。
我对白说，此人靠不住，因为我在北京故宫见过江写给宣统皇帝的奏折，内容十分卑鄙。白接受我的意见。但对江仍以礼相送。胡适到广西，对白鼓吹“文化救国论”，说什么中国贫穷弱愚，要救中国，就必须从解决愚字入手，他反对广西整军经武。白当面和他争论，说民族大难临头，岂可一日无兵?又说：“止戈为武以战止战，战之可也”。
胡适无话，乃大笑，继说：“人各有志，我们各行其是吧”。后来白仍派潘宜之陪同胡适去武鸣参观民团，胡离开广西时，白又送给他一笔相当大的旅费，之后，胡适还是写了一些文章，吹捧当时的广西。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三五年)我已不当军参谋长了，而是当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副校长。
桂系办民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白崇禧把它当作他的“杰作”。他常对我说：“广西地方穷，不能养许多兵，办理民团不但对广西自卫，一旦国家对外作战，动员起来就马上可用。”他还引证管仲的那一套“轨、里、连、乡”的制度，把广西基层组织改为区、乡、村、甲，区设区长，乡设乡长，村设村长，分别兼国民基础学校校长。民团大中小队长，由省库给予生活费。民团干部学校，招收高、初中毕业生，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即派去当基层干部。白常勉励我，要我好好地把民团干部学校办好。校长是黄旭初兼，事实上他不大管事。倒是白崇禧经常来对学员讲话。
李宗仁、白崇禧有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叫“三民主义同志会”。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同志写过详细资料了。我虽然参加了这个组织，但知道不全面。我记得有一次，白对我说过：我们北伐的时候，军事上发展很快，但政治跟不上，老是跟着别人的屁股跑，一下子又被人踢开了，吃亏不小。现在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才能号召国民，同时，武汉失败的教训，就是因为内部没有一个组织，就容易被别人分化。我们之所以用“三民主义同志会”这个名称，就是表明我们是要实行三民主义的。“三自政策”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办法云云。其实，这个组织就是从蒋介石的复兴社抄袭过来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法西斯货色。
一九三六年“六一”两广事变，也就是两广军阀借抗日为名与蒋介石争权夺利。那时，桂系只是正规部队十七个团，临时把民团组织起来扩充到三十多个团，我被派充第二十五师师长，驻在与广东毗邻的岑溪县，准备支援广东。后来，陈济棠很快垮台，蒋桂和解。这事变，白崇禧不是主导，发动者是陈济棠。但蒋介石却把白视作眼中钉，一度要逼他出洋，几经周折，才妥协了事。蒋要白到广州会见，李宗仁怕蒋有杀白之谋，因而挺身而出，替白赴约。
事后，白对我说，“日本对我国不但蚕食，且要鲸吞，迟早不免要大打一仗，到那时候，蒋少不了我们”。因南宁离海岸线较近。他极力主张把省会从南宁迁去桂林，避免受日敌的海空军威胁，果然，翌年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抗战。李宗仁被任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被任为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桂系部队先后扩充为第七军、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八军和第八十四军，开赴前方作战，还有第十五军留守后方。
我先是当四十八军副军长兼师长，参加了上海大场一带同日军激战十多天。开赴前线之前，我在南京见了白崇禧一面，那时，他住在南京郊区张学良的房屋里，他对我说：“这次抗战是国际战争，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军人，守士有责，过去打的都是内战，现在是对外抗战，一定要拼老命，好好地打。但他又讲到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只有这点兵力，务必好好使用。”傍晚，他派一部小车送我去上海。(关于上海战役，详见另文)。上海战败后，桂系部队集中在安徽一带，李宗仁兼任安徽省主席，派我当民政厅长代理主席职务。
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六安就职，三月白崇禧到六安视察，我集合在六安的军政人员在省政府听白讲话，他分析抗战形势，详细内容记不得了，大意是抗战是长期的，要全面动员进行全面战争，不但要打军事战，还要打政治战、经济战、文化战；敌人想速战速胜，我们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就要长期把他拖住，“以空间换时间”，即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结合外援，最后把敌人打败。他说：“不要和敌人打阵地战，要打运动战、消耗战”。“积小胜为大胜”，“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物力，一定取得最后胜利。”但是他话说得好听，身为统帅部高级幕僚，为什么在上海一仗，我们明知日寇海陆空军的配合比我们强，却在那里动用了七十个师之多，去和敌人死拼呢?!那一仗，仅广西部队，就死伤了一万多人!
