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走了！那缕光并未消失：在杨振宁先生的宇宙里寻找永恒

摘要：先生的离去，像深秋最后一片银杏叶的飘落，轻，却让整个天地为之一静。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南国一间朝西的书房里。夕阳的光线斜斜地穿过窗棂，在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暖黄色的菱形。光里有无数微尘，以一种看似无序却又遵循着某种深刻规律的轨迹，缓慢地漂浮、旋转、上升。我怔怔

那缕光：在杨振宁先生的宇宙里寻找永恒

文/鼎客儿

先生的离去，像深秋最后一片银杏叶的飘落，轻，却让整个天地为之一静。消息传来时，我正坐在南国一间朝西的书房里。夕阳的光线斜斜地穿过窗棂，在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暖黄色的菱形。光里有无数微尘，以一种看似无序却又遵循着某种深刻规律的轨迹，缓慢地漂浮、旋转、上升。我怔怔地看着这片光，这片因丁达尔效应而显现形体的光，忽然觉得，先生并没有走。他只是像这些微尘一样，卸下了“杨振宁”这个在时空中短暂聚合的形骸，融入了某种更宏大、更永恒的秩序之中——一种他穷尽一生去探寻、去描绘，并最终以思想与之合一的宇宙的终极之美。

这秩序，或许就写在他那最辉煌的贡献——“规范场论”的数学方程里。那是比诗更精炼、比音乐更和谐的语言。在普通人看来，那或许是纸上几行曲曲折折的符号，是抽象的迷宫。但在他眼中，那是宇宙的筋骨，是星辰运转、粒子生灭所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他所做的，是为万物寻找一个统一的、简洁的“道理”。这该是何等壮阔而又浪漫的追寻！我仿佛能看见，在芝加哥大学或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深夜，一盏孤灯下，他面对着满黑板的算式，像一个最虔诚的朝圣者，在纷繁复杂的现象沙漠里，艰难地跋涉，只为寻觅那道隐藏至深的、统御一切的泉源。当他与米尔斯先生一同写下那个方程时，一道闪电劈开了物理学的长夜，照亮了一条通往“万物理论”的康庄大道。后来的物理学家们，沿着他照亮的路，构建起描述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标准模型。这是人类理智的骄傲，是二十世纪科学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之一。而他，是那位最初的、也是最关键的凿壁借光者。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先生与另一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相比较。他们都拥有相似的、洞穿时空的深邃目光。爱因斯坦用E=mc²揭示了质与能的同一，用广义相对论描绘了时空的弯曲；而杨先生，则用他的规范场论，为我们揭示了支配物质世界基本力量的“对称性”之魂。如果说爱因斯坦重新塑造了我们对宇宙舞台（时空）的理解，那么杨振宁先生，则是为我们揭示了舞台上演员（基本粒子）们所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最美妙的舞蹈律动。他们的工作，一脉相承，都是对宇宙深层和谐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深情。

然而，先生的一生，又不仅仅是书斋与实验室里纯粹的理性之歌。他的生命轨迹，被更深沉的时代悲欢与家国情怀所贯穿，这使他的形象，在科学的巍峨雪山之下，又有了人间烟火的温暖与复杂。

他出生于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战火的颠沛流离中求学，深知一个民族落后于世界的苦楚。负笈海外，是时代与个人的共同选择，是为了获取最前沿的知识，“师夷长技”。我想，1945年那个登上轮船、驶向新大陆的年轻学子，回望硝烟渐远的故国海岸线时，心中一定充满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豪情与“去国怀乡”的忧思。他在异国的土地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1957年，与李政道先生一起，因提出“宇称不守恒”而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是让全体华人世界为之振奋的时刻。他的获奖，像一道强光，刺破了“中国人科学不行”的迷障，证明了华夏子孙的智慧，同样可以抵达人类认知的顶峰。我翻阅着当时的老照片，领奖台上的他，身着礼服，年轻，自信，目光锐利，嘴角带着一丝谦和而又自豪的微笑。那是一个东方之子，在世界科学的最高殿堂，赢得尊重的历史性定格。

