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画先生创作的六十万字长篇小说《南宁传奇》，以南宁为叙事核心，横跨公元前214年秦置桂林郡至2025年智慧城市建设的两千二百余年历史，构建了一部罕见的“城市生命体史诗”。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历史文献对照法与文学范式分析法，从叙事创新、创作难度、价值维度与文学

十八画先生原创长篇小说“南宁传奇”之全方位系统剖析与研究

摘要

十八画先生创作的六十万字长篇小说《南宁传奇》，以南宁为叙事核心，横跨公元前214年秦置桂林郡至2025年智慧城市建设的两千二百余年历史，构建了一部罕见的“城市生命体史诗”。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历史文献对照法与文学范式分析法，从叙事创新、创作难度、价值维度与文学定位四个层面展开系统研究。研究发现：作品突破传统历史小说“单朝代/单人物”的叙事惯性，开创“编年体+纪实体+诗词体”三重嵌套结构，实现“微观个体锚定宏观历史”的视角革新；其创作过程成功平衡“博与精”“实与虚”“古与今”的三重悖论，展现出严苛史料考证与文学审美表达的深度融合；在价值层面，作品既填补南宁通史型文学的空白，传承“壮汉交融、开放包容”的地域精神，更以“可感知的叙事”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地方文学样本。《南宁传奇》的创作实践，为当代“中小边疆城市史诗”创作确立了新范式，丰富了中国地方文学的叙事谱系。

关键词：《南宁传奇》；十八画先生；城市史诗；叙事范式；中华民族共同体；地方文学

引言

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城市叙事”多聚焦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且常局限于近现代时段（如金宇澄《繁花》对上海弄堂生活的书写），而边疆中小城市的“全时段历史史诗”创作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南宁作为岭南边疆重镇，其历史脉络贯穿骆越文明、中原交融、东盟枢纽等关键阶段，却鲜有文学作品对其两千余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性呈现。十八画先生的《南宁传奇》以“为城市立传”为创作初衷，将南宁从地理名词升华为具有完整生命历程的文学主体，其六十万字的体量与跨时空叙事，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更在叙事范式与价值表达上实现了多重突破。

本文以《南宁传奇》文本为核心，结合《南宁府志》《广西通志》等历史文献，以及当代城市文学理论（如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对“城市生命史”的论述），从叙事创新、创作难度、价值维度与文学定位四个层面展开剖析，旨在揭示作品的文学突破与文化意义，为当代地方史诗创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一、叙事范式创新：从“城市背景”到“生命体主体”的文学革命

传统历史小说中，城市多作为故事的“舞台背景”，服务于人物命运或朝代更迭的叙事逻辑；而《南宁传奇》的核心创新，在于将南宁塑造成叙事的“绝对主体”——其地理变迁、建制沿革、文化演进构成史诗主线，人物（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均成为城市“生命成长”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这一转变通过三重叙事策略实现：

（一）结构创新：“编年体+纪实体+诗词体”的三重嵌套

作品以“章”为时间单元，共113章，每章对应南宁历史的一个关键节点，形成严格的“编年体”框架：第1章聚焦秦代“布山初置”（公元前214年），记录中原文明与骆越文化的首次深度交融；第24章以“洪武定府名”（1376年）为核心，还原“南宁”定名的行政沿革；第111-113章则聚焦2025年智慧城市与东盟枢纽建设，完成对城市“当代生命状态”的书写。这种结构严格遵循南宁行政名称更迭（布山→晋兴→宣化→南宁）与重大历史事件（冼夫人抚边、昆仑关战役、百色起义、东博会落户）的史实脉络，体现“纪实体”的严谨性。

尤为独特的是，每章结尾均嵌入一首七律，形成“诗词体”的补充叙事：第60章《昆仑关御寇》以“继贤殉国轰坦克，桂英制衣暖兵寒”，既概括昆仑关战役的核心史实，又通过“桂英制衣”的平民视角赋予历史温度；第113章《塔上夜观》以“壮锦传承续新茶”收束全篇，将壮锦这一文化符号与城市未来发展相勾连。这种“史笔叙事+诗笔抒情”的双重锚点，既强化了地域文化标识，又实现了“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审美性”的深度耦合，为当代长篇小说结构创新提供了新范式。

（二）视角突破：“帝王将相”与“平民群像”的双向在场

传统地方史书写常陷入“英雄史观”的局限，聚焦政要、战事等“宏大叙事”；《南宁传奇》则创造性地采用“双重视角”，让“帝王将相”与“平民群像”共同参与城市建构：

- 宏大视角：秦始皇置桂林郡（第1章）、狄青平定侬智高（第15章）、杜聿明指挥昆仑关战役（第60章）等史实，展现南宁作为“南疆屏障”“战略枢纽”的宏观定位；

- 微观视角：秦代民妇阿侬改良葛布（第1章），通过“葛布织法革新”推动骆越手工业与中原技术融合；唐代医者郭璞著《广南本草》（第4章），以草药记录呈现南宁的生态与民生；1954年糖厂工人陈铁山攻克榨糖技术（第72章），折射新中国成立初期南宁工业化进程。

