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让我立刻想到他日记里反复提及的 "溺婴" 事 —— 作为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的州县官，他不是没试过阻止这种恶俗，可最后却只能看着悲剧反复上演，那些笔墨里藏着的，全是晚清底层百姓的无奈和制度的沉疴。

之前头条好友魔法晚风问我，杜凤治在广东任上有没有推行过什么实在政策，这些政策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这让我立刻想到他日记里反复提及的 "溺婴" 事 —— 作为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的州县官，他不是没试过阻止这种恶俗，可最后却只能看着悲剧反复上演，那些笔墨里藏着的，全是晚清底层百姓的无奈和制度的沉疴。

壹

杜凤治第一次直面溺婴，是在广宁任上的同治八年（1869 年）。

他在日记中写道："下乡催粮至螺岗墟，闻芦苇间有婴儿啼，差役言 ' 农家弃女婴，俟夜即毙 '。命抱回署，寻得父母，夫妇跪泣：' 已有三女，田仅一亩，完粮后粒米无存，不弃则全家饿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卷三）

杜凤治有些不忍，给了这家人二两银子，可半月后广宁教谕来报，说另一个村子又发现了溺死的女婴。

他后来才知道，溺婴在广东乡下早已成了 “惯例”。晚清广东农户年均收入约 10 两银子，而广宁县每亩田赋折银达 1.2 两，加上各种摊派，农户需用六成收入缴粮。

杜凤治在南海任上曾让衙役统计，同治十年（1871 年）正月至六月，仅九江乡就发现 11 起溺婴案，其中 9 起为女婴（数据源自《南海县丞署月报》）。这种残酷现实，在他日记中被反复印证："民非不爱子，实乃养不起。"

贰

为阻止溺婴，杜凤治也想过不少办法。

除了传统的教化，他还在广宁、南海设立 "育女堂"，告示称 "送婴入堂者，免半亩粮税"。他还自掏 300 两白银作启动经费，还申请藩库拨款，可却被布政使杨庆麟驳回："育婴乃州县细务，藩库无此专款。"（日记卷五）

更让他无奈的是百姓的顾虑 —— 有农户对差役说："送女入堂，即告官府家贫，日后差役必首当其冲。"（日记卷六）最终广宁育女堂仅存活半年，到最后只留下的 3 名弃婴，还都是差役从河边抱回的孤儿。

他也曾尝试严惩。同治十一年（1872 年），南海县丞报某农户溺死女婴，杜凤治将户主杖三十、罚银五两。

但广州知府冯端本告诫他："百姓已苦，若逼走农户，粮税何出？"（日记卷七）这让他顿悟：在 "催科为第一要务" 的官场逻辑里，人命不如钱粮重要。他在日记中感慨："罚一户而十户隐，总不能尽拘百姓。"

叁

最刺痛杜凤治的，是光绪元年（1875 年）罗定州的一起事件。据日记记载，某农户连生三女，第三胎仍是女婴，夫妇抱婴在河边徘徊终日。

杜凤治得知后给银一两助其营生，半年后却听闻女婴因寒冬无衣染病夭折。他在日记中画圈批注："予赠银救一时，难救一世。民之困，非官一两所能解。"（日记卷九）

晚清广东的溺婴恶俗，本质是 “贫困 + 重男轻女 + 官府不作为” 的死结。

肆

杜凤治任南海知县后期，溺婴记载渐少，但显然并非是恶俗消失。光绪二年（1876 年）他在日记中写道："闻河边又有婴啼，隶役劝勿往视，言 ' 年年如此，管不胜管 '。予遂隐忍未问。"（日记卷十）

这种妥协，源于制度性的无力 —— 他每年需向督抚送节寿礼超 2000 两，而育婴堂年需经费仅 500 两，在财政分配中毫无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杜凤治并非完全放弃了，他后面也一直为此努力。他在罗定任上曾联合乡绅设立 "保婴会"，劝富户捐谷救济，但因士绅多不愿出资，最终也沦为形式。邱捷教授评价："在晚清财政体系下，州县官连基本行政都难以维持，社会救济只能是奢望。"（《晚清官场镜像》第 217 页）

伍

大家要是多翻几篇我写杜凤治的文章，不难发现其中藏着不少矛盾。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我边读日记边梳理边写作的方式 —— 难免有前后衔接的问题。

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杜凤治的日记本身，就浸满了这种拧巴的矛盾：他曾为催粮烧抗粮者房屋，却又在日记中痛斥 "苛政猛于虎"；他深谙官场潜规则，却在目睹弃婴时写下 "心有戚戚，夜不能寐"（卷四）。这种矛盾，恰是晚清官僚的真实写照 —— 他们不是天生恶人，却被制度困在 "非贪即庸" 的怪圈里。

那些被溺死的女婴、抱婴痛哭的父母，以及杜凤治笔下 "未敢再问" 的无奈，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残酷的注脚：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所谓人伦道德早已被贫困碾碎。而杜凤治的挣扎也证明：在晚清腐朽的制度框架下，个体的良善终究抵不过系统性的崩塌。

来源：六得飞起一点号