可就在这荣誉的巅峰之后，历史的洪流却将他卷入了一场漫长的、与故土隔绝的悲剧。中美对峙的坚冰，阻隔了物理学的交流，更阻隔了游子归乡的路。我无法想象，在那些漫长的异国夜晚，当他仰望星空，想起大洋彼岸的亲人、师长、故友时，内心是怎样的煎熬。科学的成就可以超越国界，但一个人的情感与血脉，却深植于那片生养他的土地。这期间，他加入了美国籍。这一选择，后来曾被许多人不解甚至诟病。但我想，试图用简单的“爱国”或“不爱国”的标签去评判他，是何其的轻慢与残忍。在那特定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与个人生存发展的夹缝中，任何抉择都必然充满了外人难以体察的无奈与挣扎。这颗为世界描绘了最优美物理图景的头脑，却无法为自己描绘一条回家的坦途，这其中该有多少“此事古难全”的悲凉。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生命中那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1971年，当中美关系出现一丝解冻的缝隙时，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那是他阔别二十六载后的第一次回归。报道里说，他在北京机场，走下舷梯时，脚步急切，与前来迎接的父亲紧紧拥抱，泪流满面。那泪水里，有多少思念、多少委屈、又有多少看到祖国新貌的激动？从那时起，他将自己后半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科学与教育的复兴。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奔走呼号，搭建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他回到清华园，亲自授课，培育后进，将“杨-米尔斯理论”的种子，播撒在中华的土地上；他以其高瞻远瞩，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路径，提出了许多至今看来仍极具洞见的建议。

他的回归，与其说是一种“落叶归根”的传统叙事，不如说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在历经世事沧桑后，对生命价值与归属的最终确认。他将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他那世界顶级的科学视野、他对物理学未来的深刻洞察——带回了祖国。这是一种更高级的、超越了形式主义的报效。

晚年的先生，与翁帆女士的婚姻，同样引发了世俗的喧嚣。我无意于探究那些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只是在一些公开的照片和有限的文字里，看到了一位老人重获的宁静与温馨。在清华园的荷塘边，他们并肩散步的背影；在某个学术活动的间隙，他们低声交谈的瞬间……那是一种超越了年龄、超越了世俗眼光的相互陪伴与懂得。这或许是他严谨、理性甚至有些冷峻的科学生涯之外，生命赐予他的一份温暖的、感性的补偿。这让他的人生，显得更加完整，也更加人性化。

如今，先生以百岁高龄，安然离去。他几乎活过了整个二十世纪，并见证了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四分之一。他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与屈辱，也亲眼看到了她今天的崛起与腾飞；他参与了二十世纪那场激动人心的、改写人类知识图景的物理学革命，也看到了他的理论如何开花结果，孕育出新的革命。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现代史，一部个人命运与国族命运、科学进步紧密交织的史诗。

窗外的夕阳已经完全沉了下去，那片承载着微尘的光消失了，书房里暗了下来。但我知道，光并未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它可能正照耀着地球的另一面，可能正以光子的形态，在宇宙的真空中永恒地旅行。这多像先生啊。他的肉体生命熄灭了，但他所发现的那个关于“规范对称性”的真理，却已永恒地镌刻在人类的文明史册上，镌刻在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之中。他的思想，他点燃的火种，已经在无数后来者的心中传承、燃烧。

我打开灯，重新坐回书桌前。桌面上，正摊开着一本《物理学讲义》，翻到介绍“杨-米尔斯理论”的那一章。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在灯光下，仿佛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一座用理性和逻辑搭建起来的、无比壮丽的宫殿。这是先生留给世界的宫殿。他走了，但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宇宙的门。我们仰望他，不仅是仰望一位科学巨人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仰望一种生命可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那种对真理至死不渝的探索，那份对家邦故土九死不悔的眷恋，以及在那近乎神话般的生涯里，所展现出的、一个真实的人的全部复杂性、矛盾性与崇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