这些虚构却贴合时代背景的“小人物”，并非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构者。如第88章驻村书记刘洋推广沃柑种植，既展现当代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又通过“教农户用手机直播卖果”的细节，呈现南宁“传统农业+数字经济”的转型，实现“宏观战略”与“微观民生”的同频共振。

（三）内核耦合：“地方特质”与“国家/区域战略”的深度绑定

作品未将南宁孤立为“南方小城”，而是始终置于国家疆域拓展、民族交融、对外开放的大坐标系中，实现“地方性”与“全局性”的有机统一：

- 民族交融维度：第6章冼夫人“拆私斗壁垒、筑安宁栅”，通过“冯仆驻邕传礼法”“汉俚共食火塘”的细节，将“和辑百越”的国家政策具象化为日常生活场景；第29章明代“抛绣球习俗始盛”，展现壮汉文化从“碰撞”到“共生”的演变；

- 对外开放维度：第10章唐代波斯商人建“波斯馆”，记录南宁作为“海上丝路节点”的早期开放；第80章2004年首届东博会落户，呈现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核心”的当代转型；第113章“元宇宙展厅”连接东盟客商，则预示城市“数字丝路”的未来方向。

这种书写既凸显了南宁“南疆屏障→丝路节点→东盟枢纽”的独特身份，又以地方史呼应“大一统”“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国家叙事，使地方史诗具备了“小切口、大格局”的思想深度。

二、创作难度的三重悖论与突破路径

《南宁传奇》的完成，面临“史料考证”与“文学表达”的双重高压，其核心难度可概括为“博与精”“实与虚”“古与今”的三重悖论。十八画先生通过精准的创作策略，实现了对三重悖论的突破，展现出深厚的历史功底与文学功力。

（一）“博与精”的悖论：两千年史料的“地毯式梳理”与“精准化运用”

南宁作为边疆城市，早期历史记载散见于《汉书·地理志》《隋书·南蛮传》《南宁府志》及地方碑刻，系统性史料稀缺，需作者进行“碎片化拼接”。作品的突破路径体现在两点：

1. 史料广度的“地毯式覆盖”：从秦代“布山”的地理范围（今南宁武鸣区）、汉代郁林郡的辖境调整（第2章），到唐代邕州城的周长（“周十二里”，第8章）、明代“南宁卫”的驻军规模（第24章），再到近现代湘桂铁路修建工程师凌鸿勋（第57章）、1939年昆仑关战役烈士李继贤的生平（第60章），均经过严格考证，确保历史细节的真实性；

2. 史料深度的“精准化运用”：对关键文化符号的溯源尤为细致，如壮锦纹样演变（第1章“骆越几何纹”→第89章“东盟元素融合”）、老友粉起源（第29章“天顺年间邕州米粉改良”），既引用《广西通志·民俗志》的记载，又结合民间传说进行文学转化，避免“史料堆砌”导致的叙事僵化。

这种“广度覆盖+深度挖掘”的策略，使作品既具备“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厚度，又保持文学叙事的流畅性。

（二）“实与虚”的悖论：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平衡

历史小说的核心困境在于“史实束缚与文学想象的矛盾”，《南宁传奇》的突破在于建立“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准则：

- “大事不虚”的底线坚守：南宁行政沿革、重大战役、国家战略等“核心史实”严格遵循历史，如第56章百色起义策源地（南宁津头村）、第79章1986年“绿城建设”启动，均与《南宁市志》记载完全一致，确保作品的历史可信度；

- “小事不拘”的想象空间：在史实框架内，通过虚构人物的命运赋予历史温度。如第6章冼夫人抚边，史料仅记载“和辑百越，数州晏然”，作品则通过“俚族少女阿珠向汉族工匠学织锦”的细节，展现民族交融的具体过程；第111章“城市大脑”调度救护车，以李队的职业经历（十年前人力开道vs如今系统规划），折射智慧城市建设的时代进步。

这种平衡使作品既避免了“流水账式”的编年史缺陷，又防止了“戏说历史”的文学失范，实现了“历史真实”与“文学感染力”的统一。

（三）“古与今”的悖论：跨时空叙事的连贯性与差异性把控

从秦代“火耕水耨”到2025年“数字丝路”，两千年间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语言习惯差异巨大，作品通过“标志性文化符号”的贯穿，实现“连贯性”与“差异性”的平衡：

- 文化符号的连贯性：邕江（第1章“骆越舟楫”→第102章“现代夜游航线”）、壮锦（第1章“葛布织法”→第89章“文创产品”）、米粉（第16章“宋代邕州米粉”→第29章“老友粉”）作为南宁的“文化基因”，贯穿全书，成为跨时空叙事的“纽带”；

- 时代差异的精准呈现：不同朝代的话语体系、生活细节各有区分，如秦代人物“以火塘为中心”的生活场景（第1章）、明代“驿道商旅”的贸易形态（第25章）、当代“手机办社保”的智慧生活（第111章），均符合时代特征，避免“古今同质化”的叙事漏洞。