自从那次在六安听白崇禧的讲话之后，不久，我又回到军队里当四十八军军长，白去了武汉。从此我和他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我知道他曾经到过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之战；又到过广济指挥武汉外围战。我军虽在台儿庄打了个胜仗，但不久日寇迂回反攻，李白从徐州突围，险遭丧命。武汉外围战，在敌人的优势空军和重武器的火力猛攻下，我军只抵挡了十多天，武汉即失守。
此后，我四十八军在廖磊指挥下，退守以立煌为中心的大别山区。白崇禧去了桂林、重庆，更很少见面。但我听说他对如何保住桂系在安徽的地盘和实力，一直是非常注意。他在汉口的时候，就已建议，以廖磊兼任安徽主席，派陈良佐为民政厅长，协助廖磊。他叫陈先到汉口“面授机宜”，要陈把广西那一套做法带到安徽去，要注意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他还陆续派了一大批桂系中层干部到安徽充当县长、专员和其他要职。
那时候，除日寇和汉奸外，安徽存在着几种势力，一是以方治为首的国民党CC系，一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力量，一是国民党桂系，而桂系里面也有意见不一致的、矛盾错综复杂，互相倾轧，相当尖锐。廖磊和陈良佐依靠和接近进步力量，与CC和地方豪绅对立，在他的一年任职内，基本上维持了大别山根据地的抗战局面。当时，我还以为廖磊的思想有点偏左，后来才看出廖的为人最忠于白崇禧，他认为陈良佐是白派来的人，资历也不浅，就百依百顺，放手让陈去做。
同时，在抗战初期，且不管白崇禧出于什么动机，他是国民党里面，主张继续打下去的一个，他不但需要在大别山这个地方，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来支撑危局，我听说在桂林，有一段时间，他也容许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另一方面，他又别有用心地在桂林收容共产党的大叛徒张国焘，那是我的妻子亲眼看见并亲口对我说的。原来我的家人在汉口，武汉撤退时跟着退去桂林。在桂林，她经常和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来往。
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底或一九三九年初，有一天，我的妻子和马佩璋到会仙白崇禧老家去探望白的母亲，晚饭后，马佩璋对我的妻子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看一个人”。她们俩人就走到村里的一间小屋子里，看到一对长得胖胖的中年夫妇，一见到马佩璋就笑咪咪地忙着打招呼，送茶送烟，非常客气。马对他们也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表现很亲热的样子。
过后，我的妻子问马，到底他们两人是什么人。马说；他俩就楚“大名鼎鼎”的张国焘夫妇。因为在城里居住不好保密，所以把他们弄到我们的老家会仙来。她还说。白崇禧每月给张国焘生活费五百元，让他们好好的过日子。马一再叮嘱我的妻子，千万不要对外面泄露这个秘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白崇禧把张国焘夫妇送到香港去了。
一九三九年冬廖磊脑溢血病死。白崇禧迅即和李宗仁电商，以李品仙来替任安徽主席，并以韦永成来换陈良佐。李统治安徽九年，倒行逆施，贪污腐败，闹得安徽天怒人怨。(详惰当另写)我兼省府委员；无能为力。一九四三年夏，我到老河口去见李宗仁，适白崇禧也来老河口。我把李品仙在安徽的贪污腐败惰性向他陈述，但这回白听了，不但无动于衷，不久，他还迁就了李品仙，把我调离安徽。抗战胜利后，安徽省内外反对李品仙的浪潮，越来越猛。
我再次对白崇禧进言说，李品仙在安徽已声名狼藉，人心丧尽，不如把他调开。最后于一九四八年，李、白才荐夏威接替李品仙当安徽主席。但这时候，蒋家王朝已临末日，白崇禧还妄想要夏威搞什么“总体战”，在安徽作垂死的挣扎。他并要我当省改府委员兼皖南行署主任，协助夏威。是年夏，我到南京，白对我暗示将来安徽省主席还是由我来当，他勉励我先在皖南好好地干。他又问我，关于他自己的出处，是到外面去好，还是留在京好?我对他说：“平时是内重外轻，.乱世是内轻外重，现在还是乱世。有机会不如外去”。他点头默认赞同。
不久，他果然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到武汉去当华中“剿总”。(在此之前，听说何应钦曾向蒋介石推荐白当参谋总长，但蒋不同意。)接着他要我接替夏威当安徽省主席，此时皖北四十县已全部解放，只剩皖南二十三县。我明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作为。但一方面因对李、白有知遇之感，另外幻想以长江为界，可以苟延一个时候。
不久，白在武汉通电主和，逼蒋下野，我还以为他“英明果敢”，不失为识时务的“英杰”。原来他玩弄的是假和谈阴谋，经不起一截即穿。之后，他跑去台湾跟蒋介石一起，坚持反人民的立场，至死不悟，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遗臭万年，他的可耻下场，和李宗仁先生最后从海外回归祖国，受到人民的欢迎，留芳后世，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我自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光辉政策下，也得到了人民的宽恕和厚待，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
本文只谈我与白崇禧有关的事，因事隔三十多年，其中不免有片面或错误之处。至于桂系在安徽黑暗统治的详情，当另文叙述。（尚之）
来源：江右郎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