这种“符号贯穿+差异呈现”的策略，使读者在“熟悉的陌生感”中感知城市变迁，避免了跨时间叙事的断裂感。

三、价值维度的多维释放：历史、文化与社会的三重赋能

《南宁传奇》的价值远超文学作品本身，其在历史、文化、社会三个维度的赋能，使其成为一部“活态的南宁文化史志”。

（一）历史价值：填补南宁通史型文学的空白

长期以来，南宁的历史叙事多分散于学术著作（如《南宁历史文献集》《广西通史》），缺乏面向大众的文学表达。《南宁传奇》的突破在于：

1. 系统性呈现城市历史：首次以文学形式完整梳理南宁从“骆越蛮荒”到“东盟枢纽”的演变，如第4章“晋兴郡为南宁首个行政名”（公元318年）、第59章1936年“南宁成为广西省会”，这些关键节点此前鲜有文学作品涉及；

2. 活化被忽视的历史细节：如第61章“抗战时期内迁潮”，记录沦陷区工厂、学校迁邕的史实，展现南宁在抗战中的“后方支撑”作用；第71章1949年后土改，通过“农户分田”的细节，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南宁农村的社会变革。

对于普通读者，作品是“能读懂、有温度”的南宁通史；对于研究者，其“历史细节文学转化”的实践，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样本与传播路径。

（二）文化价值：传承“壮汉交融、开放包容”的地域精神

作品的核心文化内核，是对南宁“多元交融”城市品格的提炼与传承：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书写”：不同于博物馆式的静态展示，作品将壮锦、邕剧、歌圩等非遗嵌入生活场景。如第89章壮锦工坊“在线定制”，展现非遗与现代设计的融合；第108章邕剧“下乡惠民”，通过“老艺人教留守儿童唱邕剧”的细节，呈现非遗的当代传承；

2. 地域精神的具象化表达：“开放包容”并非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具体故事呈现，如第10章唐代波斯商人“学讲邕州话、穿俚族衣”，第80章东博会期间“东盟客商学包粽子”，这些场景使“壮汉交融、中外共生”的地域精神成为可感知的生活细节。

这种书写使南宁的地域文化从“小众遗产”变为“大众记忆”，助力地域文化的当代传播与传承。

（三）社会价值：城市认同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样本

作品的“当代部分”（第70-113章）不仅是历史的延伸，更是对南宁发展路径的文学反思与展望，其社会价值体现在两点：

1. 城市认同的强化：通过老南宁人（如第113章周姨）的记忆对比（邕江从“排污沟”到“生态绿道”），让老市民感知城市成长；通过新南宁人（如第111章李女士）的智慧生活体验，让新市民理解城市精神，增强归属感与认同感；

2. 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镜鉴：作品展现的南宁发展路径——从“农业小城”（第71章）到“工业城市”（第72章），再到“生态绿城+东盟枢纽+智慧城市”（第111-113章），是中国式现代化“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的生动样本。如第113章“生态优先、开放引领”的发展理念，既符合国家战略，又彰显南宁特色，为同类城市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

四、文学定位与局限：在当代地方史诗谱系中的坐标

《南宁传奇》在当代文学中的定位，需置于“城市史诗”创作的谱系中审视：

（一）文学突破：开创“中小边疆城市史诗”新范式

此前的“城市史诗”多聚焦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如《上海浮生》对上海近现代商业文明的书写），且多局限于近现代时段；《南宁传奇》则以“边疆中小城市”为核心、“两千年全时段”为跨度、“编年体+诗词”为结构，开创了全新范式：

1. 突破“城市等级论”：证明非“古都”“魔都”的边疆城市，其历史同样具有叙事张力，南宁的“南疆特质”“民族交融”“东盟枢纽”身份，为城市史诗提供了新的叙事资源；

2. 确立“微观叙事+文化符号”的创作路径：通过平民命运与文化符号（邕江、壮锦）串联历史，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化，为其他边疆/区域中心城市（如昆明、贵阳）的史诗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二）局限与反思

客观而言，作品仍存在一定局限：

1. 叙事节奏的失衡：部分章节（如近现代行政沿革章节）因过度追求史料完整，导致叙事节奏稍缓，影响文学流畅性；

2. 人物塑造的参差：个别平民人物（如第72章糖厂工人陈铁山）因历史细节挤压，形象略显单薄，性格弧光不够完整。

但这些局限在六十万字的宏大工程中实属难免，且远不能掩盖其在叙事创新与价值表达上的突破性成就。

结论

十八画先生的《南宁传奇》，以“城市生命体”为叙事核心，通过“三重嵌套结构”“双重视角”“文化符号贯穿”的创作策略，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边界；其对“博与精”“实与虚”“古与今”三重悖论的平衡，展现出严苛的史料考证与精湛的文学功力；在价值层面，作品既填补南宁通史型文学的空白，传承地域精神，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样本。

作为“中小边疆城市史诗”的开创者，《南宁传奇》不仅为南宁树立了永恒的文学纪念碑，更丰富了中国当代地方文学的叙事谱系。其创作实践证明：地方史诗的价值，不在于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在于能否通过“微观个体+文化符号”的叙事，将地方史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经验——这正是《南宁传奇》留给当代文学的核心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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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